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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讀】讀書者說丨中國有史詩嗎

【薦讀】讀書者說丨中國有史詩嗎

「史詩」概念源自西方,建立在古希臘荷馬史詩範例的基礎之上,與抒情詩、戲劇並稱為西方文學的三個基本類型。鍾敬文先生認為:「史詩,是民間敘事體長詩中 的一種規模比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詩的語言,記述各民族英雄的光輝業績等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歷史一起成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民族史 詩,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可以說,一個民族的史詩就是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

《史詩》 仁欽道爾吉 郎櫻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幾十年前,如果提及史詩,人們首先想到的會是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奧德賽》與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蜚聲世界的名篇。如果再詢問一聲:「有史詩嗎?」大部分人會猶豫遲疑。即便在學術界,長期以來,也流行著沒有史詩的觀點。黑格爾就曾說過:「人沒有自己的民族史詩,因為他們關照事物的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黑格爾的這一論斷影響很大,西方對史詩的認識乃至不少國人對自己民族史詩的認識就長期停留在這一論斷上。造成這種認識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是史詩的概念源於西方,難以涵蓋史詩傳統;二是史詩書面化進程較緩,大部分史詩仍處於口傳的活態形式,沒有經典化;三是史詩研究起步較晚,大部分史詩在20世紀50年代后才陸續被發現,對史詩的搜集、記錄、整理與出版更晚,系統研究在新時期以後才真正展開,導致大家對史詩的認識不足;四是以漢民族的史詩形態定義史詩,忽略了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史詩事實。

事實上,不但有史詩,而且數量多,體量大,形態多樣,遠非建立在古希臘荷馬史詩範例基礎上的西方史詩觀念所能涵蓋。史詩主要存在於各少數民族地區,北方突厥、蒙古,南方壯侗、傣彝、苗瑤、藏緬等語族的許多民族,都擁有自己的史詩,且數量難以估計。被稱為三大著名史詩的藏族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都是長達幾十部之巨的大型史詩。從已搜集整理的情況看,《格薩爾》有120多部,100多萬詩行,如果全部整理出來,可能達到150萬至160萬詩行,從數量上已超過了世界幾大著名史詩的總和。《江格爾》有70多部,10多萬詩行;《瑪納斯》居素甫·瑪瑪依唱本就有8部,22萬詩行。

此外,史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多數史詩仍是以口頭傳誦為主,少數史詩被記錄成文字,但也同時仍在被口傳。換言之,史詩多數仍活在人們的口中,是口傳與半口傳的活態史詩,仍被廣泛傳唱和接受,仍在不斷生長,仍在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要研究史詩,必須在史詩觀念與史詩研究範式上突破東西方文明的藩籬,打破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西方古典詩學的史詩範例和詩學範式。

近幾十年來,隨著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以及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史詩研究進展很快。從國家層面重視對史詩的搶救與研究,將史詩整理與研究多次列為國家社會科學重要規劃項目。近年來,關於史詩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逐漸向世人展現出史詩的多姿多彩,國人與世界對史詩的認識已有了很大的改觀。仁欽道爾吉與郎櫻的新著《史詩》,無疑是這些研究成果中一部具有顯著特色的著作。全書突出地表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體大思精,系統全面。史詩資源豐富,形態多樣。往往一個民族的史詩,甚至是一部史詩,規模與容量就十分驚人,對大部分研究者來說,研究一部作品就已心力不濟,更不用說對史詩作整體關照。而《史詩》的兩位作者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的結構方式,對各少數民族的主要史詩作了一次系統的梳理。

其次,對各民族史詩進行歷史性考察,對有共同起源的史詩的發展進程進行縱向研究,揭示出了史詩發展的某些規律。作者對蒙古、突厥、壯族、侗族、彝族、傣族、苗族等民族的中小型英雄史詩以及三大長篇英雄史詩的形成、發展、流傳及特點等均加以論述,為我們了解這些英雄史詩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第三,採用類型研究的方法,對多民族史詩進行了深入的橫向研究,從類型學上對各民族史詩進行整體歸納,為我們認識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史詩的豐富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參考。作者對各類型史詩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主要人物形象、結構模式等進行了論述,揭示出了英雄史詩的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與結構上的某些類型化模式以及主題上的某些共同母題。這類研究使數量眾多、內容複雜的各民族史詩變得類型化、條理化與系統化,方便了讀者和研究者全面系統把握少數民族史詩的基本特點。

第四,多學科視角、點面結合的研究思路使研究更為立體。作者利用民俗學、文化學、語言學、文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研究視角與思路,對史詩進行了立體透析;利用民俗學視角對各民族史詩所展現出的民間信仰、祭祀儀式以及民族習俗作了考察;利用文化學視角研究了各民族各類型史詩產生的社會文化以及所反映出的文化價值;利用語言學視角對史詩進行了科學的分片分類;利用文學視角對史詩的情節結構、人物形象以及場景設定等進行描繪;從傳播學視角研究史詩的流傳與演變。多學科視角關注,讓研究更為深入和細緻。

史詩雖然是詩,但更重要的是記載歷史的詩,其文體特徵歸於詩,其內容卻是歷史。因此,對於史詩研究者來說,考究史詩所述的歷史細節,探索其中的英雄化痕迹,可能也是需要研究史詩的學者努力去做的事情。對於仁欽道爾吉與郎櫻合著的《史詩》來說,這一部分內容,可能還有繼續探索的餘地。不過, 《史詩》規模宏大,吸收了數十年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成果,全面系統地梳理了豐富的史詩資源,構建起了中華民族的史詩體系,完成了一次對民族集體記憶的梳理,可以看作是研究少數民族史詩的集成式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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