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美國正陷入「保羅·肯尼迪陷阱」

「當美國成為不可一世的超級強國，卻也無意識地深深陷入『美國病』，出現了無法預見的加速衰落。進入21世紀的十幾年，美國GDP佔世界總量比重到2015年下降至15.7%，比2000年下降了4.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貨物和服務出口貿易額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以及綜合國力在世界的分量都有所下降。這是美國持續衰落的重要階段。」

「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矚目。因此，如果我們在已著手的事業中欺矇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賜予我們的庇佑，我們必將成為世人笑柄，天下醜聞。」1630年，英國清教移民領袖約翰·溫索普在駛往美洲大陸的「阿貝拉」號上，對一千多名移民如是說。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說：「事後三百年，沒有人比他更好地表達了美國的命運感。」「山巔之城」和「美國例外論」從此成為美國的立身信條。然而幾百年後的今天，美國的「命運感」正在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和質疑：分裂的社會、加大的貧富差距、舉步維艱的政治……美國新政府的上台更是將這些質疑推至一個新的高峰。美國前國務卿克里直言，2016年大選讓他在推廣「美式民主」時非常困難。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個超級大國是否已經進入了衰落階段？如果是，是什麼原因導致美國衰落？帶著這些問題，《環球》雜誌專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環球》雜誌：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曾被一些國家奉為所謂「學習的樣板」，甚至被稱作所謂的「山巔之城」。而今天的現實卻是，美國花費兩百多年時間建立的「制度信心」，正被當前面臨的多重現實困境所動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不同的制度產生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就會有不同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它們會各有長處和短處，也會共存與競爭。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具有學習力、創造力，因而就具有競爭力。即使處於弱小不利的地位，它們也會沿著國家生命周期的歷史軌跡進入成長期、加速期，達到強盛期。在國際競爭的背景下，凡是不能與時俱進的國家，即使是盛極一時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進而衰落。美國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進入了衰落期，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美國制度的「三化」，即老化、僵化、退化造成的。國家競爭還是不同國家的創新競爭，而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國家生命周期階段上會有不同的創新動力和能力。上升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上升，反之，下降型綜合國力反映了國家創新力的不斷下降。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發達國家因發達而成熟，也會因發達而老化。從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發達國家的確進入了老化的階段，既體現為幾百年的制度老化，決策機制的僵化，還體現在人口和勞動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觀念老化：不思進取，只圖安逸，不願貢獻，只圖索取。可以稱之為「老化文化」。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歐盟、美國和日本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僅約15年）就迅速衰落下來。《環球》雜誌：「美國衰落論」在西方，包括美國本身的學術界、思想界，是一個幾十年來被反覆談論的話題。你認為美國衰落了嗎？有什麼理論和數據支撐關於美國衰落的判斷？

我採用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理論來描述、認識、分析和理解國家興衰，並選擇5個定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出口額、製造業產出、人力資源、綜合國力）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生命周期。由此既可以驗證美國在歷史上的崛起過程（如18701913年），也可以驗證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頂峰時代（19451955年）、強勢時代（19551990年）、獨霸時代（19902000年）和衰落時代（2000年之後）。20多年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霸權，形成了人們常說的「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主要經濟指標佔世界總量基本穩定，甚至在90年代末期因技術革命還明顯上升，美國GDP（PPP，2011年國際美元，下同）佔世界比重由1990年的19.7%上升至2000年的20.6%。當美國成為不可一世的超級強國，卻也無意識地深深陷入「美國病」，出現了無法預見的加速衰落。進入21世紀的十幾年，美國GDP佔世界總量比重到2015年下降至15.7%，比2000年下降了4.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美國貨物和服務出口貿易額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以及綜合國力在世界的分量都有所下降。這是美國持續衰落的重要階段。

美國總是把自己的問題視為「他國錯誤」。不過我的研究表明，美國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內因。進入21世紀，美國犯下了一系列戰略性決策錯誤。一是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還策動了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一系列動亂和衝突，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美國已經患上了「戰爭上癮症」和「軍事干預症」。從歷史上看，每當美國發動一場戰爭之後，其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就會下降。朝鮮戰爭之後，美國GDP佔世界比重下降了0.8個百分點，越南戰爭之後下降了3.1個百分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是一樣，按1990年國際美元價格的數據計算，2000年至2008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就下降了3.0個百分點。這兩場戰爭的費用要遠高於越南戰爭，加速了美國自身的衰落。二是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進而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導致自身陷入持續低速增長期。20082015年期間美國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4%，遠遠低於19902000年的3.4%。美國聯邦政府是一個入不敷出、靠借債度日的「當代賈府」，聯邦政府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持續擴大。在小布希任期，一般性政府債務相對GDP的比重由2001年54.7%升至2008年的76.1%，上升了21.4個百分點；2012年，當歐巴馬結束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時，這一比重已達到103%，比2008年上升了26.9個百分點。這是典型的「在我身後，哪管洪水滔天」機制，每一屆政府都會給後人留下沉重的負債。三是美國國防支出屬於「過度擴張型」，加速了美國走向衰落。20002010年，美國軍費開支佔世界總量比重都在40%以上。其中2005年達到最高峰值48%，相當於當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的1.74倍。2015年美國國防支出佔世界比重為36%，儘管比2005年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國出口額佔世界比重僅為9%，前者是後者的4倍。這是典型的過度擴張、「得不償失」的案例。《環球》雜誌：對於美國的衰落，你能給出什麼樣的理論概括和總結？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生產性財富，而是用於非生產性的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會遭遇一種風險，即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如果這個國家正處在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困難將變得更加嚴重。這就是所謂的「保羅·肯尼迪陷阱」。以上幾個原因共同製造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兩大危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代下的戰爭和軍事干涉危機、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無論是美國五角大樓的將軍們還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家們，他們都不會創造物質財富，前者擅長的是摧毀物質財富，後者擅長的是催生虛假財富。他們都不會保護人民，前者是殺傷無辜平民，後者是掠奪投資者和股民。確切地講，正是他們成了加速美國衰落的「始作俑者」。《環球》雜誌：自2008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包括美國、歐洲在內的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狀態，這種狀態在未來是否會持續？在這一背景下，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

