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國校慶不一樣？背後的體制暗藏玄機

5月25日至29日，國際傳播學協會（ICA）在美國聖迭戈舉辦了年會。會上，正在舉辦120周年校慶的浙江大學與華人傳播學會聯合舉辦了招待會，我有幸參與其中，觀賞了浙大120周年校慶的宣傳片。此前剛剛拜讀了浙大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吳飛教授借校慶為由撰寫的文章，所以這個場合再次勾起了我探討校慶文化的妄念。

因為與浙大沒有交集，所以不敢妄議這所百年老店的校慶。不過吳教授文章中提到了國內非議校慶時的主要聲音：浙江電台主持人魯瑾批評母校校慶時不弘揚「科技改變世界，關注人類未來，堅守精神獨立性的理念」，卻更關注「介紹前排領導」。

對此，我自然有感覺。但卻以為，熱衷於「介紹前排領導」固然讓人不悅，但與國際名校在校慶時熱衷於「介紹校友」，其背後的動機並無本質不同。大學大多數經費需要「前排領導」首肯，正如美國大學大量經費來自校友捐贈一樣。然而，除了以校慶吸引「金主」這個俗念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性之外，網羅校友對於大學而言，的確比介紹前排領導更容易弘揚學術之獨立和大學精神之升華。下面，我打算用最近幾年經歷的名校校慶為例來說明。

2011年，我剛剛參加過母校清華的百年校慶就到麻省理工學院（MIT）工作，趕上後者慶祝150年校慶活動的一個尾巴。遷往康奈爾后，又完完整整地見證了康奈爾在2015年慶祝150周年校慶的活動。既是出於個人喜好又因為職業習慣，我也自覺不自覺地收集了不少校慶軼事，似乎可以拿出來對比一下。

校慶盛事下的小人物情懷

2011年春天清華百年校慶時，我正在距離學校咫尺之遙的中關村保福寺橋一帶工作，也經常遛回學校感受校慶氣氛。在為母校百年華誕感到驕傲之際，也對清華強大的組織能力感到由衷的欽佩：所有的設施似乎都被更新，所有的新建築都已經完工， 我認識的所有清華人似乎都被調動起來，從事各種與校慶相關的工作。記得靠近清華游泳池附近有一個校方的書攤，那段時間擺放的都是與學校百年歷史有關的書籍。看來各個學科或學院都有自己的任務來出版體現清華在本學科的輝煌。而以校方名義出版的、或其他超越具體學科的專著則或者從政治高度上表明清華的重要，或者從文化方面強調清華學術的源遠流長。

這些毫無疑問都是一所名校在百年校慶時需要強調的。只是，作為一名普通校友，感覺這些都距離自己很遙遠。這種感覺一旦形成，就會不斷發酵。不論是看到各個院系紛紛把本領域最大腕的學者（不論其畢業地點）請來講座，還是在自己為母校困難學生捐款后——捐款后，只收到一封標準格式的電子郵件感謝信，既不知道自己幫助了誰，也不知道被幫助的對象到底是否需要。所有的小人物都消失在宏大敘事中。

這種感覺在校慶活動那一周開始登峰造極。記得那一周回到清華園三次，似乎每一次都聽到人們在議論，校友No.1什麼時候來，如何與北大百年校慶比較，校慶大會和校慶演出到底要來幾個常委。這一周，不但我等小人物沒有了蹤跡，大腕學者們也不再被提及。當然，由於沒有資歷參加校慶大會和校慶演出，我不知道「前排領導」是如何被介紹的。那幾次返校，最愉悅之事是碰到多年不見的外地老同學。交流之後，發現大部分老同學是陪校友領導來的，不盡啞然失笑。

清華校慶后不久我遷往MIT，正好趕上MIT的150周年校慶，滿校園都是寫著「150」的旗幟。第一次到美國工作就趕上僱主的如此盛事，自然心苼蕩漾，趕忙到處去看，有什麼校慶活動。

這一看可充滿了失望。我到達MIT時已是8月上旬，不但無法找到任何專門針對校慶的主題活動，就連諸如「150周年輝煌成就展」之類的專題展會也沒有找到。學校的校史館中既難以看到校慶成績彙編，也沒有多少與150年相聯繫的符號。難道校慶就這麼說過去就過去了？

慢慢地發現，150周年的校慶活動還是有的，只不過一般不是針對師生辦的。各種仍在進行的150周年的活動，幾乎都與特定時間的校友返校安排有關。在翻開自己到達MIT之前的各種活動記錄，發現在我抵達之前的150周年紀念活動，也大抵是辦給校友的。

