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劉素貞：「時間交叉點」與兩種「結局」的可能 ——再論路遙對《人生》中「高加林難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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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的《人生》是一個極有張力的文本，不斷被重溫和解讀。這部小說的成功在於其蘊含的強大生命力和對80年代初農村社會改革前夕的真實記錄和剖析。近些年有很多年輕的學者對《人生》進行了多角度和多層次的解讀，帶我們重新打開了這個文本，看到了很多隱含的問題，以及當下農村問題的由來和一步步的深化。本文試圖在《人生》「城鄉交叉地帶」這一空間之外，從「時間交叉點」去進入文本，結合《人生》初稿和定稿兩個不同的結局、高加林人生際遇兩種不同的出路，去重新討論「高加林難題」以及路遙對「高加林難題」的回應。

編者按

感謝作者劉素貞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感謝文藝爭鳴公眾號授權轉載！

「時間交叉點」與兩種「結局」的可能

——再論路遙對《人生》中「高加林難題」的回應

1982年當代文學史上誕生的「高加林」與「《人生》」已然成為一個無需解釋的符號。正如毛尖在一篇短文《賣了良心才回來》中所說：「八十年代有一本風靡大陸的小說，是陝西作家路遙寫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費金一樣，人名變成了辭彙。一個男青年，離開故鄉進城，在城市裡積極奮鬥，城市女朋友立馬把家鄉的姑娘給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麼容易站穩腳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從回了原地。這樣的男青年，我們統一稱他為：高加林。」路遙的《人生》是一個極有張力的文本，不斷被重溫和解讀。高加林的形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對他既認同又否定，既讚賞又可惜，既批判又辯護，多少人從他身上自動投射，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時代的痕迹。這部小說的成功恰恰在於其蘊含的強大生命力和對80年代初農村社會改革前夕的真實記錄和剖析。

近些年有很多年輕的學者對《人生》進行了多角度和多層次的解讀，帶我們重新打開了這個文本，看到了很多隱含的問題，以及當下農村問題的由來和一步步的深化。董麗敏、楊慶祥、黃平和楊曉帆等都在重讀《人生》中重新討論高加林以及「高加林難題」。董麗敏在《知識/勞動、青年與性別政治——重讀》中，引入公/私、知識/勞動、男性/女性等多重對立關係結構來探討《人生》中的農村社會公領域的潰敗與私領域的利益化，知識邏輯取代勞動烏托邦再度重返歷史舞台，階層固化導致青年人遭遇向上流動的天花板，性別政治參與了階層分化的歷史邏輯合法性的建構等問題。楊曉帆在她的博士論文《「柳青的遺產」：「交叉地帶」的文學實踐——路遙論》中，以路遙繼承「柳青的遺產」為視角，從「社會主義新人」再造的角度，討論了從梁生寶到高加林，從「交叉地帶」出發透視城鄉差別中的高加林代表的農村青年個人主義奮鬥之路，她強調：「路遙的矛盾在於，他終究沒有走向於連式的徹底的個人主義，當他以柳青《創業史》中的段落作為《人生》題敘時，他所認同的文學傳統本身已經構成對高加林人生觀的質詢。」

本文試圖在《人生》「城鄉交叉地帶」這一空間交叉點之外，從一個「時間交叉點」去進入文本，從《人生》初稿和定稿兩個不同的結局，高加林人生際遇兩種不同的出路，去重新討論「高加林難題」以及路遙對「高加林難題」的回應。

路遙

《人生》以高加林的個人奮鬥為主線，寫了一個農村知識青年勇闖城市，落敗后回歸農村的故事。小說中還有一條副線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討論，這條副線就是：農村正在經歷一場非集體化的改革。這條副線不僅只是故事發生的布景，而是故事本身至關重要的意義。

小說中高家林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獨特的空間交叉點——「城鄉交叉地帶」，這個空間交叉點得到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高度肯定，認為路遙發掘了當代文學中非常有價值的敘述空間。但是高家村還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交叉點——農村集體化後期，包產到戶前夕，高家村正在面臨國家新一輪農村改革。而這個時間點是非常關鍵的，因為處在農村集體化時代的末端，才有高加林的困境，而處於包產到戶的前夕，高加林的進城失敗回鄉就會顯得意味深長。如果從時間交叉點上去重讀這個故事，文本打開的方式會有些不同。

應該說，路遙在1979年初著手寫這個故事的時候，陝西的農村改革正在拉開序幕，而到1981年夏天他完成初稿的時候，農村包產到戶基本已經完成。

路遙與其同時代的陝西作家區別在於，他沒有像賈平凹、陳忠實一樣正面描寫農村改革的進程以及對農村社會產生的變化，而是以「個人奮鬥」來探討農村改革中集體與個人的關係問題。小說沒有正面展開這個「時間交叉點」，而是通過兩次對高家村最高政治勢力——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心理活動描寫，來點明這一重大農村社會改革已然到來，而大隊書記高明樓對這一改革洪流進行著最後的負隅頑抗。

