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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作品看古人生活:事事皆可入詩

從文學作品看古人生活:事事皆可入詩

文學的生活化,是指文學創作不僅出於對社會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為社會生活行為而存在,創作目的直接指向現實生活,而不是文學自身。文學的這一本質特徵,不僅是文學自身規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學發展的原動力。因而,把握文學的生活化本質,是擺脫20世紀西方近代文學觀對文學研究造成的困境的關鍵所在。

從文學的歷史來看,的文學也有審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論家還是文學的作者,從來不曾認為文學是為審美、為文學的,而是更多地將文學當作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絕大多數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性。文學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質特徵。這主要表現於下列幾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來,就有以文求官的傳統。戰國策士遊說君主,闡述政治、外交主張,以謀取職位。這遊說之辭整理成文,便是《戰國策》中的文章。當時也有不少策士並沒有向君主面陳己見,而是通過書信對君主進行遊說。如《秦策一》載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從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可以看出,蘇秦遊說基本上是以上書的形式進行。漢代自司馬相如因《子虛賦》而見知於漢武帝,作賦以求仕進便屢見不鮮。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響,歷代帝王都喜愛文學,故獻詩、獻賦以求仕進亦不在少數。如鮑照獻詩劉義慶,「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於是,「學而優則仕」遂演變為「寫而優則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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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朝開始,科舉制度通過詩文選拔官員,由此產生了士人以詩文備考的行為。如白居易《策林序》說自己為應舉,曾和元稹等在華陽觀「閉門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唐代之後,這種備考行為更為普遍。《金史·選舉一》載:「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名申部。」《全元雜劇》載無名氏《張公藝九世同居》雲張狂、李奈應舉,貢官云:「你來應舉,會吟詩么?」張狂云:「會吟詩,會課賦。」可見元代以詩文會課也是普遍現象。清代,這種為應舉而平時以詩文會課的狀況依然不改。如《曾國藩文集·家教篇》說,家中「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

二、以作詩文為官員職守。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員的身份活躍在社會之中,故向帝王陳言獻策,以文學來歌功頌德,進行諷刺和教化,也是他們職責所在。古代的文體中,官員寫作行政公文類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諸如奏、議、章、書、表,等等。《尚書》中的那些典、謨、誥、訓、誓、命的寫作,都出於史官之手。春秋時的百國春秋及《左傳》《國語》的寫作也都是史官的職責。戰國諸子中如《商君書》《管子》等也都是職官所為。而田駢、慎到、荀子、鄒衍、淳于髡在齊國稷下學宮,被齊宣王「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其創作也是職官行為。所以,章學誠說先秦「以文字為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

魏晉以來,詩賦的功用呈現出多樣化態勢,但職官對詩、賦的政治功用仍沒有忘記,如《晉書》說庾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強調詩文應「補察時政」。但以詩文諷諫並不只有白居易。宋元以來,這一傳統依然得以保持。如《宋史》卷四七九說西蜀歐陽迥「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明史》卷二八五載高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同書卷六一載明代樂府「所奏《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皆寓諷諫之意」。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三、以詩文交際。禮有「無辭不相接」和「禮尚往來」的規定,故詩在西周就開始用於人際交往。清華大學竹簡中有《夜》一簡,載武王詩贈周公,也載有周公的答詩。漢以來,詩文廣泛用於人們的人際交往,贈和、問答、送別類詩歌在先秦的基礎上有了極大的發展,其種類除贈、和、答、別外,還有應制、奉和、寄、酬、餞、賀、悼、貽、問、輓詞、謁、謝、獻、投、示、上,等等。這類詩詞,不外乎對特定對象表示讚美、勸勉、懷念、祝賀、哀悼、要求、邀請,或訴說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說明某一問題。如宇文少府贈李白以桃竹書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答謝。「白游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李白作《贈汪倫》詩示謝。李侍御被貶郴州,劉長卿作《送李侍御貶郴州》為其送別,以示同情。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表示希望得到張九齡的引薦。《全唐詩》收錄將近五萬首詩,而這類詩歌大概有三萬首之多。王維的詩歌共有四百多首,而這類詩歌有二百七十多首,可見其數量之大。

四、以詩文娛情遣興。以詩文娛情遣興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諸賦,都是娛楚襄王之作。漢代的諸多賦作,也具有娛樂的性質,《漢書》卷六四下載漢宣帝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漢代之後,以詩文相娛、自娛也是文人生活的一種風尚。陶淵明《飲酒詩序》說自己「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陳書·文學傳》載阮卓「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北史》卷四五載,梁祐「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此後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會、宴會、結社等,都免不了以詩文相娛,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宴飲、奉和酬唱之作。

古代不僅產生了大量的娛樂詩文,而且產生了一些旨在娛樂的詩歌形式,如唱和詩、賦得詩、聯句詩等。所謂唱和詩,即古代用來相互酬唱的詩。賦得詩即以摘取古人成句為詩題,或以當下景物為詩題。聯句詩即每人一句或兩句,多人連續創作的一種詩體。這類詩歌既有交際的性質,也有娛樂的性質,多被認為是遊戲詩體。六朝以來,唱和詩、賦得詩、聯句詩的創作很是興盛。如六朝的現存詩歌,題中標有「賦得」者共一百一十多首。《全唐詩》中,賦得詩也有二百多首。而唐代的唱和詩集就有三十多種。其中元稹和白居易唱和詩集《因繼集》共收詩314首。據《通志》卷七十載,唐代《渚宮唱和集》有二十卷,《唐名公唱和集》有二十二卷。宋代的這類詩亦不在少數,如楊億《西昆酬唱集》有二卷,歐陽修《禮部唱和詩集》有三卷,鄧忠臣《同文館唱和詩》有十卷。

五、以小說、戲劇作為一種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時代的話本、戲曲作者多為民間藝人。而民間藝人創作、演出小說、戲劇,更多是為了生存。據胡士瑩統計,僅《醉翁談錄》所著錄的宋人說話名目,如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神仙、妖術和其它一些題材的,多達117種。明代的話本見於《寶文堂書目》《三言》《二拍》《石點頭》《西湖二集》《醉醒石》等,共計達217種。陳文新、閔寬東《韓國所見古代小說史料》載朝鮮後期(明朝時)文人李相璜說:「人多為小說。余見正陽門外冊肆,堆積滿架,而大半是稗官雜說。蓋江南、西蜀舉子應舉上京,見落者路遠不得還,留待后科,作小說印賣以資生,故其多如是。」說明很多小說的創作,確是為了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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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如明代盛行宮廷慶賞劇,或為祝壽、或為節慶而創作和演出。明代的節慶名目眾多,《明會典》卷七十二載:「明制,聖節、冬至、正旦朝賀罷,祭祀會慶成、耕籍禮畢、進實錄等書籍,進士傳臚,武舉開榜后,四夷朝貢時,俱設宴用樂;東宮壽日、朝參、婚嫁、冠禮以及一應節慶,如立春、元宵、四月八、端陽、重陽、臘八等,同。」慶賞劇大都是為這些節慶而寫的,故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經驗。沈德符《顧曲雜言》載:張鳳翼「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知《祝髮記》是張鳳翼為母親祝壽而作。

綜上所述,古代的文學創作,或為求仕,或是所任官職的職責所在,或為交際以擴大生存空間,或為娛樂性情,或為生存方式,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個部分,體現出生活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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