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是怎麼開始寫作的

記者：朱又可

我是怎麼開始寫作的

我上到一年級就文革了。我的啟蒙教育很早，我爸爸教我識字大概是四歲，都是自學，第一個最正規的學堂就是哥倫比亞藝術學院。

我父親的教育方式是一個自由思考者的教育方式，他先發現你喜歡什麼。他也讓我拉過小提琴，但是後來覺得我不喜歡就不拉了。他發現我喜歡跳舞就帶我去求老師，發現我唱歌唱得很好也帶我去求師。

他不太禁止我讀書，比如什麼書是兒童不宜，他不管，他覺得你自己會有鑒別能力的，而且他覺得越小接觸大人認為不宜的東西越好，反而不覺得特別神秘和禁忌。

我的母親比較嚴格，會禁止我看一些書，我就偷偷地看。我們家的《西廂記》是我爺爺買的，很大，線裝的，這邊是圖這邊是字，圖很葷的，有時候搬出來看我爸爸也不管我，媽媽在家我就絕對不敢看。

上到文革就停學了，我爸爸被打倒以後我也不敢上學。學分數，我怎麼也弄不懂，我爸爸拍桌子打板凳地教，你怎麼這麼笨。後來我想到這些孩子被嚇成那樣，腦子「啪」一下就空白，斷電了的感覺。我到了小數點就沒學下去了。

我從12歲到軍隊的文工團，跳了8年舞蹈。

最早是1979開始寫作。我們部隊參加自衛反擊戰，當時記者很少，我說我想去，就批准我去了。我到後方的野戰醫院開始採訪，採訪傷員、從前線撤下來的小戰士，有一天夜裡就來了一千多個。採訪他們以後就覺得，舞蹈這個東西太不能表達我自己了。就像我爸爸當年從畫家轉行成作家一樣，我也大概是從那次轉行成了一個寫作的人。

當時我寫了幾首小詩，都發表了，因為很缺這樣的文章，就給了我一個三等功。我又去了一次前線，就使我徹底轉行了，轉到創作組。

文工團派我去寫報告文學之類。去的是雲南，最遠也就走到蒙自的野戰醫院包紮所。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我一直在前線做戰地記者，當時寫了很多文章。在那段日子，我發現，原來在一個舞者的身體里，休眠著一個作家的人格。於是，在調到部隊的創作組之後，我以軍旅作家的身份創作了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

嚴歌苓新作《芳華》是對軍旅青春的深情回望。同名電影由馮小剛導演，黃軒主演

8年軍隊生活為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我的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及中短篇小說《少女小漁》，均創作於這一時期。

1988年我收到美國新聞總署的邀請函，讓我去了解美國青年作家和藝術基金會，去七個城市訪問。這個訪問讓我覺得在美國做一個年輕作家是挺有意思的，他們相互之間的藝術的批評和讀書氣氛挺好的，我就特別希望到美國去留學。回到我就學英文。

我後來考上兩個學校，一個是水牛城布法羅大學的英文系，還有一個是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不是哥倫比亞大學，媒體的介紹都是錯的），因為給我全獎學金，所以我就去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

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在芝加哥，是一個私立的藝術學院，學校沒有任何學科跟藝術有關，最好的是電影系，寫作是其中的一個系，名字叫小說寫作。

我1990年秋天開始讀，一直讀到1995年。我閱讀英國文學原文的基礎是很差的，學校要求我從基礎開始學，我就去學莎士比亞了。

任何一個行當都有被訓練的餘地和空間。即使你是天生的小說家，被訓練以後，可以寫得更加省力，而且在學校你可以有紀律、系列地讀大量文學作品，用一個寫作者的眼光去讀，也用一個批評家的眼去讀。

寫作無非也就是讓你多寫，如果你是一個自由的狀態，不去上學就很懶，寫得少。在這個寫作班裡你必須寫，寫一個章節，一個片段，一個場景，一個特寫，每天不斷地實踐和體會寫作是怎麼回事，特別是一邊寫一邊閱讀，會進步很快。

