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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楠:大國安全競爭與東南亞國家地區戰略轉變

劉若楠:大國安全競爭與東南亞國家地區戰略轉變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本文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企業「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科研項目「『走出去』戰略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01504YY004A)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匿名審稿專家的意見與建議。文中錯漏由筆者負責。)

內容提要

外部大國之間的互動塑造著東南亞地區秩序,影響該地區中小國家的戰略選擇。與大國對立強化或削弱東南亞國家作用的傳統觀點不同,作者認為,大國間安全競爭對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的影響會在「 有利」 和「 不利」 之間相互轉化。戰略空間是這一影響機制中的核心要素。大國競爭的加劇對戰略空間大小的影響不僅是逐步實現的,而且會產生差異化的結果。當大國在特定地區和議題上進入包容性競爭時,相關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將變得充裕,大國平衡戰略更有可能成為它們的選擇。而包容性競爭加劇后,大國在原有議題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同時競爭覆蓋比以往更大的地理範圍和更多的議題領域。與原有議題相關或處在核心地區的國家的戰略空間將被擠壓。而包容性競爭拓展到的新地區和議題將使之前未參與大國競爭的國家開始成為被爭取的對象,擁有比從前更大的戰略空間。一旦大國競爭向全面對抗或戰爭過渡,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將被顯著壓縮,「 選邊站」 的壓力將會大幅增加。

1引 言

隨著周邊安全形勢的複雜化,越來越多的安全議題涉及大國與小國之間的戰略聯動。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學界關注大國在中小國家戰略選擇中的作用,尤其是中美競爭對地區典型的中小國家群體——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的影響。歷史表明,地區大國安全競爭對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的塑造作用體現在其爭取民族獨立、抵抗外來侵略、推動國家發展和地區一體化進程等各個階段之中。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安全上採取了越來越明顯的大國平衡戰略。而這一戰略實施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大國特別是中美兩國在地區沒有陷入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

然而,大國平衡戰略並不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現象。在冷戰期間的東南亞,美蘇在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沒有給所有國家都造成強大的「選邊」壓力。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就曾在這一時期採取過同時與美蘇進行安全接觸的戰略。印尼在冷戰期間客觀上具備了不採取追隨戰略的空間,即在不加入西方集團也不倒向蘇聯陣營的條件下並未遭受重大安全損失。同樣,緬甸作為美國盟友泰國和蘇聯戰略夥伴印度之間的緩衝國,其不結盟、中立的對外安全戰略也得以維持,並未受到來自美國或蘇聯的強大壓力。不僅如此,印尼和緬甸還利用二戰後發展家日益增大的話語權向國際社會提出了自身對地區秩序的構想,尤其是發起並積極倡導了得到亞非拉國家廣泛支持的不結盟運動。

從上述經驗現象中不難觀察到,無論大國安全競爭強度是高還是低,地區都有可能出現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中小國家。換言之,似乎不能簡單地將大國競爭對中小國家戰略選擇的影響概括為大國競爭強度大會必然促使中小國家「選邊站」,阻礙地區一體化的進程。反之,如果大國競爭強度小,中小國家採取追隨戰略的壓力、彼此間戰略分化或地區機制邊緣化的可能性也未必會減小。那麼地區大國的安全態勢在塑造東南亞國家的對外戰略選擇中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為什麼即使在冷戰式的大國安全競爭的環境下,仍然存在一部分與美蘇兩國同時進行安全接觸的東南亞國家,比如上文提到的印尼和緬甸,而在當前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兼具競爭與合作的地區環境下,也一度出現一些放棄大國平衡戰略的國家,比如菲律賓在2008年至2015年間的對外戰略就明顯偏離同時與兩個大國進行安全接觸的軌道?

既有關於大國對中小國家戰略的影響大多集中在政策互動的層面涉及前者的安全互動與後者戰略選擇的研究也存在過於簡化兩者之間影響機制的問題。事實上,大國安全競爭的程度和方式不僅能夠改變中小國家整體的安全戰略趨勢,對塑造各國對外戰略之間的差異和特定國家戰略的演變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進一步釐清大國安全競爭對中小國家戰略選擇的影響機制,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梳理和評述既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第三部分引入「戰略空間」的概念,重點分析以議題領域定義的大國競爭與東南亞國家選擇平衡戰略的可行性之間的邏輯關係。第四部分根據既有的概念和理論機制,討論冷戰結束以後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的兩次變化和三個階段,尤其是大國競爭在東南亞國家大國平衡戰略的產生、演變和結束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2既有研究評述

由於實力地位的制約中小國家通常是國際體系和秩序的承受者,而不是塑造者。大國對中小國家的政策、大國實力排序的變化以及大國互動模式對地區秩序的塑造都會直接影響中小國家的戰略利益訴求以及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不僅如此,對中小國家而言,大國國內狀況的變化也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外溢效應。比如,大國的領導人換屆、經濟發展速度加快或減緩、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甚至地方政策的調整等都會不可避免地給周邊中小國家帶來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正如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所言,小國在與大國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中更加脆弱,這種脆弱性體現在雙邊關係中的方方面面。由於大國對中小國家戰略選擇的影響多種多樣因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棟。為了有針對性地解答本文提出的核心問題,本部分將重點梳理討論大國安全互動對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影響機制的著述。

(一)大國安全競爭加劇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分歧

陸伯彬(RobertS.Ross)的研究認為中美安全競爭加上東南亞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差異化的戰略行為。具體而言,中南半島上的東南亞國家由於與接壤,歷史、政治和文化的淵源深厚,這些國家更傾向於追隨;相比之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等地處海洋的東南亞國家的對華戰略則包含更多的制衡成分。他做出這一判斷的理由是,對東南亞大陸有天然的影響力,而美國是亞太地區的海洋霸權,但兩國都不會使用武力介入另一國的勢力範圍。由此,陸伯彬認為在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會分化為分別追隨美國和的兩個集團。香農·托(Shannon Tow)基本認同陸伯彬對東南亞國家戰略分化趨勢的判斷,並在其研究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進,特別是增加了中小國家對外戰略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即對自身獨立性的追求。她指出,陸伯彬的觀點過於簡化了小國的行為,但是肯定了陸伯彬對東南亞戰略分化版圖的描繪。