當然，可能因為校慶的緣故，那一年校報上有關MIT歷史典故的報道也較多。與清華的高大上報道不同，那一批報道中最津津樂道的還是MIT學生的惡搞，包括怎樣把一輛汽車弄上主樓的穹頂，以及如何用學生的身體丈量橋樑的長度等。

授地與捐贈的玄機

很巧的是，轉到康奈爾讀博士后，又趕上了這所常青藤名校在2015年慶祝150周年生日。這個時間段一批美國大學集中慶祝150周年生日的時間並非巧合，而是因為150多年前美國歷史上首個「授地法案」（land grant）在1862年被實施，讓一大批高校得以在那個時間誕生。所謂「授地法案」是政府把聯邦擁有的土地權益授予給大學，由大學來經營以獲得收益，而非劃撥土地給高校建樓房做校園。

對於後者而言，批建校園往往就意味著國家或政府對大學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而對於前者，土地被授予大學經營，這些大學首先自己要成為一個經營高手，其次大學的獨立性則要強很多。雖然一般而言，授地法案下誕生的大學是公立的，但也有像MIT或康奈爾這樣的私立大學。在美國106所授地大學中，只有三所是私立的（另一所是阿拉巴馬州的Tuskegee大學）。

說起康奈爾的校慶，其授地誕生史也值得一提。話說木匠出身的老康奈爾先生（Erza Cornell）發財后，矢志於教育，捐贈了故鄉伊薩卡的土地和大量辦學經費，並看準了授地法案的機遇。但紐約州政府覺得當時的伊薩卡太偏僻了（其實紐約州首府Albany也挺偏），提出讓他們出資源的話康奈爾校園要換個地方。康奈爾先生卻很固執，認準了伊薩卡人傑地靈。最終互相妥協，大學建在伊薩卡，州政府也要名義上在該大學中具有一定發言權（這後來導致了私立的康奈爾中包含著「勞動關係」等四個公立學院）。

有關康奈爾的傳奇歷史，並非本文焦點。提及這段典故是想強調，即便政府投入的資源佔據了這所大學辦學經費的相當比例，其在本質上資源構成的多元化也讓其獲得了更多獨立性。

不知是否老康奈爾先生的特立獨行影響了這所大學的風格，反正校慶時學校的表現確實讓人覺得「不一般」。一方面，學校主頁上校慶的橫幅以及校園中有關150周年校慶的張貼畫到處都是，另一方面，則感覺康奈爾上上下下對校慶的「無動於衷」。在2015校慶年的絕大多數時候，學校主幹道East Avenue因為文理學院的主樓Goldsmith Hall在施工，只開放一個車道，一點也沒有蓋好建築物為校慶獻禮的意思。更有甚者，在2015年絕大多數時候，康奈爾也沒有校長：新的校長還在全球海選中，即便是4月份校慶活動的高峰期也是如此。2015年7月，新的校長Elizabeth Garrett博士終於就任，但令人扼惜的是，僅僅幾個月後，新校長就因為癌症入院，並在2016年3月不幸去世。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沒有校慶大會和校慶文藝匯演（據了解，學校領導一切正常的MIT，也沒有校慶大會），校慶這年到訪的職級最高的「官」是代表紐約州的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但他不是沖著校慶，而是為希拉里拉票而來。

儘管如此，說康奈爾潦草打發150周年校慶卻並不准確。校慶活動最高峰的時間，是包含建校紀念日（4月27日）的四月下旬。這段時間也是每年校友返校的高峰之一。在一周多的時間中，近百場講座、論壇和辯論同步舉行，參加者當然不乏各領域大腕，卻遠不止大腕。很多論壇更像是活躍校友攢的討論會或座談會，聽過幾場，大致的感覺是思想活躍，不限於學術和理論，觀眾寥寥，講者則興趣高昂。

校慶與校友經濟學

聽者寥寥的主要原因，是學生馬上迎來期末考試或學年論文。既然沒有什麼聽眾，那演講者們的興緻何來呢？通過筆者與校友們的交談了解到，除了150年校慶這一紀念意義外，在其他校友前講座，並有可能在校友圈中社交，也是報告者們主要的動機之一。

實際上，校友集中返校的時間段並不僅僅發生在4月末。6月份學生放假后，8月份開學前帶孩子入學報到的家長集會，9月份的煙花紀念活動，都是校友返校的高峰，這段時間校園裡也會搭起大大小小的涼棚，來舉辦校友party。除了4月末那一批凸顯活躍校友的講座論壇活動外，2015年的150周年建校活動與其他年份相比，並無不同。

