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芬：隴右文獻目錄的集大成之作 ——《甘肅文獻總目提要》評析

郝潤華教授主編的《甘肅文獻總目提要》（下文簡稱《提要》）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地反映甘肅歷代著述文獻的一部提要目錄，該書在近代以來已有的甘肅地方學者所撰多種文獻目錄的基礎上，查閱參考了《古籍善本書目》、《叢書綜錄》、《古籍總目》以及歷代及民國以來的各種書目，著錄文獻總量達2100多種，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隴右文獻目錄的集大成之作。在編排體例上，《提要》分類大體依據《四庫全書總目》與《古籍善本書目》，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叢書五大類編排，五大類下再分若干小類。「在同一類中，又按作者時代先後為序，基本以生年為準，生年不詳者，以卒年為準；生卒年均不詳者，以同時代人為準。『叢書』一類，按照叢書完成的時代順序排列。」[1]書後還附有書目索引和作者索引，查詢非常方便。可以說，《提要》不論在收錄書目文獻的廣度上，還是編排體例的完整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一部學術性很強的地方文獻目錄。此書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提要》的出版，是對甘肅歷代文人著述留存情況的一次系統整理，有助於對現存甘肅歷代文人著述的整理和研究。甘肅地處西北偏遠之地，經濟落後，歷代文人的著述大多沒有得到及時的著錄與整理，因此甘肅歷代很多文人的作品或散佚、或藏於民間，所有這些都給致力於甘肅歷代文人著述研究的學人帶來了諸多困難。王烜《甘肅文獻錄》、郭漢儒《隴右文獻錄》、張維《隴右著作錄》等文獻書目對甘肅文人著述的留存情況均有所考證，但都不全面且失誤很多。《提要》的出版，可以說是對甘肅歷代文人作品留存情況的一次系統的整理，《提要》對每個書目的留存情況儘可能做了考證，從而更正了很多王烜、郭漢儒、張維等人的書目文獻對古籍留存情況的錯誤判斷。如元代余闕《青陽集》四卷、明代李夢陽《弘德集》、清代王綬《停雲堂詩文集》等，郭漢儒《隴右文獻錄》均曰「今佚」，但據考證，《青陽集》今存明、清兩代刻本、抄本多種；《弘德集》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殘卷，收詩一千八百〇七十三首，以吏、戶、禮、兵、刑、工分為六冊，缺吏、兵二冊，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印。另外，上海圖書館亦藏有《李氏弘德集》三十二卷；《停雲堂詩文集》今存刻本兩種，分別藏於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和山西大學圖書館。《提要》還補充了一些目前尚存但上述書目文獻均未著錄的甘肅文人著述，如明代金鑾的《攝山棲霞寺志》、明包節的《包侍御集》六卷等，王烜、郭漢儒、張維等人的書目文獻均未著錄，據考證，《攝山棲霞寺志》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附屬文獻處，今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有翻拍膠捲；《包侍御集》六卷今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包杞等刻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96冊。對於已經散佚的甘肅歷代文人著述，上述文獻書目未著錄的就更多，《提要》儘可能的做了補充，如五代作家王仁裕（天水人）生平著述較豐富，據《提要》編者統計約近二十種，但張維、王烜、郭漢儒等著錄均只有五、六種。毋庸置疑，《提要》對甘肅歷代文人著述存佚情況的系統整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學價值，也為進一步研究現存甘肅文人的著述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其次，《提要》對書目的解題體現了內容的完整性與較高學術性的統一。清代至新成立以前的有關甘肅文獻書目如邢澍《關右經籍考》、安維峻《甘肅新通志·藝文志》、王烜《甘肅文獻錄》、郭漢儒《隴右文獻錄》、張維《隴右著作錄》等，是完成《提要》的重要參考書目，不論從內容還是編排體例都給了《提要》編寫者極大的啟示。但正如郝潤華先生在《提要》「前言」中所言：「考察以上諸書目，不難發現它們都存在一定缺陷：一是由於當時條件所限，著錄文獻不夠完備，有些甚至頗多遺漏。……二是提要撰寫有不夠詳細、規範之處，對於文獻的內容價值及存佚情況交代不夠詳細。三是提要中存在有錯誤之處，如未經核查就直接斷言一些當時在地方圖書館書目中尚有著錄之書，或者今天在《古籍善本書目》、《古籍總目》等書中仍有著錄的書籍為『某書今佚』之類。另外，還有誤收非甘肅籍學者著述的情況。」[2]《提要》取長補短，對書目文獻採用敘錄體的書目體制，基本不輯錄原始數據，每條書目下撰寫綜合性提要，具體內容包括卷數、作者的生平簡介、書目的內容體例、序跋情況、存佚情況以及版本情況等，對現存的書目，註明藏地，便於研究時查找。對於書目的存佚情況，盡量作出考證判斷，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輕易下結論。可以說，《提要》對書目的解題體現了內容的完整性與較高學術性的統一。

