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博物館與生態文明建設

近來，「讓文物活起來」「文博文創」等新動向，標誌著文物工作由過去的被動性保護，進入了和傳承創新相結合的綜合性保護利用新階段， 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與利用也成為近期一個頗為時髦的辭彙。

其實，回顧歷史，國人對於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古玩——文物——遺產」這麼幾個不斷遞進的發展階段。如果說古玩主要是基於個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這在社會和文化中是有悠久傳統的，而文物則是清末民初國家開始正式介入對古物古迹的保護、管理之後的新概念，當然其內涵也由文玩清供擴展到幾乎所有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考古、歷史和古生物等遺存。1930年，國民政府出台了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古物保存法》。至於文化遺產，則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台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首先予以明確界定的，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出台《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進一步將文化遺產分為有形（物質）與無形（非物質）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指文物一類的古物古迹，後者則主要指語言、戲劇、音樂、舞蹈、宗教、神話、禮儀、習慣、風俗、節慶、手工藝等不能夠固化的人類財富，兩者共同構成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保護與傳承也具有相同和相通之處。因此，博物館界在世紀之交多次以「博物館與無形文化遺產」為題召開會議 ,2007年國際博協大會在修改其章程時，正式將無形遺產納入博物館定義的工作範疇中。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並開始申報世界遺產後，文化遺產的概念很快得到普及;2003年國務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個周六為文化遺產日後，進入全民關注和參與遺產事業的新時代。2016年，國務院再次發文，將文化遺產日更名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以適應遺產觀更為廣泛的包容性。

古玩——文物——遺產這三個階段以及相關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遺產內涵層面的物理性擴展，也體現了遺產與人類關係的全面變化——遺產作為歷史與祖先的饋贈，不僅具有傳統認可的歷史、科學與藝術三大價值，也具有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功能與作用，已然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因此，就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來說，這也不僅僅是過去大家通常認為的政府與專家的事情了，而應該是政府主導、專家指導、動員社會全面參與的現代社會的一項事業和社會實踐，而這也正是新時期文物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目標。

與文化遺產階段相適應，需要探索包括政府、部門、機構、專家、公民及其他相關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適應現代社會多元主體的保護與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保護模式;需要探索管理型保護、規劃型保護、技術型保護、養生型保護等多種保護實踐的結合，需要探索更多形式的利用型保護、發展中保護的動態保護——遺產的保護利用已經成為一項整合科技、法規、政策、社會實踐的系統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綜合性的遺產理論與方法 ,儘可能全面地減少遺產面臨的自然與人為的破壞性因素，以實現遺產本體的延年益壽和遺產價值的最大化。

我認為，對於當下遺產事業的這些需求，生態博物館的探索與實踐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生態博物館是超越傳統博物館圍牆，探索將自然與人文遺產綜合保護、展示和利用的一套理論和方法，它緣於博物館界服務社會發展的良好願望，以重構自然與文化、遺產與人民、過去與現在的新型關係為重心，與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深層生態系統及理論、生態文明建設等都有關係。回顧生態博物館發展歷史，反思生態博物館實踐的得失，無論對於文博界還是當下，都具有現實的啟迪意義。

什麼是生態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是20世紀70年代博物館界出現的一個新現象，它突破了傳統博物館「建築+藏品+展覽+服務」的模式，而是一種以特定區域為單位、以其中整體的且相互關聯的自然和人文遺產為對象，將包括當地人及其生產、生活的各種要素進行綜合的動態的保護、展示和可持續利用並發展的沒有圍牆的「活體博物館」 ,它強調保護、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與遺產的活態關係，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與人文生態。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最早於1971年由法國人弗朗索瓦·戴瓦蘭和喬治·亨利·里維埃所提出。當時，三年一屆的國際博物館協會即將在法國格雷諾柏舉行，為了商討法國環境保護部部長在大會致辭中應該講什麼，作為當時國際和法國博物館界領軍人物的弗朗索瓦·戴瓦蘭和喬治·亨利·里維埃一起商討，提出將各界普遍關注的生態問題和博物館的文化問題進行對接，將eco和museum兩個詞合在一起，形成生態博物館一詞，以表明博物館界對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態度，以及博物館在回應社會發展現實問題中的角色和作用 。