像MIT一樣，？校慶成為了主要辦給校友的活動。之所以如此，與美國名校的經費來源有關。儘管大學學費高昂，但大多數家庭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下的學生，都能夠獲得各種數額不等的獎學金或助學金或助學貸款以完成學業。以康奈爾為例，儘管大學部生學費一年高達5萬多美元，但學費收入只佔了全校收入的18%，而即使是這18%，其大頭也來源於MBA、酒店管理等少數專業碩士項目。學校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校友捐贈。

在各個名校的校友捐款中，固然有一些固定的大金主為康奈爾提供了數億美元的捐款，如滙豐銀行前董事長桑福德·韋爾（Sanford I. Weill）或莊臣公司的約翰遜（Johnson）家族，但也有大量的普通中產階級校友，以每年幾千幾百美元的數額為母校持續提供資助。也正因為捐贈的校友數量眾多，負責籌集捐款的部門是康奈爾後勤之外最大的用人單位，雇傭了80多人（據說哈佛是300多人）。如果說金主們的大額捐款主要用於建樓或開設新院系等特定功能，百萬美元量級的中級捐款主要用於冠名教授職位，那普通校友的小額捐款則主要進入了各種校友基金會，其投資生利的收益被用作學校常規運營和資助學生。

2016年，康奈爾學校基金會（Endowment）的資金餘額是58億美元。

校慶背後的制度淵源

上面講的康奈爾和MIT是私立名校。筆者曾經在公立學校俄亥俄州立大學（OSU）就讀過一年，發現在吸引和利用校友捐款方面，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並無不同。正因為校友對一所典型的美國大學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校慶活動完全以校友為核心，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本質上，這也是在特定文化條件下，大學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做出的理性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也對母校清華和其他高校校慶著重「服務前排領導」表示理解。畢竟，別說普通校友沒有形成捐款的傳統，就算有，在缺乏一套社會體制保證下（比如小額捐款如何免稅在就難以界定），收集這樣的捐款其運營成本也相當巨大。在這種情況下，最理性的選擇，當然就是在確保教育部等常規經費的前提下，首先讓「相關領導」能成為「前排領導」（也就是光臨校慶活動），其次是能藉此機會，或以此為契機，讓前排領導能認識到一些特定支持的必要性和政治回報。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前排領導」是否是校友並不重要。

但是，僅僅認識到校友與領導的區別，這對於理解中外名校的校慶活動的差別並不夠。在方便、烘托和接觸「前排領導」的體制安排下，校慶就像學校諸多的教學與研究活動一樣，要符合井井有條的層級體制和數字管理。一座主要建築是否完工本來與校慶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由於在層級體制下，所有下一層的官員都會擔心上一層要過問此事，所以務求盡善盡美。 在這種體制下，普通校友的個性化感受和訴求不但不重要，還有可能會與層級體制的官員需求發生矛盾，所以迴避開個體的校友對校慶活動的深度介入也同樣是一個理性的選擇，除非這些個體化的校友因為權力、財富或聲望而佔據了層級體制中重要的位置，或成為影響層級體制的重要因素。

相反，在以校友為核心的制度安排中，由於校友們的高度發散、以及即便是大金主也會受到大學要彰顯獨立性的文化傳統的抑制，從而使學校相對於其資助者或資源提供者更容易獨立。毫無疑問，對於任何一所大學，有校長當然比沒有校長要好，但在這種分散化的體制安排下，校長在校慶活動中需要發揮的實質性作用並不顯著。同樣，在校慶期間一座建築是否完工、一條路是否開通，也不會對校慶帶來顯著的影響，因為這並不會成為影響短期到訪的校友與學校紐帶的主要因素。在這種體制下，最為重要的安排無疑是讓校友們在總體上感覺到學校在學術上的進步（也就是前文提到魯瑾所說的「彰顯科技改變世界，關注人類未來，堅守精神獨立性的理念」），以及為重視自己存在感的校友提供表達的機會。須知大量校友們為母校做出小額捐款的目的，除了奉獻公益外，也與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有一定的關係。自己的母校在當下學術聲望越是卓著，則相對而言，自己在當下也越容易享有更榮耀的社會地位。

文章寫到此處，刷了一下自己電腦的Mail系統，發現又一封OSU校友會的電子郵件如期而至。還沒有打開郵件，自己已經會心地一笑。（編輯：婉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