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是否應採取激進行為？

聽說科學家要在華盛頓遊行？此舉只是對川普政府近期的政策變化和聲明而採取的一個直接的回應方式，旨在「頌揚科學家對科學的熱情，號召公眾對科學界的支持和維護」，並非是抗議。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這種非抗議的抗議活動是件好事。西卡羅萊納大學的地質學家羅伯特·楊（Robert Young）在《紐約時報》中稱之為「一個糟糕的主意」。他認為，這場遊行反倒推波助瀾了一些保守派宣揚的「科學家是一個利益集團」等言論，使得事件更加的兩極分化，也給研究者的工作帶來了更多困難。其他人則覺得其論據不孚眾望，因為科學與政治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

作為Retraction Watch（撤稿監察）博客和科學誠信中心（Center for Scientific Integrity）的創始人，紐約大學教授伊萬·奧蘭斯基（Ivan Oransky）及約翰霍普斯金大學教授亞當·馬庫斯（Adam Marcus）認為，研究者並不太願意推動或擁抱變化，無論是對學術不端的傳統處理方式，抑或是解決他們實驗的再現性問題。對這些科學家而言，家醜不可外揚，讓公眾了解科學的現實，反而可能會危及公信度和研究經費的獲取。

弗林特水危機事件

這並不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第一次表達類似的擔憂。例如，在弗林特水危機事件中，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馬克·愛德華茲（Marc Edwards）和他的同事們被很多人看作是英雄。他們發現並宣布，弗林特市的居民正處於自來水鉛過量的危險中。他們為此推出了一個為城市居民購買凈水器的集資活動，並創建了一個網站發布他們對弗林特市供水危害的研究發現，以及表達對各級政府就此事件辦事不利的不滿。

若非他們的不懈努力，成千上萬的孩子可能早就遭受鉛含量超標的危害了，甚至連美國環境保護署也承認，人們等待警報發布的時間太長了。

但一本權威期刊的編輯並不以為然。2016年10月，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論發表在了《環境科學與技術》（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雜誌上。該文作者大衛•斯達拉客（David Sedlak）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土木與環境工程專業教授和水利中心主任，也是《環境科學與技術》雜誌的主編，他對自己的一些科學家同仁暨越了與鼓吹者之間的這條「虛線」表示擔憂。

斯達拉客寫到，「公開反對腐敗和無能的體系或許只是種文化產物，理想主義、個人責任和好萊塢戲劇性的情感合起來造就了一個高尚個人對抗不公的故事。」

成為「一個具體事件的盟友，無論如何，我們都危害了社會契約，打破了研究經費支持基礎研究的傳統」。換句話說，不要插手國會，以免遭受削減預算的報復，許多科學家已經為此被當成了害群之馬。因為那可不是筆小數目。國會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美國能源部和其他機構及其項目負有監督權，並掌管著它們一年近700億美元價值的研究經費，多為美國境內的科學、醫學和技術研發類的研究課題。

愛德華茲和他的三名同事，艾米·普魯登（Amy Pruden）、悉達多·羅伊（Siddhartha Roy）和威廉·羅德（William Rhoads），對斯達拉客進行了抨擊，指責他是「現代學術界的害群之馬，一個畏首畏尾、居心叵測的人」。確實，科學家一旦接受了資助，即默認了要在政府面前噤聲，這比那些直抒胸臆的人對學術的獨立性的威脅性更大。

激進行為能否促進科學進步？

一些不知名但很容易被識別的科學家，在媒體的蠱惑下，很容易把自己當成是與反面人物鬥爭的超級英雄。他們的傲慢和虛榮喚醒了統治上級，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很少有機會可以看到實際的寒蟬效應，但可以從爭辯科學家恰當角色的科學家身上看到。

不僅工程師會擔心，神經學家約翰·馬科維茨（John Markowitz）去年秋天在《紐約時報》上也寫到，「我們噤若寒蟬主要是因為害怕引起（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不滿（和失去任何獲取經費的機會）」，並認為「這件事情被過於敏感化了」。作為Retraction Watch（撤稿監察）博客的合伙人，伊萬·奧蘭斯基教授還常常告誡一個專註於科學界醜聞的博主，揭露欺詐事件的行為固然是好的，但很可能會授人以柄，反增了那些反科學勢力的實力。

某種程度上，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科學家有在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而不是假裝自己不受金主的管控。有些人堅持認為科學應該是存在於純粹的真空里的，一個不受政治、經濟或社會正義影響的存在。但要明白的是，科學是一種人為的事件，在不公和暴行面前，科學家是和公眾同呼吸、共奮鬥的。雖然科學實驗要求誠實和嚴謹，但也沒有說研究者在政府或其他勢力濫用科學抑或禁止發表政策的負面調查結果時必須保持沉默。

在愛德華茲和他的同事為弗林特社區水危機事件仗義執言之前，已經有科學家這麼做了。當物理化學家克萊爾·帕特森（Claire Patterson）接觸鉛中毒事件時，就隨即開啟了自己與工業長達幾十年的抗爭。當約翰·斯諾（John Snow）移走了一個滋生霍亂的井泵柄時，他成了倫敦人的眾矢之的，直到去世才平反昭雪。彼得·巴克斯頓（Peter Buxtun）花費了好幾年才制止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最終不得不於1972年將文件泄露給了瓊·海勒（Jean Heller）記者。

愛德華茲和同事的舉措縮短了科學和政策之間的距離。他們不僅幫忙吸引了大量關注，而且改變了弗林特市，當然，還有財政撥款。迫於壓力，參議院9月份以壓倒性票數批准了向弗林特市投放1億美元的援助資金，並從環境保護局劃撥了數百萬美元的貸款，用於市政供水基礎設施的升級和避免遭受鉛危害的研究。

科學和政治並不總是一致，科學也並不需要總是戰勝政策。正如，研究表明激素能提高運動員的表現，但政治利益又迫使我們禁止使用激素。研究必須是符合道德標準的，而道德標準則是包含了科學家和決策者在內的一種對話。

不過，儘管兩者是獨立的，但分歧是而且應該是可以解決的。正如愛德華茲和他的同事寫的，「雖然自身的職業危險很大，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不計其數，但保持沉默卻是與實施不公一丘之貉。無論將來我們的生活或事業會發生什麼，我們都確信：弗林特社區是值得我們挺身而出的，為了維護這樣一個正當理由，我們強化了學者和公眾之間的社會契約。」

美國從未有一個政權如此敵視科學和科學方法的價值。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稱氣候變化是某些亞洲大國造出來的「騙局」，調侃揭穿反免疫的觀點，並宣說任何負面民調都是「假新聞」。自2016年11月8日以來，人們明顯感覺到科學界接下來要打一場防守戰。只是現在可能不僅僅是一個樹枝而是整棵樹都處於危險中了。

科學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秉承著全球視野，時代高度，歷史縱深，科技前沿的理念，致力於傳播科學共同體權威，理性，及時，準確的聲音，並為廣大科技工作者搭建科學傳播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