里維埃曾經多次試圖給生態博物館下定義並不斷予以修訂，1976年他去世之前的最後一次定義被認為是一個具有進化特徵的定義，突出了生態博物館變化且關注、參與社會發展的特性。該定義中，他提到生態博物館是一個資源中心，一個實驗室，一個學校，也是一面人們——尤其是當地人和環境之間可以相互映照的鏡子。但是，歸根結底，他認為生態博物館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和當地人民共同設想、共同建設、共同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

應該說，生態博物館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如上文所提的國際博協大會在法國召開和環境保護問題的大爆發等歷史背景與機遇等。二戰之後，隨著工業化的縱深發展以及發達國家后工業時代的到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A Silent Spring）一書，引發了美國乃至全世界對於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切關注。卡森在書中描述的那個「聽不見鳥鳴」的小村鎮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4月22日，美國數千萬人走上街頭進行大遊行，呼籲保護環境，保護地球，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國際地球日。這當然也使得自詡為社會發展服務的博物館界深受觸及。

必然性則體現在生態博物館悠久的歷史淵源和博物館界一貫秉持的開放與變革態度，以及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高度關注與積极參与。里維埃是國際博協的首任主席，他推動建設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博物館，也曾經參與過一些自然類博物館和法國自然保護區的博物館展示工作，非常欣賞瑞典工業化進程中保存鄉土遺產的戶外博物館實踐，也關注過德國祖國博物館運動及其在鄉村保護和社會動員方面的作用。戴瓦蘭是法國博物館界的思想家與後起之秀，當時正擔任國際博協主席，他非常關注法國后工業化進程中一些工業城鎮的發展轉型，以及作為歐洲農業大國的法國鄉土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等問題，並嘗試以博物館的方法為其提供解決方案。在1971至1982和1975至1979年間，他分別參與了創新型的克蕊蘇—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lndustry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與索匹卡底（sau picardie）生態博物館的工作，並總結生態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撰寫了《社區主動：研究與實驗》（1991年）一書。

作為生態保護與社區營造的同義詞，生態博物館被提出后，首先在法國和加拿大法語區傳播開來，並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包括歐洲大陸、美洲和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等，台灣地區也有不少實驗和探索 .在這個過程中，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意組織的以「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為題的聖地亞哥博物館圓桌會議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次會議對博物館的一系列新變化進行理論反思和概括，其議題之一是「博物館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會議認為，應該提倡博物館的包容性、參與性，提出了希望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整合性博物館概念。希望博物館專業人員要走出博物館圍牆，改變博物館的結構和定位，擴展博物館的功能，融入社會和社會發展。經過十天的熱烈討論，會議發表了《聖地亞哥圓桌會議決議》，會議的共識還被寫入了1974年國際博協大會新修訂章程中關於博物館的新的定義，成為了國際博物館界的行業性共識。因此，這次會議被認為是新博物館學運動的里程碑，博物館服務社會成為博物館界極具號召力的旗幟，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漸漸為博物館理論界所接納並成為一種服務社會及其發展的直接手段。

其實，在博物館史上，1970年代已構成了博物館界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包括生態博物館在內的新博物館運動被視為博物館界繼19世紀末的專業化以來的二次革命。此後的博物館將不再是那種充滿精品和精英的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成為更加親民的社會發展與變革的服務者、參與者和推動者，博物館從從前的神壇屈尊降紆為一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性論壇，一個各種文化兼容並包並相互交融的接觸地帶，而生態博物館更像是一個關於生態文明的實驗室。

生態博物館的幾個重要特點

自然與人文的生態是多樣的，生態博物館的實踐也是五花八門的，有些產生重大影響的生態博物館實踐甚至並不直接包含生態博物館名字在內。但是，這些實踐及其理論與方法一般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點。

1.將自然與人文的各類遺產要素綜合考量。自然環境是人類活動的舞台背景，而人文遺產中既包括傳統博物館里的可移動遺產，也包括不可移動的戶外遺產，既包括物質的、有形的，也包括非物質的、無形的。因此，生態博物館通常將一個具有有形或者無形邊界的地方作為整體進行規劃和運作，超越了傳統博物館的「建築+藏品」的設計和建設模式。