嚴歌苓近照 攝影：周鵬

我很滿意，我到哪裡都是邊緣人

在美國留學時，一位女友打長途電話給我做媒，要為我介紹一位美國外交官。在女友公寓做飯時，一個年輕的大個子美國帥哥敲門而入，脖子上的吊牌寫著「勞倫斯？沃克」。我們握手，他竟然操著一口流利的東北方言說：「你好，很高興認識你。」就這樣，我們認識了。我很幸運和勞倫斯成為夫妻，多年來，我們行走了世界多個文化迥異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對照甚至衝突中，我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誰」，而這種存在感給予我更多思考的空間。在不斷行走、不斷閱讀、不斷聽說和不斷思考中，我對人性對歷史對民族深深的愛和痛，銘刻在每一個字的靈魂里。所以說我是「文學的吉普賽人」。

我這個人生活的經歷就是一個吉卜賽，到處跑，我沒辦法寫一個地方，我不是鄉土文學作家。

我覺得我到哪裡都是邊緣人，在是個邊緣人，在國外也是個邊緣人，邊緣人最大的好處就是對什麼他都不信以為真，不認為本來就應該那樣，什麼東西他都會保留一個質疑的、側目而視的姿態。這一點就讓我在西方、東方、美國、亞洲、非洲、之間，永遠都在比較的過程中，越比較越對自己國家的經驗敏感。對語言也是，人是這麼說的，英語是這麼說的，這個使我產生一次又一次對母語的新認識，也有對英語的認識。現在我逐漸地學德文，德文和英文也產生了對比。

哪裡也不融入，都是邊緣。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麼好處？自我邊緣化，自我放逐的這種自由感，讓我對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位置是非常滿意的。

我的出版社出過我的小說《扶桑》之後，第二本我寫了英文小說，就很順理成章地出了。我這輩子基本上沒有被退稿的經驗。小說當時出了以後，被BBC每晚連播，叫「睡前一本書」。所以我又被他們約稿去寫短篇，一直來約，我說我現在實在騰不出空來給你們寫英文小說了，我說我還是要寫中文小說。

最貼心最舒暢的就是和陳沖的合作

1995年2月，陳沖當選柏林影展評委，一天忽然她從柏林打來電話。她說：「我決定自己導片子——就拍你的《天浴》。」聽上去有點像心血來潮，我問什麼使她做了這麼大的決定。她說經她評選的許多影片大同小異，都是些現代人猥瑣、變態，精神委靡的生活寫照，沒有任何使人感到心靈升華，甚至連點詩意、浪漫都找不到。她說：「我就要弄一部《天浴》這樣的東西，起碼提醒一下自己，我們曾有過一個神聖的時期，哪怕自認為神聖。」

隔了兩天，我收到傳真，是陳沖改編電影《天浴》的初稿。她真的動手了。她的電話不斷，一方面問我對這些改編的意見，一方面似乎在說服我，甚至她自己。她說：「都在追求「Avant Garde」（法語：前衛、先鋒之意），什麼病態啦，不近情理啦，全成了「Avant Garde」，我看病態太泛濫了，反而正常感情，健全的人性該是當前最「Avant Garde」的！

等陳沖從柏林回到舊金山，她已寫完了《天浴》電影劇本的初稿。問她怎麼可能在當評委的繁忙中抽出空來寫劇本？！她說：「有激情啊！有時也因為時差睡不著覺。」

從那以後，陳沖基本上推辭了一切角色，包括一次和著名猶太裔導演兼演員伍迪？艾倫的合作。

《天浴》籌措資金、采景、選演員等一切事務，都由陳沖自己來做。有時她也苦笑，認為在自討苦吃——自已製片和導片所受的辛苦是做演員的十倍。尤其在好萊塢當演員，條件非常貴族化，各部門分工很細，做演員就是拿了錢演戲，演了戲走人，不必負太大責任。但她也意識到，電影最終是導演的藝術，只有做導演才能實現自己的藝術抱負，人格特色，以及思想、信念。只有做導演，才能改變好萊塢對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甚至偏見與誤解。她近年來越來越難接受推薦到自己手上的亞洲女性角色，她認為這些白種人概念中的亞洲女性，簡單得幾乎成了符號。要改變這種模式，創造真正的人的故事和形象，她自己必須投身於主創，選擇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方式（人的情感方式）來講故事。

