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金張掖」農耕文明的命脈

駱駝城遺址復原圖

黑河畔的農田開發

明糧倉遺址一角

波光流溢的張掖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發源於祁連山的黑河是第二大內陸河，滋養了張掖和額濟納兩大綠洲。自西漢移民實邊以來，黑河流域由游牧時代進入農耕時代，張掖成為歷史上較早開始大規模屯田的地區之一。歷史上，歷代王朝非常重視黑河流域的農業開發，得天獨厚的灌溉條件，使古代張掖的農業一直處於全國上游水平，贏得了「金張掖」的美譽。

從「千金渠」說起

「在河西官場中——以至於上等人物的社會裡——通行著一種諺語：『金張掖、銀武威、銅山丹、鐵高台。』這種諺語的含義，一方面說明了這些地方是財富之區，一方面卻評價這些財富之區的等級。那麼張掖應當是河西一帶首屈一指的繁榮地方了。」這是民國文人明駝在《河西見聞錄》中的記載。「金張掖」之譽始於何時，史無所載，《水利百科全書·水利卷》中表述：「金張掖、銀武威的名稱始於明代，源於水利」。此說言之鑿鑿，使人不由地想到西漢著名的「千金渠」。

《漢書·地理志》載，張掖郡觻（音lu）得縣有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觻得在今張掖市甘州區黑水國遺址一帶，樂涫是酒泉郡的縣（今高台縣駱駝城遺址附近），兩者相距300多里，如此長距離開渠引水，在機械化的今天，都算是一項相當浩大的工程，而西漢時全靠人力挖掘，投入勞動力之多可想而知。這條渠道已不復存在，但仍有跡可尋，今臨澤縣南部戈壁灘至高台許三灣魏晉墓群，東西長近70公里的荒灘上，南北分陳著東西走向的「五道梁」，高台縣文物普查時認為這是古代的防洪壩和導流渠。這些「丘梁」高2米到7米不等，應該是自西漢開挖千金渠，經過了歷代加築而形成的渠壩。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黑河水便是張掖的命脈。明朝有人看得透徹：「黑河如帶向西來，河上邊城自漢開。」（明·郭登），清朝人說得更直白：「無黑河，則無張掖。」（清·王廷贊）在祁連山下、黑河沖積扇形成的這片綠洲盆地上，張掖的發展始終泛著黑河的波光。

春秋戰國至西漢初，張掖一帶是眾多游牧民族蕃息之地。羌人、烏孫、月氏、匈奴先後在這片沃土上逐水草而居，發展了畜牧業，譜寫了游牧文明的篇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漢軍驅逐匈奴，攻取河西走廊，漢武帝遂設河西四郡，張掖郡（西魏時稱甘州）即是其一。

西漢王朝雖然完成了拓疆辟壤之舉，但戰爭之後，祁連山下曠野千里，人煙稀少，西北邊陲經常要應對來自西域匈奴的威脅，邊疆戍卒的糧草由內地郡縣供應，長途輾轉，不僅消耗大，而且時間久，常使戍卒面臨斷炊，鞏固來之不易的疆土成為國防首要之舉。這時，一位富有遠見卓識的謀士出來獻策，他叫晁錯，是西漢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也是「重農抑商」的先行倡導者。面對匈奴屢侵邊境，晁錯首先向漢文帝上書《言兵事疏》，提出「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文帝雖然讚賞，但並未採納晁錯主動出擊的建議。晁錯接著引申邊防大將趙充國「兵農結合、以農養兵、以戰護農」的策略，上書《守邊勸農疏》，提出用經濟措施鼓勵移民，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抵禦外患。接著，又上書《募民實塞疏》，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這些御邊之策很快被漢文帝採納並付諸實施。

