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遍世界去訪「圖」 ——寫在《上海城市地圖集成》出版之際

地圖集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著作，看似只是地圖的「簡單收納」，卻是一件「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而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就應該像這樣，重視基礎性、細緻的東西，而非空談務虛。

從一張圖中可以看出某一歷史時代的城市概貌，而從一定歷史跨度的系列地圖中，就能更加深刻地把握城市發展的脈絡。城市史研究離不開地圖。作為一種圖像文獻，地圖是展現城市變遷及空間關係的第一手資料，同時，它還承載了豐富的政治、經濟、人文、史地元素以及製圖、測繪、印刷等科技信息，為不同學科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上海城市古舊地圖的整理是一項複雜的基礎性工作

近年來，對古舊地圖的蒐集、整理和利用，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尤其是沿海地區，由於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商貿往來中地位突出，留下了豐富的帶有獨特時代特徵和魅力的地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北京、天津、廣州、重慶、武漢、杭州、蘇州、紹興、青島、桂林、拉薩、澳門、溫州、湖州、柳州等多地已相繼推出城市古舊地圖集或專輯，相較之下，反而是最早開埠通商的上海，遲遲未整理出古舊地圖的資料集合，在這方面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缺憾。

好在，這項空白就要被填補。歷時5年搜集整理、彙集217種與上海相關的古輿圖和近現代地圖的《上海城市地圖集成》（以下簡稱《圖集》）即將出版。該書網羅了海內外知名圖書館、相關機構、古地圖私藏家所藏400多幅（冊）地圖，時間上起明弘治十七年（1504），下迄1949年，跨越近450年，大體展現了傳世上海城市古舊地圖的全貌。《圖集》負責人之一、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鍾翀非常自豪地表示，該書是目前為止已出的城市古舊地圖集之中規模最大的一種。

圖集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著作，看似只是地圖的「簡單收納」，卻是一件「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況且，找圖、收圖也絕非易事。此前上海之所以在這一領域缺位，困難之一便是，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古地圖年代久遠，而近代地圖數量繁多，類型、譜系又極為複雜，同時收藏這些地圖的機構又極為分散。如何收集全面又要甄選優選，是擺在《圖集》編者面前的頭等難題。為此，他們總結出了5個收圖原則：繪製年代早；測繪質量較高；具有地圖學史研究價值、能夠展現該時代地圖文化特色的官方或民間地圖；在上海乃至的城市史與城市史地、城市規劃建設等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尚未公開或傳存稀少且具文物價值。

基於這幾點，編纂組搜集並參考了海內外40多家公私機構或收藏家所藏上海城市古舊地圖，收圖最多的有4家單位：上海圖書館65種，國家圖書館50種，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與城市地圖研究中心22種，日本YAMASHITA COLLECTION（山下圖庫）15種。此外，大英圖書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英國國家檔案館、英國航道局、法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斯坦福大學，以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內閣文庫、天理大學、岐阜圖書館等也有若干收藏。

所有收入的地圖，盡量基於原件進行複製——這也是編纂組幾歷寒暑，在整個收集過程中一直堅持的方向。現存最早的上海地圖為1504年的《上海縣地理圖》（見圖1），載於明弘治《上海志》卷前，為木刻棉紙墨印。以前世人得見的多為影印版，這次，他們跟寧波天一閣直接聯繫，對原件進行高清晰度的複製，還原出了500多年前棉紙的纖維質感。更難得的是，在世界各地「尋寶」的過程中，還真挖掘出了不少深藏多年、首次披露的孤本或稀見之本。比如近代初期英國所藏Shanghai,English Quarter等數種英租界平面圖、1873年由日本駐滬領館主持繪刊的《清國上海全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光緒十四年（1888）富文閣彩色石印《上海城廂內外租界全圖》、光緒年間本埠石印書社所制《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系列圖、日本新智社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制《新撰實測上海輿地圖》、北華捷報社1907年版A map of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Shanghai Oriental Press 1912與1913年版的Map of Shanghai、山下和正氏所藏數種清至民國繪本《上海縣城圖》等。

「從2013年至今的5年時間裡，我們一直在收圖，哪怕是書稿送審前、排版前一天，都還在收圖。」鍾翀這樣描述編纂組對「原件」的追求。據他介紹，書里有張附圖，原本是1898年的錢票，背面有一張《新增重修上海縣城廂租界地理全圖》（見圖2），

