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寓言」：英培安、現代詩與認同書寫 | 張松建

詩人英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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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的寓言」：英培安、現代詩與認同書寫

引言：

理解「現代認同」

一九六零年代，現代詩在新華文壇異軍突起，精緻微妙的抒情技藝為人樂道。在現實主義的話語霸權下，現代詩亦因晦澀的前衛美學，飽受質疑和批判。英培安（1947—）乃現代詩的中堅，文學才華頗獲文藝界好評。目前的相關論著把焦點放置在他對文學性的創新實驗上，當然不難理解。長期以來，抒情詩被認為是表現個人情緒、主觀體驗甚至神秘幻想的絕佳體裁。不過，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認為，抒情詩表面上是個人情緒與主觀體驗的載體，但在藝術社會學的視野下，卻是社會總體性的反映和對於現代世界不言自明的批評。後來，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指出，較之於其他文類，抒情詩更能見證現代性的歷史變遷。准此，我們有必要超越英美「新批評」的閱讀模式，去檢討抒情詩與種族、國族、族裔、階級、性別、文化認同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聯。本文借鏡文化批評理論、移民社會學和政治哲學的概念框架，以英培安的現代詩為文本抽樣，針對其中有關現代認同的主題，展開批評探索。何謂現代「認同」？在國族、文化與自我的層次上，如何理解認同概念的內涵與流變？在此有必要對相關理論概念，稍作疏解和介紹。

Theodor W. Adorno

有關現代認同的探討，西方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根據英國文化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的考察，「認同」與「主體」密不可分，迄今共有三個類型的認同概念：「啟蒙主體」（the Enlightenment subject）的認同概念、「社會學主體」（sociological subject）的認同概念、「後現代主體」（post-modern subject）。啟蒙主體的認同概念認為，人是充分中心化、統一的個體，被賦予理性、意識和行為等能力，它的中心由一個內在核心構成，這個核心在主體出生后首次出現，而且與主體一道展現在個人的整個生命歷程中，始終保持不變。自我的存在中心就是一個人的認同。社會學主體的認同概念認為，主體的內在核心不是自主自足的而是透過與有意義的「他者」之關係而形成的，這些他者把他/她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之文化（價值觀、意義和符號）斡旋給主體。然則，以前被體驗為有一個統一、穩定的認同的主體，目前正在經歷碎片化的過程；主體不再由單一認同構成，而是由幾種有時是矛盾的甚或懸而未決的認同所構成。結構的與制度的變化的結果之一就是：「認同破裂」的出現。這就產生了後現代主體。後現代主體沒有固定的、本質的、永久的認同，主體在不同時期分別承擔了不同認同，這些認同不是圍繞著一個內在連貫的自我而統一起來。所謂充分統一的、完成的、安全可靠的、內在連貫的認同，無非幻想而已。霍爾還分析了社會理論與人文學科中的五個進展——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福柯的知識-權力-話語理論，女性主義——如何促進笛卡爾所謂的啟蒙主體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在現代世界，「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正是「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主要源泉之一。國族文化顯然是一種現代形形式。在前現代或傳統社會中，人類把忠誠與認同形成（identification）給予部族、民族、宗教、地域。後來，忠誠和認同形成逐漸被轉讓給「國族文化」，地域和族群差異被包括進英國人類學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民族-國家的「政治屋頂」（political roof）下，因此變成現代文化認同的一個強大的意義源泉。

認同不但是一個哲學和心理學的問題，也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批評概念。認同之產生，歷史悠久，而它之所以成為尖銳的問題，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由於都市化進程和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人與自然的聯繫被削弱，人與土地的紐帶被割斷了。個體的自我認同和社會意義上的文化認同發生變化。「文化認同」源於現代性和全球化導致的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多樣性、流動性和斷裂。何謂「自我認同」？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指出，在晚期現代與全球化環境中，自我認同通向與解放政治相對應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關涉的是來自於後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在那裡全球化的影響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計劃中，反過來自我實現的過程又會影響到全球化的策略。」加拿大政治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認為，認同問題是現代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關於自我概念和現代認同的關係，他提供了具有歷史感的理論闡釋。泰勒運用「現代認同」標示什麼是人類的主體性，他的中心關懷落在認同的三個側面：

首先，現代的內在性，即作為帶有內部深度存在的我們自身的感覺，以及我們是「我們自己」的聯結性概念；其次，由現代早期發展而來的對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為內在道德根源的表現主義本性概念。自我認同是由道德、精神的承諾或民族和傳統加以界定，這為人們的價值觀提供某種框架。