楊曉帆

楊曉帆指出：「路遙所面對的，就是階級鬥爭之後的主體存在問題：即一個被拋出階級共同體、從公社甚至宗族家庭中出走的『個人』。路遙恰恰處於社會主義的危機時刻。農民的命運，人和土地的關係，農村何去何從，如何將幾億農民安置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中去？」高加林作為農村社會內部培養的有為青年，他的出走是主動的、覺醒的，所以對農村社會共同體的破壞是巨大的、徹底的。高加林之路代表了在農村集體內生的個人，卻無法安放，個人經歷一場必然失敗的抗爭之後，最後被迫回到鄉村共同體，卻無法回歸共同體。尤其是他的出走和回歸都發生在農村集體化即將結束，共同體即將分崩離析，個人紛紛崛起的時刻。這真是一個躁動、不安、複雜而危機的時代。

路遙筆下的高加林是一個農村文學青年，有才華，關心時事政治。文中多次重複性地敘寫高加林對現代主流媒體的關注，對政治、經濟和國際形勢的渴慕：

「他從國中就養成了每天看報的習慣，一天不看報紙總像缺了什麼似的。」

「從報架上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青年報、參考消息和本省的報紙取了一堆，坐在椅子上看起來。」

「他首先看人民日報的國際版。他很關心國際問題。曾夢想過進國際關係學院讀書。在高中時，他曾釘過一個很大的筆記本，裡面虛張聲勢地寫上中東問題、歐洲共同體國家相互政治經濟關係研究、東盟五國和印支三國未來關係的演變、中美蘇三角關係中美國的因素等等胡思亂想的研究題目。」

高加林關心時事政治，尤其是國際問題，他的精神生活與現實的農村生計格格不入甚至截然對立。小說中還特意安排了一場高加林與黃亞萍之間有關「現代知識」的才藝表演，雙方展示了各自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和能源形勢的掌握和分析。如很多研究者所論及的，這場極為誇張的表演，一切都遠離當時的國內日常生活，尤其遠離高加林的日常生活。

令人費解的是，高加林時刻通過關注各類重要黨報和主流媒體來掌握國家大事，在他的視野和意識中卻自動過濾了所有與當下農村社會相關的信息。在1970年代末關於農村改革的重大討論、決定、方案和信號見諸所有重要的廣播和報紙，這一場事關農村社會的重大改革在小說中也從未提及，高加林不關心、不關注、也從未重視過這一與自己、與高家村全體村民、與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改革政策。這一刻意的自動忽視或者視而不見，其背後的冷漠、逃避和反感，令人震動。

《人生》

高加林的閱讀、知識、才華和集體勞動、經濟發展、農村現代化建設完全不發生關係。讀書成為了與之相對立、甚或凌駕在其之上的一個指向。究其原因，高加林作為農村培養的知識青年代表，要掙脫公社、階級、集體和鄉村，進城。就連國外的當代史家也清醒地意識到了，「年輕的農民，特別是當他們從報紙和收音機以及現在日益增多的電視機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們可能感到沮喪。1979年在一所農中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僅6%的學生想當農民；在一所城市國小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只有0.5%的學生想當農民。隨著農民受教育的機會日益增多，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意識到地區之間和鄉村之間存在的不平等，而且來自較貧困地區的那些人會驚奇為什麼會存在這種不平等。」

高加林的痛苦代表了七十年代末農村知識青年的共同思想苦悶，前三十年農村現代普及教育給予了農村青年以城鄉不平等的認識，現實卻無法給予農村青年以出路，農村青年與身處其中的農村疏離，卻被精神嚮往的城市拒絕，處在一個無法兩全的尷尬境地。而高加林更為突出，他被下了民辦教師之後，就再也無法融入鄉村共同體，他所有的消極懈怠、自我虐待式勞動、賣饃的狼狽，甚至與劉巧珍的戀愛更多是出於情感的慰藉和對鄉村社會的逆反。高加林唯一一次對農村社會的直面介入，就是一場被喻為失敗的「衛生革命」——水井漂白粉事件。楊慶祥曾經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表面上看，衛生革命不過是高加林與劉巧珍愛情之間的一個插曲，『衛生革命』發生之時，正是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處於半地下狀態並遭到雙方家長反對之時，高加林通過與劉巧珍一起公開騎車去縣城的行為，完成了一場小小的愛情』示威』。……但從更深層的角度看，衛生革命同時也是高加林為了顯示其個人主體地位和話語力量，向其生活的環境發起的一次小小挑戰。這一挑戰的結果並不容樂觀，村民們發現水井被放了漂白粉以後拒絕飲水，並職責高加林等人的行為，作為最主要的』肇事者』高加林選擇了迴避，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在事件的現場，他的觀念通過兩類人在現場得到了表達：一類是和他一起放漂白粉的幾個青年人，但被幾位長輩罵了個狗血噴頭，另一個是高中畢業生劉巧玲，她用所學的化學知識來解釋高加林的科學行為，但是卻遭到了一致的嘲笑和奚落。」

