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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澎：意識形態與市場

2021/12/25

對於藝術家來講，規則也許早已存在，但那通常被稱之為「標準」，而標準的制定人以及標準本身涉及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問題。80年代，現代藝術家非常自然地組成團體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標準」之下得不到認定，官方美術家協會的寫實主義和政治標準將除此之外的藝術排斥在正式的展覽之外，美術家協會秘書長、主席以及由他們決定的各個具體的委員會構成了藝術的「仲裁」集團。由於這個體制的封閉性特徵，它缺乏對藝術發展與創新的激勵機制，使得那些制定標準的「專家」成為藝術的僵化「規則」的最終裁判。他們決定著誰的藝術作品具有「發揚傳統」的特點或「勇於創新」的表現;決定著誰的藝術沾染有「民族虛無主義」的問題或具有「脫離生活、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傾向。然而，市場經濟的運行結果，則可能在金錢的幫助下，不顧政治權力的禁錮而使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合法化，使新的作品得到社會的認定。

顯然，黃專所說的「規則」或「仲裁人」與市場遊戲規則有關。在針對那些對商業化的反感態度時，黃專說：這種態度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凡·高，這位憤世嫉俗、一生潦倒，生前只以低價出售過一幅作品的畫家，今天已成為西方藝術市場中最走紅的角色，而歷史認可他的方式偏偏是金錢：八位數的賣價。當然，你可以說沒有八位數凡·高照樣偉大，但我想脫離具體藝術情景去談論藝術品或藝術家的偉大是件靠不住的事……今天，你可以抱著凡·高的態度去創作和生活(事實上，在凡·高式的諸多煩惱中，賣不出畫也是一種)，並指望自己的作品會在死後某個幸運的時代中被認可，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這樣一個現實：藝術家和藝術品以商業化的方式進入歷史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藝術史的最基本的方式。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藝術史編造了不少有關藝術家如何由於他們天生孤傲的性格癖好而顯得偉大的神話，但卻很少告訴我們每個藝術家的成名都有著極其複雜的現實方式，他們背後和周圍的各種政治、宗教勢力、各種趣味集團、藝術經紀人、畫商、訂貨人、收藏者、批評家都對他們作品的歷史化過程產生著微妙而難以估量的作用。

在《藝術·市場》和其他藝術雜誌中，關於批評和批評家在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普遍的論題，這不僅是因為藝術領域的寫作者大多是批評家，更主要的是，這些批評家一開始帶有極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的工作目標之一，就是促使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清楚，官方美術家協會的展覽方式已經不適應年輕藝術家的藝術工作，其中既有涉及藝術標準的意識形態問題，又有體制和經濟上的危機，因此，他們希望市場給予新藝術以青睞。殷雙喜在發表於《藝術·市場》第4期的《批評與市場》一文里曾經將批評作為藝術家與市場的「中介」，提出了批評家的職業化問題。他認為，批評與市場的關係「類同於商品檢驗、鑒定與商品產銷的關係」;魯虹在他的《也談批評與市場》開篇就指出，藝術的標準和市場中價格的混亂是藝術市場面臨的「重大藝術問題」;郎紹君則在他的《批評家的介入》一文中明確表明：「建立自己的藝術市場，有眾多的事情要做，但有一條是絕對重要的，即藝術批評家的介入。」

正是在這樣的看法的前提下，由批評家組成的學術評審委員會，似乎成了一個重要的環節——批評家似乎成了在藝術市場中負責「定價」的關鍵人物。對批評家工作作用的理想主義態度在易英發表於廣州雙年展文獻著作《理想與操作》中的《批評在市場中的位置》一文里表現得頗為明顯。他針對當時的藝術市場幾乎沒有前衛藝術作品而只有「行畫」充斥於市的現實，呼籲批評家對現代藝術進入市場承擔起引導的責任：在這樣的形勢下，批評家實際上面臨著比參與現代藝術運動更加複雜和繁重的任務。在國內的藝術市場並沒有實現有機運轉的情況下，批評家的位置實際上是不可能確定的，但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對當代藝術的理論把握，只有經過批評家闡釋或由批評家推出的作品，才可能成為藝術市場最有競爭力的產品。

可是，學術本身的作用非常有限。由於市場權力和其他權力的介入，涉及標準的問題又出現了更為極端的表述。呂澎(1956— )在幾乎同時發表在《藝術·市場》和《江蘇畫刊》上的《走向市場》一文中就表現出一種市場絕對主義的觀念，這篇直接號召「藝術為銷售而生產」的文章在發表之後遭到普遍的批評：

僅限於形而上學地關注藝術發展的歷史很快就要結束了。這就是說，90年代的藝術正在全面走向市場。毫無疑問，藝術走向市場的實質是藝術尋求金錢的支持。

走向市場的中心含義是：藝術必須為銷售而生產。

在一個商業社會裡，金錢定價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當沒有上帝判決的所有學術爭論到了無休無止的時候，最為有效的裁定人就是金錢。

在《藝術·市場》出版之前，關於藝術與市場的關係的討論幾乎限於技術性方面的常識，所有的討論沒有觸及意識形態的改變和新的權力話語結構的產生這樣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藝術·市場》中的文章則在涉及技術性方面的同時，也儘可能地提示人們注意市場的出現所導致的藝術制度和意識形態觀念的轉變，在強調標準的變化的同時也事實上導致了藝術「本體」問題的式微。

《藝術·市場》共辦9期，每期重點推出的藝術家均與「現代」或「當代」有關，除了對西方藝術市場和相關問題做出介紹外，編輯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推出現代的或前衛的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作品。《藝術·市場》本身的命運也是饒有興味的：在「廣州雙年展」之後，由於缺乏經濟的支持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壓力停刊。

90年代藝術界最重要的景觀之一，就是市場導致了批評家、策劃人與代理人之間的界限的模糊，能夠在政府、企業、新聞、法律以及各個權力資源之間建立靈活關係與平衡的人成為藝術事件的操作者與關鍵人物。批評家們不僅參與了藝術市場的問題的討論，而且參與了藝術市場的操作——儘管他們中大多數人對市場幾乎一竅不通，並缺乏成熟市場體制的支持，由於存在著政治、經濟、知識以及相關資源的局限性，他們逐漸發現，策劃展覽之初與展覽的具體實施以及之後的精神狀態有著令人沮喪的不同和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