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瑤:西方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誤區

作者簡介：許瑤，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內容提要：方法論變革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容易被忽視的往往是那些隱藏在客觀條件背後、無時無刻不影響著研究者的精神、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觀念類因素，尤其是在「觀念導向被良好地包裝成歷史必然」的情景下更是如此。在比較政治學內部，對普遍性的執著代表著對一種既定製度、程序、價值的堅持，它逐漸忽略甚至刻意忘卻了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質。在比較政治學外部，跨學科理論為應對現實難題導致的學科碎片化問題提供了工具，但構建交叉學科一體化的、追求普遍性的方法論背離了比較研究的學科特性與現狀；更低層次的學科交流也許更有利於比較政治學的發展。二元化觀念能減少社會科學的模糊性和狹隘性，但把握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質才能防止方法論變革陷入誤區。

關 鍵 詞：方法論變革/觀念類因素/普遍性/跨學科理論/二元觀

方法論的變革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政治環境、研究對象、總體學科水平，等等。這些因素較為常見，也比較直觀；容易被忽視的往往是那些隱藏在研究行為背後、無時無刻不影響著研究者的精神、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觀念類因素。研究者的觀念類因素有時被明確地表達出來，這時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區分出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張力①，持異議者也能找到自我解釋的理由並探尋更合適的場域來發展自己的觀點。因其顯見性，這種情況並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實際上，我們更應重視那些「觀念導向被良好地包裝成歷史必然」的情景。在這種情景中，隱性的觀念類因素對方法論的篩選和引導被顯性的政治環境、研究對象、既有技術等掩蓋，並通過各種方式將方法論變革及其現狀包裝成為某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全部。舉凡方法論所涉範圍之外的現象與因果關係也因此淪落至學科邊緣，甚至不再有機會進入研究視野的中心。倘若比較研究在其對象和方法上受到觀念偏好的隱秘干擾，繼而將其扭曲為某種歷史的必然並賦予其正當性，那麼可想而知比較政治學將失去其「探尋政治規律，預測政治現象」的根本價值。

一、比較政治學及其方法論簡述

比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這個古老的概念從古希臘起便成為研究政體的基本方式。它幫助我們辨別政治世界中的相似之點和相異之處，幫助我們理解何者更好以及為什麼。正是因其在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的不可或缺性，比較政治學這一分支學科在政治學誕生初始就相隨而生，成為政治學的支撐性基礎學科。

有趣的是，我們從「比較政治學」這個命名中便可以看出這一學科產生的機緣，以及它作為政治學科里唯一冠有方法論標籤的分支學科具有的獨特身份。在確定分析內容甚至目的之前，「比較」就已經為這一學科確立了基本的分析手段，但並非所有「運用比較方法來分析政治現象」的研究都能被歸屬到比較政治學的領域。在亞里士多德開創的政治學傳統中，比較政治學研究被限定在國家層次，傳統上只有對國家間異同的討論才被稱為比較政治學研究。換句話說，比較政治學的顯著特點不僅體現在方法論上，還體現在研究對象上，即必須是對一個以上的國家所作的分析。不過，與國際關係研究等同樣涉及多個國家的分支學科相比，比較政治學在對象選擇和研究分工方面往往是地緣性的而非主題性的，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傾向於圍繞既定國別來確定選題和展開分析。

在比較政治學的三個核心要素中，倘若說「比較」界定了這一分支學科的方法論特徵，那麼將國家作為比較對象則限定了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界限，最後一個核心要素直指該學科的本質、價值和意義：作為一門經驗科學，比較政治學從搜集而來的各種客觀事實和經驗中，運用比較的方法展開經驗的實證分析和研究，從中尋找政治的規律，這些描述、解釋和對規律的追尋幫助我們認識和預測政治現象。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任何概念的、理論的、規律的總結都必須以事實為起點，又由經驗來檢驗，且受到時間、空間和條件變化的限制。換言之，比較政治學追求真理，但始終以具體的經驗和事實作為起始點和落腳點，尋求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平衡。②

