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更喜歡看西方人寫的中國史？

2014 年，由日本著名學者如氣賀澤保規、小島毅等分別撰寫的十卷本《講談社·的歷史》在國內引進出版，問世后銷售量至今已達10 萬套。2016 年，《哈佛史》一經出版，就被放置在了國內書店的暢銷書展台上……近幾年，由國外學者撰寫的史書籍，受到了學術界和大眾讀者的青睞。

除了通史著作，一些單行本的海外「學」著作同樣廣受歡迎。比如，美國學者裴士鋒的《天國之秋》、歐立德的《乾隆傳》都曾引發國內公眾的廣泛討論。

西方漢學著作的確有它的魅力，比如在資料上面注重最新的成果；研究角度上出新出奇，不停地開拓如醫療史、身體史、性別史等新話題；敘述方式上通俗易懂，甚至將歷史研究寫得如偵探小說一樣精彩。當下它們在國內的走紅，一方面顯示出了西方、日本學者在某些問題上的高超分析和論述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當代學者在大眾歷史寫作方面的缺失和一味「崇洋」的心態。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宋晨希

「海外學」著作何以會形成這樣獨特的魅力？歷史學者葛兆光在為《哈佛史》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做了總結：西方學者善於解釋新史料，有機地運用於自己的敘述；它們不同於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讓那些看慣了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

近年來在國內知識界和公眾中流行的海外漢學著作，如加拿大學者卜正民主編的《哈佛史》、日本講談社的《的歷史》與史景遷的《王氏之死》等。

他同時提醒，西方「學」著作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比如忽視主流歷史文獻的引證，論述不完整、不深入等。這些缺陷在學術界和大眾的一味吹捧中被忽略。正如他在《缺席的》一文所說，人對於西洋的理論家，往往會網開一面，碰上洋著作就採取雙重標準，彷彿洋人擁有「治外法權」。

這種心態折射出人對於西方研究的過度推崇，也反映了百年來歷史學研究上的創傷。

他者之眼

西方對的關注與書寫由來已久

西方人在幾百年前就對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早在元代，馬可·波羅親自踏上了的土地，《馬可·波羅行紀》讓歐洲人見識到了中華帝國的繁榮與富有，「熱」在西方逐漸形成。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將的「四書五經」翻譯回國，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都曾通過傳教士翻譯的資料在書中描摹他們眼中的「中華帝國」。

清末民初，門戶洞開，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和漢代的居延漢簡等相繼發現，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最先確立漢學研究的是法國，1902年12月4日，法國在殖民統治下的越南召開了首屆國際東方學術大會，出席者有法國、奧地利、德國、挪威、日本和的代表37 人，共103人參與大會。這次會議的重要決議之一，就是對邊疆進行考古探險。

其中，有位名叫沙畹的功莫大焉，後繼者稱他為「開創漢學研究的第一人」。他曾於1889 年來華，任職法國公使館。1907年，他開始在北方進行考古考察，深入社會，發現了大量此前沒有人注意的考古資料。繼之而起的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法國漢學家，借用的考古資料，將的歷史與埃及、印度等進行對比，將放到世界史的序列中進行考察。

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國漢學家，最早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伯希和與馬伯樂都出自他的門下。

歷史學者桑兵認為，近代西方形成的「漢學」研究，是由四裔逐漸向本土轉移，即根據邊疆的考古資料深入到了社會的內部研究。這一套研究方式對於當時的學者而言，無異於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他們在感嘆西方學者的研究優勢之外，也生髮出了自身沉重的危機感。

1928 年，國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傅斯年發表《史語所工作旨趣》，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使東方學中心可以從巴黎或者京都移到北京。1929 年，陳寅恪在寫給北京大學畢業生的贈詩中寫了：「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希望新一代學生一洗在西方學者的陰影下進行史學研究的「恥辱」。

現在，很多人都推崇民國學者並感嘆是「大師以後再無大師」。但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民國時期的學者背後都有著想要跟西方和日本漢學研究相比肩的責任意識，這其實已經奠定了史學跟隨海外漢學研究路徑的基調。

