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王小波印象：被「性」掩蓋的《黃金時代》

作為改革開放后早期的留美學生，王小波已經不再是單方面的控訴、揭露、亮出傷口給人看，而是著重強調了主觀能動性對環境的反作用，他帶有宗教精神的思想啟蒙與抗爭，給文壇與社會帶來了清新、古典的自由之風。

2014年電影《黃金時代》的海報一出，我以為是王小波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當時心裡一動，是繼續開放的新動向嗎？要不就是電影分級管理改革出台了？

仔細一看，女主角的穿戴明顯是民國時代的，原來是現代作家蕭紅的故事，白激動了！

我上大二、大三的時候（1994年、1995年），王小波的書已經開始零星出現，不知道是不是「正路子」（正版），肯定不是手抄本，也沒有網路版。

那時的書印刷質量差，翻開正版的《紅樓夢》，裡面的字還有些帶毛邊兒，怎麼看怎麼像油印的——彷彿當年國小時做的數學卷子。

同學中也有流傳，沒有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把癮就死》那麼流行，基本上被當作「黃書」看了，配合著那時名聲大噪的法國情色片《情人》（香港演員梁家輝主演）及其盜版光碟，也算是「視覺盛宴」了。

與很多曾經被禁的作品一樣，《黃金時代》也是走的「曲線救國」道路，作者王小波是美國海歸，利用「境外關係」在台灣《聯合報》連載，並在台灣出版發行。

儘管1991年《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報道了《黃金時代》在台灣獲獎的消息，但大陸出版社鑒於其雖然不反動，但思想情調不高，拖了幾年才勉強同意出版。

到今年4月，王小波去世整整二十年了，他的名氣從90年代一直「發酵」到現在。重讀《黃金時代》終於發現，那通篇瀰漫的「性」的愉悅與哀愁，其實只是作者故意包裹生活的、半透明的輕紗，影影綽綽，若隱若現。

結構上，從頭至尾就是一份後進分子上報給生產建設兵團的、如何亂搞男女關係的交代材料，能感到小說中的主人公「我」（「王二」）不斷陷入往事的閃回。

「我」的生活從知青女醫生「陳清揚」的困惑開始——「雖然所有的人都說她是一個破鞋，但她以為自己不是的。」

王小波不惜筆墨，在「小三兒」（當時的年代被稱為「破鞋」）的標籤問題上，反覆用煩冗的邏輯去「論證」，這個千夫所指的環境愈發有些沉重的肅殺感。

很快，作者觸及到了環境背後的邏輯。「我」在兵團放的牛都是被閹割的，而且「對於格外生性者，就須採取錘騸術……從此後受術者只知道吃草幹活，別的什麼都不知道」！

隱隱地，可以感受到奧威爾的名著《1984》中那種對頭部電擊后的一片空白、虛弱無力。

牛失去野性，人失去天性，統一的世界認同的標準下，統一的「三觀」制約下，一切歸於自上而下的秩序，這不就是秦始皇陵里成百上千的兵俑步調一致、統一的整體嗎？這不就是那種秩序化的個體淹沒嗎？

人為製造的輿論、集體無意識，已經凌駕於個體之上，並脅迫個體屈服於統一意旨。

「我」慢慢發現，「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於是「我」和「陳清揚」用「性」回到個體意識，用原始衝動維繫著作為人的尊嚴，兩個人還不約而同地將這段在西南邊陲的「放肆」的知青生活稱為「黃金時代」！

按照王小波的評述，這兩個小說中的主人公彷彿自己在插隊時餵養的一頭不受約束的豬（引自王小波的雜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用血性對抗周圍不友好、不善意、不公正的世界！

我起初認為，《黃金時代》是傷痕文學的延伸，從1977年劉心武那篇石破天驚的《班導》開始，到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李國文的《冬天裡的春天》、馮驥才的《十個人的十年》、諶容的《人到中年》等等，對那個特殊年代、特殊事件、特定人群的觀察與反思成為幾乎整個80年代的熱點。王小波90年代初的系列作品，很像這個潮流的尾聲。

要知道，這段歷史給新時期的人們留下的印記越來越淺，80后、90后、00后，誰還會關注這些四五十年前的事兒？

後來的對消費主義、市場經濟駕輕就熟的新銳作家韓寒、郭敬明等不再觸碰如此沉重的話題。

而且，主流意識形態也很少再提及那個時代——一個漸漸變成敏感詞的時期。

人是了不起的「儒釋道」通吃的民族，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人這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再大的政治事件、人間災難，不過是過眼雲煙，春去秋來。

同時，「選擇性失憶」的人會隨著官方的意旨，自如地調節思想深處的「開關」，「忘掉」、「關閉」不利於自己的，「牢記」、「開啟」有利於自己的。

劉心武曾撰文稱讚王小波的作品，我覺得其中的潛台詞可能是，《黃金時代》已經超越了傷痕文學。

1982年，從人民大學畢業的王小波開始創作《黃金時代》，中間經歷了人大、北大的教書生涯，以及後來到美國匹茨堡大學攻讀碩士，王小波不斷修改這部小說的底稿，中間還得到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國學大家許悼雲的指點。

王小波在海外研究的其實是唐代小說，也屬於東方文學的範疇，而視角已經完全不同。

作為改革開放后早期的留美學生，王小波已經不再是單方面的控訴、揭露、亮出傷口給人看，而是著重強調了主觀能動性對環境的反作用，他帶有宗教精神的思想啟蒙與抗爭，給文壇與社會帶來了清新、古典的自由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