比較政治學的傳統方法論是歷史主義的，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制度主義成為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範式。該領域的大量研究集中關注美國的政治，集中關注以法律體系確立的一整套靜態的制度規範，而關於非西方國家的研究寥寥無幾、幾為異類。直到1950年代，各殖民地新獨立國家的湧現，尤其是西方民主樣板在新興國家的移植遭遇的失敗，才打破了西方的制度主義理論以及有關強勢國家的研究在比較政治學中的壟斷地位。關於非西方國家的比較研究開始活躍，比較視野也擴大到法律和制度之外。雖然傳統的制度主義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人們發現這種解釋力僅限於局部的、靜態的對象上。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新學科中尋找可以利用的理論和方法，這也推動了比較政治學中新方法論的誕生。理性選擇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文化理論等等都是比較政治學在新背景下產生的重要方法論。③它們在各自的理論維度上彌補了比較政治學方法論的不足並擴展了其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當代的方法論較之以往大為豐富，但方法論變革不僅不會終止，還會隨著現代政治現象、尤其是政體發展的日益複雜而繼續下去。方法論變革的內容不僅受政治環境和研究對象的影響，還會受到那些在幕後限制著研究者立場的觀念及意識形態的左右。將方法論與政治現實緊密聯繫起來，及時反思和總結其發展中存在的謬誤，能夠幫助我們走出誤區，更好地評價和運用每一次方法論變革的成果。

二、超越特殊性的一般化努力

比較政治研究總體上是針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許多學者不論是在方法論還是在成果上，往往掙扎於理論的普適性與解釋的精確性之間。二者之間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立基於特定國家和地區的解釋所依賴的數據和邏輯完全來源於該項特殊案例，因此該解釋的準確性和現實有效性幾乎在任何時候都受制於具體時空所提供的特定情境。換句話說，解釋越是貼近案例的獨特細節，那麼其說服力往往越強，因而更加滿足精準性的要求。

然而，與此同時，研究者們出於各種考慮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僅僅是對所觀察到的表面現象的描述和總結；相反，他們希望能對相關領域進行一種抽象概括。對普遍性的追求要求抹平不同案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上必然具備的種種特殊性，在這樣的前提下，能夠進入研究視野的有效資料在數量上必然會銳減。

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存在著張力。倘若某種方法論只適用於單一國家或現象，而少有比較和抽象的成分，甚至有時為了追求解釋的高度準確性，人們會完全忽略比較，只專註於案例本身，那麼該研究方法會被打上缺乏歸納性和應用價值的標籤。然而，一旦研究方法追求普遍性，而不是專註於某一個國家或具體政治現象時，人們又會質疑其真實有效性，畢竟不論何時，特定地區和特殊案例都是比較研究的基礎，即便是追求普遍性的學者也不願因此導致對特定案例的解釋面目全非。