現存其他地圖中沒有見到該圖原本，推測應是依照以前的老圖做在錢票上的，非常寶貴。他說：「我一心想把它收進去，可惜已有版本不夠清晰。就在出版前，送稿給上海書畫出版社王立翔社長簽字時，他說認識錢票收藏者，便立馬聯絡了對方，我們馬上過去，拍攝了原圖回來。」

之所以能擔起《圖集》編纂的重擔，跟鍾翀近20年對城市地圖的關注不無關係，還有就是其早年留學日本時的收圖和製圖經驗。他在京都大學的導師是金坂清則教授，為京大「地圖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位地圖收藏家。從製圖經驗方面看，日本近代製圖跟的傳遞關係明顯，民國時以製圖技術人員身份來的人員，有些還健在。鍾翀特別提到森三藏：「他於1941年來華，直到1948年才回去，經歷了幾個政權，非常傳奇。森三藏自己就出過一本小冊子，專門介紹在製圖的生涯。」

收圖沒有完成時，不能一味求全，還要建立一個相對完善的資料庫，這就要做好譜系的考察。對400多幅（冊）地圖進行整理之後，編纂組發現上海城市地圖譜系大概有這幾種：一是方誌類地圖；二是租界當局的系列實測平面圖（工部局、公董局）；三是《行名錄》、字林洋行、英國海軍航道局所制系列地圖；四是近代晚期以來中外書商、輿圖社製作的系列地圖。只有譜系梳理清楚了之後，類型、條理和流變線索才會更加清晰、可靠。

這其中有個見真功夫的活，就是成圖年代的考證。這不但是地圖史研究的一項基本功，也是《圖集》編排與著錄的一個關鍵要素。但鍾翀表示，這個要素的判定存在多種複雜的情況，即使是那些明確標註年代的地圖，也有測、繪、印、發行等時間的不同，有時還會出現測繪與刊印等年代相距較遠的情況，「我看下來有三類圖是經常要作年代考證的——近代單幅繪畫地圖、租界初期平面圖和其他未注年代的疑難地圖」。

在訪圖的經歷中，《圖集》編纂組還糾正過藏圖機構標錯時間的地圖。近代初期上海英租界地圖非常珍貴，以往學界一直認為哈佛蒲賽圖書館所藏1849年的《上海地圖》（Map of Shanghai）時間最早，這次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現一張標稱1856年的地圖（見圖3），其中有的租地地塊，實際應該是在1850年以前。後來經過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鶴教授和羅婧博士的共同分析，初步明確了這張圖的繪製年代應在1847—1848年左右，刷新了哈佛《上海地圖》的現存最早記錄。

《圖集》匯聚了諸多海內外現存的上海城市古舊地圖，其中不乏佳作珍品，但因利用權、保密性，還有篇幅限制等，依然有部分地圖資料未能收編進來。如近代以來俄、德、荷蘭、西班牙等語種的上海地圖，還有部分民間商社或外國外交機構印製的上海地圖等。鍾翀特別提到岸田吟香於1885年所制的《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一圖，這是近代日本民間商社所繪最早的上海地圖，而製作者岸田吟香也是近代中日交涉史上集商人、漢學家與諜報人員為一身的傳奇人物。遺憾的是，經過多方查尋，還是沒能獲得清晰的影本，他表示將不會停止對這些缺憾的留意和收集。

正如上文提到，很多城市早就出版過古舊地圖集，但上海長期缺位，而北京只出過兩部分別收錄有國家圖書館所藏和首都圖書館所藏北京古舊地圖的地圖集，並不全面。這兩個重要城市的古舊地圖集為何遲遲未出？因為「太難了」。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歷史上繪製的地圖數量繁多、收藏分散、測繪刊印與流行情況複雜，從未有機構做過系統的收集和整理，加之還要進行地圖學史考證、研究基礎上的著錄、提要編製，都是最費時、費力的基礎性工作。