西學新風

通俗歷史寫作衝擊本土的空洞論述

1949 年以後，中外學者的交流受到阻礙，但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現了針對西方理論形成的「五朵金花」史學話題討論，即歷史上是否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古代史該如何分期、漢民族如何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五朵金花」的共同特點是「以論帶史」，用的史料與事實來印證西方歷史模式或理論的某些論斷，將西方模式看成不證自明的前提，而將歷史和史料置於被動、消極乃至從屬的地位。

此後的七八十年代，剛從「文革」的廢墟中走出，社會秩序、學術研究等都亟待重建，在史學領域，人們早已看膩了由政治主導的空洞的史學論述，急需一股新鮮的空氣。

《萬曆十五年》應時而來。1982 年，美國華裔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國內出版，有人將這一年成為大眾歷史出版的元年。在開篇里，黃仁宇以頗具畫面感的方式敘述了1587 年3 月2 日早上的情景：「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然……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版本：中華書局 1982年5月

學者易中天至今還記得初讀《萬曆十五年》時的震撼：「啊！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正是這本書的觸動，最終讓他走上了研究歷史的道路。不過，在學術界的某些學者看來，這本書出現了很多事實錯誤。史學家陳梧桐認為，它對史料進行了篡改，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並非全部真實，得出的結論也失之於偏頗。但這些並未影響它在大眾讀者心目中的地位。至今，公眾在討論明史時仍會將《萬曆十五年》作為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另一位美國史學家史景遷的著作在國內同樣暢銷，也說明了讀者對於歷史的內在需求。史景遷把斷裂的歷史資料，通過想象進行整合，將其變成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學者鄭培凱所言，史景遷的著作有一種「對人類文化的深刻了解」。

史景遷（1936—），美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以研究明清史見長、擅長人物研究，代表作《王氏之死》《康熙》《追尋現代》等。

自80 年代以來，大量的西方學術著作被翻譯引進。漢學研究的書籍也以叢書的形式紛紛出版，其影響至今的就有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劉東主編的《海外學研究叢書》、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研究書系》、李學勤、葛兆光主編的《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等。其中一些著作，如余英時的《士與文化》、孔飛力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等已不僅滲透學界，也成為了大眾談論歷史的重要依據。

內外之辨

在外觀與內省中重新詮釋歷史

客觀評價百年來，從西方以及日本引入的通俗類史著作，它們確實有顯著的優勢。

這些著作都由專業學者撰寫，歷史撰寫也並非目的先行，而是允許歷史學者在擅長的領域裡儘可能自由地發揮。而且，西方學者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來觀察，之所以研究，目的是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如《哈佛史》中有關唐帝國的描述，就將唐朝作為一個世界性帝國，關注其對外交往和戰爭的情況。而類似這樣的論述以前在人的歷史敘事中通常只是幾句話帶過，西方學者卻會研究這些事件對於唐帝國和世界的影響。

但是，學界和知識界該如何借鑒西方和日本漢學的研究尤其是他們的問題意識，卻值得深思。

比如，開創美國漢學的費正清在上世紀60 年代提出了「衝擊——反應」說，現在，這一學說仍舊是很多大眾歷史著作分析近代社會變化的理論支撐。費正清認為，近代社會的改變是由於西方的衝擊。社會本身並無變化的動力，只有在受到西方入侵打破了傳統的平衡與惡性循環后，才覺醒起來，並按西方形象塑造近代。但學者楊念群注意到這一理論帶有明顯的「官方史」色彩。它強調傳統的停滯和被動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滿活力和發展的特徵，社會只不過變成了現代化力量波及的對象之一。如此不難理解，為何費正清的觀點一直以來都是美國政府透視歷史、制定對華策略的重要依據。

費正清（1907-1991），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致力於問題研究長達50 年。代表作《劍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