對於楊慶祥這一精彩的分析，我想補充的是，此時的農村社會是一個公領域集體潰敗的危機時刻，以大隊書記高明樓為代表（以及馬占勝和未正面展示的公社書記）的黨在農村基層的官僚化和腐敗化，高明樓不僅未承擔起黨在基層的正面領導和建設作用，反而走向反面，以權謀私、腐敗和蛻化，帶頭抵制農村改革，因一私之利對上級政策陰奉陽違；經濟領域的「二能人」劉立本，他只關注個人私利，無法承擔起一個帶領集體共同致富的責任。兩者的聯姻更是一種農村政治和經濟勢力的合縱連橫，把持著鄉村共同體的上層。國家層面對農村的過度汲取和權力放逐，而鄉村共同體公領域本身的潰敗，讓農村社會環境更加惡劣。這個集體化後期危機重重的農村社會，急需一股改革的新勢力來主導、挽救和突破。唯一可以與此相抗衡或者說有望引領鄉村共同體的知識力量和青春力量集中在高加林身上。

高加林通過這場「衛生革命」第一次主動介入農村社會公共事業，進行了一場實驗性改革，他帶著巧珍從縣城裡買來漂白粉撒到水井裡，以改善水質。但是此舉遭到村民紛紛質疑，這本應該是一個如《創業史》中梁生寶振臂一呼，用現代的知識、科學來啟蒙、革新鄉村社會，以獲取鄉村共同體領導權的關鍵性時刻。

匪夷所思的是，在這一時刻，作為村中「三能人」的高加林缺席了。

創業史

這一缺席，註定了高加林在被下了民辦教師之後，在試圖改革和領導鄉村共同體道路上的失敗，意味著高加林代表的知識話語權被無視，從精神和價值上徹底被鄉村共同體拋出。另一方面，也說明從《創業史》到《人生》，農村有為青年的知識體系和精神關注已經「生活在別處」，非但承擔不了鄉土社會的維護和領導責任，反而最終成為鄉土社會的破壞者。高加林的破壞在於對巧珍——這一鄉土所有美德和傳統集中象徵——的拋棄和傷害。這既是高加林為代表的農村知識青年對領導和維護鄉村共同體的主動放棄，又是鄉村共同體對高加林為代表的知識青年整體的不信任和拋棄。這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雙重否定和互相拒絕。

但是，集體化即將解體，危機重重卻又即將分崩離析的農村社會還有沒有出路？高加林這樣一個農村社會的「在而不屬於者」，甚至是背叛者和破壞者，回到農村之後，以什麼樣的姿態介入，是否可能承擔起農村社會建設的責任，從而給農民和農村的命運帶來一種希望和可能？更為重要的是，農村集體化即將解體，鄉村共同體還能否維繫，如何維繫？路遙通過對巧珍出嫁的描寫表達了自己的憂思，也試圖傳達出一種出路的信號。

《人生》中描寫了很多鄉村的風景，關於民俗著墨不多。路遙雖然是一個關注「城鄉交叉地帶」的農村題材作家，但他顯然不是一個注重刻畫鄉土民俗的作家。不過，《人生》卻有一個重要的情節，罕見地通過一場民俗來寫巧珍的出嫁。

在與高加林的現代式戀愛失敗后，巧珍深陷痛苦，在感情受挫、名譽受損之後接受了馬栓的求婚，希望儘快舉行婚禮，並且執意要按照舊式的迎娶方式出嫁。父親劉立本覺得有點作難，跟自己的親家高明樓商量：

「現在主要是巧珍有點賭氣，要按咱過去的老鄉俗行婚禮，這……」

「不怕！」明樓決斷地說，「就按娃娃的意思來！現在黨的政策放寬了，這又不是搞迷信活動哩！你就按娃娃說的辦！這幾天要是忙不過來，叫我大小子和劉巧英給你們幫忙去……」

從父親劉立本和書記高明樓的反應來看，舊式的「老鄉俗」婚禮在80年代初的西北部農村已經很罕見，至少在文革「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和舊習慣）運動中被作為落後的封建迷信殘餘遭到官方取締，在此重壓之下，「許多農民避而不搞以生喪嫁娶為目標的傳統儀式」。婚嫁是農耕社會最重要的民俗禮儀之一，承擔著鄉村和宗族共同體的凝聚和組合功能。革命時代逐漸改造了這樣的民俗，以社會主義新道德取代舊風俗，去除了婚嫁儀式中禮儀的合法性。著名的《小二黑結婚》就是寫農村婚嫁，如何破除舊式的農村婚姻以及舊式農村嫁娶繁文縟節，是與革命、解放、自由和關於現代性的追慕與想象分不開的。路遙寫作《人生》時，同時期老作家馬烽也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結婚現場會》，就是通過舉辦一場現代的農村新式集體婚禮，以破除農村舊式婚嫁習俗中的媒妁和彩禮等惡習，破和立的問題，農村婚嫁的方式選擇是與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同向同行。

