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鮮於樞的書法藝術淺談

鮮於樞是元代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元代僧人、詩人善住在其《谷響集》中對鮮於樞的書法成就評價頗高，認為是「千載不須嘆寂寞，已留遺墨偏炎方。」與善住和尚交遊極為密切的學者、詩人虞集也把鮮於樞與趙孟並稱：「斂風沙裘劍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同輩友人趙孟十分推崇鮮於樞的書法，自謂「仆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仆遠甚，仆極力追之而不能及。」明代陸深更是把鮮於樞放在了元代書法巨擘的地位「書法弊於宋季，元興作者有工，而以趙吳興、鮮於漁陽最為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結合鮮於樞的書法作品及書學理論，以上的評價是中肯的。

關於鮮於樞的生平、卒年，根據相關文獻、作品、印章及出土的《鮮於府君墓志銘》，戴立強、王連起等學者做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學術界對於鮮於樞的生平有了較為確切的認識，一般認為鮮於樞於公元一二四六年生於汴梁，公元一三〇二年卒於杭州，終年五十七歲。現存鮮於樞的書法作品，大約有四十餘件，其內容包括作書、信札、題跋、臨摹等，主要是行書、草書、楷書等書體。戴立強、宋斌對於這些作品有詳細的著錄，楚默主編的《書法全集·鮮於樞、張雨卷》及王連起主編的《書法全集》第十卷中收錄了其大部分書法作品。

關於鮮於樞的書法師承，元人劉致在公元一三三三年六月跋鮮於樞書寫《韓愈進學解卷》中有交代：「鮮於困學之書始學奧敦周卿竹軒，後學姚魯公雪齋，為湖南憲司經歷；見李北海《嶽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與故承旨趙公子昂諸人游處，其書遂大進，以之名世，行草第一。」明人解縉在《書學傳授譜》中卻說：「王庭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於伯幾得之。」其實，解縉的這種觀察並不准確。鮮於樞或許學習過王庭筠的書法，但是他更欽佩王庭筠對於「書畫同源」的處理。關於這一點，鮮於樞在公元一三〇〇年題跋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卷》說的十分明顯：「詳觀此卷，畫中有書，書中有畫，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對之嗒然，不復知有筆矣，二百年無此作也。」鮮於樞的書法，還是學習晉唐，主張復古。對於宋代書法，鮮於樞的態度有明確，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所作的《跋劉敞秋水篇》中寫道：「嘉祐去唐未遠，一時名公書猶有唐人風致，原父、舜欽輩是也。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制，至於涪翁，全無古人意。」鮮於樞認為宋代書法到了蘇東坡以後，就全無「二王」規矩了，黃庭堅則根本不知道古意為何物。對於黃庭堅，他的批評是一貫的，如在《論草書帖》中說：「至山谷乃大壞」，批評黃庭堅不懂草書；在《跋黃庭堅贈雲庵道人歌行》中又批評道：「黃文節公之筆，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無點畫之差失。」他在《跋王獻之保母磚帖》中批評米芾：「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讀何書」。鮮於樞在元代的書法復古變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書法復古不同於趙孟取法魏晉、直追「二王」的路徑。鮮於樞書法的復古是在魏晉的基礎上以唐人為師，追求書法的骨氣和法度。鮮於樞收藏有多件歷代法書名帖，如唐摹本《蘭亭序》、索靖《月儀帖短卷》、顏真卿《祭侄文稿》、懷素《猛虎吟帖》、徐浩《朱巨川告身》、高閑《草書千字文》、米芾《苕溪詩卷》等，他對這些法書名帖進行了系統的學習，並且在書法實踐中多有創見。

鮮於樞的楷書傳世不多，主要有《跋顏真卿祭侄文稿卷》《老子道德經卷》《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麻九疇透光古鏡歌楷書冊》等。鮮於樞的《老子道德經卷》，字形較小，但是楷法嚴謹，規矩沉穩，有「鍾王」神韻，又突出了唐楷的法相莊嚴。這是鮮於樞小楷的代表作品，字形勁挺，結體飄逸，與唐人《靈飛經》風格相似，更從中看出虞世南蕭散灑落的影子。這件作品充分反映了鮮於樞楷書的晉唐觀，以鍾、王為基礎，參以唐人法度。他在《跋鍾繇薦季直表》中說的十分明確：「書家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是鮮於樞的大字楷書作品，此作尺幅較大氣勢宏大，風神凜然。趙孟在其後的題跋中說：「伯幾書筆筆皆有古法，足為至寶。」這件作品，從線條方面說，既有鍾繇的晉人筆法，亦有虞世南的唐人筆法。從這件作品的字形上看，形態開張而筆力雄健，可知其與《嶽麓寺碑》有很大的關聯。由此，可見劉致所作的「見李北海《嶽麓寺碑》乃有所得」的判斷不虛。從結體上看，此件作品更接近歐陽詢的《化度寺碑》，內斂修長，法度森嚴。在字勢上，又表現出徐浩《朱巨川告身卷》的影子，字勢端正、氣勢昂揚。

