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崢打女記者」看輿情發酵中的身份代入規律

摘要：對多數人來說，身份和心理上離狗仔會遠一些，而離「被偷拍的明星」會近一些，狗仔跟人們有什麼關係呢？而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徐崢這樣的遭遇，隱私被人肆意侵犯。人們在現實中不會成為「偷拍人家隱私被打的狗仔」，卻很容易成為隱私被偷拍被竊取的受害者，所以人們看這條新聞時毫無「被打痛感」，而是迅速代入了「隱私被侵犯」的受害身份，利益共情中義憤填膺地站到了徐崢那一邊。

徐崢與跟拍女記者發生肢體衝突，媒體報道稱「向女記者臉上踢了三腳」，話題持續發酵，徐崢發微博承認動粗並道歉，還解釋了事情原委，稱當時情緒激動是由於「長期以來對類似事件的厭惡感」，稱「不明來由的跟蹤和偷拍讓他心生恐懼」。受傷女記者隨後表示，徐崢的解釋讓她感到非常憤怒，永不原諒。輿情顯示，網友基本一邊倒站在同情和理解徐崢一邊，不支持狗仔偷拍明星隱私的行為。

從法律理性的角度看，這種輿情似乎不太正常，怎麼這樣支持一個醉酒失態打人者？但從輿情傳播的身份代入規律看，網民這樣的傾向太正常了。從寧波動物園老虎咬死逃票者之後的一片「死了活該」，到電影院開閃光燈被打得鼻青臉腫后又被網友罵得狗頭淋頭，可以看到，主導網路情緒的從來不是法律正義觀，而是「以牙還牙」的民間樸素正義觀。不是複雜的理性辨析，而是簡單粗暴、嫉惡如仇、二元對立的道德判斷。

在網眾樸素的正義觀中，問的不是誰違法，不是誰是弱者誰可憐，也不是誰錯大誰錯小，而是誰先錯誰后錯――也就是說，更在意行為的因果次序，先錯的人行為總會被置於放大鏡下苛刻審視，而後錯者無論犯什麼錯，總會受到同情和理解。這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正義觀：管你什麼「打人犯法」啊，誰讓你先偷拍別人隱私的？樸素的正義觀包含著一種「無限正當防衛」的暴力傾向：誰讓你先冒犯我的，我怎麼揍你都有了理直氣壯的理由。誰讓你逃票的，咬死活該，誰讓你看電影時還站起來開閃光燈，活該被打。

傳統媒體時代，人們對弱者會有一種天然的同情，弱勢標籤在傳播中自帶道德優勢，而在新媒體中，網眾對「越弱越有理」的傳統標籤有一種報復性的逆反情緒，越打扮成弱者模樣反而越易受到苛責，人們對「裝弱者賺同情」帶著過度防衛心態。

比如，在傳統媒體時代，「明星毆打女記者，臉上直踹三腳」這樣帶著明顯強弱暗示的標籤下，輿論肯定站在看起來比較弱勢的「女記者」那一邊，把矛頭指向明星。而新媒體時代形成了輿情顛覆，「因果」比「強弱」重要。正因為此，人們對被老虎咬死的逃票者毫無同情，對野生動物園裡違規下車而被老虎撕咬的人毫無寬容，即使這些人在兇猛的老虎面前是十足的弱者，可誰讓你先錯的呢？傳統傳播時代，人們也許受過太多那種「越弱越有理」故事的誤導，經歷過太多那種「被弱者誤導然後被事實打臉」的反轉劇，對弱勢標籤產生了本能的警惕：你弱你就有理，你弱就該讓著你？

傳統輿情時代，主導輿情的是傳統媒體的報道――不同傾向的用語，會引導不同的情緒。比如，「徐崢與某工作室女記者發生肢體衝突」――強調的是肢體衝突，所謂衝突，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兩方都有錯。而「遭肆無忌憚跟拍！徐崢深夜怒踹跟蹤偷拍者」――顯然帶著明顯的情緒傾向性，公眾很容易跟著標題情緒走。「徐崢被曝打女記者 徐崢陶虹婚姻名存實亡」――這種標題則明顯傾向黑徐崢，用標題暗示把公眾帶到痛罵「演藝圈渣男」的節奏中。可以看到，傳統媒體基本都在批評徐崢，多是「對女人發飆雖勇猶恥」之類批評。

而新媒體時代主導輿情節奏的不是媒體標題，而是公眾的身份代入。公眾看新聞時代入什麼樣的身份，立場就會站到那一邊。顯然，當公眾看到「徐崢和好友聚會被偷拍 毆打追拍女記者怒踹其面部三腳」這條新聞時，代入的身份不是「挨打的女記者」，不會去體驗「被打女記者的痛感」，而是明星被跟蹤和偷拍、隱私被侵犯時的憤怒感。對多數人來說，身份和心理上離狗仔會遠一些，而離「被偷拍的明星」會近一些，狗仔跟人們有什麼關係呢？而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徐崢這樣的遭遇，隱私被人肆意侵犯。人們在現實中不會成為「偷拍人家隱私被打的狗仔」，卻很容易成為隱私被偷拍被竊取的受害者，所以人們看這條新聞時毫無「被打痛感」，而是迅速代入了「隱私被侵犯」的受害身份，利益共情中義憤填膺地站到了徐崢那一邊。

正常的新聞報道中，比如曝光公權腐敗，調查報道觸碰利益集團，涉及公共利益，記者的身份會讓公眾更有共同利益感，很容易讓公眾代入了記者身份那一邊。而狗仔與明星的衝突中，人們對靠扒明星隱私為生的「狗仔」有天然厭感，人們的身份代入會傾向於隱私被侵犯的明星們。所以能看到，明星與狗仔衝突中，無論明星如何張揚，被罵的總會是狗仔。當然，無論如何我是反對這種打人的任性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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