巧珍這樣一個「不像農村姑娘」的農村姑娘，為什麼要特意選擇這一種前革命時代的、傳統的、鄉土的「老鄉俗」嫁娶儀式？如果像劉立本說的，巧珍是賭氣，那麼以她一心嚮往追求高加林式的現代的、城裡的生活方式而遭到拋棄，她完全可以要求甚至更應該要求仿照當時縣城裡的姑娘最時興的現代迎娶儀式風光出嫁，相信馬栓和劉立本完全可以接受並且做得到。

黃平

一直以來關於這一點甚少有關注。黃平在近期一篇未發表的論文中有所談及：「被嚴重傷害的巧珍，退回到鄉村共同體的深處以求得庇護與安慰，要求婚禮完全採用舊式風俗。」他關注到了這場不同尋常的出嫁，認為巧珍的選擇是「退回到鄉村共同體的深處以求得庇護與安慰」。然而，巧珍這種選擇僅僅是一種個人退守性的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嗎？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厚夫撰寫的《路遙傳》里曾經提及到：「在細節處理上，路遙特別認真。他寫到巧珍要出嫁那章時，專門找了幾位甘泉縣城裡的老人採訪，這章前前後後反覆了好幾回。」從中不難看出，這段出嫁是路遙有意為之。他為了寫好這章，特意向深通當地民俗的老人去獲取資料，我認為這不僅僅是處理一個細節真實性的問題，而是路遙別有深意。路遙刻畫的巧珍，不僅有著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小芳」式的美貌與美德，更強調她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強烈的精神追求，我認為路遙讓劉巧珍這樣一個具有內在深度和人格完整的女性，選擇自己的出嫁方式不是簡單的賭氣，而是一種有意義的選擇。巧珍的嫁娶儀式確實是回歸、甚至是復活了前現代的鄉土。但是這在社會主義集體化即將分崩離析的時代是不是有著一定特殊的含義？是否傳達出路遙一種暗含的方向和旨歸？

這場不同尋常的民俗婚嫁，在危機潛伏的高家村裡重新凝聚起了鄉村共同體，包括高明樓、劉立本都參與到共同體維繫中，唯一缺席的是高加林一家和德順老漢等維護高加林的一方。路遙讓劉巧珍迅速出嫁馬拴，斷了高加林回鄉后與巧珍結合的退路，如後文所要論述的，也許本意是讓劉巧玲登場，給高加林另一條出路。但路遙讓巧珍以「老鄉俗」婚禮出嫁，更是對巧珍回歸鄉土、維護鄉村共同體的落腳。他對巧珍出嫁著墨很多，儀式越隆重、越鄉土、越講究、越著重細節，就越顯示出傳統的厚重、能量、凝聚力和神聖感，越襯托出高加林與黃亞萍的現代城市戀愛方式的輕浮、飄渺和虛幻。

巧珍由於不識字，缺乏進入現代的可能性，是鄉土的堅守者與慰藉者。巧珍放棄追求高加林時的現代化幻想，而尋找傳統和鄉土，並再往回看，回到前現代的鄉土世界深處尋找力量，而正是這樣的舊式民俗卻恰恰凝聚起了鄉村共同體，或者說是「根」。我並非想說明路遙這裡不經意顯示的「鄉土尋根」與1985年後的「文化尋根」有什麼內在關聯，但至少在路遙這裡，巧珍復歸的傳統維護了農村社會共同體，恰恰是即將面臨解體的農村社會藉此維繫的力量。

巧珍出嫁時，母親給她戴上了一塊紅絲綢，這是「老鄉俗」婚禮必不可少的紅蓋頭。這一塊紅絲綢很有可能是巧珍母親當年出嫁用過的蓋頭，如今在巧珍的婚禮上延續。不由得會與高加林送過巧珍的紅頭巾聯想在一起：

「高加林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麼地方見到和巧珍一樣的姑娘。他仔細回憶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過一張類似的畫。好像是幅俄羅斯畫家的油畫。畫面上也是一片綠色的莊稼地，地面的一條小路上，一個苗條美麗的姑娘一邊走，一遍正向遠方望去，只不過她頭上好像攏著一條鮮紅的頭巾……」

高加林是從一個現代城市青年的視角，出於現代藝術中對鄉村姑娘的想象而愛上巧珍，又用現代藝術的移情來包裝巧珍，高加林送給巧珍的唯一愛情信物就是一條紅頭巾。巧珍出嫁的時候母親卻為其蓋上了紅蓋頭。紅頭巾和紅蓋頭，一個是現代，一個是傳統，一個現代藝術，一個傳統民俗，一個是現代文明人視覺里的鄉土想象，一個是鄉土文化一直未中斷而接續上的禮俗。