公元前110年，一紙詔令，西漢大移民拉開序幕。這次移民借鑒了秦朝強迫移民的教訓，把徵調改為招募，「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西漢時代，廣大農民世代附著於土地，鄉土觀念很重，不肯輕易背井離鄉，而且交通條件落後，移民到邊疆，一路風餐露宿，又面臨匈奴侵擾，艱難困苦不一而足。為保障移民安居樂業，晁錯提出國家對移民發放口糧和必要的衣服、配備必要的住所和生產工具等、妥善選擇移民點、保證移民有較好的生活環境、為移民配備醫生和巫祝、對於尚無配偶的單身移民政府替他們買適當的對象以為配偶、實行獎勵辦法等七條舉措。政策雖好，但讓內地人口移到匈奴為患的邊地仍有困難，真正自願前往的少之又少，西漢王朝只得採取強制措施，將關東的貧困農民、刑事犯、政治犯發配邊疆，《漢書·地理志》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這種採取強制移民的辦法，很快使得河西人口劇增，短短七年間，河西四郡共有7.1萬戶，28萬人，其中張掖郡人口8.9萬人。一批批移民成為黑河流域最早定居的墾荒者，他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推動黑河流域由游牧時代進入農耕時代，張掖成了跟河套平原一樣較早進入農業開發的地區之一。

黑河流域起初開墾的農田大都是灌溉便利、靠近河流的地帶，隨著移民增多，耕地向遠離河道的地方擴展，農田灌溉成為頭等大事。漢文帝聽從了地方官的建議，頒布了興修水利的諭令：「邊疆之利，莫要於屯田；屯田之興，莫重於水利。」自是，「用事者爭言水利」，地方官把治水作為國計民生之本，紛紛為興水利、開屯田建言獻策，在黑河流域掀起了千軍萬馬興修水利、引水灌溉的歷史。千金渠便是這一時期引黑河水灌溉的渠道之一。

張掖綠洲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只要有了水利保障，墾荒種田就順理成章。為組織大規模的農田開發，西漢實行了屯田制。一種形式是民屯，以內地徙邊貧民進行墾殖生產。這些移民由政府派官吏護送至邊郡，初到時衣食也由政府供給，使他們成為國家的佃農，經濟自立后，向國家交納租稅。墾民一般按伍、里、連、邑等編製組織，農事時耕作，閑時軍事訓練，隨時與駐邊戍卒配合迎擊匈奴。另一種形式是軍屯，以戍邊將士為主，戰則為兵，耕則為農。這一政策在移民實邊之前就已實行，《史記》記載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軍屯：「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官田，斥塞六十萬戍田之。」讓六十萬戍卒投入墾荒，沿黃河、黑河等流域的邊地全面開發。據記載，這段時期，到河西走廊軍屯的官兵有18萬人之多，大都安置在張掖郡所屬的居延屯田區和蕃和屯田區。軍屯士卒內部分工較細，有田卒、河渠卒、鄣卒、守谷卒等名目，屯田所用耕牛、農具及食用糧食等也均由國家供給，墾殖所獲則全部上交國家。為了管理屯田，西漢政府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屯田職官系統，中央由大司農統管，邊郡置農都尉，屬大司農，也受邊郡郡守節制；邊郡郡都尉也有兼主屯田，其職銜上加「將兵護屯田」或「將屯」等字樣，以下有護田校尉、守農令、候農令、部農長丞、勸農掾、農亭長、代田長、水長、倉長、倉佐、倉曹吏、別田令史、事田等職。從軍屯士卒分工和屯田職官體系看，有河渠卒，有水長，都是專事水利的人員。可見，當時黑河流域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已經漸趨規範。

通過實行大規模屯田，西漢大大加強了西北邊防的防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邊兵戍卒的軍糧供應問題，有時甚至還將屯田所積的糧食調往內地濟荒。以至到了西漢末年，竇融以「五郡大將軍」經略河西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深受中原戰亂之苦的流民，紛紛移民河西避難，張掖及河西諸郡卻呈現出一派「倉庫有蓄、民庶殷富」的盛況。

欲興屯田，必開水利

自漢代移民屯田，張掖得天獨厚的農耕條件，越來越被歷代王朝所倚重，逐漸上升到了「河西命脈所系」「強兵足食之本」的地位。

三國時，曹操統一北方，以徐邈為涼州刺史。這是一位才識廣博、正直清廉、治理有度的官員，他在涼州任上的卓著功勛之一便是興修水利、廣開水田，招募貧民租種土地，短短數年，使得「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在他的治理下，一州之內，秩序井然。當時的張掖縣隸屬涼州，自然是徐邈政策的受益區。高台魏晉墓出土的大量畫像磚，生動再現了這一時期農耕狀況，這些圖畫有引水灌溉圖、犁地圖、播種圖、耱地圖、耙地圖、狩獵圖、牧馬圖、採桑圖、娛樂圖等，客觀真實地反映出當時黑河流域的農耕水平和生活水平。

