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一個偉大而粗糙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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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一個偉大而粗糙的發明

——新詩百年反思談片

沈 奇

詩，是辨認一個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語言的指紋。——詩性漢語，詩意，這是認識文化的根本點。

一個民族的文化根性，來自這個民族最初的語言；他們是怎樣「命名」這個世界的，這個世界便怎樣「命名」了他們。

詩的存在，就是不斷重返並再度重鑄這最初的語言、命名性的語言。

1

新詩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也是一個偉大而粗糙的發明。新詩新了快一百年，是否還可以像現在這樣「新」下去，確實是一個該想一想的問題。

新詩是移洋開新的產物，且一直張揚著不斷革命的態勢，至今沒有一個基本穩定的詩美元素體系及競寫規則，變數太多而任運不拘。當年作為形容詞的「新」（以區別於「舊體詩」），今天已成為動詞的「新」，新個沒完。

是以有關新詩的命名，也不斷翻新，變來變去，以致邊界迷失，中心空茫，標準無著，本質匱乏，唯觀念慾望上的標新立異張揚浮躁——由清明的新，到混亂的新，由新之開啟到新之阻滯，不得不百年回首，對「新」重新發問。

作為一次偉大的創生，不可否認，是新詩讓現代、當代詩人找到了表現人自己的現代感的言說方式。作為敏銳、輕捷、靈動、有效的新文學品種，新詩已成為現代意識和現代審美情趣在現代傳播與高揚的主要通道。一切有關現代文學與藝術的先鋒性命題，無不率先以詩為載體而折射，並作超越性的實驗和導引。這一先鋒意識，已成為新詩發展中熠熠閃光的深度鏈條。但這種言說要成為一門成熟而精到的藝術，恐怕還得走很長一段路——太多的仿寫與複製，以及工具化、庸俗化的背離，使新詩作為一門藝術的發展，始終失於自律與自足，難得有美學層面的成熟至臻。

關鍵在於，如何走出「他者」的投影，重新認領「自我」的根性，從而不再重複見到作品卻品味不到詩的遺憾。

2

新詩是一個新的起始。是現代漢語造就了現代人，我們只能用它來言說我們的「現代」，舍此暫時無路可去。

問題是，這個「新的起始」是以斷裂與革命的方式得來，而非以修正與改良的方式衍生，其立足處，是否就根基不穩？

新詩之「新」，比之古典詩歌的「舊」，看起來是外在形式的區分，實際上是兩種不同詩歌精神或者說兩種「詩歌靈魂」的分道揚鑣。

儘管，當年胡適先生確實是經由詩的語言形式方面為新詩的創生打開的突破口，但母庸諱言，包括新詩在內的所有新文學的發生，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借道而行」的產物，本意並不在美學意義上的語言、形式之「道」的探求與完善，而在借新的「思想靈魂」的詩化、文學化之「宣傳」，來落實「思想啟蒙」與「新民救國」之「行」的。

推動新詩發生與發展的內在心理機制之根本，是重在「思想靈魂」而非「藝術形式」，由此漸次形成的新詩接受與欣賞習慣，也多以能從中獲取所謂「時代精神」的回應為標的。這也便是新詩百年，總是以內容的價值及其社會影響力作為主要價值取向，來界定詩歌是否優秀與重要的根本原因。

而新詩的靈魂也確實因此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續高揚，乃至常常要「靈魂出竅」，顧不得那個「肉身」的「居無定所」了。

先是要「啟蒙」，要「新民」，要「配合中心任務」，要「反映時代精神」等等，繼而要與「體制」抗衡，要與「國際」接軌，要與「網路時代」相協調等等，轉來倒去，總有一個預設的「角色」與「姿態」在那裡守候，總有一種「歷史位格」與「主流方向」等非詩學的外部引力在那裡牽扯，因而一路走來，多是以「道」求「勢」，「勢」成則「道」亡，循環往複，唯勢昌焉。