在這個意義上，巧珍向高加林進行了徹底的告別，也是向高加林所代表的現代個體對共同體的否定姿態進行決裂。巧珍是鄉村共同體的堅決擁護者，也是路遙某種程度上對高加林式的現代文明追求和鄉村出走道路的否定。巧珍以身體的出嫁和精神的皈依通過一場民俗婚嫁回歸，放棄了高加林式的啟蒙、知識、教育、個人和奮鬥等現代性追求，而且更進一步，也一定程度上拒絕了當下的革命、解放、改革和社會主義，回到了前現代和前革命時代的鄉土，回歸的是傳統而從未斷裂的鄉村共同體。巧珍是鄉村一切傳統的美和善的化身，她這一姿態，也許就是在已然到來的集體化崩潰時期，路遙給鄉村共同體的一種出路和選擇。

當然，這只是一種出路和選擇，路遙對此並未充分展開，作為一個成功走出農村社會的知識青年代表，路遙自己也並不甘心於這樣一種復歸。因為在高加林身上，路遙曾經還寄託了另一種出路與選擇。只不過因為小說結局的修改，這一出路與選擇變得含混模糊了。

公開發表的《人生》「第二十三章」標題下有個特別註明——「（並非結局）」。為什麼路遙說這裡並非結局，是故事未完成待續？還是說這並不是故事本身的結局，結局另有其他？

厚夫

厚夫《路遙傳》里收錄了路遙研究中新近發現的大量史料，尤其是記錄了路遙在《人生》寫作前後，對這部小說產生過諸多影響的人和事，其中關於《人生》初稿和定稿對於結局處理的重大修改，讓我體會到路遙為什麼特意在第二十三章註明「（並非結局）」：「現有的資料證明，路遙早在1979年就開始創作這部中篇小說，不過寫得很不順，一直寫寫停停，但王天樂的人生際遇給路遙創作《人生》提供了靈感。路遙由己度人，由自己親兄弟的人生際遇而生髮到對整個農村有志有為青年人命運的關注，由此下決心創作這種題材的小說，才是問題的關鍵。」

這一點在楊曉帆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證和論述。從新近發掘的路遙在1980年-1981年間幾封關於幫助弟弟王天樂從農村轉到城市工作的信件中，得知路遙為此費盡了心思且受到重重阻礙，這成為促成路遙完成《人生》創作非常重要的影響力之一。路遙幫助弟弟順利轉為煤礦工人而走出農村之後，正式動筆撰寫《人生》，在20多天之內日以繼夜、廢寢忘食、一氣呵成，應該說《人生》初稿創作過程是順暢的，情節架構是一個有機而統一的完整體系。

《路遙傳》中指出，路遙在1981年寫完《人生》初稿后一直信心不足，經過一番考量，很慎重地把《人生》（當時叫《生活的樂章》）初稿寄給了時任青年出版社副總編的王維玲，請王維玲對初稿把關。王維玲與編輯室的同事一起讀了初稿之後，一致認為小說已十分成熟，但是結尾較弱。王維玲在1981年11月11日給路遙寫了一份長信，提出了對這部初稿的意見。《路遙傳》中全文引用了王維玲這份長信，其中可以見到王維玲對初稿的認可，以及進一步修改的意見，極為重要的是可以發現路遙初稿與後期發表的定稿有所出入，尤其是初稿對於小說的結尾處理是不同的：

「小說現在的結尾，不理想，應回到作品的主題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應對自己的經歷與遭遇，行動與結果，挫折與命運，追求與現實作一次理智的回顧與反省，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總結過去，總結自己，總結旁人走過的道路，給人以較深刻的啟示和感受，讓人讀後思之不盡，聯想翩翩。

現在的結尾較膚淺，加林一進村，巧玲就把民辦教師的職位讓給他，並且對他表現出不一般的感情，給人的感覺，好像這一切都是巧珍的安排，讓自己的妹妹填補感情上的遺憾。巧珍會這麼做嗎？！讀過後感到很不自然。」

原來《人生》初稿的結尾應該是，高加林回到高家村，巧玲向其示愛並且主動讓出民辦教師的職位給高加林。

《路遙傳》

厚夫和楊曉帆的研究都注意到，路遙或出於對弟弟王天樂等農村知識青年進城的感同身受，或出於自身農村知識青年奮鬥艱辛過程的情感關照，對高加林這個主人公是飽含深情和偏愛。即使路遙對於高加林拋棄巧珍后在城市的落敗有所批判，但也不忍痛下惡評。在初稿中，路遙寫到高加林回鄉后，不僅高家村和黃土地給予了他寬容厚愛以及無私接納，而且立即給他重新安排一個高家村裡優秀的愛情伴侶——巧珍的妹妹巧玲，由巧玲主動示愛高家林並且讓出民辦教師。這樣，高加林重新在高家村收穫了愛情並找到了歸屬。