除上述理論上的困難外，比較研究在現實層面的專業分工也加劇了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在比較政治學中，研究分工的專門化和組織化並非依賴於理論流派的區別，而是高度圍繞國家和地區界限來劃分的。比如，美國學術界就傾向於將研究局限於解釋單一國家的變化，因此對特定國家之語言、歷史、文化和制度的了解要遠重於對定量和抽象方法的掌握，後者恰恰是進行普遍性研究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研究者不停地試圖調和那些寬泛的普適性理論與具有特定案例和情境的知識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學科的專業分工又使這種努力難以成功，因為專業細化導致學科碎片化，而遠非提供某種宏大的普遍性基礎。④很多研究體現了這一張力。比如，瓦萊麗·邦斯(Valerie Bunce)在描述多地區民主化存在高度多樣性的同時，還希望提出一種滿足特殊語境的普遍化理論。⑤不同地區有其獨特的民主環境，包括文化背景、社會狀況、政治制度等，這導致民主化的最終結果具有高度的多樣性。然而在描述這些多樣性案例的同時，邦斯的最終目的卻是提煉出一種能滿足不同語境的普適性理論。她分析了多種相關的方法論，包括從鄰近案例和結果中分離出深層次的背景性因素。她希望表明，這樣的差別對建立可靠的跨國家和跨地區的普遍化理論很重要。她總結道，雖然民主的語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化成果的不確定性，但民主化的過程卻是一定的。瑪格麗特·列維(Margaret Levy)在研究有關比較政治經濟學新方向的問題時，觀察到這樣的現象：理性主義者常常故意對研究問題進行限制，使其處於能夠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區間內，並且其研究往往依賴於通用的分析機制；結構主義者則在關注所謂的「大問題」的同時，又要求相關回答是精確的和詳細的。⑥通常，人們希望根據案例的特殊語境確定一些參數，然後將這些特定參數糅合進一種抽象理論中；在驗證該理論的普遍性的同時，實現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結合。但對理性主義者來說，情況相反，兩者的結合依賴於符合案例的特定理論與普適性的研究手段的結合。

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儘管難以調和，但1960年代以來它仍舊吸引著無數比較政治學研究者作出不斷嘗試。然而，不論他們提出了何種看似成功的一般化理論，這些理論往往都經受不住歷史的考驗。⑦實際上，這種結果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主題為「比較政治學中理論的角色」的研討會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眾多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重量級學者對普遍性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卻仍舊以大多數人支持繼續建立有關具有普遍性的因果關係的理論而告終。⑧持續的努力不斷印證著這樣的兩難困境：為了追求理論的普適性，學者們不斷將各種變數添加到普遍性理論中，如此一來，即便拉近了普遍性理論與更多特定情境的距離，但也使普遍性理論漸漸喪失了歸納性。⑨

三、方法論整合的多種途徑

如果說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與困境反映了二元觀念引導學科內部走向方法論誤區，那麼執著於跨學科的一體化方法論則體現了學科間亦存在觀念性誤區。

研究分工和次級學科的發展加劇了學科的碎片化程度。加固學科邊界的需求不僅要切割研究對象，還涉及方法論領域。但單一學科的方法論不足以應對現實中複雜而多面的難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整合學科方法論的迴流。然而，在選擇何種整合方式的問題上，學者們的觀點再次出現分歧：他們因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而提出了不同的整合方法，交叉學科的主流研究模式不一定符合比較政治學的特點，而放棄宏大的、高層次的一體化偏好也許能更好地使比較政治學從交叉學科中獲益。

跨學科的一體化方法論

跨學科研究產生於應對複雜而多面的現實問題的需求，它是發展學科一體化的一種嘗試，被認為在理論上具備連續性。建立一套跨學科理論需要對有關問題、主要因果關係和預期結論提出一套公認的假設，以及對適合於解決當下難題的方法的認同。清晰的、概念化的變數之間必須存在可明確說明的關係，關鍵原理必須在邏輯和連貫性上保持完整。

在過去的50餘年裡，比較政治學從一個存在大量描述性研究的領域轉型為一個更加註重概念化、理論化的領域，期間還伴隨著科學方法和普適性目標的引入，也就是使理論具有普遍意義並對未來具有預見性。科學方法對政治學傳統進行了改造，引入了清晰而準確的方法論範式，以便促進跨學科研究的展開。比如，統計分析的方法憑藉明確的測量標準對概念展開嚴謹操作，從而有效地提出了可以被估量和推廣應用的數據。這些科學方法由於在概念、標準、操作上獲得了交叉學科的認可，因此有利於跨學科理論的發展。

然而，當研究者們懷著宏大的目標，試圖建立一個具備普遍性、糅合各種理論、外在地打破了學科邊界的跨學科理論時，以及當我們試圖運用其多樣化的視角來幫助理解龐雜的現實問題時，卻往往發現情況不如想象的那麼樂觀。