受此影響，百年來每一時代之新詩發展，總是隨潮流而動，借運動而生，導致詩人主體「自性」的模糊不清和詩歌藝術「自性」的飄忽不定，有心無齋，「與時俱進」，遂成時代的投影、時風的複製、時尚的附庸，乃至連「多元」也成了一個價值失范的借口。

沿以為習，大家都在「勢」的層面踴躍而行，疏於「道」的層面潛沉修遠，也便每每顧此失彼，或將「後浪推前浪」變成「後浪埋前浪」的「格式化」程序，唯「創新」為是，唯「先鋒」為大，難得「傳承有序」及「自得而適」了。

3

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現代漢語語境下談「創新」，總體而言，是否基本上都只能是一種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

這樣的大哉問，於現代漢語詩歌也不例外。

新詩及與其開啟的新文學，自發軔之時便被「借道而行」所累，加之百年來新詩詩人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確實太過紛繁與沉重，故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為首要取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詩的存在，畢竟還有她非現實性的一面。古人談論詩書畫之雅俗問題，常常將過於切近現實之作歸之為「俗」，即在強調藝術的審美功能和超現實性。百年新詩，人學大於詩學，觀念勝於詩質；每重直言取道，疏於曲意洗心，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

新詩移洋開新，本意在思想啟蒙。前期多求時代之「真理」，當代多求日常之「真切」，唯以「情生文」為要，一直疏於對詩體之「文」、詩語之「雅」的商量培養。

要說真，人世間莫過於一個「死」字，人人明白的真，卻依然人人都「偽」美著活下去——可見「真」不如「美」，雖是哄人的東西，卻是實實在在陪著人「偽」活一世的東西。故許多「真理」都與時俱「退」、與時俱寂滅了，唯詩、唯藝術，萬古不滅。

新詩的靈魂（詩心、詩性）已漸趨成熟，新詩的肉身（詩形、詩體）還處於生長發育階段，遠未成熟。

因此，就前者而言，可以說新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傳統，自由、靈活、寬廣，於求真求新之探索中不斷發展的詩歌精神的傳統。但就後者而言，新詩還無法證明自己有何可作為其標準與典律性的傳統，而這，正是當下和未來的詩人們必須面對的歷史使命。

4

新詩的詩性，從一開始就完全不同於古典詩歌。

時至今日，詩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我們存在的家，「詩歌是語言的如何說的歷史，而不是說什麼的歷史」（于堅語），幾乎已成為一種常識為人們所普遍認同。但落實於具體的詩歌寫作，在年少的新詩這裡，卻總是以「說什麼的歷史」帶動或改變著「如何說的歷史」，「靈魂」扯著「肉身」走，變動不居而無所不往。

這裡的關鍵在於，百年新詩所處歷史語境，實在是太多風雲變化，所謂「時代精神」的激烈更迭，更是任何一個歷史上的百年都無法比的，以至回首看去，百年新詩歷程更像是一次「急行軍」而難得沉著，更遑論「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一百年間，新詩在社會價值、思想價值、生命價值及新的美學價值等方面，都不乏特殊而重要的貢獻，唯獨在「語言價值」方面乏善可陳。

換句話說，新詩百年的主要功用，在於經由現代意識的詩性（其實大多僅具「詩形」）傳播，為現代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但解放不等於再生，真正的再生，還得要回到語言的層面作更深入的探求。

新詩以胡適「詩體的大解放」為發端，且以「白話」繼而以「現代漢語」為「基底」，以「啟蒙」繼而以「時代精神」之宣傳佈道為「激點」，「作詩如作文」，「作詩如說話」，只重「情生文」，無視「文生文」，一路走來，「與時俱進」，直至當代詩歌之「口語」與「敘事」的濫觴、「散文化」及「跨文體」的昌行，除了無限自由的分行，再無其他詩體屬性可言。