我覺得最貼心最舒暢的就是和陳沖的合作，雖然我們就是像過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個劇本，然後倆人一塊做事情，貼心地談一些問題，比如沒有投資了怎麼辦等等，這種經歷終生難忘。

編劇比好萊塢編劇待遇好

進入好萊塢的編劇協會，你必須有一個在美國公映的電影，還要有美國大的製片公司請你做編劇的經歷，這樣我們就進去了。我問陳沖這是好事嗎？她說人家一輩子都想進還進不去呢，我說，那我就去吧。

加入了編劇協會，你就受協會保護，它會提前付費，福利上也有很多好處，包括當時有很高的醫療保險、養老金，再加上每年給寄當年奧斯卡最佳編劇獎的影片，可以看好多好的片子。編劇協會的成員有投票權，不過當時我在非洲，收到片子都第二年了，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投過票。

加入編劇協會是永久性的，成員的稿酬不能低過一個數，在美國來講那個稿酬是很高的。他們每隔一年就要罷工，然後稿酬就提上去一點，罷工期間你不能給任何人編劇，否則就要被這個協會踢出來。

不過在好萊塢做事有時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後來我單獨改了一個俄國作家的長篇小說。沒有拍成。我問，為什麼你們沒再提出修改意見，就不拍了呢？對方說，我們都是存著，什麼時候想拍就拿出來，我們存放的本子只有50%投拍的。

這使我覺得很沒勁，再來找我，我就不做了，我還不如用中文寫，至少能看到成片。後來沒多久陳凱歌來找我寫《梅蘭芳》。

美國的規矩是，最開始是製片介入，導演不介入。編劇協會有一個規定，簽在合同里：修改不能超過兩稿，不能無限制地讓一個編劇改。製片第一稿看完了提出意見改完，找到合適的導演他就去拍，如果找不到那就會一直放在那裡。導演介入以後，會再讓你改，那就是另外一單合同。

都是先付費，但是後面還有一筆，一旦開拍，它要根據整個電影的預算，付給你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一般大製作是1%到2%，小製作是要高2%到3%，編劇能得到幾十萬美金。

只要有飯吃，我不會當編劇的。我現在盡量就寫小說，我愛寫小說，寫小說在藝術上、時間上的控制都是特別自由的。我是酷愛自由的一個人。

編劇是我白天的工作，寫小說反倒像業餘的。實際上我現在寫小說的時間遠遠超過了編劇。我不去和評論界牽涉，或者是為得獎運作，誰也別想掐死我。編劇是比較純粹的，你編得好就掙錢，拍不拍不是別人的事，但你寫了就能掙錢，這是一個單純的供需關係。我可以用這個工作來保持我做另外一個工作的獨立性，就是說我不需要運作任何事情，可以清高地獨立地做人。

的編劇若要成功，是世界上最艱難的一件事情。在國內編劇圈，創作題材撞車很嚴重，的編劇和導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條路上。

但是編劇比好萊塢編劇強勢多了，待遇是蠻好的，一般來說超過好萊塢的編劇。好萊塢當編劇，據我了解一般是八九萬元（人民幣）每集，現在可能十來萬元，但在國內就遠遠不止了。我曾和張藝謀說，他花這個價錢可以請到很好的好萊塢編劇。在經濟方面，我們編劇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嚴歌苓新作《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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