還有觀點認為,中小國家的戰略分化並不源自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基於議題領域的分歧,大國介入加深了東南亞國家之間原本就存在的對華政策分化。美國和日本等國利用一些東南亞國家對崛起,特別是南海問題的擔心,擴大在地區的安全存在。比如,日本向菲律賓和越南提供海上執法船,美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開展聯合訓練、演習等。而對另一部分成員國來說,南海問題不是其發展對華關係的重要障礙,那麼這些國家戰略上靠近的可能性相對較大。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東南亞地區是東亞整體安全的一部分。2016年以前,改善與韓國的關係以孤立日本,防止形成美日韓同盟。從長期來看,韓國不可避免地要在中美之間選邊,到底是做誰的朋友。而日本為應對崛起也需要夥伴,在韓國、澳大利亞都更傾向於的情況下,日本會加強對菲律賓、越南的支持。

除了判斷國家間出現戰略分化之外,有不少著述指出,以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為核心的地區機制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呈現邊緣化態勢。唐小松等人認為,中美都會根據各自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選擇性地發展和加強與各個國家的雙邊關係而不會將地區戰略的重點放在與東盟的交往上 大國對雙邊關係的重視對東盟一體化起到了負面作用。美國如果為了恢復在這一地區的領導地位向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那麼大國平衡戰略就會因為中美戰略平衡被打破而最終破產。與此相類似,保羅·博爾特(PaulJ.Bolt)在討論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時強調,維持現狀是後者平衡戰略得以延續的關鍵,而最有可能對地區現狀構成衝擊的是使用武力和美國對地區戰略的過度反應。

大國對東盟的限制還體現在行動能力方面,特別是東盟塑造地區秩序的能力也受到大國競爭的制約。如果缺乏中美的認同和支持,東盟難以達成對地區國家有約束力的協議。然而,中美兩國對以東盟為核心的地區機制體系卻有著不同的偏好。傾向於沒有美國參與的「10+3」;而美國更熱心於東亞峰會,因為東亞峰會包含了更多的美國盟友和夥伴。簡言之儘管東盟名義上在地區秩序的制度化上發揮領導作用,但是大國對相對利益的關注和利益目標的分歧影響著多邊談判和合作的效力。這也與地區是否是強國的利益關注點有關。有觀點認為,如果兩個大國同時追求擴張性目標或保守性目標,那麼機制發揮的作用就會相對有限;如果一方追求擴張性目標而另一方追求保守性目標,機制就有可能發揮作用。

(二)大國安全競爭可以促進東南亞國家的戰略一致性

儘管大多數研究都傾向於認為大國競爭加劇了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分化並且促使東盟的效力和地位有所下降,但也有少數研究強調大國競爭對東南亞國家的積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國競相為各國提供了政治、安全和經濟上的戰略利益,二是大國競爭對共同身份的形成和對外戰略一致性發揮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史田一指出,除了加劇「選邊站」的壓力和削弱地區機制的作用之外,大國在爭取各國戰略支持的過程中會競相為後者提供各種形式的利益。由此,大國安全競爭既為東盟國家提供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其中,機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在競爭中的大國會爭相為地區中小國家提供戰略紅利,尤其是公共產品;二是由於大國之間的關係較為疏遠,中小國家同時發展與兩個大國的關係有更大的餘地。莊子智譽(To⁃motakaShoji)的研究也提供了類似的判斷。他指出,出於對在東南亞影響力拓展的擔心,日本發展對東盟的關係緊跟的步伐。換言之,對東盟的政策是主動性的,而日本卻是反應性的。在2003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兩個月後,日本主辦了日本—東盟紀念峰會,表示要建立雙方的特殊關係。2004年7月,日本正式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還有學者認為,大國競爭為東南亞國家帶來的不只是政治、安全上的好處,還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地區主導地位。約翰·喬爾喬里(JohnCiorciari)指出,儘管美國、日本和歐盟與東南亞國家發展貿易關係並不是為了削弱的經濟影響力,但是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在這一地區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無疑激發了其他大國(或地區)來此貿易的渴望。日本與東盟的貿易關係也受到中日戰略競爭的影響。例如在與東盟2001年建立自由貿易區(FTA)之後,日本決定不再堅持原有的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框架內商討日本與東盟經濟合作的方針改為直接與東盟建立全面經濟夥伴。此外,東盟的主導地位也受益於大國的良性競爭,大國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東盟作為地區關係網路中心的角色。

凱瑟琳·瓊斯(CatherineJones)指出,大國競爭對東盟未必是壞事,而目前多數討論大國與東盟國家關係的研究都忽視了大國扮演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大國的存在和大國間的競爭促進了東盟的共同體化和制度化。她認為東盟的形成並不是出於共同文化或歷史經歷,而是對地區安全狀況共同的恐懼。冷戰後,東盟合力應對崛起、平衡美國並促使大國認同東盟的框架。換言之,無論是從自由貿易還是在地區安全形色看,與域外大國交往都催生了更緊密的地區一體化。這正是大國在與東盟交往中的「他者化(othering)」效應的體現。這一效應促進了東盟身份認同的形成,讓東盟國家更容易看到彼此間共同的價值、思想和偏好。例如,2012年和柬埔寨阻止南海問題多邊化的立場反而促進了東盟的團結。而且,儘管2016年寮國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關於南海問題的談判也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現在東盟的共識比2012年柬埔寨和2014年緬甸擔任主席國期間更強。

