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晚清民國文化英雄們的精神快斷了

對於每一位同樣身處新舊轉型時代中的當代學人來說，這都是一種難以坦然面對、無法徹底排解的彷徨。對於葛兆光這批在」文革「浩劫後走入學界，見證了三十多年中市場經濟對於學術界衝擊的人文學者而言，更有」靈台無計逃神矢「之感。20世紀幾重時代中，學術與思想的相互刺激、知識與政治的相互糾纏、理智與情感的相對角力，知識分子的命運與處境非常特別。到21世紀初，在同樣充滿政治化、實用主義的環境中，」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口號已進一步變成」之大，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之現實。

2017年初，葛兆光出了兩本新書。學術著作《歷史的內與外》，延續著他在《宅茲》《何為」「》等前作中對」「的關注，學術史隨筆《餘音》則將他對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二十多年裡的琢磨化成十幾篇對公眾而言更親切可讀的文章，在晚清民國的巨浪顛簸中承受心靈撕裂的一代知識人浮現紙間。

葛兆光，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領域為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禪宗與文化》《道教與文化》《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思想史》(兩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

此前，葛兆光也出過《並不遙遠的歷史》等隨筆集。那時他對學術界」還算有信心「，相信前輩學者餘蔭猶在，若」發潛德之幽光「，後輩仍可循著餘波溯流向上。可是，當猶可見的餘蔭漸成縹緲的餘音，葛兆光在《餘音》序言中寫道，」我的心境很蒼涼「。

這話題太沉重了，你看，在這個時代，很多人認為讀經熱、讀詩熱便能讓人重返人文傳統。可葛兆光在這些年不斷強調的卻是如何重建人文學科這樣最基礎且最迫切的問題。讀《餘音》，試著理解他所謂的人文傳統，應是當大家都習慣了彎著腰時，要追問站起來會怎麼樣；是在文人精神失落、人文學科衰落的時代，人文學者仍有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在公眾領域提出有意義的話題；是在一個激蕩的轉型時代，在各式各樣的思潮中，在」吾道孤「的慨嘆中，一代學人仍願去尋覓」道「之所在。

葛兆光對此骨鯁在喉。作為一位歷史學者，他反思歷史研究不可以自顧自地離開公眾領域，變成孤芳自賞的」屠龍之技「。以隨筆寫《餘音》，不只是一種紀念，他也希望」請讀者耐心地聽我絮叨「。當一位當代知識分子誠實地捧出自己內心的蒼涼，你是否願意麵對他關於餘音，或是絕響的提問

葛兆光：餘音？絕響？我沒有答案

近幾年，67歲的葛兆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總是不免感嘆年紀大了，眼睛不好。他確實在2008年做過眼部手術。可讀《餘音》，仍不難讀到他每天看書的場景。2013年底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時，就忍不住對著余英時送來的新書《論天人之際》，一口氣看了兩個晚上加一個白天。不知不覺窗外飛雪，再抬頭已白茫茫一片。

《餘音》中，晚清、民國一代學人在潮流變遷與思想動蕩中，心靈被撕得四分五裂，他看到另一種顏色，」一個時代的學風與人格彷彿在暗黑之霧中漸漸消失「。對於學術，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葛兆光的觀點並不樂觀。餘音繞梁，但三日之後呢？餘音或成絕響，似乎要裊裊遠去了。

《餘音：學術史隨筆選1992-2015》 作者：葛兆光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傳統→撕裂

當代學者已遠離真正的傳統

1977年，葛兆光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那年他27歲。在此後的幾番學術熱潮中，葛兆光很快尋找到了學術方向，從80年代起，他研究佛教和道教，在90年代就寫出了著名的《思想史》，並轉向更廣泛的思想史研究。