早期日本學者提出的一些理論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如近年來內藤湖南的著作在國內廣受關注，但史學家張廣達認為，內藤湖南所提出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即「唐宋變革論」，其目的在於證明近代已經落後，如今日本該對東亞起到領導作用。

誠然，現在歐美和日本史學界的史研究已經不再明顯地牽涉政治，也不會過多從現實問題出發確定學術研究題目。但百年來所積澱下來的這些重要觀點，仍是他們進行問題研究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到他們對研究的客觀性。

時至今日，西方的漢學研究書籍出版數量更加龐大，內容更廣博，每個月，圖書市場都在見證著十幾本海外漢學新譯本的出現。回望陳寅恪、傅斯年的期望，當代人在心態上已失去了追趕西方思想理論的意識，逐漸在其理論後面亦步亦趨。但同時，學界與公眾的警醒反思與獨立思考也已有萌芽。在這場已開啟近百年的外觀與內省之拉鋸戰中，學者要如何開創出原創的理論資源，對本土的歷史進行重新的詮釋？大眾讀者要如何在接受與祛魅之間擺正求知、讀史的心態？在下一本海外漢學譯本到手之前，我們應該有所思考和回應。

圓桌會

史學為何會「敗」給外國學者？

西方漢學受到學術界青睞，本身反映著學術界本身的種種問題。歷史，作為一門本土性的學問，為何會「敗」給外國學者？在國內的學者看來，這與過去與世界隔絕幾十年，無法進行學術對話有很大的原因，也與學術體制本身的局限性有關。當史學研究的前景在海外漢學的席捲勢頭下顯得有些暗淡無光，史學界需要急迫做出改變。

與此相反，西方的漢學家卻對史學前景保持著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的學術水平比前幾代已經提高了很多，未來將不再大規模地借鑒漢學著作的研究思路。這種有趣的認知反差之中，是否蘊含著本土史學發展新的可能性？

張國剛

歷史學者的寫作要關照公眾需求

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學理論的研究，著有《唐代藩鎮研究》《德國的漢學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中西交流史話》等。

新京報：西方的歷史著作被大量引進，受到了很多讀者的追捧，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張國剛：國外的很多通俗歷史讀物都是專家在寫，而國內的專家卻不屑於寫這些內容。這恐怕與國內的學術體制有關。學者一般只寫給專業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寫教材類的書籍。因為人多，即使有些晦澀的著作，都能賣幾萬冊，但在西方，可能連幾百冊都賣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這其實也是逼著海外學者寫出讓大家關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經在德國、日本都教過書，我發現他們大學的課程，面對的學生既有專業內的，也面對專業外的，這就要求國外的老師講課必須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顧。我覺得大眾歷史的寫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現在內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澀。

西方學者看會有不同的角度，會引起大家興趣。這一現象背後折射的是，現在的專家應面對所有讀者，寫內容深刻，符合大眾需要的通史，這需要讀書界、學術界共同努力。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和自媒體交互影響。在這個時代，專家和大眾都在一個「頻道」里，彼此享受著共同的傳播渠道。我們學者書寫歷史應該考慮更多的讀者需求，不該是象牙塔里自說自話，學術界也應該重視大眾的歷史寫作，當然這也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

馬勇

學者有能力寫通史但缺少信心

馬勇，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從事近代史、現代化史、文明史等研究，著有《近代文化諸問題》《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等。

新京報：西方漢學被大量翻譯，這對史學界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馬勇：改革開放前，歷史學界其實一直處於封閉狀態。歷史理論一直都是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時，我們會把古代歷史歸結為是封建的、地主階級專政的和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發展等等這些論述。近代史呢，我們就會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結論來概括。

可是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界接觸了其他國家研究史的學者，突然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和他們對話了。上世紀80 年代中期，《劍橋史》引進，學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在80 年代，國外的漢學研究功不可沒，那些著作確實為我們打開了眼界，讓我們收穫很多。