故，新詩百年，雖有創世之功、造山之業，但具體到閱讀，總是有詩多而好詩少的遺憾，讀來有意思（意義、思想之意思）沒味道，或者說是沒了漢語詩質的味道，難以與民族心性相通合，這大概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問題。

實際的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到，有關歷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真理的求索、現實的關切、良知的呼喚等等，在新詩的發展歷程中並不缺乏，且一直是其精魂所在，甚至可以說無所不在，但何以在國民的教化與人文修養方面收效甚微，乃至即或有問題，也反而常常要去古典詩歌中找答案、找慰藉呢？

讀古詩文，僅從語式語態而言，多是商量培養的感覺。而讀現代漢語之詩之文，盡見真理在握而欲指點江山的戾氣。

新詩大體是「時點（時代）記錄」，讀古典詩歌，到常常見得所謂「時空穿越」。

古詩中有千古，方能傳千古，「與爾同銷萬古愁」；新詩多以活在當下，故總難免隨時過境遷而失效、失憶、失傳。

新詩之大弊，在「道」有餘而「味」不足——「味」淡了，那「道」之質，也就日漸淡薄不存了。

常聽詩歌愛好者說新詩有意思沒味道，其根本原因，概源於此。

5

誠然，現代人已經被現代漢語所造就，我們再也難以重握「那隻唐代的手」，但身處今日時代語境下，在現代性的訴求與傳統詩歌血緣的傳承與發揚之間，能否尋找一些相切點，以提供新的語言體驗與生命體驗之表現的可能性，以再造一個與我們文化本源相契合的「精神家園」呢？

語言是存在的家。我們照「他者」的圖紙造了「自我」的家，住了一百年，似乎已住慣了。無傳統成了最大的傳統，無風格成為最後的風格，再經由教育注塑、馴養對位，早就「反認他鄉作故鄉」了。

只是獨靜處時，總有詞不達意、言不由衷、「生活在別處」的憾意。

有如成長的法則不能替代成熟的法則，年少的新詩之過渡性的唯新是問，也不能因此就「過渡」個沒完。

新詩無體而有體：各個有體，具體之體；匯通無體，本體之體；本體不存，具體安得久存？

這是新詩一直以來的隱憂。

百年新詩，要說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丟失了漢字與漢詩語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義而少意味、有詩形而乏詩性的缺憾，讀來讀去，比之古典詩歌，總覺少了那麼一點什麼味道，難以與民族心性通合。

由此形成了三度背離或轉型（相對於漢詩語言的根性和古典詩質而言）：

其一，對字、詞之漢詩詩性思維基點的背離，由漢詩傳統中以字構（鍊字、煉詞）、句構（鍊句）為重轉為以篇構為重，忽略字斟句酌之功，缺乏「詩眼」的朗照，以至臉大眼小，面目模糊，難得眉清目秀之美；

其二，對漢詩語言造型性審美風範的背離，唯言志載道是問，重意義而輕審美，導致普遍的粗鄙化和愈演愈烈的散文化；

其三，對「天人合一」的背離，重於時代／社會之維而輕於歲月／自然之維，變「家園」的追尋為「漂泊」的認領，雖影響於當下，卻難潛沉於未來。

漢語文學自古便離不開文字，離開字詞思維，就沒有了根本意義上的文學思維。也就是說，漢語是包括發聲的「言」和書寫的「文」原道共融、和諧而生的詩性話語，文字是其根本、其靈魂。故漢語詩學向來就有「情生文」與「文生文」兩說。

新詩引進西語之邏輯語法、文法，過於講求因承結構，不得已而先求篇構，再求詞構、字構，只要謀篇有成，謀不謀詞、謀不謀字便成次要。今日又迫於求更新的「新」，復引進所謂「敘事性」、「口語化」、「小說企圖」、「戲劇因素」等等，實則都在謀篇上下工夫，以補因字（詞）構、句構的缺乏所導致的文采之不足。如此，看似擴展了新詩的表現域度，但卻再度將語詞深陷於結構的拘役，不得自洽自明自雅緻，是以滯而板、呆而木、繁冗而散漫，愈來愈背離了漢詩之美的本質屬性。