根據世界經濟史專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總結，自1820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長特別迅速，但是各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存在不平衡性，經濟增長模式極不相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人均收入差距懸殊，特別是南北國家的發展呈現出「大趨異」的態勢。我們根據麥迪森提供的18202008年的世界經濟資料庫，對2030年世界及主要大國做了長期預測與展望，其主要結論是，未來南方國家將高增長，北方國家將低增長，全球發生前所未有的南北國家大趨同，南北格局大逆轉。主要發展指標將由二三十年前的「（南）三（北）七開」到目前的「五五開」，再到二三十年後的「（南）七（北）三開」。

《環球》雜誌：美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對意味著什麼？

從歷史的角度看，仍處在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並擁有長期的戰略機遇期，不止是21世紀頭20年，是頭30年甚至頭50年。我們稱之為「機遇」。從國際視角看，二十國集團（G20）綜合國力呈現南方國家上升、北方國家下降的趨勢，這為創造了「天時、地利、國和」的戰略機遇期。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這是「天時」機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直接影響世界格局走向。與G20南方國家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樣，北方國家的衰落，更期待並需要機遇，無論是貿易機遇和投資機遇，還是技術創新機遇和綠色能源機遇。機遇與挑戰並存，而機遇大於挑戰；合作與競爭並存，但合作大於競爭。也與G20北方國家建立了各種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目前，已是世界最大貿易國，同時也是G20各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成為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交匯節點，它們之間的橋樑和渠道。周邊大國發展也是的機遇，這是「地利」機遇。周邊有六大國（俄羅斯、印度、巴其斯坦、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日本），除了日本屬於衰落型大國之外，其餘都屬於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相互之間可以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合作大於競爭。目前，已經與俄羅斯建立起「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印度建立起「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巴其斯坦建立起「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印度尼西亞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韓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周邊六大國中已經有五個國家與建立了「友好夥伴關係」，只有與日本一國的關係得不到改善，但不影響整體「地利」大局。特色大國夥伴關係網路是發展的「國和」機遇。「國和」本質上是大國關係，是大國之和。改革開放以來，堅持走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大國外交之路，創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國夥伴關係網路，與世界絕大多數大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不針對第三國、不搞對抗的平等關係、對話關係。這使得成為目前世界各國中，擁有大國夥伴關係最多的國家。「和為貴」，這種夥伴關係網路成為發展的「國和」機遇。

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之一，是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來源國，還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美國和二者的雙邊關係，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既可能對世界產生極大的正外部效應，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極大的負外部效應，屬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整個國際舞台上，中美國力的相對變化，造成了對中美關係的新認識，導致中美在國際領域的競爭、合作態勢發生變化。最壞的情況是中美髮生對抗或衝突，這不僅不能阻止或中斷的持續崛起，還將加速美國的衰落。因為兩國處在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既是創造「天時地利」的關鍵，也是創造「國和」的關鍵。與美國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級大國關係。不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而是反對霸權主義，更不會自己搞霸權主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是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而是與美國主動合作、相互協商，在國際事務中共同商量、共同承擔應盡的責任；不會搞我贏你輸的零和關係，而是積極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讓中美關係成為真正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在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方面，的戰略資源越來越豐富，戰略優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合作、競爭，還是避免衝突，我們的主動權都越來越多，發展機遇越來越大。既要順其大勢，又要大有作為；既要積極爭取，又要守住底線。中美兩國綜合國力對比的實質性變化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客觀條件。儘管兩國歷史文化傳統差異甚大，政治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訴求也各有不同，還有各種矛盾、分歧甚至衝突，但這些問題都是中美關係的支流，雖然難以避免，但是可以根據國際規則或雙方約定的規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解決，不使競爭走向衝突，更不能使衝突走向對抗。對此，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戰略定力。來源：2017年9月6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8期《環球》雜誌授權使用，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