現有研究成果指出了大國競爭對東南亞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對外戰略的共同趨勢,特別是認識到大國在東南亞國家戰略環境的形成和變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闡述大國競爭加劇會增加東南亞國家戰略分歧,不利於地區一體化和地區機制發揮作用的研究數量更多。與此同時,討論大國競爭積極作用的研究也得到了一部分事實和理論邏輯的支持。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將大國競爭的影響簡單地歸納為「有利」或「不利」,即使是認為兩種影響共存的研究也沒有就二者之間的關係充分展開討論。第二大多數研究都強調大國競爭對東南亞國家戰略選擇的整體性影響,幾乎沒有解釋除制衡與追隨戰略分化之外的戰略差異,包括國家間的橫向差異和一國在不同時期的縱向差異。因此,總體來看,儘管既有研究對我們理解大國競爭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極為重要,現有的成果仍然存在過於簡化這一影響機制的不足。

國家採取某一戰略行為的原因必然包括動機和可行性兩個方面。大國之間的安全互動關係通過塑造地區秩序設定了中小國家所處的戰略環境。這一戰略環境對東南亞國家的約束集中體現在它們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可行性,即戰略空間。本文下一部分討論大國安全競爭對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大小的影響機制也將重點從戰略環境的可行性入手,具體回答以下三個問題:戰略空間的含義是什麼?不同類型的大國競爭對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的大小以及大國平衡戰略實施可行性的影響是什麼?大國競爭態勢的變化又會使這一影響機制發生怎樣的演變?

3大國包容性競爭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

由於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期間就採取了大國平衡戰略,根據大國平衡戰略這一被解釋對象出現的時間,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將不僅局限於冷戰後或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而是將冷戰時期也納入研究中。我們知道,東南亞地區自17世紀開始逐漸被西方列強納入殖民版圖,此後大國安全競爭一直左右著地區政治、安全和經濟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東南亞國家普遍恢復了主權或獲得了民族獨立。大國安全競爭對地區秩序塑造的方式也因此發生轉變,從直接介入轉為主要通過影響各國對外戰略的方式間接地發揮主導作用。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今大國安全競爭對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的限制性和引導性作用,本文的考察將集中在主權國家時期,不包括殖民時期通過直接佔領或者武力威脅的方式導致的國家對外戰略轉變。

(一)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

大國安全競爭對中小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後者擁有的對外政策選項的多寡上。由於實力相對弱小,東南亞國家在與大國交往時會展現出多數中小國家的特點即在依賴性與自主性之間的兩難。這種兩難的具體表現是中小國家一方面需要大國提供某種安全保護或支持,另一方面又擔心依賴會損害自主性(或以自主性為基礎的政權合法性)為了應對國內外安全壓力可能發生的變化,東南亞國家普遍希望能掌控依賴性與自主性之間的平衡關係,以便保留根據國內政治需要、外部安全威脅等進行政策調整的餘地。換言之,具有一定的政策靈活性意味著中小國家更有可能根據依賴性與自主性的舒適平衡選擇在大國之間的位置。本文將地區安全秩序給中小國家提供的體系層面的政策靈活性定義為戰略空間。

具體來說,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它們不必在大國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沒有被迫「選邊站」的巨大壓力表明,中小國家在內政外交上擁有基本的自主性。這是戰略空間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層次。此外,擁有這一戰略空間意味著東南亞國家能夠同時與多個鄰近大國進行一般性安全合作。換言之,對這些國家而言,與一個大國進行安全接觸並不必然會以與另一個大國的安全合作為代價。例如,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菲律賓基本可以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疏遠、維持或拉近與的安全關係,對此美國並未向其施加改變政策的壓力。再如,九一一事件后,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國積極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也並未直接損害這些國家與開展安全合作。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國家允許大國在其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大規模增加駐軍和與大國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等不屬於一般性安全合作的範疇。沒有在安全上「選邊」的巨大壓力是東南亞國家實施大國平衡戰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戰略空間。

第二,戰略空間還意味著中小國家手中握有與大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戰略空間大表明前者在與後者的交往中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可能謀求到更多的切實利益,比如軍事和經濟援助、在談判中的讓步以及國際聲援等。這是戰略空間的第二個層次。例如,緬甸、新加坡和印尼等都在大國競爭的地區體系中有著類似的戰略空間。由於中印都希望與緬甸在能源領域開展合作,參與開發緬甸的基礎設施建設,緬甸在與中印談判的過程中擁有很大的話語權。新加坡也曾利用這一能力向美國打「牌」,希望美國不要將全部精力投入反恐戰爭中,加強對崛起以及東亞秩序變化的重視。新加坡前駐美大使許通美(TommyKoh)曾在小布希政府後期表示,「新任的美國總統應該認識到東南亞國家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很多夥伴」。近期,和日本高速鐵路建設項目的競爭也使得印尼以相當小的成本獲得了高鐵。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國家從大國「包容性競爭」中「坐收漁利」的前提是其自主性能夠得到保障。換言之,戰略空間的第二個層次是以第一個層次為基礎的。

第三,對東南亞國家來說,戰略空間的最高層次是國家對重大議題和地區秩序的塑造能力。這一點尤其表現為,中小國家作為一個群體擁有較高的國際地位、關注度和話語權,對一體化進程具有較強的推動甚至是主導的能力。在擁有這一層次戰略空間的情況下,東南亞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戰略偏好提出地區秩序走向的構想和憧憬,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建立自貿區、地區機制和倡導國際運動等加以實施,甚至能夠得到大國的充分尊重和實質性支持。例如,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在推動東亞合作機制建設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就是典型的例證。東盟「10+3」、東亞峰會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等以東盟為核心的地區機制不斷湧現,體現了東南亞國家在地區一體化中的「領頭羊」地位。

戰略空間是地區秩序對中小國家戰略選擇影響機制中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言,上述戰略空間的三個層次是遞進的關係。在不同形式的大國安全互動定義的地區秩序之下,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的大小存在差異。具體來說,在缺乏大國安全競爭的地區,它們一般沒有「選邊站」的安全壓力,具備第一個層次的戰略空間。然而,由於對大國的戰略價值較為有限,東南亞國家在與大國的談判或交易中往往不會擁有強大的議價能力。與此同時大國也缺乏支持東南亞國家實踐地區秩序設想的動機。而在大國安全競爭表現為軍事對抗的極端情況下,多數東南亞國家不得不為了生存或安全加強對大國的依賴,放棄戰略上的自主性。換言之,在對抗性大國競爭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中小國家甚至不具備第一個層次的戰略空間。