對於路遙初稿中這一「大團圓」似的結尾，我認為這是路遙曾經給高加林的一條出路，進而解決一直困擾他的「高加林難題」。

在《人生》定稿中，高加林的愛情始終與巧珍、黃亞萍糾纏在一起，巧玲著墨不多，不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更不是一個有內在深度的文學主體形象，巧玲也未有任何參與到高加林愛情中的可能性。但是從王維玲的這份信中得知，初稿中巧玲角色也較為吃重，相比定稿應該有更多的情節與文字敘述，路遙在後期修改中肯定對巧玲刪減了部分關鍵內容，遺憾的是現有資料已經無法看出初稿中對於這個人物的處理。我認為路遙初稿中對巧玲這一人物原有的處理是小說有機組成部分，代表了路遙曾經一以貫之的意圖，這是一把重新理解《人生》中「高加林難題」的鑰匙。

如細讀文本，其實結尾中巧玲對高加林示愛並不突兀，在小說中也有跡可循。巧玲曾經參與到高加林、巧珍共同主導的「衛生革命」——水井漂白粉事件中。面對村民的質疑，是巧玲代高加林和巧珍出場，她試圖用與高加林共同分享的現代話語體系——知識與科學——來啟蒙村民，但是落敗了，被村民譏諷為「和你姐夫一樣咬京腔哩！伙穿同一條褲子！」巧玲與高加林在「衛生革命」中是同一陣營的結盟，她既作為巧珍的妹妹與高加林成為同一陣營的關係人，更以農村知識青年的身份站到了高加林的後來者隊伍里，如此看來，初稿結尾兩者的愛情安排也並不牽強。

如果我們再細細分析巧玲，她既有黃亞萍代表的現代知識，又兼有劉巧珍的美貌與美德，與高加林同樣是農村知識青年身份，可以說是為回鄉后高加林量身定製的理想伴侶，既可以撫慰高加林城市落敗后的創傷，又可以減少拋棄巧珍后對高加林的道德譴責。此外，巧玲和巧珍一樣是經濟能人劉立本的女兒和大隊書記高明樓兒媳的妹妹，本身又聯合起了高家村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資源，與高加林的結合就意味著高加林不再是遊離在鄉村共同體之外的個人，而是可以深深嵌入到鄉村共同體中，可以心甘情願又穩穩妥妥地安放。甚至可以進一步設想，路遙讓巧珍迅速出嫁馬栓而斷了高加林和巧珍複合的可能性，就是要讓高加林回鄉后和巧玲走到一起，這樣的安排也許在路遙看來，是一個理想的結局。這從路遙在給小說一開始起的題目《生活的樂章》可以看出，「樂章」一詞至少表明小說的結尾有著一個光明或者「大團圓」的尾巴。

高加林必然要從鄉村共同體出走，經歷一場轟轟烈烈又必然失敗的進城運動，更需要進城失敗后高家村的無私接納，還需要一個可以彌合一切城鄉矛盾、傳統與現代矛盾、讀書與勞動矛盾的愛情伴侶，讓高加林心甘情願地安頓在鄉村共同體中，讓個人得以回歸共同體。高加林的一切問題在此可以得到解答，高加林的個人奮鬥到此結束，個人與共同體歸—去—來的「圓」扣上了。高加林進城的故事可以完美落幕。

但是，王維玲作為八十年代具有改革傾向的知識分子，卻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個結局不自然，比較假和淺，沒有現實可能性，王維玲希望路遙對這個結局進行修改，並且建議他儘快赴京到青年出版社編輯部修改。路遙很欣喜初稿得到了王維玲的肯定，迅速答應王維玲赴京，住在青年出版社大院里，著手對小說進行了集中修改，在修改過程中一直在與王維玲等編輯探討和交流。從發表的定稿中看出，路遙基本遵從了王維玲當初的意見，對結尾做了重大修改，改為巧珍從巧玲處得知學校可能會增加一個民辦教師名額，巧珍去求高明樓把這個民辦教師名額給高加林。初稿和定稿兩個結尾同樣解決了高加林的民辦教師身份，但是定稿結尾卻空缺了高加林和巧玲的戀愛，愛情被懸空擱置。

《人生》1984年電影劇照

這一結局的修改，並不僅僅關乎藝術性的自然與否，對於《人生》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可以說是路遙在王維玲等編輯指導之下，不僅改變了高加林的結局和出路，更是改變了《人生》的問題核心，以及改變了路遙曾經對於「高加林難題」的回答。