新京報：《講談社·的歷史》、《哈佛史》等都是國外學者合理撰寫的通史性著作，但當代學者卻很少合作撰寫一套通史性的著作。

馬勇：我們通史寫作比較弱，大概從范文瀾、蔡美彪的《通史》之後，就沒有合格的通史作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我自己來說，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期待能夠出現個性化的通史寫作。

《通史》

作者：范文瀾

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年3 月

首次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歷史，書中部分觀點有待商榷，但代表了那一代史學家的研究水平。

現在，我們的學術水平其實已經大踏步前進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來自信心。現在有些大陸學者是有資格來合作寫通史的。

但是，學術界又有立門戶、分派別的不良風氣。在這種氛圍下，根本沒有人敢做。如果你做，馬上就會有人質疑你，你有什麼資格寫通史。民國時期，錢穆一個人寫了《國史大綱》，我們奉為經典。現在，我們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錢穆那個時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們為什麼不能寫？但是我們的學術氣氛和價值評判不允許大家做這種事。

對話梅凌寒、歐麥高

中西學術交流趨勢會有所改變

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法學博士，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法學院教授，從事法律歷史、明清之際蒙古法律文化研究。

歐麥高(Max Oidtmann)，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喬治敦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清史、西北區域史研究。

新京報：西方人的歷史研究成果在這些年備受國內學術界關注，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梅凌寒：西方有悠久的漢學，研究傳統。在西方國家，隨著科學發展，歷史逐漸變成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同時，有一些科學家也開始對於東方歷史進行研究。然而，當時的，可能還沒有脫離古代研究歷史的傳統方式。因此，漢學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西方國家曾有一定的貢獻。1949 年，學界長期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歷史。這其實仍舊是源自西方的思想工具。不可否認，此前很多現代科學的原則都是由西方制定的。

另外，因為複雜的社會和歷史原因，一直到21 世紀初，大學的綜合水平仍然有限，很多學者對於漢學研究的資源和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不過，這種情況現在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尤其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能夠閱讀外文書籍，開始了解西方史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角度，而且，與國外學界的學術交往也越來越頻繁，更增進了彼此的交流。在這種形勢下，自然是越來越多的西方漢學成果為所知，甚至受到讀者歡迎。

的傳統教育，似乎不太鼓勵啟發個人創意。所以，很多人主要依賴學習和借鑒外來的東西，來發展自己的思想，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討論。在這裡面，許多外國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漢學作品，或者成為研究的前提，有時甚至成為相關研究的一種標準。中西學術的交流影響，其實是一個永恆的命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中西學者在史領域的優勢和劣勢？

梅凌寒：歷史學者的優點在於掌握史料很多，比較能夠從整體上了解的文化，見識也可能更深入。缺點或許在於太拘泥於細節，而對相關社會科學理論的掌握也有待提升。

歐麥高：西方的歷史研究的優勢在於：不太關注主流歷史的敘述，因此研究的領域大，能注意一些少數群體的文化與思維方式，描述個人的歷史，而且還會發現很多不重要的人其實在歷史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種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大家所認知的歷史架構，會讓人們感覺到歷史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這幾年，很多人從事性別研究，關注底層社會、少數民族等話題，像民間宗教等也成了新鮮的故事。而且這些歷史上的細節也對主流歷史有了明顯的影響。西方研究的另一個優點，在於把歷史放到世界歷史的序列裡面做比較研究，把與全球的現象聯合起來。

缺點在兩個地方：第一，可能缺少文化背景，比如看檔案或文學作品時無法體會背後的文化含義；第二，可能牽強地利用某些理論進行寫作。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現在學者的歷史研究水平？

梅凌寒：現在的情況，和我剛開始研究歷史時有所不同，已經變化很多了。年輕學者的綜合水平，比前一代提高了很多。從事學術研究者的規模，也比以前擴大許多。所以，隨著學術研究的進步，大規模借鑒吸收西方漢學的方法思路應該會有所改變。估計未來，學者把西方漢學研究的學術方法和理論作為標杆的傾向有所緩解。

本文整理自2017年5月2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B04版；作者：宋晨希；編輯：孔雪，小鹽。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