十六國時期，且（音ju，同沮）渠蒙遜建立北涼政權，建都建康郡（今高台駱駝城遺址）。為根本改變頻繁的戰爭所造成的「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的嚴峻局面，他實行「勸課農桑」政策，興修水利，發展生產。頒布了《勸農令》，免除各種賦稅，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嚴格督促官吏勸課農桑。蒙遜的「重農」政策成效非常可觀，永安二年（公元402年），北涼與後涼交戰失利，當時後涼的姑臧正鬧飢荒，北涼一次即送糧萬斛，賑救饑民。北涼同後秦的一次戰鬥中，世子沮渠興國被俘，蒙遜送糧30萬斛贖回。這樣的富足，足以說明當時黑河流域農業的發展已成為超過中原的繁榮經濟區。

隋末唐初戰亂，河西「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尤其是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進軍高昌，河西負責軍糧運輸，負擔沉重，結果使河西「十室九空，數郡蕭條，五年不復」。唐王朝不得不採取休養生息和鼓勵農耕政策，發布《田令》和《賦役令》，大力推行移民實邊。貞觀初，唐朝政府共招集漢族流亡人口、突厥降卒120萬人，大部分被安置到西北，興水利，設屯田，發展生產，使河西走廊農耕達到又一高峰。公元686年，陳子昂奉武則天之命到河西巡視。這位初唐一流的詩人，在政治上也富有遠見，他在《上諫武后疏》中指出：「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他針對性地提出，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水泉良為沃，不待天時，歲收二十萬斛。這只是在通常情況下的產量，如果挖掘潛力，還可以有更大的收穫。所以，陳子昂分析道：「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公元701年，郭元振任涼州都督時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戰略。他命甘州刺史李漢通恢復屯田，興修水利，僅甘州所屬的甘州軍就屯田19屯，大斗軍（今民樂扁都口北南豐地區）16屯，建康軍（今高台駱駝城）15屯，計共50屯。（按：每屯50頃，每頃100畝，即25萬畝）。甘肅近代學者慕少堂在《甘州水利溯源》一文中考證，甘州的盈科渠、大滿渠、小滿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皆為唐朝興建，可灌溉46萬畝。渠道建設的暢通，為甘州農業的發展注入了生機，取得明顯的經濟效益，「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唐朝的斛與石是等量單位，從一匹絹換「十餘石」到「數十斛」，可見郭元振、李漢通治下的河西人民殷富，糧食豐足。以至於到了宋朝，司馬光還在《資治通鑒》中評說這一時期：「自安遠門（長安西北第一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闔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出隴右。」

西夏佔據河西時，「耕稼之事，略與漢通」，黑河流域的張掖綠洲和額濟納屯田區都成為西夏的重要糧倉，《金史·西夏傳》載：「甘、涼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使然。」

元初，設立甘肅路總管府，復修河西部分水利。《元史·董文用傳》載，董文用以中興省郎中的身份到河西督墾，開渠引水，治理水利，還從中興引進稻種，在黑河沿岸的甘州區烏江鎮一帶種植成功，烏江稻米一度成為貢品。公元1280年，朝廷派遣漢軍（被元收編之金朝降軍及北漢人組編的軍隊）到甘州屯田。次年，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劉恩率軍萬人遠征翰端（今新疆和田），經過甘州時奉詔駐留屯田。僅一年時間，劉恩在甘州的黑山、滿峪、泉水渠、鴨子翅等地興修水利，開發墾田，獲糧2萬多石。在劉恩屯田的當年六月，忽必烈又命新附軍（被元收編的南宋降軍及南方漢人組編之軍隊）到甘州屯田，首開納鄰站渠和納鄰渠（均在今高台縣城東南），播種糧食，收成良好。

明朝更加重視黑河流域的開發，「欲興屯田、必開水利」是歷任地方官的主導思想。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右僉都御史楊超「巡撫甘肅，大興屯利」。公元1397年，朱元璋命肅王朱瑛前往甘州「督軍屯糧」，在巡撫都御史楊博指揮下，甘州五衛大興水利，他親率募兵在城西修建了木龍壩渠，即龍首渠；與指揮使張廷輔在張掖城東修建了東泉渠，以副使石永在城東南修建了仁壽渠，贏得了與寧夏引黃灌區一樣的聲譽。《重刊甘鎮志》記載，明朝張掖境內的引水渠道多達110餘條，除整修舊渠外，新修渠道近50條。《大百科全書·水利》載，當時張掖有灌溉面積11749頃，遂有「金張掖」之稱。如今遺存的「明糧倉」，即是明代屯糧之豐的見證。