否則，人們就喪失了他們的承諾或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出現認同危機：

知道我是誰，就是知道我站在何處。我的認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視界的承諾（commitment）和身份確認（identification）規定的，在這種框架和視界內我能夠嘗試在不同情況下決定什麼是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麼應當做，或者我應贊同或反對什麼。換言之，這是我能夠在其中採取一種立場的視界。」

自我認同不是個體的全部特質而是個人據其個人經歷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認同在這裡設定了超越時空的連續性，自我認同就是這種作為行動者的反思解釋的連續性。

上述有關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的論述，為我們理解新華文學的相關議題提供了必要的參照。新華文學肇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歷經1942-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五十年代的反殖愛國運動，六、七十年代的國家獨立和經濟建設，八十年代教育政策的劇變和蓬勃的全球化潮流，迄今已有近百年的歷程。在話語實踐領域，從二十年代的「南洋色彩」和三十年代的「地方作家」的爭議，到1946-1948年的「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到1956年出現的「愛國主義文學」的檢討，再到一九八零年代的「建國文學」的討論，新華文學的本土性格，已然成形茁壯。這些社會變遷和文學思潮影響了新華文學的歷史走向，也構成英培安之現代抒情詩寫作的背景條件。英氏，生於1947年，義安學院中文系畢業，曾於1995年短期移居香港，大部分時間在本地度過。他在經營草根書室之餘，博覽群書，參與公民社會，見證華校生被邊緣化的命運。這位新華作家，在人生歷程中目睹本土、區域和全球的互動，針對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的議題，做出頗有特色的批評思考，他的洞見和盲視，值得進一步檢討。

徐惠民（右一）、顏貴娟、英培安（右二）、曾生蓮合演《鴛鴦蝴蝶》

01

原鄉與血緣神話

文化認同不是一個靜止、固定、單一的事物，相反，它受制於歷史、文化、偶然性和無窮的權力遊戲，因時因地制宜。那麼，新華現代詩人是如何看待文化認同的？以下段落取材詩歌文本，探勘文化認同主題的流變，將其放回到社會文化語境中去思考，以期觀察文本、歷史和理論間的往返對話。

對於新加坡華人來說，「原鄉」是確鑿的歷史事實，也是頑強的文學想象。新加坡華人的祖輩來自，回歸故國原鄉曾是他們的夢想。獨立前，許多華僑華人的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所指向的目標，不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主權不存的馬來亞，而是那個萬里之外的赤縣神州。，作為意義的中心地帶和價值源泉，一度為海外華人的文化實踐提供了指南；馬華文學中經常出現的「祖國」一詞，指的就是，舍此無他。證之於史事：南洋華僑無數次籌賑義演，南僑機工回國抗戰，五、六十年代的華僑歸國熱潮，這些都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遠端民族主義」（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支配下的事件，也是原鄉神話最集中的體現。1965年，新加坡成為主權獨立的新興國家，華族公民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自此通向對新加坡的情感歸屬。但是，文學文化領域的「本土性」尚未同步發生，所以在此之前，一些新華作家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越過新加坡這個地理疆界而與他們的「想象」聯結起來，其實並不奇怪。

英培安的詩集《無根的弦》初版於1974年，1988年再版，其中明顯表現了想象和文化鄉愁。例如《無根的弦》的第三節——

那時海峽時報在萊佛士坊/黃昏是潑在/一座英國式的鐵橋上/印度人的笑語/和隱約的咖啡香/散發過微濕的/街場。一朵沒有形狀/的雲，是綉在/維多利亞劇院後面的/一株樹旁//告訴你我多寂寞/（那時是黃昏）/我伴著/一隻異鄉的白鴿/細讀一則大標題的國際新聞/驟然想起塵封在書房裡的史記/詩韻/和甲骨文

《無根的弦》

《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是創辦於殖民地時代（1845）的一家英文報紙，萊佛士坊、英國式鐵橋、維多利亞劇院是本土地景，「印度人」點出多元種族的國族身份，「微濕的街道」暗示熱帶海洋城市的氣候。這些由視覺、聲音、氣味交織的意象，浮現在日常生活的時間（「黃昏」）和空間（「萊佛士坊」）中，進入抒情主體的感官世界，喚起新加坡作為後殖民民族-國家的歷史記憶。然則，這個土生土長的「我」，並沒有愜意的地方感和親密的家國意識，相反，一種時空措置、身處異鄉的寂寞感，於焉浮起了。當他閱讀一則與祖籍國相關的新聞報道時，驟然想到那個「凍結在時間中」的歷史悠久的文明體。於是，神奇而曖昧的「原鄉神話」，呼之欲出。此詩的第一、二節，時空轉換，虛實交錯，出現了華北地區的地景風物：「塞外的風沙」，「奔馬的城」，掛在北方屋檐下的、瘂弦詩中出現過的「葫蘆或紅玉米」，「蓮花落」，「驢蹄」等。在結