結局改變主要在於高加林能否在回鄉後繼續收穫新的愛情？

戀愛問題在《人生》中絕對不是愛情本身那麼簡單，而是代表著主人公的精神歸屬和價值取向，是主人公選擇可以歸屬和安頓的精神共同體。高加林被鄉村共同體三振出局，試圖以個人奮鬥融入城市，最後必然又被城市拋出，他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回到農村，而是這樣具有自我覺醒和強烈主體性的個人如何被鄉村共同體重新吸納，鄉村共同體是否可以吸納高加林，個人又是否能夠心甘情願地融入，更何況這個鄉村共同體又即將面臨解體。

高加林的愛情選擇難題，一直就是在兩種共同體之間的遊離和搖擺，無法被納入到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格局和敘述中去，既被鄉村集體整體拋出，又無法打破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固化的官僚等級秩序，甚至出賣了愛情、道德、良心，依然被官僚體系本身的「走後門」輕鬆打發。

雖然路遙在小說創作之外，通過各種關係運作和「走後門」讓弟弟王天樂成功轉為煤礦工人而走出農村，但是路遙卻深知這條路徑的偶然性和非正當性，絕大多數高加林們必然無法被城市真正接納，即使高加林因為叔叔的關係「走後門」暫且到城市走一遭，但終將回到農村，王天樂的道路不具有可複製性，這是社會現實，也是路遙感到切膚之痛的：「詳細情況我不太了解，國家現在對農民的政策顯有嚴重的兩重性，在經濟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廣義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碼可以說顧不得關切農村戶口對於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這造成了千百萬苦惱的年輕人，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構成了國家潛在的危險。這些苦惱的人，同時也是憤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將限制在土地上，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說調整經濟的目的不是最後達到逐漸消除這種不平衡，情況將會無比嚴重，這個狀況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顯示出……」

正如很多研究《人生》的論者揭示的，農村教育的普及，現代文化傳播的深入，讓農村知識青年有著強烈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城市的慾望，對城市有著極強烈的嚮往，但是城鄉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社會的固化，這種慾望卻又遭致強烈的壓制，讓這種出路變得無望。

路遙初稿中結局的意義，不僅在於揭示了這種農村知識青年出走的覺醒和行動，以及慾望被壓抑的痛苦，更是要通過青年們關於「人生」之路的討論，要給這些無法進入城市的農村青年以新的想象性的出路。初稿中的結局，路遙把巧玲安排給高加林作為愛人，就是要給予高加林回到鄉村共同體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既需要高家村對高加林無私接納，更需要巧珍出嫁而讓巧玲登場，因為巧玲不僅是一個融合黃亞萍和劉巧珍兩種精神共同體的形象，她還是一個無內心衝突、無思想矛盾、心甘情願在高家村紮根的知識青年，可以把高加林牢牢吸附在高家村。

巧珍出嫁前與巧玲有一番對話，巧玲發表了一番對於人生的理解：「生活總是這樣，不能叫人處處都滿意。但我們還要熱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愛的東西很多，不要因為一個方面不滿意，就灰心。比如說我吧，夢裡都想上大學，但沒考上，我就不活人了嗎？我現在就好好教書，讓村裡的其他娃娃將來多考幾個大學生！就是不能教書，回村勞動了，該怎樣還要怎樣哩……」路遙借巧玲之口發表了一番農村知識青年對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極為「政治正確」的話語，以此試圖解答「高加林難題」。這段話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潘曉討論」的問題中去，也是針對高加林的這樣一個意圖從集體中出走的農村知識青年的撥亂反正，更是為一個農村知識青年在個人價值與集體、革命、國家要求出現矛盾時指明方向。巧玲與高加林結合，就是以這一套人生的意義合法化話語，把高加林安放在鄉村共同體中，他不再遊離和出走，可以納入到社會主義現代事業的大格局和主流敘述中去。

而定稿結局被改寫之後的高加林，愛情的遺憾和失去，既是對高加林的道德審判，更意味著高加林最終無法在高家村安放其精神和價值，無法在任何一個共同體中歸屬，也即無法在國家事業建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個人與共同體，農村青年與時代主流事業脫離。即使民辦教師一職可能失而復得，但是精神的無所依託，他必然還是一個躁動不安的因子，後續是再度進城？或者在農村集體化分崩離析時走向個體戶致富道路？但必然料定的，高加林和共同體依然不發生關係，農村知識青年被排斥在了主流之外。那麼高加林將何去何從？這是個永遠的「高加林難題」。

這一點在路遙對於「《人生》是否可以寫出下部」這一問題上得到進一步佐證。《路遙傳》里的資料顯示，王維玲對路遙修改後的定稿比較滿意，小說發表之後，王維玲認為《人生》小說沒有完結，多次給路遙寫信，督促路遙一鼓作氣儘快寫出《人生》的下部，並且對下部提出了很多希望和要求，希望路遙續寫高加林回到高家村之後的新生活和新故事。因為定稿之後《人生》的結局是開放的，「高加林難題」沒有解決，留下了新的故事開展的空間。這一結局也一直遭到很多評論家的批評和垢病，質疑高加林回到土地之難。所以王維玲希望路遙能夠再接再厲，像柳青寫《創業史》一樣，繼續推進《人生》故事的發展。應該說路遙非常感激王維玲，也非常重視王維玲的意見，認真考慮過如何繼續寫《人生》下部，但是與王維玲多次信件的溝通，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最終還是放棄《人生》下部。

