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彩票？ 發財票！——中國通商銀行發行彩票始末

文│夏建圩

通商銀行，是近代銀行業的鼻祖，由常州人盛宣懷力排內外種種阻礙主持創辦的。筆者在細讀通商銀行史料中注意到，通商銀行在經營中還曾發行過彩票，並且聚集了較多的資金。這不僅在銀行業史上是第一次，就是在世界銀行史上也屬罕見。要公開發行彩票，須奏請政府，獲得允許方可發行，通商銀行又是怎樣操作的呢？該銀行發行彩票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為發行彩票提供條件

清末彩票熱

彩票也叫獎券，俗稱「白鴿票」，還有人稱彩票為「發財票」，可以使中獎的人一夜暴富，在舊彩票其實是以抽籤給獎的方式進行籌款或斂財所發行的憑證。在近代上海，早期彩票發行方多為外商。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本上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輻射全國各大主要城市、口岸的吸取社會資金的彩票市場網路。《申報》上每天都刊載大量的彩票廣告，從一些舊照片上也能看到當時的上海票行林立。利用發售彩票集資的資本市場，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在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南部沿海省份（浙江、廣東、福建等），都發行有各式彩票。關於近代彩票的起源，大概要追溯到鴉片戰爭，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與各國租界的劃定，西方人也帶來了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彩票便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之一，在當時的報刊上，也相應地出現了彩票的廣告。

據說在1880年杭州富商劉學洵，發行一種「闈姓」的東西，這是人自己最早發行的彩票， 劉學洵後來成為通商銀行開辦時的九個總董之一。1899年廣東商人龐乃均以賑濟江淮、徐、海三地災情為名，呈請兩江總督劉坤一，在上海設立廣濟公司，發行江南義賑彩票，同年4月23日開彩，這是第一家經政府批准公開發行彩票的公司。彩票的中獎概率很小，但獎額卻很大，在巨獎面前人人機會均等，誘惑力很大，發行彩票成了一種理想的籌措資金的方法。

為彌補虧損不得已為之

通商銀行發行彩票是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使然。1897年5月，通商銀行上海總行開業，此後的兩年內，它在全國設立了十多處分行。通商銀行鎮江分行開辦於1898年，總董是尹德坤，經理是梅桐村，主要經營官款的匯解業務。幾年後，尹德坤因為年事已高，精力不濟，於是讓他的侄子尹允熊頂替他代行總董，上海總行雖沒有認定這件事，但也沒有加以干涉。1903年上海總行聽說鎮江分行業務開展不利，於是要求停辦該分行，而尹德坤一再請求暫緩收停。1904年尹允熊病倒，上海總行派遣查帳員前去鎮江查帳，發現帳目多有出入，在沒有查清之前，尹允熊卻病死了。總行重新選派丁漢雲前往鎮江將帳目帶回上海徹底清查，經過核查，鎮江分行虧欠銀行資本23萬元，這一虧倒案當時稱為「尹案」，在該案查辦過程中，又發現另一處巨大的虧空，有42萬兩之多。這虧空的是鎮江稅關的款項，原來常鎮道郭月樓與尹允熊關係密切，

鎮江的裕通官銀號由尹允熊經辦，在通商銀行鎮江分行設立前，官銀號經理鎮江稅款的生息和匯兌業務，分行開辦後由銀行和官銀號共同經辦這筆官款，其實分行與官銀號由尹允熊一人控制，也為他偽造帳目創造了條件。為了斂財尹允熊私刻銀行圖章，以每月七厘半的利息吸收鎮關官款，而通商銀行在報紙上公告的利息，長期的年息也只有五厘，這些款項表面上存入分行，其實被尹允熊挪作他用。常鎮道郭月樓貪圖高利息，不過問其中真假情況，將大額稅款交存於尹允熊處，前後幾年內經尹允熊之手的官款有42萬餘兩。

尹允熊案發後，他的家產被通商銀行封壓，郭月樓拿著尹允熊發給的偽造帳單向上海總行追討官款，通商總行一再表示這是尹允熊個人所為，與銀行沒有關係，銀行斷斷不能承認這42萬兩官款，雙方相持不下。「尹案」驚動了當時的兩江總督周馥和江蘇巡撫端方，要追回官款只有向中央政府彈劾通商銀行和郭月樓。

盛宣懷

而1905年對於盛宣懷來說，是一個「多難」時期。通商銀行的虧損在1 9 0 5年已完全暴露出來。在銀行初開時，盛宣懷為了迅速打開局面，多收存款，銀行創辦伊始，就在全國各地設多處分行，分行的經理大多是當地錢業人員和富商，根本不懂銀行的經營制度，經營費用很高，接著又逢「庚子拳亂」北京分行現銀被搶，僅京、津、鎮江等地就使銀行資本虧損了7 9 萬兩， 將銀行公積金5 3 萬兩抵銷虧損，還欠26萬兩。這對初創的通商銀行是個沉重的打擊，嚴重影響了銀行的聲譽和經營。為了控制虧損的擴大，銀行董事會採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縮減銀行的規模，裁撤部分分行，到1905年6月，只留下北京、上海、漢口三行和煙台一處支行。

