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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最後的義士:文天祥為何會讓史上最強帝國元朝敬畏

編后語

忽必烈一直沒有殺文天祥,原因有二:一是佩服他忠於所事,希望通過對待文天祥的態度,給臣下立一個好榜樣。

二是愛惜其才。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身邊有一個龐大的漢人幕僚集團。元朝建立后,他十分注意搜羅漢地人才。文天祥是宋朝的狀元宰相,自然是重點爭取對象。

但元廷中也有人反對忽必烈的這種做法,比如右丞回回人麥朮丁。麥朮丁曾擔任江西宣慰使及江西行省左丞,當年文天祥在江西戰場上的聲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麥朮丁不僅派人到獄中收走了文天祥的棋弈、筆墨、書冊,而且「每倡言不如殺之(文天祥)便」,從而導致「自是上(忽必烈)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

到至元十九年(1282)初,忽必烈對於殺不殺文天祥仍猶豫不決,然而接下去的幾件事,則促使他下了決心。

據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至元十九年春,福建有一名懂得星象的僧人,向元廷進言說:十一月,土星冒犯帝座星,懷疑國家將有變亂。另外,中山府有個叫薛寶住的人,聲稱是宋室幼主,聚集了數千人,說是要來取文丞相。

不久,元廷又截獲了一封秘密書櫝,稱:「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說:「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元朝大臣們認為,書櫝中所謂的「丞相」有可能是文天祥。這件事導致京師戒嚴,元朝將瀛國公趙㬎等趙氏宗族遷往了上都。

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台上奏:「三台(星官名)拆。」這又似乎印證了「土星犯帝座」的讖語。

這些事件,雖然與一直關在獄中的文天祥並無聯繫,但是元廷中主張殺文天祥的大臣,卻將這些事或多或少地往文天祥身上牽扯。儘管如此,這些事件雖然可能造成忽必烈的精神緊張,卻不足以讓他匆忙決定殺害文天祥。

當時,元朝的統治已十分穩固,中山府的小股百姓鬧事對大局無妨,大可不必過於緊張。至於「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的話,也經不起推敲。首先,且不說這等機密書信為何落入元軍手中,就事情本身講,這件事的謀划者冒著泄密的危險,想事先告知文天祥,對於大局有何益處?

其次,既然兩衛軍已不可靠,史書為何沒有忽必烈對兩衛軍進行「清洗」的記載?所以,「兩衛軍」云云以及「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的話,顯然是虛張聲勢,作為成熟政治家的忽必烈並不難看破。

因此,單純是這些事還不足以使忽必烈受到很大震動,這裡面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

就在至元十九年春,元朝爆發了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危機——阿合馬被刺。阿合馬是中亞色目人,通過察必皇后的父親,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統三年(1262)領中書左右郎、兼諸路都轉運使。其後20年間,歷任中書平章政事、制國用使、平章尚書省事等職,權重一時。他為人貪婪驕橫,朝中蒙漢官員多次彈劾他,都遭到打擊報復。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阿合馬留守大都。益都人王著與高和尚等密謀舉事,參與者有數千人之多。十七日,他們一部分前往控制居庸關,另一部分則竊用皇太子真金的儀仗,謊稱太子回京做佛事,潛入大都。這天深夜,王著一行來到東宮南門,矯傳太子詔令,讓阿合馬出迎。阿合馬慌忙出見,王著用袖藏的銅錘將他擊斃。宿衛趕到,王著、高和尚都被抓獲。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消息,大驚失色,即命親信大臣馳返大都,平息暴亂。阿合馬被刺案實質上是元廷中儒臣派漢人官僚,與理財派的色目人集團之間矛盾的一次總爆發,這次事件在元朝高層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忽必烈認為,小股的草民流寇舉事並不可怕,而漢人官僚集團中隱藏的不滿情緒卻很危險。事後,忽必烈只將明顯涉嫌的樞密副使張易處以極刑,對其他受牽連的人則網開一面;同時將阿合馬開棺戮屍,以緩和漢人官僚的情緒。另外,忽必烈開始重用和禮霍孫等儒臣派,儘力消除元廷中民族矛盾的隱患。

此時,「土星犯帝座」的讖語和薛寶住的舉事,必然觸動忽必烈最敏感的神經,加上元廷中某些大臣的捕風捉影與推波助瀾,忽必烈於是作出了將趙氏宗族遷往上都,以及儘快處置文天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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