周振鶴認為，對於近代的歷史地理而言，有《上海城市地圖集成》這樣的基礎性成果，那麼編撰上海的歷史地圖就能省去不少麻煩，足夠詳細的基礎研究，對解決歷史問題是很有幫助的。「像上海這個城市，近代化那麼快，我們不但希望實現每條路的復原，還希望做到每棟建築的復原。我們心裡一定要明白，已有的知識不一定都是真的知識這個道理。比如，今上海外灘33號的原英國總領事館建築被稱為『外灘源』，這個說法就是不對的。『源』是『最早』的意思。可是，如果按照地塊來講，怡和洋行那塊是最早編號的1號分地；如果按照租地地契來講，第1號道契是寶順洋行，也就是現在外灘漢口路路口那個地方。無論從哪方面講，現在的外灘33號都不是最早編號與最早租地的，自然就不是『外灘源』。」在周振鶴看來，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應該重視基礎性的、細緻的東西，而非空談務虛，也不要盲目地認為已有的知識肯定就是真理。他希望《上海城市地圖集成》積累的經驗能對其他城市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

遠赴海外尋找城市地圖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就在《上海城市地圖集成》這塊硬骨頭被啃下的同時，另一項與歷史地圖有關的工作——「外國所繪近代城市地圖集成與研究」也在上海師範大學緊鑼密鼓地進行。

據項目組成員、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白鴻葉介紹，國圖收藏的外國所繪近代城市地圖基本確定在70種左右，以北京、上海為主，還有一些沿海開放通商比較早的地區和城市，比如天津、遼寧、山東、廣東。繪製機構有上海工部局、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北平日報，以及二戰期間國外的軍事部門，像美國戰略情報局、英國陸軍情報部等。

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成一農研究員主要負責英美各圖書館藏圖的整理與編目工作。他坦言，無法長時間待在國外，以及圖書館很少有專門的地圖目錄，是兩個比較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決定從網路入手，通過檢索先把資料整理出來，做到有的放矢，再抽出一段時間出去調圖」。

事實卻是，通過在線目錄檢索地圖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因為在各大圖書館中地圖不像圖書有很好的分類，檢索起來並不方便。項目針對的是近代城市，而且傾向於中小城市，其城市名的近代英文拼法和現代完全不一樣。成一農後來想到一個笨辦法，用「China」做檢索，再限定時間為1949年之前，「這樣會檢索出來很多條，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一家就有1196條，因為沒辦法再往下細分，只能一條一條去辨認內容，比如『Indo-China』『道路圖』這種就可以直接排除」。

如何剔除用西文編目的中文地圖，需要結合歷史背景加以考證。成一農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說明：一個是一張繪製於1930年代、標題為「Dengzhou-Fu，Shandong」的地圖，「我們當時就認為這是人所畫，因為1930年代已經不用『府』了，基本可以判斷是清代地圖在近代以後的重印，保留了原來的名字」。還有一張杭州的「府城圖」，時間標識為「1900？」，「這也基本可以斷定為人所畫地圖，一是西方人不會稱為『府城圖』，二是他們繪製的地圖一般都會標明具體年代」。

編目中的注音問題，成一農表示非常犯愁，至今還沒有徹底解決。他進一步解釋說，近代有三種英文拼寫：一是閩南話拼寫，西方人最初從東南沿海地區進入，所以有些地名用閩南話拼寫；稍晚一點，很多地名用當時的官話南京音拼寫；還有一些，則用滿語、蒙語、藏語或緬甸語拼寫，所以

就留下了「Kalgan（張家口）」「Mukden（奉天）」這種說法，跟漢語是完全不同的體系。19世紀後半期，韋氏拼音法將上述三種拼法糅合在一起，之前沒有的地名也直接用韋氏拼音法拼寫。「至今都沒有找到很好的可以對照的地名表。美國地名委員會1968年出了一部地名辭典，應該可以用，但它是拿韋氏拼音法和什麼進行對照，尚不得知。」成一農表示，關於城市名注音的問題要留待後面再做詳細調查。經過這樣的梳理，目前他已從大英圖書館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目錄中，整理出近500幅地圖。