再次，《提要》從目錄學的角度反映了甘肅各個歷史時期學術發展的總體狀況。由《提要》所著錄的書目可以看到，甘肅各個歷史時期的學術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特徵。從時間上看，《提要》著錄的甘肅歷代文獻，除先秦的十幾部之外，兩漢30部、三國7部、兩晉66部、十六國38部、南朝20部、北朝52部、隋唐133部、五代22部、宋金元22部，共290餘部，其餘都是明清兩代的書目，多達1800多種。可以看到，明清之前的甘肅文獻，以兩漢、兩晉、十六國、北朝以及隋唐各代較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兩漢及隋唐時期，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長安，而甘肅的隴西、秦州等地距離長安較近，加之兩漢隋唐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繁榮，從而使得這一時期文人創作的數量增加；另一方面兩晉、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社會雖然動蕩不安，但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後秦、前燕、前涼、後涼等少數民族政權均在甘肅境內，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內部均聚集了一部分文人，同時北魏的統治者也曾一度非常重視人才，所有這些都是這一時期甘肅文人著述較多的原因。相比較而言，明清之前，三國、五代以及宋金元時期甘肅文人的著述則很少，這是因為三國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從而造成這一時期文人創作數量的減少；另外，從北宋建都開封開始，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逐漸南遷，南方經濟逐漸繁盛，而地處西北的甘肅經濟又比較落後，加之遠離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使得宋金元時期甘肅文人的著述大幅較少。明清兩代文人著述數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明、清兩代均有270多年的歷史，在明、清的前期和中期社會都曾一度繁榮穩定，從而大大激發了文人創作的慾望；另一方面明、清兩代著錄之風盛行，因而很好的保存了兩代文人的著述；另外，明、清兩代距離現在年代較近，相對前代文人的著述散佚也較少。就文人分佈的地域而言，距離古都長安較近的秦州、隴西是甘肅歷代文人相對集中的地區。河西地區因為絲綢之路的發展，文人也較多，而少數民族地區的甘南、河州地區，文人則比較少。從總目中反映的各類文獻的數量也可以看到，甘肅歷代文人的創作，經部較少，共250多種；史部、子部居中，分別為440多種和380多種；集部為最多，有 950多種，另外還有叢書12種。綜上所述，《提要》不論從時間還是地域等方面都全面的反映了甘肅各個歷史時期學術發展的總體概況。

最後，《提要》的出版，對開發甘肅地方文獻情報資源，服務甘肅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甘肅地處絲綢之路經濟帶，近年來，國家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給甘肅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為此，梳理甘肅歷代文獻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雖然此前邢澍《關右經籍考》、乾隆《甘肅通志》之《人物》與《藝文》、安維峻《甘肅新通志·藝文志》、民國《甘肅通志稿·藝文》、王烜《甘肅文獻錄》、郭漢儒《隴右文獻錄》、張維《隴右著作錄》等都是有關甘肅文獻的書目，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甘肅歷代文獻的書目。《提要》的出版，填補了這一缺憾與不足，對於研究和傳承古老的絲綢之路文化，開發甘肅地方文獻情報資源以服務甘肅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當然，書中的缺漏也是在所難免的，正如郝潤華先生在前言中所說：「首先，由於條件所限（一是全國性的完備的古籍書目尚未編成，難以遍檢；二是一些藏有甘肅的圖書館或博物館長期未進行古籍的清理與編目，難以查詢；三是在館藏書目中明確有著錄的古籍卻已不見於該圖書館，難見原書），文獻搜羅不夠完備。其次，因歷代尤其是「文革」的毀亡，許多文獻已散佚不存，無從見其原貌，因此，提要的撰寫仍有不夠完整、準確、深入之處。」[3]另外，書中的校對也有一些失誤，如第261頁《甘寧青史略》誤校成了《甘青寧史略》等。雖然《提要》有上述缺漏和不足，但作為隴右文獻目錄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一部能夠全面反映歷代甘肅文人學術面貌的地方文獻總目，這些不足實在是瑕不掩瑜，相信在將來的修訂版中編者將會一一補充與訂正。

註釋：

[1] 郝潤華主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凡例，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頁。

[2] 郝潤華主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前言，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頁。

[3] 郝潤華主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前言，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