從上述分析可知，鮮於樞的楷書立足於唐法的規矩嚴謹，兼顧晉法的風神飄逸。運筆沉雄朴茂、筆法古樸、結體謹嚴、氣魄恢宏，骨力與氣勢並重，剛健與溫潤並存。

鮮於樞的行書作品傳世較多，有行書偏楷書的作品，也有行書偏草書的作品。這兩類作品各具特色，一類為風神俊美、端莊秀麗的中和氣象，一類為縱橫瀟洒，流轉華麗的飄逸之韻。《張彥享行狀稿》《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袁易錢塘詩跋》《蘇軾海棠詩》等為鮮於樞行書偏楷的作品。這些作品筆法精鍊，骨肉豐健，線條遒美，書寫自然。鮮於樞的《張彥享行狀稿》體現出了濃厚的顏真卿的意蘊，該卷后吳湖帆題跋稱：「鮮於太常書《張彥享行狀稿卷》，真跡。文書雙絕，不減顏魯公《爭座位》也。應列元人法書第一，趙文敏猶其亞焉。」吳湖帆認為此卷與顏真卿《爭座位帖》氣韻相當，當是公允之論。從此卷的章法、形制、結體、用筆，處處隱含著顏真卿《祭侄文稿》的影子。顏真卿《祭侄文稿》本為鮮於樞所收藏，其在卷后題跋中認為《祭侄文稿》為：「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可見此稿在鮮於樞法書收藏中的地位。顯然，鮮於樞深入學習理解顏真卿后，精心創作了《張彥享行狀稿》。這不僅是其學顏真卿的具體體現，亦可認為是其向顏真卿致敬的佳作。《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等作品中有明顯的《蘭亭序》風姿，這與他多次研究《蘭亭序》有極大的關係，他對於神龍本《蘭亭墨跡》極為重視，曾經為郭天錫寫鑒定跋語時稱讚道：「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雖然如此，但是鮮於樞所見畢竟是唐人摹刻本的《蘭亭序》，因此，這件《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作品與《張彥享行狀稿》相似，更多體現出的是唐人行書的風采，少了魏晉遒美豐腴，多了唐人滄桑老辣。

鮮於樞的《杜甫行次昭陵詩》《王安石雜詩》《行書詩讚》《石鼓文》為其行書偏草書的一類作品。行書《王安石雜詩》作於公元一二九一年二月八日，鮮於樞在此卷落款處詳細記述了書寫這件作品的緣由：「過君錫真味堂，君錫出紙命書。」張君錫是鮮於樞收藏圈中的好友，其書法也為鮮於樞所讚賞。對於好友的這個請求，鮮於樞當是欣然接受，並輕鬆寫就。因此，此作品充分表現出了鮮於樞成熟時期此類作品的特點，即筆法精微，點畫落筆不苟，圓勁健拔，筆畫皆有意態。其中又有許多章草筆法，行中有草，增添了作品的古意。恰如鄭本忠所說：「鮮於先生書，筆意遒勁，而機緘妙用，婉轉無窮。」此卷作品為長軸大作，從整體上看，氣勢連貫，用筆遒勁，書寫流暢，洒脫自如。如果說《王安石雜詩》是鮮於樞中年時期的成熟作品，那麼《石鼓文》則是其晚年時期的代表作品。此件作品卷後有高士奇的題跋，高士奇認為此卷「草法蒼古，又書昌黎《石鼓歌》，與尋常筆墨不同。」高士奇把此卷直接歸為鮮於樞的草書，這說明了此卷作品中行草兼備，以行書的結體、章法表現整體的氣象，以草書的筆法、線條發揮字裡行間的氣韻。如此一來，此卷作品呈現出一種氣勢雄邁而氣韻生動之象。

鮮於樞的草書狂放豪邁，師法晉唐，為元代草書第一家。王禕在鮮於樞《杜詩行次昭陵卷》后的題跋中寫道：「漁陽鮮於公草法蓋本於右軍、大令父子，至其展為大體，則自法而變者也。」鮮於樞的「自法而變」是基於「二王」，又充分吸取了懷素、張旭、高閑等唐代草書大家的精華，並且達到了極高的成就，朱彝尊在《鮮於伯幾草書千文跋》中直接認為：「鮮於伯幾以古瘦見長，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也。」朱彝尊的這種認識恰恰反映了鮮於樞草書中的唐人法度。至於元代藝文領軍人物趙孟在《題伯幾臨鵝群帖》中的評價：「仆與伯幾同學草書，伯幾過余遠甚。仆及力追之而不能及。」則不能僅僅看作是趙孟的過謙之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