以女性研究為例。在過去的40年裡，女性研究明確地按照跨學科的邏輯建立起來，並且美國和英國的許多大學設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跨學科研究不僅引入了眾多學科的知識，還要求在同一時間點上整合這些傳統視野以形成新的超越學科邊界的理論和知識。然而，儘管創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專業雜誌和學術會議，研究結果卻往往停留在單學科領域內。甚至在該領域佔據最核心地位的期刊也是按照學科邊界來組織稿件的，比如《女性與政治》、《政治與性別》等。出現這種結果很可能是因為學者必須在各自學科內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認同。學者受到的訓練主要是單一學科的，並且被制度化地封閉在該學科內，該學科控制著他們的職業結構，並有權評判他們的學科知識的有效性。(12)

更令人無奈的是，許多問題的研究還受到時限性的困擾，它們僅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其價值常常隨著這一時代的結束而消減。這一因素同樣阻礙了跨學科理論在現實中的運用。(13)比如，致力於東歐研究的跨學科研究中心顯得日益無用；在全球化世界中，那些針對專門地區建立的跨學科研究中心也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像美洲印第安人研究這一類的研究領域——需要大量強調地理區位而非普適性理論——更是與目前一體化的學術潮流背道而馳。(14)

低層次的交叉學科交流

當比較研究進展到一定的高度或階段，學者們發現政治學的知識不能充分或完整地解釋政治現象時，或者當他們想實現某些創新時，他們就會對其他學科加以借鑒，將本學科之外的理論、概念和觀念引入比較政治學中，以便對難題作出解釋或實現理論創新。比如，借鑒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視角來觀察和解釋傳統制度主義難以應對的政治現象。儘管這種借鑒也面臨著「發展於某一具體學科的理論難以適用於其他學科」這一難題，但由於其動機僅僅是借鑒新知識以幫助完善或轉換政治學自身的概念或理論，填補比較政治學的空白，因而不要求實現跨學科方法的一體化——實際上，引入其他知識以完善原有理論體系比起跨學科地糅合各種理論來要容易得多。因此，借鑒更容易成功，也是「學者嘗試打破學科界限、重新進行交流的最常用渠道」。(20)

而在比借鑒更為高級的層次上，也可能存在多個學科的學者圍繞共同關注的話題，彼此展開互助研究，以期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和闡釋複雜而多面的難題。如果說跨學科研究是在一個單一的時間點上對學科知識進行整合，那麼現在這種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則是諸種研究範式的集合。當比較政治學面臨的某個難題具備多面性，同時受到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策研究等諸多領域學者的關注，那麼他們就能夠在各自的領域內對這個問題作出解釋，這些相互關聯的解釋最終匯合，就形成了多維度的「解釋集」。比如，福利國家由於涉及國家、社會、市場等多個維度，因此成為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社會政策專家以及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對象，這種研究沒有被次級學科間的不同理論假設過多局限，從而圍繞同一個研究對象引入了多視角的理論來幫助理解案例。這種多視角的研究範式顯然也比那種自我宣稱是綜合性的和普適性的理論更具現實意義。

儘管較低層次的交叉學科的交流常常是隨機的、臨時的，缺乏追求一體化的跨學科理論所具備的計劃性和普遍性，但這些方式依舊能夠擴展比較政治學的觀念和知識。實際上，在比較政治學中很少能看到嚴格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的真實案例，比較政治學也並不具備建構跨學科一體化理論的條件。

隨著新舊視野的不斷交融以及研究對象的推陳出新，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理論和學科建設都在發生變化。僅僅關注變化的表象顯然是不夠的，把握真正推動這些變化的現實因素與理論因素能夠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抓住學科變遷的脈搏，這既有利於對比較政治學在方法論上取得的成果進行中肯的評價，又能對該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作出審慎的預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