作為」文革「后第一代學者，葛兆光的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有深刻的關聯。經歷過那場」革了文化的命「的浩劫，人們開始反思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1982年，龐朴在《人民日報》發表《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要求重視文化史研究的呼聲在學界引發強烈反響，80年代」文化熱「由此興起。它背後更深層的現實關懷，是那一代人對於政治、對於社會走向的深切關注——因公開談論政治的空間有限，他們以傳統文化來討論現實政治。

《思想史》 作者：葛兆光版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

到了環境大變的90年代，學術史、思想史又成為學者談論現實感受的另一條路。晚清、民國時期一批曾被政治遮蔽、忽略、被邊緣化的學人被熱衷討論，王國維、陳寅恪等學問專精、思想矛盾、情感複雜的學者因此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化英雄「。

葛兆光的讀書筆記中，這些學人的身影和思想片段陸續出現了。葛兆光並不全然認同他們的思想，更讓他有所觸動的，是這些人內心的痛苦。比如他筆記中的顧頡剛，就在國家與民族危機的時代」徘徊到糾結「。不止顧頡剛，在」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動蕩時代，沈曾植、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人，在新舊經驗、秩序和知識之間，在難捨往昔傳統與承認開放之必需之間，心靈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正是在政局多變、剛啟蒙又救亡的時代，學術與思想相互刺激，傳統人文學術發生現代轉型，一批後世無法復現的傑出學者結群出現。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

王國維，（1877－1927），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郭沫若稱其為新史學的開山。

吳宓，（1894－1978），現代著名西洋文學家、國學大師、詩人。比較文學的拓荒者，紅學的開拓者之一。

半個多世紀后，當葛兆光踏入學界時，面前卻猶如一片空地。他曾將自己那一代學人比作」天生石猴「，無法可依，也難循規蹈矩。幸運的是，他的老師是陰法魯、金開誠那一代學者。儘管難逃內心的撕裂，但是，」他們不會像『文革』年代把傳統的都視為『四舊』，也不像現在很多人對傳統隔膜「，」他們都睜眼看過世界，骨子裡對世界上的好價值都是接受的「，葛兆光感慨。

在他看來，這些老先生們像是從晚清民國延續下來的最後一代學人，雖也捲入時代洪流，但只要環境給他們自由空間，他們還會表現出學者的良心。相比之下，當代學者與古代傳統、五四傳統之間的撕裂，顯然，」這不是搞搞詩詞比賽、讀讀《弟子規》之類就能改變的「。

價值→陷落

學術界已經沒有共識了

從1984年研究所畢業至今，葛兆光在大學里教了三十多年的課。他坦言，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了。三十多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和價值多元化的衝擊，青年人對政治、對社會的關心與共識不斷被沖淡。大學教書人還要跟年輕人腦子裡的被教科書規訓的一些東西做」搏鬥「。

」這是一個態度？「談及當代青年人對社會現實的冷漠，有青年記者曾追問。

」這是一個價值，「葛兆光回應。大家都習慣了彎著腰，站起來會怎麼樣呢?

更多的價值在社會中陷落。2004年，學者趙園在政協會議上發出」救救人文學科「的呼籲。類似的呼聲在那幾年也登上《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越來越多的人文學者對全球性的人文學科危機憂心忡忡。葛兆光套用《共產黨宣言》的首句，」一個蔑視人文學科的幽靈，似乎已經在全世界徘徊「。

具體到，改革開放后，重視實用價值的商業化社會逐漸形成，國內政治意識形態對人文研究也多有限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就已有人討論人文精神的失落。當年，人文學者們還能洪亮而有力地追問人文精神為什麼失落。而近些年，葛兆光面對著更具體的人文學科的失落，只能越發感到無力。

」學術界已經沒有共識了「，他在文章中直接而悵然地批判市場、體制、政治、媒體等對於學界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前有句話說，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現在是之大，根本就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

名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出自《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此宣言於1935年12月9日發出，刊載於12月10日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宣言作者為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蔣南翔，為」一二·九「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之一。