結尾處，詩人感慨，神州故國回不去了，他只能彈奏「重病的吉他」，以飄零血淚，憑弔原鄉，如是而已。詩中出現不少有漂泊寓意的意象：「無根的弦」，「凄清的鞋子」，「沒有形狀的雲」，「異鄉的白鴿」，「泣不成聲的遠方」，莫不喚起放逐原鄉、永絕家園的情愫，儘管在本地出生的英培安，此前從未遊歷過！這首詩中瀰漫著文化鄉愁，但是，「儘管這種對過去的懷戀，似乎在這個強調理性與消費的高科技社會中，提供了另外一種身份認同的途徑，但是懷舊卻並不是企圖真正回到既定過往的一種情感，而是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一種在時間中某些東西被移位的感覺。」套用王德威發明的概念，此即一種「想象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與其說是要原原本本的回溯過去，更不如說是以現在為著眼點創造、想象過去。

在《鄉愁》（1974）當中，英培安的文化認同固執地聯結著原鄉想象，且以更加誇張的「棄兒意識」和周蕾所說的「血緣神話」（myth of consanguinity）昭示出來——

但聞異域的候鳥/鼓噪著/認同、或回歸的/哀音。你的惶惑/便清楚起來了//龍的圖騰，仍銘於/你濃於水的/奔流的/血內//推開窗/撲面見鄉愁/如一斷臍即被棄了的/嬰孩，睜目遙望/他永不可觸的/母親/依稀的溫暖/巨大的/面容

1967年，馬共的廣播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在益陽建成，使用四種語言，對東南亞發動強大的文宣攻勢。新成立，引發南洋華僑的回歸潮，他們如「異域的候鳥」，召喚本地青年步其後塵。准此，抒情自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自感如一個剛出生即被棄置的棄嬰，只能遙望永不可觸的母親，想象其體溫和面容。第四至六節，從內心獨白轉向戲劇化場景——

夜晚歌女唱著/一首改自東京小調的/曲子；空氣污染/一架山本牌身歷聲唱機/而本田電腳踏車則呼嘯碾過了/每個人被逼發出最後的吼聲的/難民/紀念碑//你寂寞憤懣地/行走於/每葉熟悉的史書里/談詩、論劍/佯裝酒醉/披髮撫琴//無奈茶的苦澀，點點滴滴/斟滿了/每具熱淚的/銅壺/瓷器

這裡有聽覺意象紛至沓來，「東京小調」，「山本牌留聲機」，「本田電腳踏車」暗示日本商品的泛濫。與這些噪音相對照，矗立在市中心的日據時期死難者紀念碑，沉默無聲，構成反諷。詩人批判當年的帝國主義改頭換面成了如今的新殖民主義，也嘲諷新加坡國人對於歷史創傷的健忘症。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被改寫成「夜晚歌女」的潛在文本，又直接嵌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把詩人對文化認同的思考與后殖民批評結合，在書寫新加坡的文化現象時，有意帶入日本和這兩個「他者」，透過三邊對話的互動結構，製造出有歷史縱深感的張力。在最後一節，詩人以傳統的「狂人」形象出現了，他寂寞憤懣，又無可奈何，唯有揮灑苦澀的熱淚，而已而已。

古代的文化意象、歷史典故、漂泊者的形象、古典詩的情調意境，接連出現在英培安的第二部詩集《無根的弦》當中，尤其體現在《無根的弦》、《鄉愁》、《劍》、《儒生行》、《儒生行之二》等作詩篇中，以及第三部詩集《日常生活》之

《良宵》、《悲歌》、《懷人》等詩篇當中。非常明顯，他的文化認同聯結著強烈的性（Chinese-ness）。例如，堪稱姊妹篇的兩首《儒生行》，頗得楊牧的《延陵季子掛劍》之流風餘緒。前者作於1974年，表現知識分子無力介入社會變革的幻滅感、與理想漸行漸遠的無奈，以及現實人生困境中的承諾和決斷：

「而你深明/遠道漫漫則是披肩的霜露/或飲易水/或食首陽//甚或造次顛沛/竟儼然如/一介儒生」。

詩人楊牧

後者作於1977年，敘寫一次國民服役中的旅途感受：一眾青年起初在蒼茫大霧中迷失了自己，但終於喚回了古代的文化記憶作為認同的根源所在，流露出找到人生方向後的歡愉自信：

