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治霾應向東方取經

和相似，印度也希望通過激勵和強制手段的並用改善空氣質量，推廣清潔能源。

霧霾籠罩下的印度新德里紅堡。圖片來源：Subrata Biswas / Greenpeace

對於面臨空氣污染治理和清潔能源轉型雙重挑戰的中印兩國而言，要解決這一共有問題，協作和對話不可或缺。

糟糕的空氣質量已經成為中印兩國舉國上下共同關注的一大政治問題。在2017年3月5日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空氣污染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會上，總理李克強重申了政府凈化空氣的決心，承諾將加大清潔能源投資，並對污染者實施更加嚴厲的制裁。

在印度，獨立評估方統計數據認為電站、工業及運輸業造成的污染給人類健康帶來的毀滅性影響，這引發了持續的公眾爭議。

藍線：印度 綠線：

為有效緩解污染危機，中印兩國必須逐步引入支持凈化空氣、水和土壤的技術，以取代原先的污染技術。此類轉型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國情。因此，對兩國政府而言，怎麼做才是推廣這些技術的最佳方法：是大棒，還是胡蘿蔔？怎樣的激勵或抑制措施才是最有效的呢？

中印兩國面臨類似挑戰。為減少有害排放，兩國都把為現有燃煤電站安裝脫硫、脫硝和除塵設備作為首要工作。和印度也都為電力、運輸和工業部門制訂了相應的排放標準，但落實這些標準仍是一大挑戰。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北京至少還需要10年才能重見藍天，印度則還需更久。

除了排放標準這類行政管理措施，也就是「大棒」政策之外，還針對安裝大氣污染控制設備的燃煤電站執行環保電價加價政策，也就是「胡蘿蔔」政策。據估計，2014年和2015年，該政策每年給電站帶來約1000億人民幣的額外收入。

印度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預算有限，無法用如此昂貴的「胡蘿蔔」來鼓勵燃煤電站削減污染排放。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是讓國民用得起電，提高電力普及度，讓20%家裡還沒有通電的民眾用上電。這一點與完全不同，的電力覆蓋率高達100%，而燃煤電站產能過剩則是其面臨的主要挑戰。

印度也徵收煤炭使用稅，實際上就是碳排放稅，並且一部分用於支持開發清潔技術。2014年以來，這一稅率增長了8倍，目前每噸煤炭約400印度盧比（約42元人民幣）。據估計，2011年至2016年間，約有1361.6億盧比（約143.65億元人民幣）煤炭稅轉入印度國家清潔能源基金。

中印兩國通過上網電價等針對可再生能源的「胡蘿蔔」政策，迅速推動了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增長。然而，這些新增裝機只有物盡其用才能促進清潔能源轉型，但中印兩國都面臨著一定程度的「棄風」問題。

其中一大原因在於政府的 「毒胡蘿蔔 」（有害激勵）政策。以為例，一些政策企圖遏制煤電裝機，另一些政策卻規定燃煤電站必須運營一定的時間。因此，2016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東部的棄風電量總價值約69億人民幣，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煤電優先的政策。

在印度，可再生能源開發商享受高額的加速折舊補貼，但電力的生產或配送卻沒有保證。印度政府為補貼設置了40%的上限，風電的開發則採用逆向競價機制，報價最低的賣方才能中標。

這些例子說明政府投入了很多錢，也制定了不少規章制度，但卻沒能創建一個跟蹤機制，從而方便自身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 「胡蘿蔔」或「大棒」政策能否有效解決能源浪費和空氣污染進行跟蹤。

鑒於預算壓力的不斷增大，對於某項政策對清潔能源轉型起到促進還是阻礙作用進行識別、量化和評估，能夠幫助兩國找出利用公共資源的最佳方法。

一個辦法就是與專家組織或其他國家開展自願性質的同行評審，可以是雙向的，也可以在G20或金磚五國等論壇內部互評。例如，亞太合作組織的許多成員就已經開展了針對能源效率的自願性同行評審。

另一個辦法在於G20內部的化石燃料補貼自願性評審。2016年主辦G20時，與美國一起完成了同行評審，其目的在於找出有害的激勵機制，即政府的能源支持政策中那些導致能源浪費的措施。

的評審報告中列出了9項補貼，總價值145億美元（約1000億人民幣），並給出了淘汰各項補貼的時間線。印度將於2019年主辦G20峰會，隨著越來越多的成員國（截至本文寫作時，德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都）紛紛自願參加同行評審，外界對印度加入這一行列的期待也越來越高。

作者：

艾薇塔·格拉西姆丘克，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可持續能源供應研究主管

露西·基特森，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研究員和經濟顧問

盧爾德斯·桑切斯，任職於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政策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