《平凡的世界》

厚夫在《路遙傳》里對此進行了很多分析，認為路遙從一開始沒有寫下部的預期，而已經在著手寫《平凡的世界》。但我認為，在路遙那裡，《人生》沒有下部，因為路遙初稿中高加林與巧玲結合尋找新路，就是「高加林難題」的出路，但是這一結局沒有得到八十年代改革傾向知識分子王維玲的認同，也即沒有得到當代主流文壇和官方評論界的認可，路遙只能作罷。所以路遙在定稿的「第二十三章」特別註明「（並非結局）」，不是故事未完結，而是故事另有結局，也窺出他對結局的修改還是耿耿於懷。

這也許也影響到了路遙對《平凡的世界》的構思。《人生》之後，高加林是走向《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還是孫少安？高加林回到高家村之後面臨的就是集體化的解體后孫少平和孫少安兄弟的出路問題，一個要從農村出走，雖然已經不再是高加林式的追求在城市體制內有尊嚴、有地位的價值認可，但是他一直拒絕社會主義共同體，是個遊走的「個人」；另一個紮根在農村，雖然屢遭傷害和挫折但自覺維護著農村社會共同體，帶領村民勤勞致富，走入農村社會發展的主流和中心。這是在集體化時代之後，農村知識青年的兩條人生道路。路遙的初稿和定稿中對高加林結局處理的不同，代表了高加林是走向孫少平，還是走向孫少安，是孫少平的繼續出走模式，還是孫少安的回歸共同體模式。

《人生》初稿和定稿的兩個結局，不僅決定了「高加林難題」是否可以得到解答，更重要的是決定了路遙如何繼承柳青傳統？高加林是「梁生寶」還是「徐改霞」的延續者？是「梁生寶」—「高加林」—「孫少安」一脈下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維繫者和領導者，還是「徐改霞」—「高加林」—「孫少平」—「農民工」一脈下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決裂者？高加林是前三十年文學最後一位主人公，80年代個人可以繼續納入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可能性，還是新時期文學第一位主人公，個人主義英雄的崛起？更深層次說，是社會主義危機的想象性解決，還是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從「時間交叉點」去重新打開《人生》，路遙對處於集體化即將解體時刻的農村青年人生道路討論，是在探索農村社會在集體化解體后的兩種出路問題：一種是巧珍所代表的回歸傳統，以民族、民俗、文化、傳統之根維繫即將崩潰的鄉村共同體，一種是初稿結尾所指向的，高加林通過與巧玲結合，回歸和領導鄉村共同體，共同投身農村現代化事業。前一種出路路遙並不信服也並不甘心，但是他對鄉村共同體能否維繫的憂思以及這一出路的探索卻在蔓延，到了1985年後成為文學和文化領域中一種普遍的「文化尋根」之路。第二種出路是路遙寄托在高加林身上的唯一希望，也是對農村社會出路柳青式的回應，個人要與階級、集體、社會主義共同體發生關係，他試圖讓高加林接續梁生寶，繼續帶領農村社會在集體化解體之後開始新一輪「創業」，開啟新的「創業史」。但是這一出路夭折了，「並非結局」的結局中高加林被從共同體中放逐了，梁生寶的歷史主體性似乎到此走向了終結。

於是，《人生》留給了我們永遠的「高加林難題」。

本文原刊於文藝爭鳴 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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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素貞，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所。

2、毛尖：《賣了良心才回來》，《新民晚報》，2015年2月11日。

3、董麗敏：《知識/勞動、青年與性別政治——重讀》載《南開學報》 (哲社版)2014年6期。

4、楊曉帆：《「柳青的遺產」：「交叉地帶」的文學實踐——路遙論》，人民大學中文系2013級博士論文。

5、楊曉帆：《「柳青的遺產」：「交叉地帶」的文學實踐——路遙論》。

6、路遙：《人生》第36-3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7、【美】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下卷：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674頁，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楊慶祥：《妥協的結局和解放的難度——重讀》，載《南方文壇》2011年2期。

9、路遙：《人生》第209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10、【美】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下卷：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661頁。

11、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階段的虛無——從「潘曉討論」到「高加林難題」》，未正式發表，收錄進《1970年代思想與新時期文學的起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2017年3月。

12、厚夫：《路遙傳》第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13、路遙：《人生》第48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14、厚夫：《路遙傳》第1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15、厚夫：《路遙傳》第1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16、厚夫：《路遙傳》第1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17、路遙：《人生》第213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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