那麼在何種情況下中小國家可以同時擁有三個層次的戰略空間,即享有最大程度的對外政策靈活性呢?一個特定地區中小國家總體的戰略空間取決於地區秩序中的體系性限制因素的大小。在一個能夠提供相對充裕戰略空間的地區,大國之間的安全互動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即存在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且安全競爭的強度尚未達到全面對抗的程度。本文將這一安全競爭的方式定義為「包容性競爭」。

(二)大國包容性競爭

包容性競爭可以簡單理解為大國競爭尚未達到對抗性競爭的一種中間狀態。在鄰近大國展開包容性競爭的時期,中小國家的戰略空間將更加充裕,其可供選擇的戰略選項也會有所增加,實行平衡戰略的可能性更大。加之鄰近大國會更重視中小國家的戰略意義,後者的地區影響力也會隨之提升。與處在對抗性競爭的大國不同的是,包容性競爭中的大國不會以直接控制中小國家的領土或政府的方式贏得戰略支持,而往往會通過軍事援助、在敏感議題上做出妥協或提供經濟貿易優惠條件等方式爭取中小國家的擁護。

本文討論的大國安全競爭是指大國之間存在結構性安全矛盾。結構性矛盾是主要大國由於在國際結構中的地位不同和各自主要利益對立而產生的矛盾。不同於一般意義上國家間的利益矛盾,結構性矛盾是大國圍繞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排序而產生的競爭。歷史經驗表明,大國之間具有結構性安全矛盾並不意味著它們彼此間的安全關係總是表現為對抗性的狀態(如冷戰式的對抗或戰爭),而是也可能呈現出包容性競爭的特點。在大國包容性競爭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下,中小國家將最有可能擁有三個層次的戰略空間。

處於包容性競爭中的大國之間不但能夠實現和平共處,而且可以避免不挑戰彼此的安全利益底線,保持安全接觸和特定議題上的安全合作,容忍對方與其他國家深化一般性的安全合作,而不會採取針鋒相對的對抗措施。面對雙方安全利益的衝突,此時的大國更傾向於緩解而非加劇彼此的對立,積極尋求通過接觸和對話協調彼此的安全利益,而不會等到可能觸發全面戰爭時才採取預防性措施。具體而言,大國包容性競爭呈現出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大國包容性競爭時期不會出現大國安全保護體系之間的對抗。換言之,在處於結構性矛盾中的大國中,至少有一個大國沒有建立穩定的安全保護體系或者不支持被保護國奉行擴張性(或挑釁性)的對外政策。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Gorbachev)執政后,美蘇的對抗性競爭逐步展現出一些包容性競爭的特點,突出表現是蘇聯逐步放棄了對安全保護體系內國家的軍事和戰略支持,比如蘇聯不再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從阿富汗戰場撤軍、大幅減少了對古巴的各項援助。同樣,在中美結構性安全矛盾顯現之後,並未選擇結盟的方式與美國及其安全保護體系展開競爭,從而使得中美之間的競爭呈現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徵。不僅如此,還鼓勵與自身安全關係緊密的朝鮮、緬甸等國逐步融入國際社會、適應大國包容性競爭的地區安全環境。例如,2004年至2006年積極勸說朝鮮持續地參與六方會談。在對緬政策上,曾支持有改革思想、親近東盟的領導人欽紐(KhinNyunt),以期推動緬甸按照2003年頒布的「民主路線圖」開啟政治轉型的進程。

第二,處在包容性競爭中的大國不會建立邊界明確、相互排斥的勢力範圍。具體來說,在特定地區具有較大安全影響力的A大國不會排斥地區中小國家與B大國發展一般性安全關係。與此同時,B大國總體上也會尊重A大國的安全緩衝區,謹慎介入或涉足A大國的核心安全利益區,不會施加直接的安全壓力,主動弱化彼此間安全兩難的程度。例如,冷戰後在不干涉美國與柬埔寨和寮國等國進行安全接觸的同時,還與泰國、菲律賓等開展了一些積極的安全合作。與此同時,在與中南半島國家發展安全關係時,美國也採取了低調的漸進式策略。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由於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對俄羅斯安全緩衝區的蠶食,特別是2008年喬治亞戰爭導致了美俄安全競爭中的包容性下降,對抗性明顯增強。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更是進一步加深了兩國安全競爭的對抗性特徵。

第三,包容性競爭不會引發經濟和思想領域的戰略性對抗。換言之,包容性競爭下的大國不會以經濟封鎖、隔絕和意識形態對立作為強化各自安全競爭能力的戰略工具。冷戰結束后,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的政策,同時積極融入地區和國際體系。20世紀90年代中期,儘管台海危機使中美關係經歷了挫折並引發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但最終美國還是確立了以「接觸」為主的對華戰略。時任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M.Christopher)曾就此公開表示,「我們強烈支持發展為一個安全的、開放的和成功的,能作為一個世界領導者的大國」。2005年9月,時任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B.Zoellick)也指出,加入了大多數國際機制,已經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員,同時也是國際體系的受益者。概而言之,1997年之後中美之間雖然出現了結構性安全矛盾,但沒有引發經濟封鎖和意識形態對立,安全競爭的包容性特徵非常突出。

在中美包容性安全競爭背景下,東南亞國家最有可能擁有三個層次的戰略空間。然而,這一影響機制並不足以解釋冷戰結束后,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戰略選擇的變化和差異。由於多數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東南亞國家總體上採取了一種大國平衡戰略,下面本文將以大國平衡戰略為切入點,以大國包容性競爭程度和範圍的變化來解釋東南亞國家的戰略演變。具體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其一,為什麼有的國家採取了典型的大國平衡戰略,而另一些國家沒有?其二,一些原本堅持大國平衡戰略的國家在什麼情況下會放棄這一戰略?

