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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地區的革命,除了一些口號外,連一首歌都沒有留下

整理編輯/日京川

1967-Don McLean

來自紙城

2011年在中東,烏克蘭等很多地方,都經歷了廣場革命的浪潮。時隔三年,2014年的時候我又回去採訪當時革命的那些人,在這三年之中,他們的命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我想通過這個時間距離,來看看我們周邊的世界都在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些革命之後,在西方與歐美國家,也發生了很多大事件,突然英國就脫歐了,美國就選出了Trump。這些變化與我們看到的這些革命有關係嗎?到底是什麼造成這些使我們驚奇的東西?

—周軼君

說起中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古老的石油王國、巴以衝突、當地保守的宗教等等。而在2011年發生的這場革命之中,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變化,據三個典型的個體的例子:

在中東的巴林,當時有一個出來抗議的女孩,是沒帶頭巾的,比較世俗化的打扮,手裡拿著蘋果手機,然後站在一個敞篷車上面。巴林其實也是被稱作中東的香港,他們當地也比較富裕,很多人都是開著賓士寶馬出來抗議的,你可以看到一些新興的中產階級出來發聲。

當時在埃及的解放廣場,推翻穆巴拉克的那一個晚上,有一對新人,在廣場上結婚,甚至他們的穿著的打扮都不是很保守,穿得很鮮艷,在他們身上有很標緻性的世俗元素。

還有一個是在埃及的笑星,他本來其實是一個醫生,但是他之後在革命的浪潮中發現,做醫生不如去做一個談論政治,讓大家發出笑聲的同時又針砭時局的脫口秀演員。之後他就是以舉辦comedy show的方式參與到這場革命中來的,後來還被邀請到美國參加電視脫口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革命中有很大的力量是新型的中產階級,他們參與到革命中並不是因為貧窮,而只是為了爭取到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

網路先於了物質

為什麼是這些人站出來了?

我們知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理論叫基尼係數,是用來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如果貧富差距指數大於0.4,則表示社會極不穩定,會發生變化。

而如果我們拿伊朗、突尼西亞和埃及三個國家做一個比較,從數據上,其實明明伊朗的基尼係數明顯大於突尼西亞與埃及,但是為什麼反而發生動亂,乃至政權顛覆的先是突尼西亞與埃及呢?也就是說,是一些在物質上還相對富裕的地區。

如果再看其它指數,大家可能會明白。在十年當中,突尼西亞的網民人口比例從4.3%增加到36.5%,埃及則是從0.8%增加到31.4%,而伊朗當時的網路還是在控制的狀態下。

突尼西亞的網路限制指數是最低的,而後是埃及。伊朗的網路管制比前兩者要嚴格太多。

我去伊朗時的感受是,在網上搜索任何與西方有關的內容,最終都會鏈接到宗教網站,哪怕是搜一搜歌曲。當然了,伊朗的每個人基本上都會去看一些政府禁止的東西,他們的翻牆軟體主要是捷克生產的。

埃及當地有一個笑話,說:

薩達特是遇刺身亡,納賽爾是死於毒藥,而穆巴拉克是死於Facebook。

穆巴拉克的管制手段仍然只是管控國家的電視台、報紙和電台,但對網路幾乎不做任何審查。所以,當時的埃及革命確實是在網路上自我組織起來的,在解放廣場上就有人打出「感謝臉書」的口號。

在這些國家當中,貧富差距或許已經不是一個非常準確的、可以反映出社會是否穩定的指數,反而是網路的管控程度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指標。

所以這說明什麼呢?除了每個人可以在網路發出聲音以外,網路還代表了什麼?

在我看來,網路提供給了人們一個窗口,在網路的世界里,你可以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方式,這個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個生活在埃及的新興中產階級,可以看到美國的跟他收入差距不大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在美國,人們可以投票選舉,他們沒有嚴重的腐敗,那麼我為什麼不可以,我為什麼不能有這樣的生活?

