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銀行·山東好家風||杜澤遜：有了好家風 才有好國風

杜澤遜，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學問高深自不在話下，做人品格亦是冰壺玉尺，他是「山東省十大師德標兵」。如此高深的學問、品行，離不開他對家風的傳承與發揚。「忠厚傳家」、「讀書耕田」、「奉獻家國」是其家風的關鍵詞，它們也見證了杜氏家族的發展與變化。

忠厚傳家：

老槐樹下的忠信之家

1963年，杜澤遜出生於山東滕縣(現滕州)一個叫陳樓的村莊，村子叫陳樓，卻是以杜、楊兩姓為主。他的家門口有一棵古老的大槐樹，雖人丁不算興旺，在村裡卻頗有名望。「老槐樹底下的」是村裡公認的忠厚人家。

「忠厚傳家」，是從祖父輩起。雖然祖父沒有讀過書，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但推崇傳統文化。「我小時候，家裡的老傢具上都用紅漆寫著『忠信堂』三字。」杜澤遜說，忠信堂乃家中堂號，忠，主要指忠厚，信，則是指信義。「忠信」二字被奉為家中族人做人做事之根本準則。這是家風的起源。

到了父輩，祖父對子女的要求不再僅僅是本分、忠厚，還要讀書有文化。「除了忠厚傳家，還要詩禮傳家。」杜澤遜說，祖父的認識畢竟有限，「讀書耕田」成為他對孩子們的寄託。在家風的影響下，杜澤遜的大伯畢業於滕縣魯寨中學，他的父親則考上了滕縣師範學校，他的姑姑也上過夜校，能讀書寫信。

畢業回家后，大伯和父親都成了村裡的文化人。「大伯在生產隊干會計，丈量土地等，父親當農業技術員，教書。」杜澤遜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婚喪嫁娶、逢年過節，村裡的對聯、婚約、輓聯等都是大伯和父親義務來寫。

寫春聯尤其累人。「父親在國小辦公室里寫，三天三夜不回家。」他介紹，臨近過年時，村裡人會買好紙送到父親那，父親不僅要會寫，還要記住每家有幾扇門，是單扇還是雙扇。裁紙也要講究，那時經濟困難，各家買的紙並不富餘，可謂一絲一毫不能浪費。父親裁紙時就要事先根據各家情況計算好，「剩下的邊角料寫『開門見喜』，再小的裁成四邊形寫上『福』字貼到糧食缸上。」

對聯寫好了，父親還會細心卷好包起，用繩子捆上，寫上名字，待人來取。而這個辛苦的過程，父親興緻勃勃地去做，也從未收取過分文。父輩對家風的傳承，正是體現在這無聲的浸潤之中。父親幫別人寫婚約、輓聯時，年幼的他會被叫到一旁幫忙，或扯紙，或研磨。

這個過程中，他記住了很多名家詩文，也從這些名家詩文中學到做人的道理。遇到不明白的，他會去問，去查，探尋真相。「後來回想起來，幼年時期，我已經接觸到了國學的所有層面，這對我後來從事古籍整理工作有極大的影響。」杜澤遜說。

讀書耕田：

父親每周騎車50里回家

1979年，杜澤遜的父親考入滕縣師範當老師，次年調入滕縣一中，他也跟隨父親從陳樓農中進入滕縣一中就讀。這段時期，父親對他的影響極為深遠。「我們住在學校的單間宿舍里，自己生煤油爐子炒菜做飯。」他介紹，一張床板兩條長凳組成的床鋪，是爺倆共同的棲身處，床太窄，兩人只能「打通腿」。

這段時期，讓杜澤遜感觸最深的是父親的勤奮、勤儉。教書時他勤勤懇懇，在辦公室改作業經常到半夜。學生每周交一份作文，他每篇都從頭到尾讀，精彩的部分做標註，寫批語十分中肯。父親還會進行大量家訪以及接待學生來訪。

在縣城當了教師，父親卻從未忘記家中老小，每周都要回家探望。他用積攢許久的錢買了一輛金鹿牌腳踏車，每周六下課後騎車50多里路回家，幫妻子干農活，農忙時節，更是在家一刻不閑，周日快天黑時才騎車趕回學校開周前會，有時遇到大雨，只能冒雨往回趕，卻鮮有遲到。

雖日日與父親在一起，但父親鮮少輔導他，也很少口若懸河地教育。「考試后他會問哪裡做錯了，然後給予講解。」這樣星星點點的積累，效果反而事半功倍。

那時，父親每月工資29.5元，交給學校食堂伙食費12元，剩下的才能穿衣，買肥料，即使如此，父親還會給他買書，希望他成為讀書有用之人。「他給我買了一本《古文選讀》，考大學時其中一篇古文就是出自這裡。」1978年，父親還為他買過一本《學習字典》，至今他還在使用。