「而我們/已不再是一條惶惑的河了，我們是/奔向大海的足跡/因為是寒夜/我們沉默著/把燃燒的火焰/靜靜地藏起」。

然而，「回歸原鄉」是可能的嗎？霍爾提醒說，「回家」在當代世界逐漸變成了一個危險的國族文化的神話：

如果我說要『回家』，就好像真的存在某種起源、初始之處，勢必會帶來更大的傷害。……在我的經驗中，這種回歸一直都是一種錯置的、多元的動作，雖然我試圖想要『回家』，但是卻心知肚明，這是絕不可能如願的，因為一切都不可重複，不可能再回到起點。

霍爾在許多場合強調，本質主義的回歸原鄉和文化本源，畢竟不切實際。洪恩美也認為，家園神話限制了離散主體的游牧主義，她質疑離散華人自身的諸種邊界，也指向離散華人在「想象的共同體」建構過程中所確立的不言而喻的本土與全球的權力關係，她認為狹隘地聚焦於離散將會阻礙一種更真實的、跨國的世界主義想象。大體而言，英培安詩中的想象是一個虛浮不實的神話，他把文化認同的源泉回溯到遙遠的祖籍國，以圖獲得情感滿足和心理補償，這當然是過渡性的歷史現象，放回彼時的社會語境中來觀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並不具有本體論的優先性。

02

在族群與國族之間

弔詭的是，雖然英培安採取放棄原鄉、紮根南洋本土的立場，然而他的文化認同的困惑，不但沒有渙然冰釋，反而尖銳化和複雜化了。何以故？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意指對一種文化價值的歸屬感和情感依戀。在新加坡這個后殖民民族-國家當中，族群（ethnic）和國族（nation）雖有合作互動，但也有過緊張衝突，甚或在某些情況下，有些華人對「族群文化」的承諾、確認和認同，正是經由他對「國族文化」的質疑、反思和批判而得以形成的，這成為一代人的情感結構。是故，當探討新華文學中文化認同議題時，我們需要省思的是：究竟是對「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認同？還是對「族群文化」（ethnic culture）的認同？英培安如何敘述這種弔詭的現象？

1. 語言、權力、主體

當原鄉神話破滅、回歸本土現實后，英培安面臨兩大社會現實：一是八十年代以來的現代性與全球化對新加坡的衝擊。關於這點，前文已有充分論述；二是激進的教育改革導致族群與國族的撕裂、華人社群的分化和重組，兩個方面互相聯繫，加劇了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此情況下，如何重建「文化認同」？如何規劃個體的「有意義的生活」？這就成了英培安念茲在茲的心事。獨立后的新加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層面採取許多激進措施，意在「去殖民化」，重塑國族認同，也初見成效。

王賡武比較過新馬華人的國族認同意識，他指出，馬來西亞華人以社群為中心，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對馬國的國族認同意識淡薄，反而保留了許多古老傳統。新加坡華人有機會選擇不同的道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建立了清晰的國族認同，不再執著於地方意識和傳統。這當然是相對而言的說法。事實上，針對教育政策的激進變化，一些作家挪借「傷痕文學」的概念，表達他們痛苦的集體記憶，例證所在多有。

南洋大學的出現（1953）和關閉（1980）就是起因於族群與國族的衝突。英培安的《樹》對南洋大學的關閉表達傷逝悼亡的情緒。請看第七到九節——

我現在知道/鳥兒為何要在/你肩上做巢，蟬為何/要在你掌上唱，松鼠/為何要在你懷中跳躍/樹，謝謝你/謝謝你給我豐富的夜，甜美的/林果；謝謝你溫暖的葉脈/林蔭的 涼意。當我細嚼/你為我準備的每一首詩/每一篇小說，每一個/關於你與我生存的/法則。告訴你/樹，告訴你，我已不那麼怕了/我知道有一天伐木的人會來了/叮叮的斧聲就在我腳下（我聽到了，我聽到了。）/樹，我知道你會教我/給我力量/讓我學你一樣/泰然地微笑著倒下//樹，教我/教我如何像你一樣變成/一張桌子、一本書、一首詩，或者/一團會發光發熱的火。教我/教我如何把火種傳到人們的血里/就像現在的你/把火種傳到我的血里一樣//樹，教我，給我力量/伐木的人已經來了/叮叮的斧聲就在我的腳下

這首詩以簡潔優美的文字和精緻溫婉的意象，營造人與樹之間的抒情親密感（lyrical intimacy）。根深葉茂的「樹」是人類和動物的庇護所，它帶來快樂、舒適與必要的安全感，刺激了詩人的文學創作的靈感。在隱喻層面，詩人頌讚南洋大學及其代表的中華文化（「火種」）是華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可是他感到不安，因為這棵堅毅、勇敢、包容、有奉獻精神的大樹，即將被人砍伐了，「我」急切希望文化的火種代代相傳。在這裡，族群（「我」）和國族（「伐木者」）處於衝突關係，傳達了詩人對文化認同的焦慮感。