漢字書法，「以形載象，以象載意，以意載韻，以韻載道」（雷鐸：《饒宗頤書法展》序中語），方得以「一筆細含大千」。

此中的關鍵在「以韻載道」，即載「道」之「形」之「象」的「韻味」如何？書法如此，漢詩亦如此。

故，新詩比之古詩的根本落差，既在「道」之淺近深永，更在「韻味」之多與寡。

明人畫家有一言：不懂詩人，不能寫畫。

此言作當下解有二：其一是說畫是「寫」不是畫，區別於西方意義上的「繪事」；其二是說古典詩歌處處是「帶著畫的」（饒宗頤語）。此第二點借來反思新詩，實在是點明了新詩的「軟肋」：有理趣而無畫意，也就很難說什麼微妙高華的意境了。

詩的發生，多起於詩興。

古詩起興，既生於「情」（「情生文」），亦生於「文」（「文生文」）；心動（緣情言志）而發為「詞」動，落於文本，由字構而詞構而句構而篇構；先由妙詞佳句起興，再牽引相互字句生妙意成奇境，發為新的生命，所謂 「語不驚人死不休」。

新詩起興，多以「心」動為止（且是已被「現代漢語化」了的「心」），由情感而觀念而主題，重在「情生文」，疏於「文生文」。落於具體寫作，重篇構、重意義，而少佳句、弱意境。

新詩以無限可能的自由分行為唯一文體屬性，其根由源於失去漢語字思維、詞思維之詩性基本元素的約束，過於信任和單純依賴現代漢語之「通用語言機制」而放任不拘。

如此看似自由，其實反而是不自由——寫來寫去，分（行）來分（行）去，只是一點點「同一性差異」；從分行等外在形式層面看去似乎千姿百態、千差萬別，實則其內在語感、語態、語序之理路與品質並無多大差異——無數的詩人所作的無數詩作，都像是同一首詩的複製，或同一首詩的局部亦或分延，結果難免「彼此淹沒」。所謂「人各為容，庸音雜體」，而「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鍾嶸·《詩品序》）

失去漢語詩性修為與文采美感追求能力的當代詩人們，遂二返西方現代「翻譯詩歌」的借鑒，拿來小說、戲劇、散文及隨筆的情節、人物、戲劇性、理性論述等「他者」元素，來「開疆拓土」以求新的「新」。而問題是，如此拿「他者」彩頭充門面的事，是否到了只能是更加「降解」了自身的本質屬性而導致詩體邊界的更加模糊？

在新詩一路走來的各個階段，從創作到理論，始終沒忘記強調「兩源潛沉」，但實際的情況卻總是偏重於西方一源，或者說是由翻譯詩歌主導的發展模式。

故，只要新詩還以「新」為使命，只要新詩還依然過於信任並一味依賴現代漢語式的寫作，而忽略對漢語本根之字詞思維亦即漢字的元素參照，就永遠處於被「危機」的追問中。

6

百年新詩，轟轟烈烈，但到今日讀「舊詩」寫「舊詩」的仍大有人在，甚至不少於新詩人眾。不是人家老舊腐朽，是留戀那一種與民族心性通合的味道。新詩沒少求真理、啟蒙昧、發理想、抒豪情、掘人性、展生命以及今日將詩拿來見什麼說什麼，但說到底，比之古典漢詩，總是少了一點什麼味道，以致只有自己做的飯自己吃，難以作心意去招待人。或時而產生一些「直言取道」的精神感召和思想震動，卻也與世道人心的根本改變無多大作用。

