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創始人之一逝世，他的雜誌是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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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書評》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希爾弗斯（Robert Silvers）本周一在他位於曼哈頓的家中逝世，享年 87 歲。在他的帶領下，《紐約書評》成為了美國頂尖的文學期刊之一，帶來了傑出作家們關於文學和政治深入而富于思辨的文章。

《紐約書評》出版人雷亞·赫德曼（Rea S. Hederman）確認了羅伯特的去世。

創建於 1963 年誕生的《紐約書評》是帶著任務來的：提升美國書評和文學討論的標準，培育政治-文化散文的混合形式。希爾弗斯默默地像傳教士一般為這本期刊投入著心血，並最終成為了這本期刊無法分割的部分，同時也讓期刊成為了他的一部分。

他和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一直在分擔《紐約書評》的編輯工作，直到後者在 2006 年去世。但是希爾弗斯象徵了《紐約書評》的神秘色彩，因為他堅持留在幕後，不願接受訪問或者出席公共場合。

「我把自己的名字印到了紙上，其他的我不在乎被人知道。」他這樣告訴《Intellectual Skywriting: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一書的作者菲利普·諾比萊（Philip Nobile）。在 2008 年接受網路節目 Thoughtcast 訪問時，希爾弗斯說：「編輯相當於中間人，他應該避免居功自傲，作者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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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早到晚歸。重量級的雞尾酒派對與他來言是尋找作家和靈感的狩獵場。他和伴侶達德利伯爵夫人格蕾絲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們分享著對歌劇的熱愛和一處位於瑞士洛桑的度假屋。後者在 12 月去世。希爾弗斯身後只留下了侄子和侄女。

他無限的激情在為讀者服務的出版界找到了出口。當有人要他描述自己的讀者時，他曾這樣回答：「我真的不太了解他們。」

他最開心的時候，莫過於被在他的奉承和「誘騙」下約來的作家手稿環繞之時，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百老匯表演《邊緣之外》（Beyond the Fringe）結束之後攔住了喬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讓他為第一期《紐約書評》寫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小說《馬人》（The Centaur）的評論。當撰稿人為期刊寫稿的時候，他還會把有關的剪報、事後想法、筆記和深入閱讀的建議源源不斷地發給撰稿人。

對他來說，在假期里尋找撰稿人已成習慣。在聖誕節早上接到他的約稿電話也並非意外。

大部分作家對他的尊敬快到了害怕的程度。

「他既是一個少有的編輯，也是一個理想的讀者，」從 1985 年就為《紐約書評》撰稿的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在 2011 年針對這篇訃告的一次採訪中說道。「他不僅滿懷同情，而且你知道他會明白你在寫什麼，而且不會改寫你的東西，因為他也非常想成為一名作家（所以明白作家不喜歡什麼）。他廣泛的興趣以一種深奧的方式顯得不同尋常，好比一個對於很多事物了解甚多的博學家。」

羅伯特·本傑明·希爾弗斯 1929 年 12 月 31日生於紐約長島一個名叫米尼奧拉的村莊。他的父親是一名離開曼哈頓享受鄉村生活的商人。他的母親羅斯·羅登（Rose Roden）是早已經停刊的《紐約世界》（The New York Globe）的音樂評論人。作為一名早熟的學生，希爾弗斯 15 歲的時候從羅克韋爾森特的中學畢業，進入芝加哥大學。他上了一個兩年的跳級項目，在 1947 年獲得了學士學位。

希爾弗斯在耶魯大學學了三學期法律，沒什麼激情。1950 年，他參軍后被派駐北約巴黎總部的情報圖書館，並在巴黎大學和巴黎政治學院（Sorbonne and Sciences Po）學習。

在服完兵役之後，他留在了巴黎，和未來的樂隊指揮彼得·達欽（Peter Duchin）共住在塞納河的一艘駁船上。他靠當出版商 Noonday 的代表和世界青年大會（World Assembly of Youth）季刊編輯勉強維生，他也許不知道的是，這本雜誌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

認識喬治·普林頓（George Plimpton）帶給了他新創刊的《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總編職位，當時這是一本混亂而急需編輯指導的雜誌。「這對我來說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這是一份我不需要選擇的工作，」希爾弗斯這樣向《衛報》解釋自己擔任總編的決定。

