一個母親想讓女兒「安樂死」的背後

「有什麼辦法，

能讓她死了我不犯罪？」

「早知道生的孩子有這個病，我才不會生下來。我就想著，怎麼能弄死她又不犯法呢？」照顧患有精神病的女兒周媛 18 年後，胡玉珍提出讓女兒安樂死。

7 月 22 日，伺候女兒吃完西瓜，胡玉珍忘了收起菜刀。午睡迷迷糊糊的胡玉珍聽到隔壁房間女兒起身，吐出一句讓她毛骨悚然的話，「我要拿刀砍死你」。

胡玉珍還沒來得及跑出去，便被拿著菜刀的女兒堵在房門口。刀子一下子砍在門上。

這次距離周媛上一次發病不足兩個月，胡玉珍扒開頭髮，露出硬幣大小的疤。當時周媛用玻璃瓶砸在她頭上，並且一刀劈碎了床頭的鏡子。

接連被女兒「追殺」后，這個 65 歲的老人控訴，公開表示希望對毫無貢獻的女兒實施安樂死。

周媛用刀砍傷自己留下的「血衣」

「弄點老鼠藥，葯死她吧」

「母親照顧病女 18 年屢遭砍」被媒體報道的第四天，胡玉珍回到和女兒周媛共同生活的家——河南平頂山的一棟老舊居民樓。

上世紀 90 年代，胡玉珍舉家從舞陽搬來平頂山。丈夫周國順有技術傍身，被一家國營工廠招來做技術員，月薪過千，膝下三個半大孩子。從鄉村到城市，一家人被村民稱羨為過上「好日子」。

結果，不到兩年光景，丈夫的工廠便發不出工資了。夫妻二人為三個孩子借錢籌措學費的時候，大女兒周媛的班導通知他們，周媛可以不用上學了——

這個孩子總打瞌睡，精神不好，建議去醫院檢查。

「精神病」

「不好治」

「用這個葯一瓶 50 多塊錢」

……

胡玉珍決定出來做生意貼補家用。她回憶當時的情況，上世紀 90 年代的平頂山，街頭的小商小販很多。靠著沿街叫賣杯子豆漿，自己頭一天早上就賺了三塊錢。

更大的厄運沒有放過這個已經困難重重的家庭，2013 年，丈夫周國順被查出肺癌，花光了家裡的錢並背上幾千塊外債。

胡玉珍記得那年春天格外漫長，「怎麼都過不到頭」。

最嚴重的一次，周媛拿著菜刀把衛生間的水管砍成兩截。滿屋都在噴水，周國順氣不過，拿雞蛋砸了女兒周媛的頭。

三個月後，周國順撒手人寰。死前跟胡玉珍交待，「等你管不了的時候，就弄點老鼠藥，葯死她（周媛）吧。」

周國順去世，周媛一滴眼淚都沒掉，只對著胡玉珍說了一句話：

「俺爸死了，你成寡婦了。」

胡玉珍繼續靠賣茶葉蛋、小玩具維持生活。兒子已經快兩年沒回來了，打電話也關機。她並不在意，覺得家裡一團糟，兒子不愛回來也情有可原。

好在胡玉珍還有個二女兒，這個在平頂山附近打工的姑娘，每個月能拿3000塊錢，基本都花在家裡，空調、冰箱、洗衣機，全是她出錢買的。

「錢不夠了就管她要，她一個小姑娘也花不了什麼錢。」

女兒周媛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媒體報道后瞬間登上頭條熱搜。直到這時，幾十戶鄰居才知道，自己和一個精神病人同住一棟樓長達 18 年。

胡玉珍手裡拿的是周媛最喜歡的玩具娃娃

被逼「上頭條」

胡玉珍每天早上五點起床煮雞蛋，颳風下雨從不耽誤。不同於其他人「本本分分」賣雞蛋，一塊錢一個的茶葉蛋，胡玉珍會添一個鵪鶉蛋給顧客。這讓她總是三個小時就能收攤。

回家后便開始和女兒最重要的交流活動——中午吃什麼：米皮、麵皮或稀飯。胡玉珍格外珍惜這種「沒話找話」的甜蜜，讓她覺得周媛是個「正常人」。

「要不這一天天的，能和她說啥呢？」

得病 18 年，周媛從來不主動出門。

卧室里老舊的小窗戶沒有防護欄，邊緣結了蛛網，周媛每天會來坐一坐。

女兒犯病的時候，一邊喊著自己的名字，『周媛』、『周媛』，一邊打自己，把臉都打腫了。

胡玉珍從來不敢近前，只能遠遠地看著、躲著。

周媛清醒的時候，有一回和母親不停地說，

「我成殘疾人了」

胡玉珍聽了，只能抹眼淚。

周媛的病越來越嚴重，被砸傷、被女兒拿著刀「追殺」，胡玉珍內心的恐懼伴著頭上的鮮血，一併「呼啦」湧出來。

女兒不受控制的病情正在把一家人逼上絕路。

社區給他們一家辦了低保、愛心卡，但這對於一個情況如此「特殊」的家庭無異於杯水車薪，遠不能支付周媛的住院治療費用。

無奈之下，胡玉珍選擇了向媒體求助。

「我撥了（平頂山）晚報的電話—— 4940000」，這個沒上過幾年學的老太太至今能背出的號碼，改變了一家人的處境。

當天登上平頂山討論的頭條，隨之而來的媒體採訪把胡玉珍一家送上「熱搜榜」，胡玉珍的一句「讓女兒安樂死」，觸動著人們的神經。

鄰居們坐不住了

被「頭條」影響的，還有周圍的鄰居。得知樓里住著一位精神病患者，還有可能會「砍人」，鄰居們坐不住了。

他們給胡玉珍塞錢、送東西，五十、一百，胡玉珍感受著溫暖。另一邊，大家也在委婉等待著一個答案——周媛什麼時候被送走。

在對精神病患者如周媛的救治問題上，當前的重性精神疾病社區管理走的是類似傳染病管理模式：

精神專科醫院確診的六類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社區接受治療和管理時，必須將患者相關信息通過各級疾控中心傳遞給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社區隨訪工作。患者相關信息是嚴格保密的，不對外公開，僅在為其提供服務時使用。