激進的教育政策導致英文成為本地的霸權語言，「西化」風氣愈演愈烈，華校消逝、華校生被邊緣化、華文教育低迷、華族文化傳統失落，這反映的其實就是語言、權力和主體的複雜關係。華文社群的危機感瀰漫開來，華文作家為此憂心忡忡。研究懷舊文學的學者發明了「cultural mourning」（文化悲悼）的術語，表示個人對於那些帶有集體或者社群聯繫的「喪失之物」的反應。英氏的上述詩歌，表達的就是文化悲悼。

2.全球城市與文化翻譯

英培安的詩篇，回溯華族文化的源頭，從想象的鄉愁到本土的誘惑，沉迷於神話、圖騰、人物、象徵符號，這番召喚歷史記憶的舉動，意在凝聚文化認同，收拾世道人心。不過，他們只是把文化認同視為固定的、單一的、一成不變的存在（being），沒有看到它是流動、多元、生成的事物（becoming），不免有本質主義之嫌。明乎此，我們也許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面臨現代性、全球化和社會改革的衝擊，新華作家針對文化認同的思考，在表達動人的文化哀悼和族群悲情之餘，可否超越流流行的本質主義，發展出更有內在深度的批評思考？

新加坡本來就是華族、馬來族、印度族、西方人等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共存。自從擺脫英國殖民管控，成為主權國家以來，歷經五十年的經濟崛起和社會變革，尤其是藉助跨國移民和全球化的力量，打造一個由族群景觀、媒體景觀、科技景觀、財金景觀、意識形態景觀之互動的局面，儼然就是一個「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新加坡的國族文化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混雜文化」（culture of hybridity）。准此，我們應認識到，試圖發掘純粹的（沒有異質的）、固定的、沒有變化和流動的華族文化，回歸沒有污染的、凍結在時間中的、本真性的華族文化，幾乎是一種完美主義的幻覺。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需要重述新加坡的國族文化，真正找到「做新加坡人」的新方式（really find 『a new way of being Singaporean』）。霍爾這段話有助於理解文化認同和全球化的辯證關係，重新思考希英培安的文化焦慮——

認為全球化時代的認同註定要終結在某個地方也許是誘人的看法：或者回歸本源，或者通過同化吸收和同質化而消失於無形。但這是一個虛假的困境。因為還有另一個可能性「翻譯」。這描述那些穿越和交錯自然邊疆的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s），這些是由永遠背井離鄉的人群所組成的。這樣的人與他們的出生地和他們的文化保持了強烈聯繫，但是並沒有回歸往昔的幻覺。他們被迫適應他們生活其中的新文化，沒有簡單吸收進去、完全失去他們的認同。

新加坡華人之文化認同的「混雜的居間性」（hybrid in-betweenness）既非真正的西方，亦非本真的性，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靈活性。羅伯特·楊（Robert Young）指出，混雜是一個關鍵性的術語，因為它無論出現在何地，它總是暗示本質主義的不可能。回過頭來看，英培安等人的父輩作為離散華人，從唐山過番南洋，在新加坡落籍后，他們所擁有的文化正是一種翻譯的文化、混雜的文化，這種文化失去了純粹性，既不是本土的文化，也不是馬來亞的原生文化或者舶來的西洋文化，這正是新加坡之國族文化的特性。我們要認識到，華族要維持「文化認同」，不能甄別、排斥和分化其他族群的文化，不能企圖回到純粹的、不被擾亂的、原始的、靜態的文化原點，不要奢望保持不被西化風氣所污染的血緣正統性，而要正視新加坡作為全球城市之文化混雜的現實，承認所有文化的不純粹性以及所有文化邊界的可滲透性，解構本質主義思維方式，邁向寬廣開放的、更具包容性的「差異共存」（together-in-difference）。也許我們可以期待，新世代作家能夠超越前賢，開闢更有深度、更具批評性的思考方向？

03

本真性倫理與自我認同

進入1990年代以後，英培安告別青春抒情，轉向中年心境，從日常生活的感受出發，抒發他對文學志業不移的信心，這些詩篇有圓融自在的意境和蒼茫渾厚的風格，令人歡喜讚歎。這些詩作收錄在第三本詩集《日常生活》當中，其優雅精緻的抒情筆調，明顯見出台灣詩人楊牧的影響。

1.個人主體與自由意識

詩集《日常生活》展示抒情主體對自我的承諾與確認，對於個人主體性的建構，以及對生活政治的追尋，是故，詩集（尤其是後半部分）洋溢著深邃的智慧和抒情的歡樂。請看《日常生活》這首詩的精彩片段——