在1905年，盛宣懷擔任的鐵路督辦一職遭遇朝野上下的反對。江蘇鄉紳張謇、沙元炳、沈雲霈等會同北京尹惠昌、陸元鼎諸人聯名奏請減少鐵路外債借款、吸收華股並罷免盛宣懷等；同時，江蘇在滬人士要求廢除滬寧鐵路借款合同，收迴路權自辦，紛紛譴責盛宣懷出賣路權，並致電商部彈劾盛宣懷。其結果使盛宣懷去了滬寧鐵路督辦的職位，而代之以袁世凱的親信唐紹儀。凡是盛宣懷經辦的與滬寧鐵路有關的事宜，都遭到嚴格的調查與詰問。袁世凱利用這種時機對盛宣懷經營的企業進行爭奪，形勢對盛宣懷很是不利。

1905年以後，通商銀行的存款來源起了較大的變化。這時，清政府的戶部存款100萬兩已經抽回60萬兩，加上盛宣懷權力的削減，市場環境對通商銀行逐漸不利，輪船招商局、保險公司的存款也大幅度下降，解匯官款也不見起色，而鐵路外債存款則成為通商銀行存款的主要來源，通商銀行的巨額虧損必將影響銀行對於鐵路外債存款的吸收，更將成為盛宣懷「政敵」調查的對象。因此，盛宣懷必定全力去減少銀行的虧空，彌補損失。

發售彩票成為可能

通商銀行大樓

盛宣懷與周馥和端方兩人的私交很厚， 盛宣懷與周馥都曾經是李鴻章幕僚， 盛宣懷一直稱周馥為「 老師」；盛宣懷與李鴻章長子李經方以兄弟相稱， 而郭月樓是李經方的親戚，李經方也正為郭月樓之事四處周旋，其中人事關係錯綜複雜，上奏彈劾必定會牽動方方面面的利害關係，對許多人都沒有好處。

盛宣懷熟悉金融市場形勢，鑒於當時發行彩票易於籌集資金的優點，商民也趨之若騖，他與周馥、端方等人進行商議，通過銀行發行產業彩票的方法，將尹允熊的家產變現來抵償一部分官款，不足的款項由通商銀行與鎮江官道平攤。這種方法保全了通商銀行——否則容易發生擠兌，導致銀行倒閉；同時也保住了郭月樓的官職，維護了盛宣懷和李經方的情面，官款也能得以追回，對兩江督撫也有了交代。可以說通過發行彩票，使得整個僵局都活動起來了，並保全了多方面的利益。

端方

周馥

根據盛宣懷的計劃與活動，最後決定將尹允熊的家產歸入彩票，發行5萬張，每張8元，得40萬元，不足部分由通商銀行與鎮江官道平攤，通商銀行不可能去經營彩票，盛宣懷又利用與兩江總督周馥和巡撫端方的關係，把這次彩票歸入江南義賑彩票，只開彩一次，以後不再佔用，彩票由通商銀行上海總行印製。通商銀行將彩票交給上海公益堂彩票公司承辦，與以往彩票不同，這次彩票不售分條，只按張數銷售（每張分十條），發行50000張彩票，有148張彩票中獎，只開彩一次，共設十彩，頭彩有房屋、傢具和油坊等值銀80000元（當時發行彩票頭彩多為50000元），而第十彩只有棉夾單紗衣一件。為儘快籌集資金彌補虧空，盛宣懷動用官場關係，進行認購銷售，通商銀行認銷20000張；盛宣懷個人認銷5000張；郭月樓認銷5000張；輪船招商局、電報局認銷3000張，一共認購33000張，屬於個人和企業認銷；剩餘17000張彩票由官府代為銷售，南京布政司托銷4000張；江蘇布政司托銷5000張；兩淮鹽務局托銷3000張；江海官道托銷3000張，還剩2000張由楊士琦、李經方和銀行董事在上海零售。彩票在1905年8月底開彩。

1905年底，盛宣懷把這次彩票的銷售詳細情況寫信告訴了周馥，銷售彩票共得銀229500兩，而補還官款需銀410000兩，還缺銀180000兩。加上尹允熊之妻的首飾等物變賣的20000多元，郭月樓交出的利息50000兩，還虧欠108000兩由通商銀行與鎮江關道各還54000兩，分六年還清，至此「尹案」告以結束。

整個事件的過程充分體現了盛宣懷在晚清官場、商場中「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一面，雖然「尹案」是由於清政府政治腐敗黑暗和通商銀行人事腐敗混亂引發的；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也能看到盛宣懷對近代金融市場有著深刻的理解，他運用彩票集資快的特點，很快平息了事件。尹允熊的家產不過值價二十多萬元，彩票雖沒有售完，但贏利也多達十幾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