(三)大國包容性競爭的演變與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的變化

大國包容性競爭對地區中小國家戰略選擇的影響機制在各個時間段,對不同國家會產生差異化的效果。這種差異化效果是競爭程度和範圍的變化導致的。大國進入包容性競爭的方式可以從缺乏大國競爭的狀態過渡而來,也有可能是對抗性競爭緩和之後的結果。然而,無論從哪個方向的轉變這一影響都要經歷一個從開始到持續再到深化的過程。

當大國安全互動開始顯現出包容性競爭的特點時,一部分地區中小國家的戰略空間開始拓展,其中可能會出現同時擁有三個層次的戰略空間,即擁有大國平衡戰略空間的國家。最先利用這一充裕的戰略空間實施平衡戰略的國家主要有兩類。

第一類是在重要安全議題上與大國矛盾突出的國家。對於這類國家而言,大國包容性競爭的形成意味著其可以通過與一個大國的安全合作,有效地約束與其矛盾突出的另一個大國。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前者戰略投入的減少或關注點的轉移,此類國家往往也會與後者保持密切的安全接觸,防止彼此間的安全矛盾失控使其遭遇不可承受的損失。

第二類率先充分利用寬鬆戰略空間的國家是地區中等國家。中等國家具備一定的實力基礎且能夠利用自身影響力推動國際社會發展。它們的實力較之小國更勝一籌,安全利益的範圍和地區的綜合影響力也比小國更大,因此是大國地區戰略關注的重點。由於中等國家在大國包容性競爭開始之際往往會首先成為大國爭取的目標,其更可能將戰略空間拓展至第二、第三層次。中等國家一般也會較早感知到體系性信號並順應大國安全競爭關係的利好變化,以儘可能地在依賴性與自主性之間靠近舒適平衡點。

由於大國在包容性競爭的初始階段將主要關注重要安全議題和中等國家,對於既非與重要安全議題相關也非中等國家的國家而言,其原有戰略空間的大小在這一時期一般不會發生顯著改變,擁有第二、第三層次戰略空間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無論此時的包容性競爭是從對抗性競爭還是從缺乏大國競爭的狀態轉化而來,這部分中小國家在這一時期完全改變此前追隨戰略的可行性不大。換言之,大國包容性競爭在初始階段對不同類型的中小國家產生了差異化的影響。這是包容性競爭對地區國家產生的空間維度的差異,圖1展示了這一邏輯。其中,A類國家是指與重要議題相關的國家或中等國家,B類國家則是與次要議題相關的國家或邊緣、弱小的國家。

隨著包容性競爭的持續和深入,大國之間的競爭關係可能會出現兩種變化:一是涉及的議題領域有所增加,二是在原有議題領域的競爭強度增大。一旦大國包容性競爭拓展到新的議題領域,那麼除了A類國家之外,更多與大國無安全矛盾的、相對邊緣或弱小的B類國家也會逐漸成為大國競相爭取的目標。這部分國家原本並不是博弈的焦點,大國包容性競爭的加劇意味著它們戰略空間的擴大。在感知到大國競爭涉及更多的議題領域之後,B類國家將充分利用日漸充裕的戰略空間,向典型的對大國戰略平衡類型國家過渡。換言之此時B類國家的戰略選擇將與A趨同。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后加強了對中南半島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滲透中美在這一地區的包容性安全競爭開始明朗化。緬甸、柬埔寨和寮國擁有了比以往更寬鬆的戰略空間,三國對外政策中追隨的成分相對減少,大國平衡的戰略傾向趨於明顯。

大國包容性競爭加劇除了表現為新的議題領域被包括進來之外,還意味著在原有議題領域的競爭強度加劇。大國不再僅通過援助、經濟優惠和談判中的妥協等爭取,還會採取帶有強制性色彩的措施,如威脅或實施制裁、懲罰等限制中小國家的戰略選擇,特別是與另一大國強化安全關係的行為。對於A類國家來說,此時維持平衡戰略的難度有所增加,同時放棄平衡戰略或增加其中追隨(或制衡)成分的壓力增大。與一個大國存在顯著安全矛盾同時又能得到另一大國安全承諾的國家最有可能以此為契機轉向追隨(或制衡)。菲律賓2012年至2015年的安全戰略變化反映了這一趨勢。越南儘管在2010年後依然在各大國之間保持平衡,但是其平衡戰略增加了更多制約的成分。如果大國包容性競爭中的對抗性成分繼續增加,A類國家的戰略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最終不得不陷入「選邊站」的兩難境地。一旦多數中小國家不得不「選邊站」,就表明大國包容性競爭的終結和對抗性競爭的開始。圖2顯示了大國包容性競爭加劇后不同類型國家戰略空間的變化。

當然,即使在對抗性安全競爭的情況下,大國也並不一定時時刻刻或在所有領域激烈對抗。在非核心地區會存在部分中小國家擁有較為充裕的戰略空間。例如,冷戰期間,美蘇儘管在越南等多國展開了激烈競爭,但是對處在東亞地區邊緣的印尼來說,美蘇對抗並沒有對其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它客觀上具備「不選邊」的戰略空間。不僅如此,印尼還曾試圖通過拉近與一國的關係抬高對另一國的要價。例如,蘇加諾(BungSukarno)在獲得了蘇聯關於武器採購和貸款方面的承諾后,以此刺激美國希望其降低援助條件並且向印尼軍隊提供武器這種「坐收漁利」的行為表明印尼在這一時期擁有第二個層次的戰略空間。而對於處在美蘇對抗性安全競爭核心區域的西歐國家來說,基本不存在上述戰略選項。