他在地上/無論天空燦爛或者陰霾，他的/風景一樣美好，每日每日/都適宜他揮汗勞作，推門上路/提醒他記住沿途的每一朵花，每一株/小草，每一棵大樹//而且記住要結算/每日不同的賬目：完成或未完成的/人情、事勢、物理/瑣碎真實，一如微汗泛在他的額上/一如啟程與歸途時閱讀的/諸種風景/變換的臉色//每一步前人的足跡，每一塊泥土/的感覺；每一頁/大力用筆劃下的沉思/每一行/激動的眉批//都提醒他記住/無論翻閱到的是火/是雪，是懊惱、羞愧、傷痕/造次顛沛，愛或憎恨/他堅決而且毫不猶豫/背叛或者遺忘/絕不是困惑他的//論題。

此時的英培安，沒有了早年的文化認同的危機感和自我迷失感，他返歸了平淡真實的日常生活，孜孜不倦於讀書寫作，這是他矢志不渝的志業。英氏明確知道「我是誰」、「我在哪裡」、「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我們該如何活著」等問題倫理，他明白什麼是好的、有價值的、值得追求的事物，他恢復了日常生活的內在深度、豐富性和意義，獲得了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所以，從情感基調來說，這首詩沒有我們所熟悉的憤懣怨懟，而是體現出令人敬佩的安靜從容。這種對自我的承諾、確認和再發現，在詩集中成為一個反覆吟詠的主題，有時還藉助對文學經典的重寫而表現。例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題目借自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這首詩出現一個漂泊者形象（「你」），儘管總在流浪路上，經常遇到陌生人，忍受冬夜的寒冷和失眠的痛苦，但是，抒情主人公無怨無悔，一如既往。

《不存在的騎士》的寫作靈感也來自卡爾維諾的同名小說，但是賦予了嶄新的意義，那就是對於「自我」作為創造性源泉的發現、確認和堅守——

騎士不存在/當其他的騎士都忙著/趕赴皇上的宴會，紛紛背誦/自撰的族譜/互贈勳章//不存在的騎士/在皇家收編的隊伍之外/你看不見他/除了一身隨時對邪惡應戰的/盔甲，除了盔甲里/孤獨但完整的靈魂。騎士/不存在，除了他的/精神，守則，他對公理/與正義的/愛。//騎士/不存在

詩中出現兩種類型的騎士：「不存在的騎士」和「其他的騎士」，前者熱愛公理和正義，對抗邪惡，儘管孤獨無助、被眾人視若「不存在」，但有完整的靈魂，傲然自得；後者人數眾多，欺世盜名，追名逐利，願意被強權收編而放棄道德原則。「不存在的騎士」顯然是作者的自況，這個語象重複四次，加強了孤芳自賞、遺世獨立的情調，帶有「堂吉訶德」式的悲劇英雄氣概，令人想到丹麥劇作家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獨的個人」。在這裡，不屈不撓的「騎士」是孤獨自我的象徵，他被賦予絕對的價值尺度，自我成了道德的源泉，這讓我們想起現代詩人的經典形象：英雄、先知、殉道者、狂人，見證了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作為現代世界的結構性特徵。

那麼，對於個體生命而言，「自我認同」的意義到底何在？泰勒深刻指出——

知道我是誰，就是知道我站在何處。我的認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視界的承諾和身份確認所規定的，在這種框架和視界內我能夠嘗試在不同情況下決定什麼是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麼應當做，或者我應贊同或反對什麼。換句話說，這是我能夠在其中採取一種立場的視界。

按照泰勒的分析，自我認同使個人主體獲得一個框架和視界，由此獲得了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能夠自我決斷、自我主宰、自我實現，實現心靈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英培安通過《日常生活》、《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不存在的騎士》表達了一種堅強篤定的信念：自我不僅是創造性的源泉，也是一個維持穩定意義的道德原則。這個信仰貫穿在英培安的《樹上》。此詩充滿超現實主義的奇思異想，通篇由戲劇性獨白和少許對話構成，它構思兩個人物：一個是源於卡爾維諾小說的「我」，生活在樹上，代表的是本真自我；另一個是追逐世俗成功的現代人「你」，兩人的生活截然不同，都認為對方執著於一面，過的是有缺憾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你」是務實、理性的人，為生計奔波，錯過了大自然的良辰美景（斑鳩的歌聲、夜晚的星光、樹上的飛鳥）——