2.以地方和當地人為中心進行物人關係的整體性營建。生態博物館將幾類遺產要素和幾個相關方面的人們聚合在一起，強調博物館專家、政府部門、觀眾尤其是當地人和利益相關方的互動性和參與性。特別是當地人不僅是傳統的博物館和博物館人服務的對象，而且是生態博物館內容的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甚至是博物館的主人，是建立所有要素相互關係的核心。

3.對遺產進行活態的、動態的、生態的保護，在利用中保護，在傳承中發展。生態博物館的所有要素，包括人與物，也包括遺產，都不是凝固的，而是要把它們納入特定環境背景中認識、利用、展示、詮釋和互動，從而形成一種基於傳統又不限於傳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

由此觀之，生態博物館是處理特定區域、主題範圍內遺產與人關係的一套綜合性理論和實踐方法。生態博物館不僅如里維埃所說，是一個資源中心，一個學校，一個實驗室，而且它是當地人和遊客共同的學校，是一個具有參與性的地方性探索與認知中心，是一種建基於傳統基礎上的新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態文明的實驗室。本質上，生態博物館是對地方或者特定領域的遺產化與博物館化，無論自然的、人文的，有形的、無形的，都既是生存發展的資源，也是需要保護和傳諸未來的遺產，因此，對它們要予以保護，同時要予以利用，還要進行具有博物館性質的展示。包括人自身，在生態博物館的視閾中也是文化尤其是無形遺產的載體和有形遺產的受體，因此，也被包括在關注對象和要素清單之中。但是，它又是遠遠超出傳統博物館邊界的遺產和博物館實踐，既是在新視角和新關係下通過對一個地方物的重新認知和賦靈、人的重新啟蒙和賦權，而重新發現和認識這個地方，也是對此一地方遺產與人的相互關係在充分信息化和科學認知前提下基於可持續發展預期的重新建構。遺產資源作為固有的客觀存在，在遺產與博物館化的視角下，以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態度，經過深入挖掘，系統整理，科學保護，全面展示，充分交流，合理利用與互動，其歷史、科學和審美等方面的信息與價值，其與社會、土著、遊客以及專家和政府的關係，都將被在此基礎上予以重新認識、界定與重構。

生態博物館在的實踐

博物館界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對生態博物館有所了解，當時的《博物館》雜誌及其主編蘇東海先生等率先對國際生態博物館有關狀況及理論方法做了不少的翻譯和介紹。1990年代在挪威政府和專家的資助與幫助下，博物館協會組成中挪共同專家組選擇貴州自然與民族遺產相對豐富的若干民族村寨作為對象，進行試驗，建成了以民族村寨為主要載體的首批生態博物館 。

迄今，生態博物館的探索和實踐，已大致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以民族村寨為主要對象的生態博物館。除貴州的幾座生態博物館之外，還有雲南、內蒙古等地以民族村寨或者社區為中心建設的若干生態博物館。其中在雲南，一些實踐成果也被稱為民族生態文化村，由國內外學者合作進行了較多的打造和創新。廣西以自治區民族博物館為學術支撐和中心，選擇十個民族村寨，以中心館和分館模式共同建設生態博物館網路，試圖以此種制度創新的方式從體制上進一步密切專家和地方及居民的關係，更好地發揮學術指導和支撐作用，被稱為生態博物館的「1+10」模式 .

第二階段，東部發達地區試用生態博物館理論方法處理各類遺產資源和鄉村遺產。比如福州三坊七巷歷史街區依託其成片的歷史建築和其中蘊含的豐富歷史人文遺產，整體性借用生態和社區博物館理念，在城市核心地段探索完整、系統地保存、展示有形與無形遺產並和旅遊、文創、城市發展相結合的綜合模式。浙江安吉借鑒生態博物館理念，結合農業部推進的美麗鄉村建設工程，對全縣域自然與人文遺產進行較為全面的調查梳理和綜合規劃，以縣博物館為中心和窗口，建成包括數十個分館和一批展示點的全縣域生態博物館（群）體系 .