新詩以「啟蒙」為己任，其整體視角長期以來，是以代言人之主體位格向外看的，可謂一個單向度的小傳統。

其實人（個人及族群）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緣，都存在不以外在為轉移的本苦本樂、本憂本喜、本空本惑，這是詩歌及一切藝術的發生學之本根，一個向內看的大傳統。新詩百年，基本走的是舍大傳統而熱衷其小傳統的路徑，是以只活在所謂的「時代精神」中，一旦「時過境遷」（包括「心境」和「語境」之遷），大多數作品即黯然失色，或不復存在。這是新詩至今沒有解決好的另一個根本問題。

一人，一族，一國，一時要發憤圖強，必是於斯時斯地先堵了一口氣、進而再賭了一口氣起而行之的。如此，生志氣，生意氣，生豪氣，也必不可免攜帶生出些「戾氣」來。此一「戾氣」，可謂百年之時代「暗傷」與國族「隱疾」，發展到今天，無須諱言，從廟堂到民間，教養的問題已上升到第一義的問題——此一要害問題解決不好，必然是誰也過不好，也必然難得長久之好。

「戾氣」何以消解？唯有以「雅氣」化之。而這「雅氣」，從古至今，漢語文化中，總是要詩文來負一點責任的。

眾所周知，古今漢字文化圈，連一片茶葉，也可由「藥用」而「食用」而「心用」，終而達至「茶道」之境，洗心度人，功莫大焉。

反觀烈烈新詩，卻由最初的「藥用」（啟蒙）到後來的「時用」（反映「時代精神」），便一直停留在與「時」俱進之「勢」的層面，難以達至「雅化」之道的境界，顯然，其內在語言機制和心理機制是大有問題可究的。

好在「漢字」還在，不管承載漢字的「介質」如何變化，只要是漢字的「運行」，其「同源基因」的存在可能，就不會完全消解。關鍵是，如何在極言現代的喧囂中，靜下心來去認領這樣的「同源基因」，以此為現代漢語的「思」與「詩」，拓殖新的「增長點」，以及新的運行格局。

7

有句老話叫「安身立命」；身即形，無定形則無以立命。

新詩百年，至今看去，仍像個遊魂似的，沒個定準，關鍵是沒有「安身」；只見探索，不見守護，只求變革，不求整合，任運不拘，居無定所，只有幽靈般地「自由」著。

如此「自由」的結果，一方面，造成天才與好事者「同台出位」的混亂局面，一方面，是量的堆積而致品質的稀釋。

表面看去，新詩至今已空前普及空前繁榮，實則內里早已經被淘空了。

只見詩人不見詩，到處是詩沒好詩，已成一個時代的困窘。有如我們身處的文化背景，看似時空擴展而豐富了，實際是虛擬的所在，真正導致的卻是時間的平面化、空間的狹小化，以及想象力的弱化、歷史感的淡化、生命體驗的碎片化、藝術感受的時尚化……

風潮所致，詩也難免「在劫難逃」，何況本來就「身」無定所而「道」無以沉著。

或許當下時代的現代漢語詩歌，依然還是更趨向於多樣性而不求典律性之至臻完美，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實現自己的潛能，甚而還包含著更多的沒有開發的可能性。但必須同時提醒的是，在它具有最強的變化能力的同時，更需要保持一種自我的存在——本質性的存在。

新詩的變革空間，是否永無邊界可言？在意欲窮盡一切可能的背後，是否從一開始起，就潛藏著一種「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變不新便不足以立身入史的心理機制的病變在作怪，以致猴子掰玉米似的，總是只剩下當下手邊的一點「新」，而完全失去了對典律之形成的培養與守護？

現代詩本質上是「自由詩」。自由則生變，不變何來自由？但這種自由也許在某種有限度的約束下才會生髮更有價值的成就，亦即只有具有一定約束能力的詩人，才有權並更有效地行使這種自由。

新詩畢竟還年少，該給他一個伸胳膊伸腿自由成長的時期，過早的局限或修正，難免會遏止其多樣的可能性。不管其藝術形式上有多少缺陷，新詩還是負載了百年現代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最真實的言說和最自由的呼吸，當然，也同時埋伏了背離漢語詩性本根和民族審美特性的危機。

