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評論]中國現代化與新加坡的淵源至深

近日，國內公眾的眼球紛紛被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兒女的家庭糾紛所吸引。外界震驚之餘，認為「沒必要向新加坡學習」的聲音日益響亮，甚至據此腹誹起新加坡的選舉政治，這難免有失偏頗。殊不知，19世紀中期以來，的保守大門被西方船堅炮利的軍艦敲開，開始睜眼看世界，開啟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歷經了向西方學習的三個階段，其中與新加坡的歷史淵源至深。

第一階段是洋務運動至抗日戰爭期間。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統治者痛定思痛，決定「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而開始了「洋務運動」。學西方本來應該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了，於是認為日本是學習西方的成功典範，走「曲線救國」的路線，通過學習日本而向西方學習，為此派遣了大量學生留日。清帝國派出的公費留學生，不少變成了帝國的掘墓人；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人物基本上都是留日學生。因此，對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解，很多是從日本「轉道」來的。

從學習日本到學習蘇聯

這種迂迴路線的學習，帶來了諸多問題。比如搞的百日維新、君主立憲，卻像日本一樣都是效忠皇帝。日本曲解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在廢藩制憲、消滅諸侯、「大政奉還」中實現天皇集權，卻走向了軍國法西斯主義。

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也走上日本的老路，軍閥割據混戰，民不聊生。自由主義變成了放任主義，實現了「軍閥」的自由。因此，史學家秦暉說：「明治維新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自由主義表皮下的軍國主義，它其實是送來了一種針對小共同體的那種自由主義」。向日本的學習以抗日戰爭為終結。

第二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放眼世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共產主義的信仰，開始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廢墟上建設了一個新。但蘇聯在搞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斯大林的集權主義、搞工業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計劃命令模式。在如饑似渴學習蘇聯的過程中，未能意識到這種模式的弊端，全套照搬，使得斯大林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頂峰。雖然中蘇關係在建國不久后就交惡，但這種模式的遺毒流淌至今。由於蘇聯把社會主義給扭曲了，導致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

前兩個階段的學習，既沒有實現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憲政法制，也沒有將儒家傳統的仁義道德保留下來。到頭來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別人的東西沒學到，反把自己的東西都丟掉了。

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鑒於前兩次學習的教訓，從「睜眼看世界」走向「理性看世界」，不再兜圈學，而是直接取經；再一次把學習的目光投回亞洲，目標鎖定在赤道附近的一個「小紅點」——新加坡。改革開放30多年，「學習新加坡熱」經歷了三波高潮，也反映了改革的發展軌跡。

三波學習新加坡潮

第一波高潮是鄧小平在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回國后，肯定了新加坡的開放政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視跨國公司為新殖民形式的政治氛圍中，新加坡務實的開放精神深深影響了當時的領導人。新加坡過去被視為「南蠻」之地，卻比發展得還要好，鄧小平認識到一定是體制出現問題，所以必須改革。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始改革開放，主動打開國門，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和技術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

第二波高潮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稱讚「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為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明確樹立了一個學習標杆。這是近40年來，領導人唯一點名學習的國家。

此後，大批官員被派往新加坡學習考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市長班」應運而生，逐漸獲得「海外中央黨校」的美譽。這個階段的學習重點在城市管理制度，比如公積金制度、組屋制度、公共交通、城市規劃等。

第三波高潮是21世紀以來，當時上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在2007年提出「叫板新加坡」、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0年為新加坡河畔「鄧小平紀念碑」揭幕，以及2015年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進行了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直接會面。在學界，由國防大學課題組攥寫的《新加坡發展之路》於2016年公開出版，顯示習近平上任以來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

旋即，國內再度掀起新加坡熱。這時候的學習是全方位、綜合配套的視角，不再局限於某一條塊，而是上升到制度建設的體制層面。比如書中作者大膽建言，新加坡的政治體制給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啟示包括：加快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進程，為未來民主普選奠定必要的法律界限；調整改革黨政組織體制，從根本上解決黨的有效執政問題；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民主普選的政治目標等。

改變學習方式與角度

近代以來，通過學習三個國家（分別是日本、蘇聯、新加坡）進行現代化。但唯有新加坡是學習了30多年、至今還方興未艾的特例。從筆者近年來參與的培訓班課程討論來看，官員已經開始理性看待新加坡模式了，並不是一味的推崇膜拜，而是開始有所批判，能夠看到它的不足和短板，敢於提出不同的意見，並質疑某些做法，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而且部分官員敢於當場辯駁教員批評的聲音。這一切說明在快速發展，官員的水平素質在提高，對模式產生了自信心。

但切不可盲目漸長驕傲自大之心，認為已經學完了，有些東西甚至已經超越新加坡，沒有什麼可學了。其實，比較學習的方式有很多種，如整體複製、局部借鑒、學做法、學理念等不同的路徑，有從一個城市管理的角度來學習，或者從地方政府、國家治理、社區治理等不同的比較層次來借鑒。

不同的視角就會有不同的收穫，可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切不可抱著急功近利的目標和心態而來，這樣只會看到表面的東西，學不到表象背後的深層機理。君不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的做法是向共產黨學習；現在，這種被人民行動黨學習的共產黨優良傳統又被反引，豈不耐人尋味？

徐國沖是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李富貴是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文/聯合早報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