第三階段，生態博物館成為讓鄉村復興和遺產活起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與方法。近年來，隨著「讓文物活起來」的中央精神，生態博物館理念和方法被廣泛運用於傳統村落、歷史街區、工業遺產、專題遺產等保護和利用，產生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生態博物館，適應於各種不同的生業類型。比如山西省文物局結合扶貧工作，在平順縣選擇三個傳統建築風貌保存相對較好的漢族村莊，探索遺產保護、展示與旅遊、科普、鄉村發展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新模式，並將其命名為「太行三村生態博物館」 .

反思

生態博物館緣起於博物館服務社會發展到良好願望，回應了人們對遺產與環境保護、社區重建等時代熱點的關切與期盼，並對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浪潮起到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生態博物館既整合了人們賡續傳統、守望家園的歷史情感與生態、環保、科學等可持續發展的新理念，也繼承了博物館對人類生存及其環境物證的歷史、科學、審美信息與價值的挖掘傳播共享的技能和遺產，賦予人物關係、人地關係、人人關係以及此地此族此人和他者關係等新的視角和方法。工業化為人類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也引發了環境破壞，傳統失落，分配失范，使得人與文明能否持續發展成為無法迴避的嚴峻問題;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人類生產、生活乃至文化的許多方面不斷趨同，同時也使人類重新認識地方、我族、我群以及你我他的區別與界限，文化與身份標識等問題變得更加重要;信息化浪潮更是不斷賦予人們認知世界和相互交往以新的手段和方式，不僅人，包括物，也正在被網路所鏈接，其相互關係也在透過虛擬空間被重新建構並與現實世界展開互動。博物館能夠讓人們在展廳等特定空間里以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原始感官直面古往今來的人類遺產和文明成果，並對展品經過去脈絡化和再脈絡化的博物館式處理，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引導人們觀看和欣賞的方式與方法。因此，通過互聯網+博物館，以及生態博物館的在地遺產化和博物館化等手段，人類正在嘗試重新認識並喚醒物與地方以及自身與他人——某種程度上，生態博物館正在先鋒性地構建一種建基於新的物人關係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態文明的運行框架。

生態博物館涉及面廣泛，但反思生態博物館在中外尤其是的實踐，可以發現，相關者往往缺乏對生態博物館深遠的理論意義與巨大的現實意義的充分認知，普遍具有理論準備不太充分的欠缺。正如尹凱所指出的：「他們僅僅看到了生態博物館可見的、具體的實踐，而忽略了生態博物館思想所暗含的哲學理念和社會價值」 .

里維埃號稱法國生態博物館之父，他強調生態博物館的探索性——博物館界的探索，和人民自身的探索，其貢獻主要在結合實踐不斷修訂和完善著關於生態博物館的定義而試圖對生態博物館實踐予以指導。而其最後版本的定義則是一個進化性定義，說明生態博物館自身也是不斷演化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戴瓦蘭是生態博物館的理論旗手，他強調生態博物館的發展性，並不迴避生態博物館是發展工具乃至政治工具，他的《社區主動：研究與實驗》（1991年）一書曾被譽為博物館界二十世紀最後的里程碑式著作。但是，大多數博物館和遺產界人士則並未如其先驅者那樣，充分意識到生態博物館和傳統博物館異同的本質性意義，而僅僅將生態博物館作為一種發展工具，一種拿來即用甚至脫貧致富的工具，而普遍忽視了工具背後的理性深意與探索精神，更遑論生態博物館中的利益相關者和地方領導、普通民眾以及外來遊客了。因此，在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先驅們的創造激情過去后，由傳統博物館專家指導、地方政府主導的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本身就往往存在著理論準備欠缺、探索精神缺如等先天的不足，在實踐上則或多或少體現於以下方面：

首先，很多生態博物館都未對涉及區域內傳統遺產之外的其他生態要素和相關資源進行系統調查、梳理和深度規劃，從而以真正的包含自然和人文的深層生態系統作為對象，以生態理論與方法作為指引。因此，也就未能對相關資源的信息與價值予以深度挖掘、整合處理和合理呈現，未能將生態博物館的規劃作為區域性的整體和長遠發展規劃來對待。