在諾比萊為自己的書所做採訪中，普林頓這樣評價希爾弗斯：「他很害羞但又難對付，是所有這些喧囂中的強音。是他塑造了《巴黎評論》。」

1958 年，《哈潑斯雜誌》（Harper』s）的編輯約翰·費舍爾（John Fischer）在普林頓父親、企業律師弗朗西斯（Francis）的推薦下雇傭了希爾弗斯，負責雜誌的文學類文章和書評。

在這期間，希爾弗斯因為發掘了伊麗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等新作家並推出了主題期刊而成名。最著名的一期是 1959 年 10 月出版《在美國寫作》（Writing in America），這期雜誌之後集結成書，包含了希爾弗斯不署名的一篇散文。

在那期雜誌里，他讓文學評論家哈德威克寫了一篇關於美國書評現狀的深入報道。哈德威克說，美國報紙和雜誌里的書評都不溫不火、敷衍了事、空洞無物，總而言之一句話：根本算不上書評。她批評的對象主要是《紐約時報書評》。

三年之後，一場排字工人的罷工逼停了紐約的九家主要報紙。

時機再好不過了。

蘭登書屋（Random House）的編輯傑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和他做自由編輯的妻子，以及哈德威克和她的丈夫、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討論了創辦新出版物的提議。他們腦海里文學評論的樣本是倫敦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或者普里奇特治下（V. S. Pritchett）的英國雜誌《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學部分：它得是一個供作家們深入激進討論思想、書籍、政治的論壇。

當針對報紙的罷工剝奪了書籍出版商們主要的廣告渠道后，幻想獲得了堅實的基礎，愛潑斯坦立即聯繫了希爾弗斯邀請他當編輯，而他當時正有著類似的想法。

當晚，希爾弗斯和幾個同謀者齊聚《哈潑斯雜誌》辦公室，他們一起研究了成堆的評論書籍，最後編定出了一份理想的評論人名單。

1963 年 2 月 1 日，第一期試發行的《紐約書評》出版后，名單里很多名字都出現在了裡面，而且都是免費撰稿的：卡津、麥卡錫、米勒、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歐文·豪（Irving Howe）、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結果十萬印刷量全部銷售一空。

在極短的時間裡，《紐約書評》已經不僅開始盈利，並迅速成為另外兩本雜誌《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以及 1945 年創刊的美國版《評論雜誌》（Commentary）的競爭對手。不過與那兩份刊物不同的是，它的出發點始終只在書籍和出版領域。

2012 年，羅伯特·希爾弗斯在《紐約書評》的辦公室內。圖片版權：Fred R. Conrad/《紐約時報》

希爾弗斯喜歡那種既觀點鮮明又能進行充分論證的文章。1967 年接受《時代》（Time magazine）採訪時他說：「我們喜歡讓那些有深刻見解的專家去分析一些重要問題。」

他還喜歡留給作家更自由的寫作空間，隱晦也好直白也好，不再受大部分美國出版物所強加的一些約束。

1999 年，希爾弗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接受採訪時表示：「在我們看來，書評這種形式幾乎可以用來評論任何類型的出版物、分析任何問題，因為總會有一書是是與此相關的。書評可以從一種批判視角對最緊張的政治問題施加影響。」

多年以來，《紐約書評》以涉獵廣泛的文章而著稱，這些文章常常只是粗略提到多本書的書名，有時甚至有十幾本，進行名義上的所謂研究。

希爾弗斯喜歡給作家分派一些意料之外的主題。發現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書里評估「天才作家」時把麥卡錫排除在外，他就指定梅勒去評論麥卡錫的小說《群體》（The Group）。在政治評論中也是一樣的邏輯，他把麥卡錫派到越南河內，還把不情不願的奈保爾（V. S. Naipaul）派去參加 1984 年在達拉斯舉行的全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1982 年，瓊·迪迪安（Joan Didion）和丈夫約翰·格雷戈里·鄧恩（John Gregory Dunne）到薩爾瓦多旅行，希爾弗斯從她那裡「騙」來一系列長篇加急評論，全都是關於一個右翼專制統治下的國家的困難局勢。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了暢銷書《薩爾瓦多》（Salvador）。