兩極結構對印尼安全戰略的壓力弱於多數地區國家還體現在印尼能夠響亮地表達出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構想並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支持。印尼主辦了首次沒有西方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即萬隆會議。此後,印尼還與埃及、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共同倡導了不結盟運動。這些舉措表明印尼的觀點在一部分想要在兩大集團之間謀求建立中間地帶的亞非國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是由於具備三個層次的戰略空間,印尼國內政治局勢變動對其對外戰略選擇,包括印尼對華關係的影響凸顯了出來。這也是造成冷戰期間與印尼外交關係大起大落的體系層次的原因。

4中美包容性競爭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戰略

在冷戰結束之初的東亞,美蘇對抗性競爭已經消失而新的大國安全競爭尚未形成。的實力地位尚未發生顯著變化。由於大國間不存在圍繞地區主導權的結構性矛盾,冷戰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東南亞地區沒有出現大國安全競爭。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美包容性競爭關係逐漸明朗,東南亞地區一部分中小國家的戰略空間開始發生變化。本文這一部分考察在中美包容性競爭的大背景下,隨著兩國競爭程度的提高,即傳統安全議題上對抗性加劇以及競爭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拓展東南亞國家在安全上實施大國平衡戰略的空間所發生的變化。具體來說,中美在南海問題上包容性競爭加劇后,東南亞國家對外戰略呈現相應變化,其影響機制如圖2。

(一)中美進入包容性競爭與東南亞國家大國平衡戰略的出現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經濟崛起速度加快,中美兩國的經濟實力差距加速縮小。在眾多具備挑戰潛力的地區大國之中,被視為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競爭者的崛起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已經成為地區影響力僅次於美國的大國,以此為開端,的地區戰略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積極融入東亞合作、拓展戰略利益,成為東亞國家關係的全面參與者。實力地位迅速上升的態勢不可避免地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構成衝擊,兩國的結構性安全矛盾在20世紀末逐漸顯現。

此後,與美國在地區重大安全議題上,比如核不擴散、台灣問題和海洋權益等方面,基本保持了包容性的競爭關係。其中,南海問題是與東南亞部分國家之間的重要安全議題。1992年頒布的《領海及毗連區法》和1995年的美濟礁事件都引發了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波動。美濟礁事件甚至招致美國的關注。2001年的撞機事件進一步表明,南海領海、領空不僅是與部分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爭議問題,也是中美結構性矛盾的焦點之一。兩國在這一議題領域的競爭關係由於的戰略克制呈現出明顯的包容性特徵。

與南海爭議直接相關的越南和菲律賓是最早採取大國平衡的國家 越南在21世紀初開始與美國進行高層安全接觸。2003年,越南領導集團在對國際形勢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識到西方和平演變的威脅在降低發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關係並不一定會損害國家的自主權。由此,越南開始積極主動地加強與美國的關係。2003年也成為越南開始全面推進與美國關係的關鍵一年。在這一年,越南防長範文茶(PhamVanTra)和越南副總理武寬(VuKhoan)等人相繼訪問美國。

2005年6月,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VanKhai)訪美,成為越戰結束以來第一個訪美的越南國家領導人。訪問期間,美越簽署了關於越南加入「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組織(IMET)」以及美國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性武器的協定。由此,美越安全合作開始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不再僅停留在象徵性的合作層面。與此同時,越南也在穩步推進與的安全接觸。2005年4月,中越共同主持了首次中越防務安全磋商,標誌著兩國正式建立了機制化的安全對話渠道。與此同時,在務實安全合作方面中越關係也在2005年前後達到了高潮。2005年3月,中越菲三國國有石油公司共同簽署了《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該協議是由和菲律賓發起的,越南隨後表態願意加入。同年10月,與越南簽署了《北部灣聯合巡邏協議》。2006年,兩國海軍在北部灣舉行了首次聯合巡邏。

與爭議矛盾相對突出的菲律賓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注重平衡與中美兩國的關係,在鞏固美菲同盟的同時加強與的安全接觸。21世紀伊始,隨著崛起勢頭的明朗,菲律賓越來越意識到與發展包括安全合作在內的全面雙邊關係的重要性。格洛麗亞·阿羅約(GloriaM.Arroyo)總統曾多次強調,對菲律賓來說不是威脅而是機遇。2001年10月底,阿羅約訪華期間表示,已經成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力量。中菲合作有著極大的潛力和前景,菲律賓希望與加強互信。菲領導人不僅表達了與深化合作的意願,還肯定了實力地位上升對國際安全的積極意義。總體來看,亞洲金融危機后,中菲雙方防務與安全交流級別有所提高。2002年9月,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菲律賓。阿羅約在會面中提到南海問題時指出,南海是團結而不是分離中菲之海。這一表態實際上傳遞了希望以南海問題為突破口,增進兩國安全關係的意願。2003年8月,菲外長在訪華期間曾向中方建議建立兩國國防部門與軍隊官員的年度安全對話機制。在軍事合作方面,菲律賓的反恐行動也得到了方面的支持。菲律賓曾接受過總額為4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100萬用於改善設備,另外300萬用於菲律賓士兵的漢語培訓。菲軍事人員也曾赴華參加解放軍組織的教育培訓。總體來看,這一階段儘管中菲關係遭遇「坐灘」事件的挫折,但兩國安全接觸機製得以建立和維持,安全合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典型的地區中等國家——泰國和印尼——也是較早在中美之間實行平衡戰略的國家。九一一事件為印尼提供了與美國安全關係改善的契機。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成為兩國安全合作的突破口。2002年4月,美國和印尼舉行了第一次雙邊防禦對話,就雙方的反恐合作進行協商。「巴厘島恐爆案」之後,印尼深刻意識到打擊國內恐怖組織和極端勢力的必要性。2004年年底,美國與印尼軍隊在海嘯救援行動中開展了廣泛合作。美國甚至派遣航母參加了海上救援行動,規模為越戰以來之最。2005年底,美國務院宣布解除對印尼的軍售禁令,兩國軍事關係恢復正常化。2007年4月,印尼陸軍與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部首次舉行了代號為「嘉魯達盾」的例行聯合演習。近年來,隨著反恐戰爭的結束和崛起勢頭的持續,美國與印尼安全合作帶有越來越多的平衡的色彩。