儘管如此，他仍在自己不平靜的書桌之上撰文討論如何拯救人文學科，強調學者的自省和回歸底線：人文學科要建立專業的知識基礎，同時人文學者還需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介入公眾領域，提出有意義的話題。

這不僅是一種呼籲。2007年，葛兆光轉至復旦大學並籌建復旦文史研究院，希望效仿民國時期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和陳寅恪、梁啟超、王國維曾任教的清華研究院，在當代開拓」從周邊看「的學術方向。

與之同時，在互聯網不斷更新國內傳媒方式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公共領域的發聲一直未斷。近些年，他參與討論」「、」國學「、」傳統文化「等在當代有爭議性的概念，對社會政治的觀點直接而有力，比如，」我絕不接受有人說『文革』有可取之處「。

長居上海十年，京滬學界風氣不同，少了北京學界的」侃「的習慣，葛兆光深感能深談的朋友不多了，此時寫下《餘音》，」也是一種對過去的紀念吧「。

無解→問答

這個學界會好嗎？

葛兆光所紀念的，是怎樣一種過去?

是晚清民國時期大家成批出現、新舊碰撞的時代，還是上世紀80年代人文學者一呼百應、影響公眾的曾經？又或是人文學者還在做當做之事，還能盡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的往昔?

有另一種理解，細膩地鋪展在《餘音》中。那是一個學人在激蕩的轉型時代，在各式各樣思潮中，尋覓」道「之所在的過去。在那裡，吳宓、陳寅恪那樣的人於內心撕裂中，仍在追問人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脈「。

20世紀上半葉的，」生存與否「並非玄談，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原來社會價值系統的解體引發意義危機，導致人們實實在在的困惑。就在此時，實用主義被引入，並逐漸失卻哲學意味成為工具主義，吳宓、陳寅恪們太背」道「而馳，只好獨坐書齋，以學術研究繼續尋覓他們理想中的」道「。

合上《餘音》，人們會恍惚，這種過去已有百年之久，但似乎並未過去？至少，當那代人尋道之餘音散去，他們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惑卻延續至當代，衍生出這個時代學人內心的四分五裂。由此，不難理解葛兆光在書中對於陳寅恪書信、詩集格外細膩的琢磨。這個久負盛名的學者心靈深處所纏繞糾結的難解情結，因學人之理性難以在學術中宣洩，終於」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了晦澀深奧的詩句「，直教他聯想到一個意象：」啼血「。

《陳寅恪集：書信集》 作者：陳寅恪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7月

」我不相信陳寅恪這種受過現代訓練的學者不明白政治與學術早已判然兩途的事實，我也不相信陳寅恪這種理智的知識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故典，可他為什麼還要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抱負和自尋煩惱的憂鬱？「

葛兆光實在不知道要怎麼答。但他知道，近代多災多難的情狀使得每一個文人、學人都難逃這種從政情結的纏繞。作為當代學者，更讓他深受觸動的是，無論是在陳寅恪的年代還是他所處的當代，人文學科的歷史命運竟是一般乖蹇，兩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因之有一種相似的、無計排遣的悲哀。

無解的問題不止一個。一次記者問出」這個世界會好嗎?「，葛兆光又一次真誠地給不出答案。他只能以反思學術史后的痛苦追問，提出另一個問題作回應——」這個學界會好嗎？「

很多年了，這個問題在他心裡反覆出現，」但悲哀的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餘音」回放「之前，序言最末一句，葛兆光如是寫道。一位當代學人最真切的悵惘由此展開。

《餘音》序

（摘錄）

猶豫再三，終於在朋友和編輯的鼓勵下，把二十年來紀念已經逝去的學者的二三十篇隨筆，重新編輯了這個選集。

趁著重新編輯出版之際，不妨說幾個縈繞心中已久的話題，也算是一個」坦白交代「。這幾個話題，第一個是晚清民國學術究竟如何評價？第二個是有關傳統的文史研究，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叫」國學「？第三個是時代，以及獨立與自由的環境，對人文學者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些話題原本太沉重，並不適合在這種文字中表達，而且，下面說出來的話也太學究氣，不過骨鯁在喉，只好請讀者耐心地聽我絮叨。