在突尼西亞革命之前,維基百科曾爆料突尼西亞總統家族的荒淫奢侈。這都是革命前的統治者不想讓人民看見的東西。

網路代表了知識,還代表了信息的廉價獲取。可能過去是一些精英階層才能了解的事,現在任何一個街上的人,不管他從事任何工作,屬於任何階層,只要有一部可以連到網路的手機,他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跟你一樣的訊息。這是改變中東很關鍵的部分。

革命之後,我們真的需要麵包

2011年,我在埃及解放廣場,那晚看到他們推翻穆巴拉克,是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純潔氣氛。我以前在埃及上大學時,社會風氣對女性是比較不利的。女性經常受騷擾,比如在人多的地方,女性可能被人碰一下,這是很常見的事。但那幾天,廣場上那麼多人,走來走去,我一次騷擾都沒有碰到過。在廣場上,那種純潔的氣氛會感染他人。

當然,後來宗教政府上台以後,而後又經歷了軍政府的政變等等,那種革命的純潔氣氛就迅速地從社會中消失了。社會的狀況變得更加動蕩,而後聽到更多的騷擾事件。革命前後,治安的變化很大。

我們知道,埃及的旅遊業是其支柱產業之一。經歷了三年的動蕩,埃及的旅遊業越來越差,對於整個埃及的國民經濟而言,這是一次嚴重的打擊。

我之前採訪過一個當地的企業主,他擁有一個家族公司,這樣的一個人都去廣場上參加抗議,而且他把手弄傷了。2011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說:「我們是為了自由,而不是為了麵包而戰鬥。通往自由的門是紅色的,我們流血是應該的。」他很驕傲。

但我在三年以後再次看到他時,他覺得後來發生的事情是他們始料未及的。他說:

現在埃及經濟那麼差,這個時候你應該給我麵包,我真的需要麵包。

他還說,如果自由這扇門真的要打開,他會非常地紅,意味著是要流更多的血。因為在革命之後的那三年裡,在動亂當中死去的人比革命時廣場上死的人還要多。

我問他是否後悔,他覺得在當時非革命不可。他後來投入教育行業,開了夜校。在他看來,埃及其實沒有準備好便發生了革命,這樣一來,革命的成果確實無法被保留。他說:「我們國家還有那麼多文盲,女性生產力也還沒有解放出來,怎麼可能真正取得革命成果?」

在革命之後,他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求答案:到底我們錯失了什麼?什麼是對的?我們什麼地方走錯了?到底應該怎麼辦?

很多人也問我說,這一革命到底值不值得。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難以成敗來論。作為局外人,我們特別喜歡論成敗,實際上這是一個關於「杯子是半空,還是半滿」的故事。我是覺得,這場革命帶給我最大的一個驚奇是:

它打開了每一個人的心,人們開始想要去了解一些事情。當一個人開始問問題的時候,他已經變得不一樣。

「畫像理論」

在中東這場革命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新興中產階級發生了改變,越來越多的個體去要求屬於他們的平等權利。

這一場席捲了從突尼西亞到埃及,後來到利比亞等國的革命,是中產階級要求平等權利的革命。法國大革命算是比較早的一場所謂資產階級要求更多的權利的革命。這場革命並非是窮人要求麵包,而是中產階級的浪潮在第三世界所引起的一些變化。

在過去的20年當中,經濟的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民用化同時在起作用。全世界目前有一個統計,其認為在中產階級增長速度最快的十個國家裡,有九個國家都是發展家,韓國不是,其他九個都是發展家。其中,的中產階級規模的壯大是這九個國家中最快,同時是最大的。

原來都說,中產階級壯大是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因為中產的訴求是更安逸的生活。中產階級不喜歡動亂,也不喜歡真正要見血的革命。中東為什麼會發生革命與動蕩呢?

