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讀丨性別與城市：女性對城市空間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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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哪個時代，城市空間都表現了該時代的性別特徵。城市中隨處可見的例子時刻提醒著我們，性別規範的力量是如何塑造我們的城市空間。在這組文章里，我將以20世紀初以來的美國城市空間變遷為例，探討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是如何相互建構的。

無論是在哪個時代，城市空間都表現了該時代的性別特徵。這既包括了由私營部門出資建立的空間，如19世紀主要為女性顧客服務的百貨商場、幾乎專門是為男性服務的酒吧， 也包括政府部門投資的建設的空間，如公共住宅、監獄、軍事基地等。公私合營的體育場館和節日市集，也為特定的性別經濟的發展提供服務。在此之外，還有為女性建設的或由女性創造的性別化空間，如婦女中心、家庭暴力庇護所。

註：現代的商場空間儼然已經成為了女人的遊樂場

這些城市中隨處可見的例子時刻提醒著我們，性別規範的力量是如何塑造我們的城市空間。在這組文章里，我將以20世紀初以來的美國城市空間變遷為例，探討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是如何相互建構的。

我將從20世紀初的工業城市中出發，先回顧女性是如何挑戰性別分化的意識形態。

在回顧前，我先說明一點，本文雖專註於美國案例，但在那些照搬美國城市化模式的國家，性別與空間模式也大同小異。

19世紀末是這樣一個時期，城市是工業產區。工廠排出的煙霧污染著空氣，移民勞工湧入令人窒息的公寓，位於城市中心商業區的摩天大樓象徵著企業財富。鐵路穿城而過，往返運輸貨物和乘客；有軌電車每日從遙遠的住宅區向城市輸送著人力。

註：十九世紀末的街道是男人的世界

在這個時期，女人若無男人陪伴，隻身出現在公共場合，很可能會被認作是妓女。對中產階級婦女而言，前往鬧市中心新開張的百貨大樓亦是冒險之旅。她們不得不身穿長裙，戴上手套、帽子，以彰顯其體面的身份。

20世紀初的性別關係，延續了19世紀末的傳統——至少在中產和上層階級是如此，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形態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芝加哥是這一時代主流城市空間理論的「教科書」。20世紀30年代，芝加哥大學Ernest等人提出「同心區理論」（Concentric Zone Theory），用以詮釋擴張中的工業城市。其後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就不同種族與民族的人口空間分佈進行了無數研究，但這些研究隻字未提城市空間分佈對女性發展機會的影響。

在Burgess的同心區模型中，中心商業區被置於城市中心，住宅區被置於城市邊緣。這實際上描述了男女兩性角色在資本主義城市中的距離：男人在位於市區的公共領域從事生產活動，中產階級婦女在位於外圍區域的私人領域（家庭）從事生育和家庭活動。

19世紀末的不少研究都記錄了當時女性是如何挑戰所謂「恰當位置」的預期。實際上，城市為模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提供了機會。

在舊金山，中產階級婦女會乘坐地面電車穿越Burgess所謂的「外圍區域」，進入「內部區域」購物。最初，乘坐街車（一種地面電車）的女性相對較少，當時的禮儀要求男士為女士讓座。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乘坐公共交通拜訪親友、購物，甚至是去辦公室和商店工作，座位爭奪變得激烈起來。禮儀手冊繼而提出建議：身體健康的男性和女性應為老弱病殘讓座。也就是說，隨著女性越來越普遍地出入公共場所，「恰當」的標準也與時俱進地發生著變化。

一旦進入市區，具有消費能力的婦女就有機會進入百貨大樓。這是一個特殊的空間——誠如一位百貨大樓老闆所言，這裡是「沒有亞當的伊甸園」。

在百貨大樓，僱員是清一色的男性，但就總體而言，這仍是一個女性化的空間。百貨公司內部還往往設置一個可供女性單獨用餐的茶室。而在百貨大樓之外的其他餐館，良家女性必須在男性的陪伴下方可用餐。

與街車的情況相似，一旦女性成為某個空間的常客，她們就「佔據」了這些空間。現實是，女性佔據的空間越來越多，甚至包括快餐廳和影劇院。這些空間，以及通往這些空間的大街和人行道，便成為女性爭取政治權利的基地。1896和1911年的兩次爭取婦女普選權的抗議活動都在此策源。

Sewell JE.在其2011年出版的論著《女性與日常城市：舊金山的公共空間（1890-1911）》中評論道：「女性在公共場出現得越多，她們也就被賦予了更強大的力量，去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

1871年至1933年間，芝加哥婦女多次組織抗議爭取市政投票權。婦女們提出，城市的運行是家庭運行邏輯的延伸。Louise de Koven Bowen等慈善家與普通婦女活動家一道，打出「市政管家」的標語，成功地推動了垃圾收集、清潔牛奶和產前護理政策變革。

「從1871年大火的救災工作開始，芝加哥婦女就努力使芝加哥變為一個更宜居的——而非更有利可圖的——城市。用Carl Sandburg的話來說，女人們希望建立一個以公民福利為重的『城市家園』，而非與之相對的男人們的『巨人肩膀上的城市』。」Flanagan MA在其2002年出版的論著《看見她們的內心：芝加哥婦女與她們的好城市理想（1871-1933）》中說。

爭取投票權之外，Bowen還通過捐資「簡•亞當斯•赫爾館」（移民安置屋）直接參与創建一個全新的、屬於女性的單一性別空間。在市政設施能夠滿足移民需求前，他們可在安置屋裡接受移民課程，使用公共澡堂、花園和圖書館。安置屋甚至為新移民創造了就業機會，並使他們逃離令人窒息的公寓房。

值得注意的是，「簡•亞當斯•赫爾館」是依循倫敦「湯因比館」的思路所建設的，但又有所不同。在倫敦，湯因比館由男性佔據；在美國，類似的安置屋大都因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的努力，建設而成。

在波士頓，女性也在為迎合自身需求而塑造公共空間：Vida Scudder在波士頓建設「登申安置屋」，波士頓婦女經貿聯盟會和婦女教育與工業聯盟成功說服地方政府為城市貧民提供診所、學校午餐和幼稚園。

註：國內，改革開放之前大規模在公共領域出現女性形象呈現出一種無性別的職業化特點（工農兵），城市的商店屬性在社會主義化改造的過程中被削弱掉了個性，留下基本的商品分發功能。但女性在這一空間中依然是佔據大多數。

值得一提的是婦女教育與工業聯盟的貢獻。該機構特意將總部辦公室設立在地處市中心的立法走廊上，並在全城各地設置餐廳，成為婦女聲張權利的空間。該機構負責人宣稱創造一個「中產階級和精英婦女，能夠在不有損社會地位的情況下，出入的公共空間」，並「確保工薪婦女能夠在公共場合出現，而毋庸擔心被質疑德行」。

回望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城市中的百貨大樓、安置屋和婦女俱樂部都是性別化的空間。這些女性化的空間，實質與男性化的酒吧、餐館和商業俱樂部相差無異。當人們走進城市，男男女女們無需任何指示，便會走入各自性別所歸屬的空間。從這個角度看，空間分離的概念被無聲地植入了城市公共空間。

到了「二戰」以後，這一時期的城市建設中， 「高度父權制」的價值觀念植入了美國都市。這些城市結構限制了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機會，或者說，城市加劇了性別上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