從一枝樹丫飛躍/到另一枝樹丫（你虛擬的樹影/正在我頰邊搖晃），我確實是在/你所謂的樹上，你卻不知道我/在那兒注視著樹下的你/你正迷惑地張望，焦慮地計算、收集/與囤積，背囊越背越沉重，步伐謹慎/但猶疑，所以你從未注意/我在土地上留下的汗水/與鞋跡，以及飄忽在/我關注的蟲魚草木/間的體味（那時你許是/困在一條高速公路的車龍里，煩躁地/摁著手機）。我繼續從一棵樹的枝椏/飛躍至另一棵樹/的枝椏，利落輕盈如/一隻快樂的松鼠，如河流對土地/的書寫，如風、如雲對天空/的描述（而你忙於計算、收集與囤積，背囊/越背越重）。我再次見到你的時候/你正困在你急切盼望提升/的電梯里，在蒼白的電腦屏幕前/詮釋（或者過度詮釋）/一群焦慮如你的/數據

這首詩的創意來源於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講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義大利熱那亞共和國，一位名叫柯西莫的12歲小男孩，為了反抗虛偽的禮節，追求真正屬於自我的生活，憤然離家出走，終生在樹上過活，離群索居，不向世俗妥協，說出了一句令無數讀者怦然心動的名言：「一個人只有遠離人群，才能真正和他們在一起」。在這首詩中，抒情自我帶上人格面具，化身為樹上的男爵（「我」）發聲，與大自然中的生靈親密接觸，沒有世俗禮法的約束，自由自在。相比之下，生活在樹下的「你」，充滿焦慮、迷惑，疏遠了大自然的美景，忍受都市生活的折磨。《樹上》是一則現代寓言，它形象化地描述了自我獨立的觀念和自由意識的覺醒，如何挑戰了現代社會的流行意識形態，在與他者的對話中產生了作為道德原則的新個人主義。

卡爾維諾

2.本真性倫理與自我認同

對比英培安三部詩集，可以發現從單一人稱到雙重人稱的變化。《手術台上》和《無根的弦》的多數詩篇採用第一人稱的「我」的內心獨白(inner monologue)，有時訴諸「你」或「他」的視角。到了《日常生活》那裡，一些詩作出現了「我」和「你」的人稱並置，說話人向在場的對象傾訴，其實是抒情自我的分身，仍然屬於內心獨白。英培安偶或採用「戲劇性獨白」(dramatic monologue)的手法以展開故事新編，例如《良宵》、《悲歌》、《懷人》等，但並不多見。關於雙重人稱的運用，首先應該引起注意的是《無題》——

我習慣深夜走入這偏僻的/小徑。我熟悉它，猶如熟悉我/孤寂的心跳，鬱郁的香草、樹葉/翻飛的流螢。我習慣深夜/輕叩你虛掩的門，訪你，在你/的文字與文字的迴廊/與你一起思辨、探索分享/你的謙虛與成熟/我的固執//……（省略號為引者所加）我還知道此刻/你正在清晨的海邊/為一朵詭譎的雲，一隻/稍縱即逝的海鳥，發怔/驚愕；猶如我正在/輾轉反側的星夜，竭力/追尋、捕捉、重構/一組飄忽不定的/詩句。

在此前的詩中，我們看到英培安對自我的堅守，通篇是單一人稱的表白。在《無題》詩里，出現了第一人稱的「我」與第二人稱的「你」並置，前者是現實自我，等同於作者；後者是宇宙間的詩心、神秘靈感、文學理想或藝術境界。上面的引文是第一節和最後一節，以濃烈的抒情親密感和迴旋自如的文字虛擬兩個戲劇性場景，寫「我」常在深夜寫作，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沉醉於「一首詩的完成」中的發現，邁向心儀已久、自我期許的境界（「你」）。詩人習慣了孤寂，不求社會人群的理解，堅信自我的創造力量，對文學志業一往情深，在精神世界中沉潛內斂，追求藝術新高度。在詩集《日常生活》序言中，作者以委婉精緻的文字，說出他對文學理想的關懷。下面是其中幾段——

我模糊地認識到什麼是詩的時候，即意識到你的存在。你存在於先輩詩人對你的回應中，於我對你的反覆思索中。

於是我開始學習訴諸文字的技藝，細心地組織詞語，經營意象，孜孜不倦地追尋你的蹤跡，捕捉你的身影，描述你，呼喚你，回應你。

我所有的詩，都是我不同的生命階段對你的回應與呼喚。我時而欣喜，時而頹喪，時而憤怒，時而哀傷，我像戀人那樣地沉溺在對你的思索與懷念里，強韌而且綿密。我希望時刻都能觸碰到你，體驗你。我希望你聽到我的聲音。

相信自我是具有內在深度的存在，對自我價值的承諾和確認，對文學志業的追尋與堅守，最後獲得了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這亦體現於堪稱壓卷之作《我對你的固執》中——