因為中東這些國家的原有政治結構基本上都是少數人集權的政治結構。在全世界的新興中產浪潮當中,這種政治結構首先受到衝擊。

我自己有一個「畫像理論」,在發生動蕩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一個經常看到的景象,即滿街都是領導的畫像。

在中東那場革命的風潮當中,領導人畫像越多的地方,本質上代表著一種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模式。

越多領導人畫像,越代表上層統治階層越少,他就越要將此印象牢牢地印在每一個國民的生活角落裡。

在所有發生革命的地方,我都看到了領導人的一些畫像,這代表了它背後的統治結構,也註定是在中產的浪潮中受到衝擊。

開放的Timing

與此同時,為什麼這些國家最後革命的走向會不一樣?領導人的下場也不一樣?

埃及穆巴拉克被推翻是非常迅速的,只用了十八天,十八天把一個在位三十年總統給推翻了。在穆巴拉克執政後期,他開放了公民社會的空間,允許民眾和平示威,也象徵性地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儘管反對黨剛組織起來、準備參選時就被抓起來了。但在西方壓力下,埃及允許成立反對黨,且又有工會的成立。那些工會組織、青年團體以及反對黨,包括當時的穆斯林兄弟會,都可以去參加議會選舉。這些力量最後在廣場上團結起來,把穆巴拉克推翻了。這對他好像是一件壞事,但實際上正因為有了一些公民社會的空間,在十八天的轉型抗議當中,這個國家、社會相對來說是平穩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而在利比亞,由於從來沒有任何公民社會的空間,所以利比亞革命一上來就是內戰。人們不會用抗議的語言說話,上來就是拿槍跟你干。最後,利比亞驚動了地緣政治的變化,由北約出兵,由此變成一場真正的戰爭。而卡扎菲最後被亂槍打死。

穆巴拉克雖說好像下台極快,但他最後得到的是一個體面的審判,最終被無罪釋放。所以回頭來看,

他當時開放公民社會是對了、還是錯了,是早了、還是晚了呢?這是非常難以回答的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廣場上的抗議是一種自下而上發出的聲音,但我覺得,實際上真正能夠決定革命最後的走向,或是國家命運的,還是在上面的設計:是早一點放開,還是晚一點放開,其實都是給統治者與這個國家自己寫下判詞的一個機會。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人去承擔的。

今天敘利亞的狀況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難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很年輕,在他之前,他的爸爸是一個典型的中東強人,國家管制非常嚴。在哈馬地區有叛變時,他屠殺了兩萬人,血洗這個地方,總之非常強硬。

在他兒子繼位時,他知道自己沒有爸爸那麼強,所以他答應要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當時已經開始了。所以他一上台便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可是他剛放開以後,就發生了大馬士革之春。當時所有的電視台、電台、報紙都沒有任何禁忌地討論幾十年來沒有討論過的政治話題。大家都覺得是春天到了。討論六個月以後,知識分子便上書,要求成立反對黨。這時,小阿薩德忽然覺得這事兒好像開放得太快了,就踩剎車,指控成立反對黨的要求是政變,把這些帶頭上書、簽名的人全部抓起來。自此之後,整個社會的管控就更嚴格了。

對於小阿薩德來講,他從他父親手裡繼承了政權,繼承了統治方式,他其實沒有多少選擇。他選擇開放也不行,因為一開放,他自己可能就坐不住這個位子了;關上門則是一個更糟糕的選擇。所以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說:

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它緊緊鉗住的時候,而是它試圖鬆開的時候。當它鬆開一點時,人們會意識到:其實我們有機會反抗與改變。這個時候是最危險的。

敘利亞其實就是在那時做出了開放的舉動,最後又關上。改革的門是半開半關,還是掌控開和關的時間,這對於集權社會的統治者來說,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困境。

多一些經濟利益,少一點個人自由,

可不可以?

