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怡芬：小說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

《魚尾紋》說的是2004年的事情。和現在，隔著十二年。

十二年的光陰，叫做什麼?有叫一輪的，十二年間，我們可愛的值年生肖們從鼠值到了豬;有叫一紀的，歲星(木星)繞地球一周約需十二年，是為一紀。唉，無論一輪或一紀，十二年，真夠長的，長得足夠讓人生出隔世之感。有時候想，這些年，如果不在寫小說，我很可能會耽於中年之後的安穩，說是淡泊也好，麻木也罷，就只安於當下，忙於養生，「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可是，人到中年，作為「寫作者」的那個自己卻焦灼不安，她頻頻回望，感慨萬千，竟也想學那無才補天的頑石，寫點自己親歷或親見的事情，不辜負自己來這世上走的這遭。可惜，我這麼個大俗人，這些年，我所見的，也不過是些平淡無奇的俗事，這年頭對於故事本身，再離奇曲折的，大家也都見過，在這上頭實在難以花樣翻新;我所感慨的，我想寫出的，只不過是人心——這才是一個小說寫作者該深耕的田地。

小說有它自足的疆域，它有它自己的味道、氣息和肌理，有自己成其為小說的種種「物質」，如果沒有這些，它們就不可能吸引我這麼久——直到現在，我還在抗拒成為一個標準的「小說家」，還是對太過「文藝」的生活存疑。在這樣的吸引和排斥之間，我只有希望我寫出的小說，至少先合乎我自己的理想:它是在世俗當中的，卻又能成為一個超脫世俗的存在;它也許會努力長成世情小說的模樣，但它又不是能被社會學來簡單解讀的。小說，對我來說，是個玄奧的存在。從我開始閱讀起，眾多文學樣式中，我獨愛的，就是它;開始寫作后，我獨愛的，也還是它。我渴望知道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秘密，我願意把餘生都給它，即使到最後也只能無以名之。至於寫作中的「主義」，它們一個個都被說得很成體系的樣子，我卻還是存疑又存疑，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我覺得，最奢望和最真切的是「主義過時了，主義者們去世了，藝術卻永遠留存。」

我對小說「藝術」之秘的理解之一是，且不說描繪美好，就是在呈現醜陋時，仍是富有詩意的。就像《紅樓夢》，就像《包法利夫人》。它們都是貌似「現實主義」，而其實哪裡是「現實主義」啊?要是按著現實的邏輯去校核，不成立的漏洞，何其多，但是這兩個偉大的作家，創造出他們自己想象中的世界，「這世界有它自己的邏輯、自己的規律和自己的例外。「小說，原就是虛構的事物，是一個真實的謊言，它披著模擬的外衣，它想在文字中為已經消失了的時間畫像，它暗暗期待能得到從那段時間一起走來的讀者的共鳴。

是的，共鳴，它是我此刻想要的。在《魚尾紋》里，那段時間，就是從2004年春末到仲夏的日子，再具體一點，就是江南的梅雨季節和出梅后的大夏天。當你進入我的文字，如果能重新見到那段時光，在一些瞬間，看到自己或友人模糊的影子，我就無憾了。

細節，是構建小說世界的基本物質，沒有它，小說就不成其為小說——至少，我是這麼堅定地認為，故而，採用如此絕對的句式。我的小說，是橫著生長的，每向前一步，身後都拖著細密的紗網，你可以很痛快地批評我「拖泥帶水」，但我肯定會很嚴肅地反駁，小說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挨批久了，多少總要低些頭，於是，我也有點掌握如何闊步向前的技巧了，我對自己說，我得多寫幾個疏闊的，主幹清晰的，讀起來還爽利的，證明一下非我不能也，是我不為也。這有點好笑，但我真的在這麼做。但《魚尾紋》肯定不在此列，它是我的任性之作——對《花城》給它的寬容，我深深感謝。在這個小說中，故事每行進一步，背後都拖著「細節」的輕紗;故事怎樣發展，我並不十分著力，我在意的是那些2004年的日常細節，它們在悄悄編織一個時空。有些細節，只是一閃而過的，有些細節，是反覆出現的。那些一閃而過的，連綴起小說毛絨絨的觸感，它們會構成一些閑筆，在主幹之外，蔓生一些無關緊要的枝節，讓小說之樹的倒影在淵藪中更加波動有致;那些反覆出現的，它們是經線和緯線，是這個小說材質堅實的質地，它們決定著這個小說能否站得住，或者，是否走得遠。作為一個認定「細節就是一切」的讀者，只有故事，沒有細節的小說，一點也不能吸引我，那麼，如果你是急於想知道「故事會怎麼樣」的讀者，也許，會對我的《魚尾紋》感覺不適。但萬一你和我一樣，也是對細節痴迷的呢?這是非常可能的。那麼，我們來一起沉溺吧。2004年的初夏，你在哪裡，你在做什麼呢?把你的經歷，融入我的細節吧，我暗暗希冀。

