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日本的思維慣性

甲午戰後日本的思維慣性

作者：韓東育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120多年，無論我們怎樣評價那場戰爭，戰後中日國際地位的乾坤逆轉，都是不爭的事實。僅就東亞地區而言，各國的模仿對象，已開始由轉換為日本。

日本的做法危害兩國友好合作關係

1896年起，清朝開始派學生赴日留學。到1906年，日本方面宣稱：留日學生已達16000餘人。時過80年後，官方再度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截至2010年10月，留日學生達到86173人，占外國留日學生總數的60.8％。

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已略超日本。不過，在經濟質量上，兩國的差距仍然很大，的人均GDP（4283美元）只有日本（42325美元）的1/10。儘管如此，日本官方的態度仍然發生了微妙變化，不友好的聲音日漸瀰漫，不友善的動作紛至沓來。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演出的一幕幕鬧劇，把中日兩國40年來的友好合作關係打回冰點。以安倍晉三為首的日本內閣，幾乎將中日關係引上了一條兵燹在即的不歸之路。

從恢復邦交早期的「政經同熱」，到十幾年前的「政冷經熱」，再到當下時局的「政經俱冷」甚至「劍拔弩張」，其實潛伏著一條中日國勢「此起彼伏」的曲線，從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思維慣性。若從晚近言之，這一慣性可追溯至甲午戰爭以來沉積於部分日本人心理基底的思維結構，我們可稱之為畸形的「落差—權力」結構。

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形成思維慣性

就地緣政治而言，某個國家若想確立自身的區域優勢並有效地維護區域秩序，「落差—權力」結構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指出：「和所有從屬國之間的巨大差距是朝貢體系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這種體系長期特有的穩定性的根本原因。……換句話說，以朝貢體系為依託，國家間被拉大的差距培育出了潛在的穩定性。」

明治時代的福澤諭吉無疑深諳此道。他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翻版於近代化名義下的東亞老問題，而這種翻版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以「禮樂征伐自東洋出」取代「禮樂征伐自中華出」，即以所謂「國民國家」取代「華夷體系」，以所謂「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蠻」，以所謂「資本經濟」改造「自足經濟」。這三大「落差」，與明治維新的三大口號——「富國強兵」、「文明開化」和「殖產興業」之間，互為詮釋，彼此對應。1894年甲午一役，日本構建的這一「落差—權力」結構在東亞正式確立。

戰後日本連續發動侵略戰爭

日本對上述結構的維持方法，往往是「武威」有餘而「禮樂」不足。當他們在甲午戰爭中初嘗勝果后，一個近乎「祖訓」的判斷，已給日本的周邊政策賦予了至今亦無法超越的規定性。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高級間諜宗方小太郎向政府建言：「昔日識者曾認為，中日兩國間若無大戰，則不能大和；大戰而大勝之，彼始知我之實力之不可敵，至此方可收協同之效也。」

日本後來連續發動的侵華戰爭證實，日本不允許的國力與日本接近，更不允許超越日本。其黷武軌跡表明，日本對甲午戰爭之前以為中心的「落差—權力」結構和戰後新的走向，顯然存在認識誤區。日本無法解釋的是，在長達500年的華夷秩序下，明清兩代為什麼從未對日本構成任何威脅，反而不斷面臨來自倭寇的侵略。這意味著，安倍內閣目前的所作所為，只應歸因於他們不懂歷史。惟其不懂歷史，在面對復興時，日本便只能回到誤讀歷史的「祖訓」去尋找答案，但這對日本卻構成了十足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