水哉，有本者如是

清初，康、雍、乾三朝連續對新疆準噶爾部用兵70多年，在長期戰爭中，前線將士的軍糧供給成為很大問題，張掖便成為西征的後方基地，把屯田提到了籌邊的頭等重要地位，也更加重視黑河水利的開發利用。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隨著戰事吃緊，清廷軍需供應量加大。清廷採納大學士鄂爾泰的建議，在嘉峪關以東的肅州、甘州、涼州進行大規模的移民墾殖。次年，分別在高台縣的三清灣、柔遠堡、平川堡、毛目城、雙樹敦等處開始屯田耕種。曾在南寧知府任上被罷官的慕國典被鄂爾泰推薦到甘肅屯田效力，「專管三清灣開浚之職」。三清灣在今高台南華鎮一帶，是雍正為西征準噶爾籌備軍糧的屯田區之一。慕國典深知責任重大，凡事親力親為，《開墾屯田記》中自述：「自備口糧，不敢支領養廉，勞苦自甘，竭蹶從事。」這是一篇很接地氣的記事，文中記敘皆可看到他實地考察、深入民間、問計於民的痕迹，如寫新墾地：「上蓋有土沙尺許，下系鹼地，經水則鹼氣泛上，不能播種者有；雖非鹼地，而土薄沙重者有……蓋在成熟之地，鹼氣已消，土性已定，雨滋培長，自可坐致秋成。」寫到澆水灌田：「新開墾地，例先泡水，候鹼氣入地，俟土性將干，然後擺耬播種，或用手灑揚。迨苗長四五寸許，土干成列，始行澆水，名為頭水。由是漸次澆灌，致收成時，統澆不過五六次……」這些記錄，如同出自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農之口。在修渠道的時候，慕國典看到當地人用草湖中的土筏晒乾砌牆，便用來修築渠道，「將渠之兩岸砌成幫沿，中用泥沙填實，再以柳樁管住，迨至土筏長芽，柳樁行根，則兩相併結，而渠岸永無坍卸之虞。」這種用土筏築渠的方法，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高台一帶仍然沿用。慕國典務實的作為換來可喜的成效，共計墾成熟田二萬餘畝，合柳林湖等處新墾屯田，約計二十萬畝，有力地支撐了清廷西征準噶爾。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巡道袁州左到達甘州，適逢甘州中龍王廟重修完畢，地方官邀其作記，他在《重修中龍王廟合祀碑記》中深有感慨地說：「知邊屯重，即思水利之匪輕。」

隨著黑河流域農業開發規模的擴大，黑河生態保護逐漸提上日程。嘉慶年間，一位叫蘇阿寧的滿族人任寧夏將軍兼甘肅提督，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保護黑河源並付諸實踐的官員。在甘州執政期間，他親自騎馬帶兵，溯流而上，考察黑河之源，寫成《八寶山脈說》《八寶山松林積雪說》《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四渠說》等調研報告，很有遠見地指出：「甘州少旱災者，因得黑河之水利故也。黑河之源不涸乏者，全仗八寶山一帶山上樹多能積雪融化歸河也。」為遏止黑河源頭樹木砍伐，專門向上請了一道封山禁伐的聖旨，用生鐵鑄碑立在山前，上書：「妄伐一樹者斬」。時光過去了三百多年，歷史早已遺忘了這位見識卓越、果斷敢為的清朝官員，但想起那擲地有聲的禁令，至今仍然令人起敬。

在戈壁大漠包圍的河西走廊，黑河就是張掖綠洲和額濟納綠洲的血脈和乳汁。《甘州府志》的總纂鍾賡起在「水利」篇中括述說：「甘州水有三：河水，即黑水、弱水、洪水等渠是也；一泉水，即童子寺泉、暖泉、東泉等渠是也；一山谷水，即陽化、虎剌孩等渠是也。冬多雪，夏多暑，雪融水泛；山水出，河水漲，泉脈亦饒，是以水至為良田，水涸為棄壤矣。」在「水利」編后中，他一反志書客觀敘述的方式，用了抒情的文字感嘆：「水哉！水哉！有本者如是。」（特約撰稿人柯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