除了在阿拉伯世界,中東還有一些非阿拉伯語地區。從歷史上來說,土耳其跟的可比性非常強。我們以前都知道叫「東亞病夫」,很多人忽視了土耳其:那時的奧斯曼帝國被稱為「西亞病夫」。

在歐洲人看來,與土耳其是東方的兩個腐朽帝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曾上書,當中的一份摺子就提過奧斯曼帝國與的十六處同:中土兩國的人民都很愚昧、沒有現代化的公路、大家只知道背舊經典,而不知探求新知識等等,他列舉了16處。他就說,如果不想陪著奧斯曼帝國等死,大家就得變革。當時的人是這麼看待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或像、印度那樣的東方國家碰到了同樣的問題,即古老的文明遭遇了質疑,你得去回應它。

在經歷了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之後,土耳其在近幾年出現了往迴轉的傾向。埃爾多安上台之後,做了很多回歸宗教保守價值觀的舉動,觸動了很多當地中產階級的利益。但他總能贏得每一次選舉。土耳其的民主化程度比埃及等國家都要強,相對來說,它的民主制度在中東是比較鞏固的。

為什麼他每次都能贏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認為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他帶領土耳其發展經濟就好,即政府多給一些經濟利益,公民少一點個人的自由。如果大家都能夠賺錢,你們就不要上推特,不要上YouTue;你們要吃白麵包,不要吃黑麵包;婦女要戴頭巾,男士不要有紋身等。政府管到這麼細的事情,政府覺得它應以一種家長式的方式來管理這個國家。

可以看到,一個發展經濟成功的政府,在短期內確實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特別是中產階級,即使心裏面再反對政府,他們也不希望國家變亂。土耳其當地有一句俗語,叫「賽場的中途我不換馬」,即是指,埃爾多安帶領國家實現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就不想把他換掉,以引起整個社會的動蕩。我再抗爭,我只是希望爭取到我個人的權利,而不希望整個國家發生大的變化。

阿拉伯之春連一首歌都沒有

阿拉伯之春雖是一場動靜很大的抗爭,但是其實留下的成果是非常少的。

我曾經在英國看過一個展覽,講六七十年代時,英國的那些抗爭運動,發現那個時候的人們並不是反政府,但是在文化、精神、藝術上引起了顛覆性的變化。為了爭取權利,那時候的年輕人要發出他們的聲音。這種精神感染到社會的角角落落,所有東西都為之改變,而阿拉伯之春並未能引起整個社會的變化。這是為什麼?

當時英國的展覽提出一個數據說,當時年輕人在自己買衣服消費這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父母輩。過去他們的穿戴都是由父母來決定的,而當他們自己去消費時,其對於時尚觀、對於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這件事,已經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他們的自我認知變化了。

我當時請教在英國的學者,為什麼英國的抗爭最後能夠影響如此長遠——到今天你去問一問從那些年代過來的人,他們對於音樂的記憶,對於那種精神的記憶仍然鮮明;

而阿拉伯之春除了一些口號以外,我連一首歌都沒有聽到,或是社會文化方面的一個變化都沒有。

當時一個學者跟我提到一個詞,叫均質化。他說,互聯網有一個缺點,即讓所有人的想法都差不多,變得均質化。

沒有互聯網,每個人在自己的社區里想出了一個想法,那麼這個想法是會自己生長的。你們相互不知道對方在幹什麼,你完全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只有大家聚起來時才可以有交流,他們管這個叫有機革命。

而在今天,互聯網使得很多的變化開始變得均質,大家所謂的創意,新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少。

互聯網可以讓你的口號與主張傳播得很快,但真正推動思維上的改變反而越來越貧乏。

全球化和互聯網民用化的變化浪潮繼續推動時,在西方也造成了不同階層的人接受到的訊息不平等。像英國脫歐,很多精英階層非常驚訝,他們不敢相信。在美國,川普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對者之間也是完全不能對話的。

實際上,民主政治或民主社會做出決定的機制如公投等,它的一個前提是,公眾所獲取的訊息是差不多的,是對等的。對同一件事情的認知,一個基本事實,只有信息是對稱的,我們才有可能做出差不多的選擇。

本文編輯整理自周軼君2017年香港書展名為「輓歌還是序曲:廣場革命該去向何處?」的講座稿件,感謝實習生袁昌佑對本文所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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