編輯工作就像是希爾弗斯的特色表演。

2006 年，迪迪安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說：「鮑勃編輯《薩爾瓦多》的方式就是不斷督促我緊跟局勢變化，還會給我指出文章哪些部分比較薄弱。比如我把一篇文章結尾不夠有力的文章交給他，講的是在回美國的航班上遇到了一個美國新教大學生。也就是說，它只是一段合乎邏輯的旅行經歷，而不是可以引起興趣的結論。」

「鮑勃教我避免這種問題的方法是建議我不要刪掉這段（它還保留在文章里），而且要引申這一段，在它的基礎上再寫回政治局勢。「

有愛潑斯坦擔任共同編輯、惠特尼·埃爾斯沃思（A. Whitney Ellsworth）做發行人，希爾弗斯在文學與政治爭論最為激烈的 1960 年代保住了《紐約評論》。在整個 1960 年代，他就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發行了一系列探索性評論，其中以伊西多爾·范斯坦·斯通（I. F. Stone）和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文章最為突出。

雜誌跟新左派打成一片，成為了激進派時尚的代名詞。1967 年 8 月 24 日發行的那期可以代表它的政治立場。左翼記者安德魯·科普坎德（Andrew Kopkind）尖刻評論了小馬丁·路德·金牧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著的《我們何去何從？混亂還是和諧？》（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一書，輕蔑地認為作者是一個絕望的妥協者；湯姆·海登（Tom Hayden）則寫了一篇對美國紐瓦克市種族騷亂的分析，並附了一張教人們製作燃燒瓶的圖表。

隨著越南戰爭的結束，希爾弗斯為《紐約書評》引入了一批英國撰稿人，比如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A·阿爾瓦雷斯（A. Alvarez）、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A·J·P·泰勒（A.J.P. Taylor）和克里斯托夫·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他們為雜誌帶來了一種更加穩重的文學基調，使之看上去不太像是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主導紐約知識分子生活的「聒噪式」政治期刊的繼承者，反而更像是《愛丁堡評論》等維多利亞時代高貴的王牌雜誌。

政治從未完全從雜誌的內容中消失。希爾弗斯從一開始就把人權和限制國家權力過度膨脹的需要確定為他的首要關注點，有時還會將其上升到「聖戰」級別。支持政治犯和侵犯人權事件受害者的請願書和短評是該雜誌的一個長期特點。

2004 年，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我不認為世界上的某些事情擁有來自自身的必要權威。這包括對於政府的懷疑態度，這種態度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持有的一種重要視角。」

雖然希爾弗斯擁有魔術師般的光環，在《紐約書評》雜誌社具有看似神聖的地位，但他也遭到了一些批評。他似乎對年輕作家沒什麼興趣，尤其是在 1970 年代。《紐約書評》似乎存在嚴重的「崇英」（崇拜英國）情結。

雖然《紐約書評》自我標榜為知識分子的競技場，但它有時很保守，甚至很乏味。同樣地、幾位作家會一期接一期地連續出現。有一段時間，雜誌被調侃為「紐約圖書互評」。希爾弗斯對於撰稿人的態度忽冷忽熱，時而殷勤地取悅他們，時而又在不做解釋和道歉的情況下將他們拋棄。

喬治·W·布希（President George W. Bush）當選總統以後，美國的干涉主義外交政策變得更加明顯，並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動中達到頂峰。此時，希爾弗斯將《紐約書評》改造成了一個主要的批評聲音。他重新捕捉到了 1960 年代的戰鬥精神，他的雜誌連篇累牘地對政府的外交、戰爭行為和公民自由記錄做出了尖銳的批評。

對於該雜誌的重新爆發，斯科特·舍曼（Scott Sherman）在《The Nation》 雜誌上表現出了帶有一絲震驚的讚賞，他表示，「《紐約書評》以強大好戰者的身份重新出現在了政治舞台上。」

對於希爾弗斯來說，《紐約書評》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周圍的世界環境。自從報界大罷工以來，這份雜誌一直保持著它的個性和使命。

希爾弗斯在 2005 年接受《The New York Observer》採訪時表示：「我感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遇，因為它很自由，因為你覺得自己有機會以一種有趣的方式應對一些不可思議的、極為有趣的重要問題。這是人生中不同尋常的機遇，如果一個人不努力對其進行充分利用，那他才是傻瓜呢。」

翻譯 熊貓譯社 Harry 喬木 劉清山

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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