相應地，在建設與運維過程中，也未能對全球化與地方性的二律背反關係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重視。沒有在對地方、物的重新認識和賦靈及人的重新定義、啟蒙和賦權方面有充分的意識和探索，沒有擺正地方與周邊、世界的關係，日常生活與保護、展示及文化傳承的關係。尤其是普遍忽視當地人的核心性和主體性作用，群眾發動和參與不夠廣泛，甚至出現了當地人被外在化或被代理，僅僅淪落為被組織的旅遊項目表演者，外來者尤其是訪客也沒有受到應有的生態理念和方法的教育與培訓，仍然以傳統博物館式的看稀奇為主基調。

這樣以來，緣於生態博物館相關的人的分隔乃至利益上的矛盾與衝突，不僅難以達到真正的科學的「生態」，所謂的「活態」也往往偏離正軌，為了「活」甚至不惜造假——非物質遺產表演化，物質性遺產也存在很多人為打造和造假，這樣一來，資源與遺產均喪失了原真性，甚至為了娛樂性和營利目的而具有一些善意的欺騙性。如此這般，遑論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連遺產保護也成為利益驅動下的犧牲品。

由於對自然與人文生態認識方面的根本性欠缺，最後往往難以處理好保護與發展、尤其是資源和生業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導致生態博物館普遍充滿失敗感。因此，儘管新博物館已經發展成為一場超越學術的社會運動，但主要仍然是專家思想和書齋里的運動，生態博物館被一些人認為是具有烏托邦性質的一種博物館思潮。為此，加拿大魁北克地區在接受法國同行影響建設上博思生態博物館時，就竭力注意避免這一局限，不僅集結當地同志成立「上博思地區解說中心組織」，也一直設法開設面向居民的普通博物館學課程，以讓專家的博物館學變成通俗性的博物館學。博物館和教育學家索黑曾以「人民的博物館技術」（people』s museography）一詞來描述生態博物館建設與運行中的技術，以希望生態博物館成為一個具有持續教育能力、演化能力和能動性的進化機制 .

我個人認為，生態博物館仍然具有極其樂觀和廣闊的應用與發展前景，它不僅是一個文化遺產綜合保護與利用的有力工具，也是一個地方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的工具，但是我們必須直面其工具性背後的科學、文化與生態理性，才有可能正確使用文博界發明創造的這一概念和工具。生態博物館首先應該是一場超越環境保護的現代文明中的生態啟蒙，然後才是超越旅遊經濟和地方發展的社區再造，最終，它應該成為一種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升華。這個工具應該整體性地考慮到地方和社會包括自然與人文、歷史與現實的深度生態系統，努力追求「生態——業態——心態」等多個方面的動態協調和適配。在生態博物館規劃、建設和運營中，多學科合作研究，資源與信息共享，知識普及及其致用都是必經和永續的過程，在遺產與資源綜合性保護與利用之外，處理好專家、政府和當地人（包括利益相關方）的三角關係是其運營成敗的關鍵所在。作為現代文明中生態博物館比較中意的自然與傳統遺產相對富集的地區，往往也是后發展地區，因此，生態博物館作為多元文化、多重利益以及前現代與後現代的時空交叉的邊際地帶，在其規劃建設中，專家和政府可能會發揮主導作用，但是應該儘快走過這個包辦或者當地被代理的初級階段。

在當下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諮詢委員會——理事會——協會三級組織應該成為推動生態博物館前行的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其中，諮詢委員會發揮學術支撐角色，開展扎紮實實的學術研究，帶領相關方進行資源的調查梳理，規劃的制定，以及意見建議的提供;理事會發揮資源整合和管理團隊角色，應充分吸收相關部門、利益攸關者和專業人士等，做好規劃實施、配套制度完善、建設和挑選團隊、落實日常運營;地方性或行業性協會應充分發動群眾，包括當地人、相關產業、乃至遊客和愛好者。諮詢委員會和協會應在理事會中擁有適當代表名額，並可以組織三者交叉的專業分會或者產業合作社，在充分信息公開和民主化的程序下及生態博物館總體規劃目標下運行。這可能是較為理想的適合國情的生態博物館治理和運營模式。

總之，生態博物館源自文博界又不能限於文博界，它既重新發現地方，也扮演對物與人重新進行生態文化啟蒙、對人與遺產關係進行重構的重要角色。生態博物館不僅應該在當下遺產的保護利用及遺產事業深化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也可以在中央倡導的「五位一體」 生態文明建設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