以北京市為例，據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閆芳介紹，在對重性精神疾病的社區管理方面，北京市的精神衛生防治體系與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并行。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專科醫院確診后，按照國家和北京市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疾病上報，通過市-區-街道三級精神衛生防治網路，患者信息反饋至社區從事精神衛生防治工作的人員，在社區定期回訪，患者病情波動時，從社區轉診至市區二級精神衛生專科醫院，病情穩定后回到社區繼續接受社區的服務和管理，從而形成一個閉環。

但在現實生活中，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

隨著時間推移，委婉變得直接。樓下開餐廳的老闆娘直言，周媛得被儘快送走，萬一拿著刀下來砍傷客人怎麼辦。

胡玉珍解釋，女兒從不自己出門，但沒人信。

鄰居們建了微信群，準備找胡玉珍的房東協商，無論如何，他們無法接受和一個精神病患者同住一樓。

周媛的危險係數真的那麼高嗎？

閆芳稱，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的比例並不比正常人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此類突發事件的比例不足 10%。一般來說，多數是有先兆的，只是公眾，甚至患者家屬未能很好地識別精神病患者病情複發的徵兆，這種現象尚未得到有效地控制。

她表示，「大多數精神疾病是可以預防和治療的，某種程度上，就和心臟病患者、感冒發燒的人一樣，『病』和『人』是應該分開對待的。而不能把精神病患者等同於這個人有問題。」

最終，紛至沓來的媒體，不僅讓周媛的病情得到廣泛的關照，也解決了鄰居們的擔憂。

曙光街社區的楊主任給了胡玉珍一句準話：把周媛送到焦店（位於平頂山市）的精神病院，錢不用操心，只管送過去。

胡玉珍覺得解脫了，終於不用擔驚受怕了；但這份解脫又讓她感到莫名的不適。

家裡有一台電腦，是胡玉珍的二女兒專門買來給姐姐周媛解悶的。幾年來，周媛也只會開機。

「《楚喬傳》還沒看到結局，媛媛就被送走了」，胡玉珍對著電腦發獃。

更多的「周媛」還在等待救治

一個周媛因為「安樂死」的頭條得到特殊對待，被送到精神病院；更多的「周媛」還沒有得到有效治療。

2011 年，衛生部前部長陳竺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精神衛生法草案說明時指出，精神疾病在疾病總負擔中排名居首位，約佔疾病總負擔的 20%。全國有 1600 萬名重性精神病患者，10%的人有潛在肇事肇禍傾向，可只有 2%的人能吃藥治療，住院治療人數不超過 10%。也就是說，逾百萬有潛在肇事肇禍傾向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處於無醫無葯無治療的狀態。

2004 年，國家啟動資金為 686 萬元的重性精神疾病病患治療項目（簡稱為「686項目」）。這是第一個由中央財政直接支持的精神衛生項目，旨在建立綜合預防和控制這些患者危險行為的有效機制，提高治療率，降低危險行為發生率，完善社區對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

據閆芳介紹，北京市在 2013 年就已經實施全覆蓋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門診基本藥品用藥免費；2015 年對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監護人提供每月 200 元的監護人看護補貼。

但在全國範圍內，精神病防治未列入財政預算，九成重度病人散居社會，因病致貧和「一人瘋 一家窮」的現象仍然存在。

在社會組織的救助問題上，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劉選國告訴《新聞周刊》，據他了解，在似乎還沒有針對精神病救助方面的專業公益組織，僅有部分省紅十字會依託醫院或專業機構成立了重大災害的心理專業救援隊。

根據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數據，2009 年全國至少有 5600 萬各類精神障礙患者尚未接受過任何有關的醫療服務。即使是重度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僅有1人接受過正規的精神科醫療服務。

地處黃土高原的咸陽市永壽縣是國家貧困縣。這個縣所轄的 11 個村鎮、19.16萬人口中，共有 400 余名精神病患者。

2013 年起，永壽縣出了兩個大案，一個精神病患者把村民活活打死；另一個精神病患者被家人鎖在院里，躁狂發作打死家人並煮在鍋里。

這些精神病患者被稱作「武瘋子」，家裡人把他們用鐵鏈子鎖起來。關在房子里，在牆角堆上土讓他便溺。

家人的耐心和錢財慢慢耗盡，於是一輛車把他們拉往別處，丟在街上。這之後，他們吃垃圾或挨餓，打人或被打，被抓起來或流浪在外。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是全國知名的三級精神衛生專科醫院，日均接診量在 1400 人次左右。近 800 名住院病人中，有將近兩成是長期住院，時間最長的超過 20 年，這也是精神病患者普遍面臨的現實處境 —— 被家人變相「遺棄」。

現在，周媛被送走了，大家都安生了。只是有時候，胡玉珍會看著旁邊的空床發愣：

「怎麼捨得真弄死她呢？畢竟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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