在寫過一些創作談之後，創作談的寫作，對我來說，不是越來越容易，而是越發難了。寫作十五年裡，我把我的寫作經歷和寫作態度一說再說，到如今，實在說不出什麼新的了。好在具體到眼前的這個小說，總是有的說的。比如，說說《魚尾紋》這個題目。這小說的原題叫做《羞》，想來想去，到最後還是改成了現在這個題目。這個消失的原題，卻正是我想說的東西。在2016年寫的一個短篇小說《有鳳來儀》里，我想說的，也是這個東西。知羞然後才有恥感，知恥然後有勇，而據我的觀察，在如今居社會中堅的中年人中，遑論「恥」，就連「羞」這樣的感覺，也是很少有了。大家都覺得自己純潔無瑕，穩居道德高地，有錯的，都是別人。我的女主角們，她們至少是還知羞的。

對我「創造」的人物，我從不曾居高臨下地鞭撻，連諷刺，也很少給。我從來是體貼他們的。但，這回我重讀《魚尾紋》(像讀別人的小說那麼讀)，我卻看得脊椎骨陣陣發涼。在我貌似體貼的敘述里，一股毒辣森森然縈繞其中，這是我在寫著的時候沒有感覺到的。《魚尾紋》講的故事，並不新鮮，淪陷在物質慾望里，多的是這种放棄自尊卻還以為自己在往上走的人。我一直以為，我和我的人物，是在一個水平線上行動的，可這回，我看到了自己與人物的疏離。因為這份若即若離，我才有這樣毫不留情的刻畫，絕不放過一個不堪時刻，陰森森看著她一點點自我毀壞、崩塌，到最後，我卻又輕鬆地逃離，獨留她一個人在小說里。我相信她很快會療好傷的，因為，在這小說里公開的隱秘，在她的「世界」里，還是被小心包裹著的。可我真的不知道，經過這樣一番羞辱之後，她將走向何方。從2004年的小說空間，跨越到此時此刻，我的「朱顏」們可還安好?或者，她們也已經變成一個個自認純潔無瑕的人?

我不敢多想。我希望她們還是知羞的。

還是繼續說小說吧。我一直很喜歡小說里有散文的味道，比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比如魏微的小說。但，喜歡歸喜歡，我還是比較謹慎地遵從小說之道——對於文體，我是有一些執念的。在近兩年，我發現我有點膽大了，小說里依稀也有了散文的味道了——難道回望的姿態，本就是散文的?這些散文的觸角，生成了一些意象。比如，在《魚尾紋》里，夜海的意象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夜海是白的，「梔子花香搭配灑滿銀白月光的海，是個良宵樣子」，為了放鬆心情，她想向丈夫求歡，但丈夫卻怕影響她第二天的考試而拒絕了;第二次，夜海是黑的，在一場由她發起的帶著屈辱的歡愛之後，在旅館里「她打開窗，這時節，海邊的夜風還是涼的，好像夏天永遠不會來了一樣。海就不遠處，黑黑的，軟軟的。」如果沒有整體散文化的意味，這樣的意象，就會顯得突兀，而現在，我覺得它們是妥帖的。我喜歡這兩處的對比，也喜歡散落在這小說各處的那些小小意象。

我所認定的小說的「藝術」，就是由這樣的一些小細節、小意象來定義的。

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里講解《包法利夫人》時說道:「內容也許粗俗低下，作者卻用悅耳而又和諧的文字表現出來。這就是風格。這就是藝術。唯有這一點才是一本書真正的價值。」信然。嚴肅的小說，本就該是泥沙俱下的，因為，生活本就這樣，你在《魚尾紋》里看到的，多的是這些泥沙。一個寫作者，如果把心力放在對生活的粉飾和拔高上，我覺得，那才是對小說寫作的褻瀆。

小時候讀《三言兩拍》，看他「雪獅子向火」般興興頭頭渲染一通之後，總以最正經危坐的勸世語作結，當時覺得這樣的文體實在好笑無比，左不過是作者的狡猾罷了。但現在自己身為作者，才覺得，在俗世中，有這樣的結語很有必要。記得2009年《花城》發了我的一個短篇《迷藏》，說的是一個未婚第三者如何痴迷於她的已婚男友的故事，有個女記者特意來跟我講:「我真的很不喜歡你那女主角。「我很認真地跟她講:」我能寫到讓你很不喜歡，就算我成功了。既然你很不喜歡她，也許，在未來某個時候，當你可能像她那樣做的時候，你會斷然拒絕自己，那麼，也算我的小功德了。「現在，我也把我這個曾經的回答寫在這裡吧。當然，只是寫在這裡，不是寫在小說里。

你別笑。我是認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