我對你的固執在遠古的時候已定型。在幽暗的/子宮，於開始聽到呼吸/的胚胎中，在//認識淚和血之前，在開始閱讀書寫你/的時候，我是如此懼怕遺忘/你肌膚中的隱喻，語言的結構/雖然你的體臭不可摹擬/如午後初識我體溫的第一滴雨//我到處漂泊如置身異鄉，離去，歸來/歸來，離去，我是如此固執/地尋找你，固執地/記住你的聲音與顏臉，一如記憶/我的家園。我是如此憂心忡忡/慾望與榮譽會吞噬我/的記憶，逐漸腐蝕、模糊/我對你的固執與愛戀

2003年9月，英培安榮獲新加坡文化界最高榮譽「文化獎」，很快，《聯合早報》和新加坡國際電台也採訪了他，一時之間，掌聲、鮮花和榮譽紛至沓來，這遲來的正義讓默默耕耘數十年的他，稍感心靈的慰藉。杜詩有雲「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其是之謂乎？這首詩寫於10月26日，創作緣起正是有感於獎項帶來的壓力。詩中的「我」在生命開端，即已對「你」產生前生有緣的執著，對語言結構和象徵隱喻，念茲在茲，懷著敦誠敬謹的態度，勤勉寫作，不敢造次。在漫長歲月中，「我」在文字世界中四處漂泊，恍如離去歸來複離去的異鄉人，固執地追尋文學志業，視為精神的家園。然而在獲得最高榮譽后，英氏沒有志得意滿，反而產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的危機意識，他擔心慾望和榮譽會腐蝕了個人的情操。昔日那位「不存在的騎士」，是否也會「趕赴皇上的宴會」，淪為「皇家收編的隊伍」之其中一員？

《日常生活》

綜而觀之，詩集《日常生活》大宗的篇幅，表達孤獨個人堅持理想以及自我實現后的尊嚴感，在英文成為文化霸權的社會氣候之下，一位華族知識分子熱愛中華文化，不屈不撓地從事華語文學寫作，自我期許達到經典的高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承諾和抗爭的姿態，一種對文化認同的自覺追尋。然則，我的一個疑問由此而生了：英培安的這些抒情詩流露的生活態度，是否隱含了自我孤立、自戀、自我正義的傾向呢？如是，這種具有自我封閉傾向的唯我論，能夠為自我認同的實現提供堅實的基礎嗎？在此有必要介紹泰勒的分析。他認為，「現代性」產生了三種隱憂：一是反常和瑣碎的個人主義導致個人的參與熱情的匱乏，生活的英雄維度和崇高感的消失，自我沉迷於平庸、狹隘、無意義的世界；二是工具理性的優先性導致利益權衡的至上，社會共同體變成了實現彼此慾望的「需要的體系」；三是現代福利國家的柔性專制(soft despotism)使得政治自由喪失，個人放棄了對於政治生活的熱情參與，失去了對於自身命運的掌控，在政治生活中產生無助感。准此，泰勒提倡一種面向根源存在的「本真性倫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獨立存在的個體只有基於他者的承認才是可能的，自我認同離不開與他者的互動交流。

王德威論述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認為英培安屬於其中的「十個關鍵詞」之一，良有以也。他對新加坡華語語系社群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之關切，其實起源於一個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什麼才是真正是有意義的生活? 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寓言」作為一種敘事文體，通過構造人物、情節、有時還包括場景的描寫，構成完整的字面意義，同時藉此比喻表現另一層相關的意義。英培安的上述詩篇，可以說是寓言性的抒情詩或曰「抒情的寓言」。在全球化衝擊民族-國家的地理、語言與文化疆界的時代，對於本土性的迷戀是否會誇大空間/位置的認同政治？如何超越針對文化認同的本質主義思考方式，把「混雜性」這個第三空間視為新加坡這個全球城市的重要特質，從而激發出一些更有生產性、批評性的想法？當個人主體從公共領域回歸日常生活，在文學志業和藝術新高度的追尋當中，實現心靈的解放和自由，獲得道德空間中的方向感的時候，又該如何安置自我與他者、與社會共同體的對話，為建構自我認同準備堅實的思想基礎？毫無疑問地，英培安在表達個人洞見之外，也啟發後來者去思考新華現代詩的經驗和前景。

（本文原載北京大學《新詩評論》第20輯，2016年8月，此為刪節版）

張松建，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后研究員。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2016年，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主要研究現當代文學、海外華語文學、比較文學和批評理論。在海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和書評六十餘篇，出版專著《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現代文學論集》（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抒情主義與現代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現代詩的再出發：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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