問題是，我們該在何種時空和語境下，來指認與解決這種危機？

8

經由百年來覆蓋式的現代化注塑之後，我們陷入了雙重的現代性焦慮：既怕失去世界，又怕失去自己——失去世界的自己是孤弱的，失去自己的世界是迷惘的。

當此關口，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世界，我們必須重新找回自己。

使一切發生混亂的根本原因在於語言。

於是我們回到漢字來重新思考世界，思考詩，以此來改變我們的處境——不是改回去，也不是改到別處、他者那裡去，而是改歸漢字的、漢語的、的，超越了傳統、現代以及未來而將其整合為一的。

詩的本質是對世界的改寫——經由語言的改寫，逃離普遍化詞語的追趕，跳脫體制化語境的拘押，在時尚的背面，在公共的縫隙，寫一行黑頭髮的詩，索迴向來的靈魂、本來的自我!

「回家」是必須的，我們已離家出走得太久，以至於已認可這種「出走」為新的生存居所而不再有鄉愁的煩惱，以至於讓我們感到所謂「回家」竟有點「出家」的味道——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或者就整個當代文化境遇而言，與現代化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熱戀」，似乎才剛剛「入境」，又何談「出家」呢？

最終，靜下心來深入考察，當代新詩整體而言到底缺了什麼？

一是缺乏更高遠的理想情懷；

二是缺乏更深廣的文化內涵；

三是缺乏更精微的詩體意識。

缺了這三樣，再大的熱鬧也只是熱鬧，無實質性進步可言。

百年新詩的發展中，一直起重要影響和制約性作用的，有兩個基本方面：一是文化形態，二是心理機制。包括對創作和研究兩方面的影響。

也就是說，新詩在其發展中所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有其先天性的「負面基因」所致，但更多則是後天的、外部的一些東西在起作用。前者尚可在發展中自我調節，後者則常常不易糾正。換句話說，新詩的語言問題，既是先天「仿生」性之內在發生機制遺傳所致，也是後天「功利」性之外在發生機制影響所致。

其實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一直以來大家都是明確的，只是新詩似乎太年輕，有太多的青春元素、激情力量和現實訴求蓄勢待發，難以在「道」的層面潛沉以求，只能隨時代變化而潮起潮落。

與此同時，也為那些真正優秀的詩人和優秀的詩歌寫作，提供了「反常合道」以求本體顯明和自性所在的空間，有志者自會上下求索而潛行修遠。

我們經歷了一個普遍放任的時代，因而，控制、提高和濃縮，便成為必然的重涉——對經典的重涉，對傳統的再造：創造一種新的規則，並擁有號召力，而不是任何他者（西方的或我們前人）的投影或複製。

9

在這個一切都走向「不歸路的時代」（海德格爾語），語言上升為中心問題：於現代哲學如此，於現代詩學亦然。

現代漢詩的危機來自現代漢語的危機：以信息傳遞為主要功能的現代漢語，在本質上形成對漢字及漢語「詩意運思」（李澤厚語）的一種考驗。而現代漢語詩人們也不可能轉過身去，重返古典漢語的感知方式與表意方式，由此，如何在新的語言困境中確立新的語言立場與語言向度，遂成為一種挑戰。

語言是存在的家。所有有關「文化身份」、「文化鄉愁」及「精神家園」之類所謂「現代性」的問題，其實都是語言的問題。

但語言畢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生成發展中的活生命體。有如我們人的生命歷程，既有先天「基因編碼」之規定性所限，也有後天「養以移性」之創造性所變。詩及一切文學藝術的終極價值所在，正是在語言的規定性和發展性之間，起著保養、更新、去蔽、增殖而重新改寫世界的作用。

故，新詩在未來的路程中，到底還能走多遠，還能拓展開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是否能自覺地將「移洋開新」的話語機制和「唯新是問」的寫作機制，置於漢語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之源頭活水中，並予以有機的融會與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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