一

從20世紀90年代起，很多有關晚清民國學者的評論文章出來，我也從那時起，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有關學者的隨筆，到現在數下來，還不止這二三十篇。

在這些學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時代的弔詭、潮流的變遷和思想的動蕩，這些有關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變「與」不變「的經歷，成了我寫這些學者隨筆的主要內容，用有關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就是學術史與思想史有些分不開。那個時代，學術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識與政治在彼此糾纏，理智與情感在相對角力。20世紀非常特別，充滿政治化的環境，使得知識分子的命運與處境也非常特別，這個時代，沒有退隱山林，沒有袖手旁觀，沒有騎牆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號」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樣，時代逼著你不歸楊則歸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在這兩句詩里，最讓我看重的就是」無計「二字，彷彿寫盡滿懷的無可奈何。在《陰晴不定的日子》這篇隨筆中，我曾記述了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國維從容寫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然後自沉昆明湖的經過，在這裡不妨再接著看受命整理王國維後事的陳寅恪和吳宓。十幾天之後的6月14日，仍是在清華園，深夜，陳寅恪與吳宓長談，吳宓覺得，自己面對舊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雙手分牽二馬之韁，雙足分踏兩馬之背，」二馬分道而馳，則宓將受車裂之刑「。陳寅恪則安慰他說，這個時代的讀書人，必然面臨痛苦，」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幾個月後，陳寅恪把這層意思寫在了紀念王國維的《輓詞》里，在小序中他說：」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這實際上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史，卻不能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史。

魯迅《自題小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二

這本集子裡面寫到的人物，除了少數之外，大多人的學術生涯，都經歷20世紀上半葉，換句話說，好些人都可以稱為」民國人物「。對於晚清民國學術的評價，可能就要看這樣幾個大關節。

第一個大關節是」學術轉型「和」典範轉移「。公平地說，這個時代不僅在政治上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學術上也堪稱從傳統到現代的」軸心時期「。梁啟超《新史學》之後，原來的四部之學變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紛紛湧入，加上科舉廢除，新學堂、新知識、新式教科書，連同報紙雜誌，逐漸把傳統學問做了一個大改造，所以，哲學史截斷眾流，文學史改舊換新，古代史重新書寫，整個兒學術變了一個模樣。現在你再回看我們自己現在從事的所謂」學術「，可不仍然在這一巨變的延長線上？

第二個大關節是」新發現「和」新解釋「。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在《庫書樓記》、《最近二十年間舊學之進步》和《最近二三十年中發見之新學問》裡面，曾三次提醒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為什麼？因為晚清民國恰恰是大發現的時代。甲骨卜辭、敦煌文獻、居延漢簡、大內檔案（以及胡適指出的日本、韓國有關文獻）等，恰恰在這個時代被發現，說是偶然卻也是必然。

第三個大關節要提到的是」自由環境「與」時局刺激「。晚清民國的政治強人未嘗沒有王安石那種禁絕」異論相攪「的念頭，但晚清正處亂世，民國政府不強，加上從帝國而共和，總需要順應民主自由大勢，因此，對學術的控制相對松一些，這給晚清民國的學術帶來自由空間。比如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啟超影響猶在，胡適、顧頡剛正是當紅，陳寅恪、傅斯年成為主流，柳詒徵、繆鳳林也依然不弱，就連被胡適後來斥為」反動「的錢穆等人，也照樣進了大學當教授。這個時代的學術，就有著傳統時代所沒有的內在緊張、豐富內涵和多元取向。