印度洋海嘯之後,與印尼安全關係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2005年4月,兩國簽訂《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宣言表示與印尼安全合作將涵蓋防務安全、反恐及禁毒等非傳統安全、海上安全等方面。在戰略夥伴關係的平台上,兩國建立了制度化的安全對話機制。2006年5月,與印尼舉行第一屆防務安全磋商會議。4個月後,雙方首次副總理級對話會議在雅加達舉行,這是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最高級別的磋商機制。2007年11月,印尼國防部部長尤沃諾·蘇達爾索諾(Juwo⁃noSudarsono)訪華期間,兩國簽署了《防務領域合作協議》。兩大機制化的對話機製表明兩國國防交流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協議的簽訂更標誌著兩國實質性安全合作有了重要成果。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反思追隨美國戰略和全面拓展對華關係的契機。泰國政治精英認識到,崛起是地區的機遇。國防開支的增加和軍隊建設的加強也更可能是為了彰顯大國身份和地位,並不意味著必然會打破地區均勢。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泰國逐漸拉近與的關係。1999年兩國簽署了《21世紀合作計劃的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兩軍之間建立安全磋商機制,進行軍事科技交流。作為第一個與達成類似合作的國家,泰國此舉帶動了其他東南亞國家與簽訂相似的聲明。進入21世紀,中泰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緊密。在維持美泰同盟基本義務的同時,泰國增加了與在安全領域的對話。2001年12月,首次中泰防務安全磋商會議舉行。泰國是第一個與建立這一磋商機制的東盟國家。在務實安全合作領域,中泰兩國的合作也走在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合作的前列。在泰國的協調下,2002年5月開始觀摩「金色眼鏡蛇」軍演。2005年12月,中泰海軍舉行了「中泰友誼」的搜救演習。這是海軍與東南亞國家海軍之間進行的首次聯合演習。2007年開始,中泰聯合演習呈現出制度化和全面化的趨勢。

在這一時期,由於崛起的趨勢逐漸明朗,中美兩國的地區結構性安全矛盾顯現,兩國開始進入包容性競爭階段。與南海爭議最為相關的越南、菲律賓以及地區中等國家印尼、泰國在這一時期具備了較為寬鬆的戰略空間,因而能夠比較從容地選擇并行不悖地發展與中美兩國的關係,最大限度地利用戰略空間維護自主性,增進安全和福利。李光耀(LeeKuanYew)曾形象地將東南亞國家利用戰略空間遊走於大國之間的行為比喻為在「巨樹」之間穿梭。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還能夠將對地區秩序的偏好通過東盟表達出來。東盟在地區一體化中的「領頭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本和美國的尊重。

(二)中美包容性競爭加劇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略轉變

20世紀末至21世紀前十年,美國一直努力將引導和塑造成西方主導體系的融入者。而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中美關係發生了消極的變化,兩國的競爭強度有明顯加劇趨勢。

首先,在一些原本溫和競爭的領域,兩國的安全關係開始具有對抗性的色彩。這一點在中美對地區的海空域控制權方面的競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認為,在南海地區軍事活動範圍的擴大和頻率的增加是為了將美國排擠出這一地區。2009年3月,美國海軍偵察船「無瑕」號在海南島75海裡外的南海海域上與5艘軍艦短暫對峙。美國指責干涉在公海的航行自由,而則認為美國非法進入了其專屬經濟區。與此同時,也將美國藉助盟友強化在地區的安全存在的舉動解讀為是為了遏制崛起。近年來,中美兩國在海洋問題上的矛盾焦點體現在的南海島礁建設上。美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傑夫·拉特克(JeffRathke)在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問題時表示,「在爭議海域的填海、造島等相關建設活動,強化了東南亞地區對的焦慮以及對可能在島礁上建立軍事化前哨站的擔憂」。則警惕美國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的舉動。國防部表示,美國航母編隊進入南海事實上是在推行地區軍事化。

中美對南海海空控制權競爭的加劇使得菲律賓、越南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戰略的難度加大。作為美國盟國中唯一南海聲索國,菲律賓認為在中美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大國平衡不再是能夠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選擇。因此,菲律賓蓄意挑起黃岩島對峙事件,主動縮小自身戰略空間,進行了一次戰略投機。在美國「重返」亞太的大背景下,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直接介入是菲律賓戰略投機的主要推動因素。2011年11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Clinton)訪問菲律賓期間在美國軍艦的甲板上公開將南海稱為「西菲律賓海」,這一舉動客觀上鼓勵了菲律賓奪取爭議島嶼的意圖。2012年4月,為了加強對黃岩島所謂的控制權,迎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菲律賓海軍「德爾畢拉爾」號巡邏艦將漁船圍堵在了潟湖之中,引發兩國矛盾升級。菲律賓動用的巡邏艦正是2011年8月剛從美國接收的「漢密爾頓」級巡邏艦。菲律賓將其最先進的軍艦派往黃岩島海域也顯示了菲律賓政府有恃無恐的高調姿態。毫無疑問,美國首次向菲律賓出售「漢密爾頓」級巡邏艦以及使用「西菲律賓海」的稱謂客觀上強化了菲律賓的強硬立場。

除了支持菲律賓之外,美國還發聲干預中越南海爭議。2014年7月10日,在美國參議院通過的一項決議中,明確要求將「981」平台和海上執法船、軍艦等撤離作業海域。第二天,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邁克爾·福克斯(MichaelFuchs)在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的研討會上指出的「九段線」主張破壞了爭議的解決。他還提議,為了給《南海行為準則》談判創造有利條件,各主權聲索方應停止在爭議島礁進行填海造陸、施工建設、設立據點等改變現狀的行為。美國直接介入中越之間的南海爭議短期內增加了越南約束的籌碼,但是也減少了其對華戰略選項,增加了中越關係中的潛在風險。與此同時,美越兩國彌合在發展雙邊安全關係問題上的分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越南來說,兩國對彼此期待的鴻溝也是不容易跨越的。

