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這套「稀見」近現代史料叢刊，帶你走進前人生活深處

日前，「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12種由鳳凰出版社出版。《江瀚日記》《王鍾霖日記》《王振聲日記》《唐烜日記》《達亭老人遺稿》……面對這套從2014年開始陸續出版的史料，即使是見識廣博的學者，也不得不感嘆：從書名到作者，大多聞所未聞，「稀見」二字可謂名副其實。

雖然這些史料的作者並非達官顯貴，也沒有蒲松齡、曹雪芹那樣的文化地位，但作為近現代歷史上一群文化人，他們通過日記、書信、筆記、詩文集等形式，從各自的視角記錄下了那個時代的生活、風俗、文化。不同於那些為人所熟知的宏大歷史敘述，這些記錄往往保留著很多未曾被注意過的局部、日常與細節。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劍、南京大學教授徐雁平、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彭國忠三位主編希望，這套計劃出版十輯、百餘種的稀見史料叢刊，與其他已經整理出版的文獻一起，組成一個豐茂的文獻群，不僅幫助人們對近現代歷史有全面了解和規律性認識，而且能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書影

1909年秋，北京學界在六國飯店宴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一場「飯局」，是敦煌學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事件。多年以來，關於這場「飯局」的種種記述，或模糊不清，或互相抵牾。

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獲取了大量文物，滿載而歸。後知後覺的學者希望通過這次宴會說服伯希和，請其協助將這些法藏敦煌文獻拍攝成照片寄回，以便影印刊布。據當時在場的日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記述，宴會的時間為9月4日。

《江瀚日記》書影

「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江瀚日記》對此事的記錄為：1909年10月4日，「晚赴六國飯店公宴法國伯希和君，並美國馬克密君。晤寶瑞辰、劉仲魯、惲薇孫、劉幼雲、王叔衡、柯鳳蓀、徐梧生、金鞏伯、姚儷桓、董授經、蔣伯斧、王靜庵、王捍鄭、吳印臣昌綬、耆壽民齡。蓋伯希和遊歷新疆、甘肅，得唐人寫本甚多，叔韞已紀其原始，同人擬將所藏分別印繕，故有此舉。」在這條日記中，當時在學部任職的江瀚不僅前所未見地列舉了宴會中17人的名字，而且明確時間為10月4日。這個時間與同赴宴會的惲毓鼎（字薇孫）的記載一致，也與學者羅振玉（字叔韞）的回憶相呼應。據羅振玉晚年回憶，當年9月28日，他與友人驅車到伯希和的寓所拜訪，並參觀了他隨身攜帶的一部分敦煌文獻。《江瀚日記》中「叔韞已紀其原始」一句，指的應該就是羅振玉拜訪伯希和后寫成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幾種文獻材料相互印證，無疑可以糾正田中慶太郎「9月4日」的錯誤記載。

「在近現代的文學史、學術史上，江瀚不是核心人物或一線人物。《江瀚日記》的價值，孤立地以日記文本來判斷，似乎並不突出。但如果能換一種角度，將江瀚放在近現代的社會網路中，考察他的活動範圍以及接觸的人、經歷的事，《江瀚日記》就成為解讀其他文本、研究其他人物的參考，其文獻價值會逐漸提升。」在徐雁平看來，和《江瀚日記》一樣，「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中的很多文獻都是內涵豐富的「資料庫」，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反覆開發利用。

與江瀚相比，《王鍾霖日記》的作者王鍾霖更是默默無名，學者甚至只能通過日記來考察他的生平事迹。但《王鍾霖日記》對於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的記述，今天讀來仍然令人感到震撼。

他這樣記錄侵略者入城：「聞夷人耀武入城，城上滿布夷兵，將我們炮械全行擲下，另安伊之大炮，皆向城內。聲言恐開炮傷人，官民其各逃生云云。所以內城滿漢人等逃者愈急。」

他這樣記錄燒殺搶掠：「一早，見紛亂逃來者，雲是夜西直門外土匪放火，夷人又放火燒圓明園及海淀南北街，乘火大搶，無家不搜刮銀物……官民人等焚死者無數，火光逼天，喊聲震地，千古大變，慘不忍言。」

「圓明園被焚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極具標誌性的國恥，如此慘重的災難，在《清史稿》中僅有一句『圓明園災』。由於史書缺載，其中諸多細節已難悉其詳。王鍾霖以一介微官，親歷其事，不惜筆墨，一一載述，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料。」《王鍾霖日記》的整理者之一、蘇州大學教授周生傑認為，近現代學人撰寫的這些日記，舉凡朝政、風俗、戰爭、災荒等無所不涉，既可證史，又可補史，已經成為正史、野史之外的又一種重要史料。

過去的歷史書寫，往往習慣於聚焦重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歷史人物，而常常忽略了普通個體的經歷和感受。對此，有人曾發出這樣的批評：「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

「在近現代歷史上，像鴉片戰爭、甲午海戰、戊戌變法、義和團這些歷史事件固然重要，但我們同樣應該關注普通人的生活，關注他們的心靈世界、情感變化。」北京大學教授廖可斌說，「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中收錄的史料，正是研究社會生活史、情感史的重要文獻。

《王鍾霖日記》記載當時北京城的居民如何買水：「京中內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車自拉外，余皆水屋按時賣給。凡有水屋皆山東登州人，無論大風雨必須送到各門挨賣，他人不能有此長功夫，亦不敢賣，只成一霸。」

《黃秉義日記》記載1912年前後的物價：「現今已屆年關，而街上蕭條，一年不如一年。如豬肉一項，當甲午之前，每洋一元可購十六七斤之譜，自甲午之後，年貴一年，即上年之肉價尚有七八斤之則，今年漲至四斤余兩，亦所少有。至於谷價亦是……」

除了有文人的著述，在「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中也收錄了日本文人的漢詩作品，輯錄成《甲午日本漢詩選錄》。

「長驅直搗幽燕地，帶礪山河唾手收」「難忍功名爭競念，夢魂一夜屠清京」「豪懷最憶西風裡，蹂躪支那四百州」……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文人所作的這些與戰事有關的漢詩，公然讚美血腥的暴行，赤裸裸地表現了他們的侵略野心。

該書編著者、復旦大學教授查屏球曾經設想，在這些連篇累牘的戰爭詩中，或許會有表現厭戰或反戰情緒的作品，然而幾經搜尋，竟然未發現一篇。

「出現這種情況，或許有戰時輿論管制的因素。然而，這種集體性的戰爭狂熱，還是讓人震驚的。」查屏球說，這些日本漢詩如今已很少被日本文學史著或研究者提及，差不多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但對於今天的人們了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強盜邏輯與好戰心理，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