用「爭分奪秒」來描繪在「前線」翻圖、拍圖再恰當不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李孝聰感慨道：「每一個小時都在花著外匯。」他此前赴英國，在大英圖書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及劍橋大學圖書館等4個單位作調研，進行第一階段的地圖採集和編目工作。「大英圖書館早上9點半開門，我有時候中午1點才能填好一兩張提圖申請。對方表示1小時后可以提出，但4點以後又不能再提圖，因為5點要關門。」李孝聰笑著說，那段時間真的很「喪氣」，中午都是在圖書館里就著水吃點麵包，一刻都不敢耽擱：「成一農後來傳過來整理好的大英圖書館和皇家地理學會的資料庫，效率提高了不少。」李孝聰表示，這次在英國還收集到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近代早期邊鎮中小城市地圖，如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所藏1871年的葉爾羌城市地圖（即今莎車縣城）等（見圖4），「也是非常開心的」。

他還特地分享了自己20年的拍圖經驗：「拍圖時，地圖的邊一定要跟桌子的邊平行，這樣才容易定位。我這次拍得很趕，筆記都來不及記，一直到關門前全都在拍。大英圖書館一天只准提十個圖，必須把當天的拍完，不然就算在明天的量上了。不過有一點比較好，一套圖他們只算作一個。」一個月的時間，李孝聰檢索整理出來的外文城市圖共132種，從沿海到內陸再到西部邊陲共50多座城市。針對下一步的篩選、著錄和研究工作，李孝聰特別提到要關注一座城市不同年代繪製的系列圖：「比如有兩張法文版的昆明圖，一個叫『雲南府』（見圖5），一個叫『雲南城市詳圖』（見圖6），都沒有標明年代。我判斷的依據，一是1909年創立的雲南講武堂，圖上沒有的話，那它一定是1909年前印製的；還有一個是現在的雲南大學，最初叫東陸大學，能在圖中找到的話，就說明地圖肯定是在1920年以後繪製的。」

從目錄著手尋找地圖，這在周振鶴看來是一種新型目錄學。過去到圖書館都是翻卡片，雖然是「比較笨、比較死」的辦法，但一些有趣的經歷還是讓他難忘：「有一次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翻卡片，翻著翻著發現有個漢字很奇怪，怎麼看都看不懂，後來就把書調了出來。原來，這個漢字是鏡像的。線裝書上正的字沒有了，只有反過來的字。外國人又識別不出來，一筆一劃照著描上去，所以就成了鏡像字。」

除了翻卡片，周振鶴還喜歡進書庫直接看書，因為，「這樣能翻出寶來」。「早年我在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里翻書，發現沙畹文庫里有一本郭連城《西遊筆略》同治間的版本，而國內原先熟知的都只是它民國時期的版本。我便拿了回來，交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他還介紹說，國外圖書館沒有那麼容易讓人進去，圖庫的地圖更不可能讓大家一張張進去翻，這個時候，從遠程的目錄入手，先摸下對方的底，就顯得非常重要，不然很有可能莽撞地跑過去，費了好多勁，卻沒什麼收穫。周振鶴鼓勵年輕人多跑跑知名圖書館、私人藏書機構、美術館：「像博德利圖書館藏中文書籍的地方，有些書可能放個一百多年也沒有人去整理，外國人如果沒有一定的中文知識，也是沒辦法整理的。年輕人要做有心人，多出去跑跑，說不定能碰上運氣，發掘到好東西。」

作點歷史學的探討和解釋

地圖裡的多元信息可以輻射不同學科領域，為大家所用，但對地圖本身的研究，一直是地圖史學者的「本職工作」。在收圖、整理的過程中，還能激發出不少新的研究視角。

在一張法國人繪製的北京地圖的目錄中，成一農清楚地看到有繪製者、出版者、擁有者及捐贈者名字，他指出，西方學界通常會追溯一個繪圖家族，研究繪圖風格的變化、家族的遷徙狀況等，而地圖很少提到測繪者，沒有相關的檔案和文獻資料，「如果以後有更多這方面信息，我們就可以做些梳理，挖掘出一些繪圖家族或是學派，甚至對哪些圖被什麼人所關注，最後又是歸誰所有的，作點歷史學的探討和解釋」。

馬克·蒙莫尼爾在《會說謊的地圖》里寫道：「地圖並不是客觀地理的再現物，它只是一種中介，人們運用它或通過它，引導或獲得對世界的理解。」成一農表示，人和西方人對城市的概念不一樣，他認為古代沒有「城市」這個想法，只有「城池」，「城市」的概念是近代以後的東西，「所以在面對繪製對象的時候，中西方的價值取向不太一樣，從這個角度也可以做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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