作為既與有安全矛盾,又沒有美國安全承諾的國家來說,越南在美國深度介入南海問題的背景下不得不更加謹慎小心地維持在中美之間的平衡,在與、美國進行安全對話和軍事交流時,特別注意在級別上的對等性和時間安排上的相似性,在藉助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向施加壓力的同時控制美越安全關係的深度和廣度,保持對戰略的迴旋餘地,努力防止戰略空間不再繼續縮小。由此可見,中美在南海議題上競爭強度增大使得越南維持大國平衡戰略的成本和難度逐漸加大。

其次,包容性競爭的加劇還體現在除南海問題之外的更多議題領域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中美在地區經濟秩序的主導地位、非傳統安全和區域治理等領域都呈現出競爭態勢。近年來,與湄公河下游國家在水資源的使用和開發上存在一些矛盾,美國則利用這一契機削弱在這一地區傳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在2009年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會議上,美國與越南、柬埔寨、寮國和泰國簽訂了《湄公河下游倡議》(LMI)。在LMI的框架下,美國將提供有針對性的援助用於推動這些國家在教育、衛生、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次區域整體合作和能力建設。LMI不僅表明了歐巴馬政府長期介入這一貧困地區的意願,也體現了中美對這一地區的戰略競爭。此外,美國還積極鼓勵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歐盟參與湄公河下游的區域治理。

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積極介入,也加大了對這一地區的關注。2016年舉行了「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峰會。「瀾湄合作」不僅涉及經濟合作,也包括打擊跨境犯罪和實施生態保護等內容。美國推出的《湄公河下游倡議》除了保護環境和治理生態的措施之外,也有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換言之,中美區域治理方案的同質化表明,兩國都希望通過完善合作內容以增加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不難看出,中美包容性競爭的加劇提高了湄公河下游國家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位置,增加了它們在與中美交往中的議價能力。柬埔寨和寮國在中美包容性競爭戰略空間因中美包容性競爭加劇而有所擴大。

總之,中美包容性競爭的加劇對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空間產生了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美包容性競爭的加劇表明在以往溫和競爭的議題領域兩國的對抗有所強化。直接相關的國家戰略空間被壓縮,大國平衡的難度和風險加大。具體而言,菲律賓在一段時期內不再維持在大國間的平衡,而越南在中美之間的平衡不得不更加謹慎小心,印尼等國則更加擔心大國對抗性競爭的風險,同時擔心東盟在這一背景下分裂。另一方面,中美包容性競爭所拓展的議題領域擴大了另一部分國家的戰略空間。兩國競爭的全面化使得緬甸、柬埔寨和寮國由原來的置身事外到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中美競爭之中,三國的戰略空間因此有所擴大。儘管三國尚未完全實現平衡地發展與中美兩國的務實安全合作,但是在中美競爭程度持續加強的背景下,三國也將逐漸轉向在大國間平衡的戰略。

5結 論

作為典型的地區中小國家群體,東南亞國家採取特定的對外戰略前必須考慮地區體系傳遞的信號。大國互動關係是定義地區安全秩序的關鍵因素。地區安全秩序給中小國家提供的體系層面的政策靈活性可以稱為它們所擁有的戰略空間。大國安全競爭程度的變化是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擴大和縮小的關鍵所在,進而決定了後者能夠選擇戰略利益最大化的大國平衡戰略的可行性。與大國對抗性競爭和沒有大國競爭相比,以大國包容性競爭為主要特徵的地區安全秩序對中小國家戰略選擇的限制較少,後者的戰略空間更為充裕。換言之在大國包容性競爭環境下,中小國家有著相對充足的戰略靈活性,可以更加從容地推行大國平衡戰略。

儘管影響的邏輯相似,但是大國包容性競爭在起始和深化的不同階段對東南亞國家戰略選擇的具體影響存在差異。在起始階段,大國在一些傳統安全議題上的溫和競爭會擴大與之關係密切或地區中等國家的戰略空間,後者往往率先利用這一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進行大國平衡。隨著競爭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大國在傳統安全議題上的競爭逐漸帶有對抗性色彩,原本在大國間平衡的國家戰略空間縮小,維持大國平衡戰略的難度或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大國安全競爭開始拓展到更大範圍的議題領域,如非傳統安全,與之相關的、相對邊緣和弱小的地區國家也成為大國爭取的對象,其戰略空間較之大國包容性競爭的起始階段會有所擴大。

亞洲金融危機后,中美結構性矛盾逐漸凸顯,兩國在南海等敏感的地區安全議題上進入包容性競爭階段。與南海爭議直接相關的越南、菲律賓和地區中等國家印尼首先利用戰略空間的擴大進行大國平衡。然而,隨著包容性安全競爭的深化特別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競爭程度加深、覆蓋的議題領域的範圍也有所擴大。越南、菲律賓等放棄大國平衡戰略的壓力增大,或不得不為維持這一戰略付出更大的代價。與此同時,柬埔寨、緬甸和寮國等缺乏改變追隨動機的國家卻受益於大國包容性競爭的加劇,直接表現為中美近年來都加大了對湄公河下游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關注,增加了三國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的可能性。一旦中美包容性競爭向全面的對抗性競爭轉變,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將會面臨巨大的「選邊站」的體系性壓力。

儘管與大國相比,中小國家的對外戰略更多地受制於國際和地區體系然而一國的對外政策必然是國內政治和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大國安全互動模式是中小國家決策者考慮的主要體系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由於國內政治因素的作用,中小國家不一定會全部、立即按照地區安全秩序傳遞的信號採取相應的戰略選擇,國內政治因素會使中小國家在回應體系信號調整戰略時出現偏差。另一方面,對中小國家來說,在戰略空間的擴大過程中,除了預期利益更多之外,潛在的風險也在增大,此時是主動利用大國安全競爭擴大戰略利益還是避免捲入競爭減小潛在風險也與國家的國內政治以及中小國家與大國的同盟狀況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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