所以，不必搬前朝萬神殿，也不必拿本朝功勞簿，我們只要看看1946 年顧頡剛寫的《當代史學》就可以明白。千萬不能有後來居上的盲目自大，那個時代機緣湊合，時勢催人，確實促成了人文學術的現代轉型，也拓展了人文領域的知識擴張，更成就了一批至今還值得紀念的大學者。

《當代史學》作者：顧頡剛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4月

三

有意思的是，這些值得紀念的學者，有好些現在被戴上了」國學大師「的帽子。在現在」國學「不僅得到官方首肯，而且被列入體製作為學科……這讓我不得不討論長久以來一直避免直接批評的所謂」國學「一詞。

重提」國學「，大概要到不得不從」天下「（帝國）轉型至」萬國「（現代國家），而且還面臨新的民族國家深刻危機的時候，那種嚴分」我者「與」他者「的界定，促使20世紀初的學者借了日本國學（其實還應該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後日本興起的」國粹主義「）之名，催生了現在的」國學「這個概念。

有關歷史觀點的最大變化，是」空間放大「（從中央正統王朝到涵蓋四裔之歷史）、」時間縮短「（把三皇五帝的傳說神話驅逐出去，讓考古發現來重建歷史）、」史料增多「（不僅諸多發現至今仍在繼續，歷史觀念變化也使得更多邊緣資料進入歷史書寫）和」問題複雜「（各種價值觀念、分析立場和評價角度，取代了傳統或正統的歷史觀念）。

從」國「這個字來說，現在所謂」國學「門徑很窄，似乎並不包括漢族之外即以前陳寅恪所說的」異族之史，殊方之文「，如果說」國「就是漢族，是二十四史一以貫之下來的中原王朝，這當然還勉強好說（恐怕也難以涵括元朝與清朝），但是，如果你還想維護滿蒙回藏漢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這個習慣於追溯三皇五帝、捍衛周孔程朱之學、動輒要制禮作樂的」國學「，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確「的錯誤。從」學「這個字來看，現在國學提倡者的所謂學問，恰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現代學術四個變化衝突：按照傳統文化認知，文化總是在儒家文化範圍或正統王朝範圍，這就與」空間放大「不合；按照傳統歷史觀念，歷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說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可是這就和」時間縮短「不合；按照傳統文獻範圍，那些敦煌文書、甲骨卜辭、大內檔案和居延漢簡之類，大概並不是習慣使用的資料，更不消說域外文獻、考古發掘、田野調查，顯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於捍衛儒家、理學主流文化，最多勉強納入佛教道教資源，在預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進行學術研究，也完全不符合」問題複雜「的取向。

現代國學熱現象

四

時代已經變化，知識人已經從帝制時期的文人士大夫，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學問也從傳統的經典文史知識，轉型為現代學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種讀書思考的傳統，應當始終像基因一樣傳續，總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爐灶。坦率地說，學界現在缺的是從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詩改罷自長吟「的沉潛，太多了」倚馬立就「的急就章。其實，學術往往是馬拉松或接力賽，不是百米短跑。

其實，我的意思也只是說，只有政治與制度創造了一個」放得下平靜的書桌「的環境，這個環境，一方面讓社會稍稍減少一些庸俗實用、唯利是圖的風氣，讓人們延續那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文的傳統，一方面允許學者擁有」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並且把這種精神看得無比重要，也許，這個學界才能變好，現代的學術超越晚清民國時代才有可能。

2011年夏天。一次訪談中，面對記者提問，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話」這個世界會好嗎「。這句話曾被訪問他的美國學者艾愷用作書的標題，至今這個標題仍像」警世鐘「一樣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隨口說了一句，」這個學界會好嗎？「這句話被記者用在了訪談的結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學術史之後的痛苦追問。說真的，好多年了，這個問題仍然在我心裡反覆出現，只要你關注學術史，就不得不關注這個問題，重新追問這個問題。

但悲哀的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