母親對杜澤遜的影響也非常大，他坦言，「我的相貌、頭髮、性格都更像母親。」他說，母親心寬，從來不說事兒，心裡也從來不裝事兒。

父親到縣城教書後，家族裡開會都是母親代為出席，誰家有婚喪嫁娶也都是母親出面，因此母親比一般農村婦女更懂得風俗禮儀。以至於後來跟隨父親到了滕縣一中居住，鄰里遇到婚喪嫁娶的事兒，大家常找母親來幫忙，而母親也總是熱心腸，十分樂意。

奉獻家國：

做工作從不計較得失

父親從農村走進了縣城，杜澤遜則由縣城走進了省城。他傳承著忠厚傳家的家風，但已經走出讀書耕田的局限，而更多承擔起家國責任。這時的家風又增添了「奉獻家國」這一關鍵詞。

奉獻、犧牲，是杜澤遜一路走來從未捨棄的品格，這從他對待做項目的態度就可看出。工作伊始，他便參與多個國家大型文化項目，這種大型項目參加者眾多，很難體現出個人的付出。

這種犧牲不僅僅在於個人的犧牲，有時包括家庭。在孩子三歲時，他便到北京大學參與國家重大項目，他的妻子程遠芬原本是一個不愛操心、自由自在的人，卻要為此擔負起整個家庭的責任。她一邊忙於教學工作，一邊照顧年幼的孩子，遇到孩子生病更是心力交瘁。

雖然他為妻子感到心疼和愧疚，但他認為，「參與重大文化工程一定要抱定犧牲精神。」同時，他並不覺得這是真正的犧牲。「吃虧越多，得到的越多。」他說，沒有大項目的摸爬滾打，自己後來主持大型項目就沒有經驗。

而他的妻子程遠芬更是將這種奉獻精神堅持了30年。婚後，兩人對家庭進行了分工，杜澤遜負責專心搞研究，同樣是山東大學畢業的她一邊工作，一邊承擔起與家庭有關的各項雜務。有了明確的分工，杜澤遜得以對事業全力以赴，而她也把家庭處理得井井有條。

這種奉獻，還體現在他對學生的責任與愛護。不知不覺間，杜澤遜已經從師30餘年。走上三尺講台，他始終將「傳道授業解惑」當做自己的本職工作。父親在燈下批改作文的身影深深激勵著他，讓他明白教書育人一定要勤奮，有責任。

1999年，山東大學文學院開《文獻學概要》一課，杜澤遜擔任講師。課程一開，吸引「冬粉」眾多，因旁聽者越來越多，連續三次換教室。同學們都被他生動風趣的講課風格打動，但他說，「其實不是我講課風格生動，只是我更加用心選取事例。」

為了上好這門課，他幾乎放棄了其他所有的工作，每一小時的課，他備課十小時，每次備課，100頁的稿紙寫得滿滿的，周周如此。為了選取一個生動有趣的事例，他會事先選取多個事例進行比較。

到期末考試時，他將18本備課稿拿到教室時，學生們都不敢相信。努力終有收穫，因備課認真，他的備課稿直接由中華書局出版了，這就是如今多所院校都在使用的《文獻學概要》一書，十七年的時間裡，此書一直十分火爆，年年重印8000餘冊。

教以修身：

把蔡元培修身課帶進講堂

一名老師要講好課，還要教學生做好人。從教30餘年，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教育好學生。「老師與學生最接近的一種關係就是子女，因此教育學生就像教育子女那樣。」他不主張打罵學生，他認為，學生犯錯，應用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不能造成僵局，謂之「拐彎」的藝術。

這些教育學生、子女的方式方法其實都來自於家學淵源。他的父親向來不主張責罰打罵學生，認為身教重於言傳。他的外祖父也是十里八鄉的名人，為人處世極好，善於調解糾紛，往往為人所信服。「外祖父去世時弔喪的人達千餘名，待客109桌，這對一個農村人來說是十分罕見的。」杜澤遜介紹，幼時因祖母早逝，他很多時間都是長在外祖父及外祖母身邊，外祖父的為人處世也深深影響了他。

除了擔任山東大學儒學研究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現在他還是山東大學尼山學堂的班導。為了加強傳統德育，他特意開了一門課——修身。他選用的是蔡元培先生撰寫的《修身教科書》，每節課讓學生輪流朗讀課文，他進行講解，目的就是讓學生們不僅要學好功課，更要明白做人的道理。

今年尼山學堂的學生畢業時，他在所有人的畢業冊上都寫下這樣一段話：「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這段話出自《周易》，在於告誡學生們，做人做事應由近及遠，勿好高騖遠，「我寫下它，希望有一天學生們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杜澤遜看來，家風是一個家庭、家族的根本和靈魂，它隨著時代和家族的變化而有所發展，但不論如何改變，它的根不會變，那就是中華文化。古語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切的基礎還在於修身。家風，乃修身之本，有了好家風，才能有好國風，才能國運昌盛、協和安邦。

李傑

稿件來源：生活日報記者 張淑芬 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