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顛倒的世界

千瘡百孔、奄奄一息的全球經濟現在表現出緩慢但確然的走出深度危機后萎靡的跡象。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成為現實——老實說只是有可能——2017—2018年世界GDP平均每年增長近3.6%，那麼將比前兩年的3.2%略有提高。金融大危機過去整整十年後，全球增長終於回到了3.5%的20世紀80年代后趨勢。

但這場往返旅程很難說預示著世界回歸常態。相反，世界經濟的「新常態」思想可能言過其實，它忽略了過去九年全球增長動態的一個反常的轉變。

在邊際上，最近的改善集中在發達經濟體，目前它們的2017—2018年預期平均GDP增長率為2%——比此前九年平均每年1.1%的前所未有的萎靡水平著實有所提高。其中美國相對強勢（2.4%），但預計將受到歐洲（1.7%），當然還有日本日本（0.9%）的拖累。但是，發達經濟體年增長率預計仍見顯著低於1980—2007年間2.9%的長期趨勢。

相反，發展中世界的速度仍將保持更快。儘管它們的2017—2018年平均增長率預計只有4.6%，比此前九年的水平低了大約半個百分點，但仍將比發達世界的擴張速度快一倍。毫不奇怪（至少對於我們這些從來不相信會出現硬著陸的人來說），發展中世界的優勢預計將集中在（6.4%）和印度（7.5%），而拉美（1.5%）和俄羅斯（1.4%）將是拖累因素。

這一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持續分化如今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從1980年到2007年，發達經濟體平均貢獻了世界GDP的59%（用購買力平價衡量），而發展中和新型經濟體加起來佔了41%的份額。今時已不同往日。據IMF最新預測，2018年這一比例將完全顛倒過來：發達經濟體佔41%，發展中世界佔59%。

世界經濟增長的鐘擺已經從所謂的發達國家嚴重傾向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新嗎？絕對新。常態嗎？遠遠算不上。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至少對我們對宏觀經濟學的理解提出了三個根本問題。

第一，是時候反思貨幣政策的角色了嗎？

發達世界復甦萎靡發生在史上最大力度貨幣寬鬆的背景下——政策利率保持零區間並且央行通過大幅擴表注入巨量流動性長達八年時間。

但這些非常規政策對實體經濟活動、中產階級就業崗位和工資的影響非常有限。相反，過剩的流動性溢出到金融市場，讓資產價格持續升溫，也為富有的投資者創造了豐厚的回報。不管你喜不喜歡，貨幣政策已經成為助長不平等性的工具。

第二，發展中世界終於打破長期以來對發達世界的依賴了嗎？

我早就指出，這種「脫鉤」論是子虛烏有，因為較貧窮國家一直是出口拉動型增長，這意味著它們的經濟與較富裕國家的外部需求掛鉤。但如今，事實是另一幅圖景。在危機后的2008—2016年期間，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下降到3%——只有1980—2016年正常值6%的一半。但是，在此期間，發展中經濟體的GDP增長几乎不受影響。這證明，發展中世界現在對全球貿易周期的依賴性大大降低，更加依賴內需。

最後，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的作用如何？

的再平衡表明很可能確實如此。歷史上，的出口拉動增長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再加上以為中心的全球供給鏈的快速成長，共同構成了我從來不信什麼脫鉤論的主要原因。但出口佔GDP之比從2007年的35%大幅下降到2015年的20%，與此同時，佔全球產出的比重從11%上升到17%。，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可能正是全球脫鉤的排頭兵。

這引出了一個更加強大的趨勢：產業結構的迅速變遷。第三產業（服務業）佔GDP之比從2007年的43%增加到2016年的52%，而第二產業（製造業和建築業）的比重同期從47%下降到40%。主要拜預防性儲蓄（體現了社會安全網的空白）所賜，私人消費佔總需求之比增長較為緩慢，但在這面形勢也令人感到樂觀。

事實上，電子商務的爆炸式增長表明了一條通往生機勃勃的新消費文化的捷徑，這條捷徑，今天的發達經濟體處於相近發展階段時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結構性變化的歷史上，變遷和冰山一樣緩慢，但的演進有如百米衝刺。

所有這些都表明世界與金融大危機前的主流世界已經截然不同，新的世界引出了關於貨幣政策的效果、發展戰略以及的角色的根本性問題。80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已經浮現出康復跡象，但必須用於以往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進步。世界已經顛倒，發展中世界的新活力讓發達經濟體的漫長萎靡黯然失色。這是一個新世界，但絕不是常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