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河流、一個平原，也可以書寫和創造歷史

加利福尼亞的漁民問題、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破壞、美國與宏都拉斯的香蕉文化、非洲與新世界農作物的相遇、日本工業病……這是過去美國環境史學會最佳環境史圖書獎（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獲獎著作的一些主題。今年，美國環境史學會成立40周年，這個世界最資深的環境史學會圖書獎獲獎名單中第一次出現了的身影。

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玲的著作《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政權：北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獲得該獎。「她將環境、政治、經濟與社會歷史結合在對北方重大環境變化的研究中，開啟了一片激動人心的研究領域。」美國環境史學會官網對張玲的著作如是評價。

張玲是杭州人，在北京大學完成大學部和碩士階段的教育后，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後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進行博士后階段的研究。近日，她在波士頓接受《北京青年報》專訪時說：「以美國史為主導的環境史學界，能夠認可一個外國作家寫的中古時期的的歷史，能夠願意接受我的研究，把我的研究引入主流，這是一件很讓我深受鼓舞的事情。」

▼張玲

| 準備博士論文時「偶遇」黃河，成了「環境史學家」

2003年，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的張玲前往英國，在劍橋大學東方學系開始了學的學習，研究唐宋時期北方的經濟史。在英國的博士培養機制下，從入學第一天，學生就要開始自己的研究，每天在圖書館找資料、寫論文。

「過去的幾十年以來，、亞洲以及西方的史學界在唐宋變遷中關注到一個重大現象，就是南方，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整個經濟最發達，文化最豐富，還有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從我個人的興趣來說，希望了解北方發生了什麼？」於是，張玲在博士學習期間主要關注河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政府之間的關聯。在研究過程中，她讀到了大量關於災害的資料，她越來越多地發現每年每個月都有關於黃河水災的敘述。「我開始意識到北方在那個時期經歷了大量的非常劇烈的環境變動，到底這些長期的環境變遷以及短期的環境變化和我之前所關注的經濟活動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2005年左右，博士三年級的張玲開始對發生在11世紀的王安石變法有了新的假想。在張玲看來，這場被後人定義為「一定程度上失敗了」的變法可能同環境有關，「如果說北方天天遭受旱澇災害，無論你怎麼樣去變經濟政策，如何用政策來刺激農業發展，可是宏觀和微觀的自然環境都是非常不利的。」為了更深入地研究唐宋時期的經濟歷史，她開始轉向對環境的研究，並寫成了畢業論文《11世紀河北地區的環境與經濟變化》。

▼張玲

這一次看似不經意的研究方向轉變卻在日後讓張玲成為一名「環境史學家」。2008年，她在哈佛大學亞洲學刊發表了一篇關於黃河環境變遷的論文，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一年後，張玲被邀請到哈佛大學環境中心做博士后，「我突然發現別人都叫我環境學家，從那時候才非常有意識地開始了解環境史的學科性和方法論，走上了目前的道路。」

| 在哈佛期間，書寫以河流為主角的一出「戲劇」

在哈佛期間，張玲開始專註於黃河歷史的研究，最終寫成了這部獲獎著作——《河流，平原，政權：北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她的博士論文幾經取捨，最後成為書中的一個章節，而黃河作為博士論文中的一小部分研究，成為這部書的主體。

研究期間，張玲涉獵了從晚唐到北宋末時期的各類原始資料，「不只是正史，私家修史、文集筆記、小說詩詞基本上都涉及過。」張玲表示，由於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擁有歐洲和北美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基本可以找到已經出版過的全部唐宋時期的原始資料。與此同時，她還查閱了國內學界出版的環境科學、水文地質等方面的資料，以及哲學、社會學理論、方法論的資料。

▼張玲

張玲在書中講述了一個以「黃河」為主角的故事。北宋時期，由於政府的政治考量以及水利工程，黃河在1048年決堤改道至河北平原，這造成了長達80年的社會疾苦，經濟衰退，政治動蕩，環境變化，重塑了中世紀的平原，給北宋政權帶來了巨大挑戰。

1048年黃河突然之間改道進入河北的中部，一直流到今天的天津，又於1128年改道到了南方。這兩個突發自然環境事件在張玲看來像一齣戲劇，讓人震驚、無法預計，一條河、一個平原、一群人、一個政權，他們都是這齣戲裡面的各個角色。張玲在書中，用不同於一般歷史著作的嚴肅筆觸的文學性方式，記敘了包括「非人」角色在內的角色們是如何遇見對方、認識對方、展開衝突與鬥爭的。

在這部書的標題中，張玲把河流、平原、政權用逗號隔開，她把三者放在平等的層面來對待，每一個都是環境主體，也是歷史主體，而傳統的環境史在過去的幾十年都是以人為主，研究歷史上自然環境的構造，人類社會如何看待自然，以及人類如何根據對環境的認知來改造自然。「歷史的主體這裡面就有一個哲學的思考，是不是只有人才能創造及書寫歷史？」張玲認為，黃河80年的兩次改道，是黃河本身以及河北平原在創造歷史，「我覺得把它們和人的社會平等對待非常有意思。」

| 一條搖擺的黃河，拖垮了北宋

在這部著作中，河流與政權的互動是重要的內容。不少讀者看過書後有一個困惑：黃河如此強大，無論政府怎麼做都會改道。張玲在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時強調，自己書中的論點是「不是黃河會不會泛濫，而是在黃河必然會改道的無可奈何的狀態下，決策者如何作出相對有利的決定」。

在書中，北宋政府面臨巨大的環境壓力以及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軍事壓力，決定讓黃河往北改道。同時，北宋的都城東京在今日的河南開封，當時黃河經常性地向南改道，危及政權核心地區，政府認為讓黃河向北改道對帝國穩定的影響相對減少。然而，政府對黃河的大量干預，讓政府捲入無止境的與環境的鬥爭中。

「突然之間，經常泛濫的黃河以及深受重大災害的河北，它們變成了一個黑洞。」張玲說，年年月月，大量糧食從南方輸向北方，全國財政被徵收後送到北方，大量樹木、竹林、稻草、麥稈被用於應對黃河泛濫，全國的勞動力和壯丁都被投入到河北修黃河，給北宋政權帶來了無止境的財政負擔和社會壓力。

「後來政府發現雖說讓黃河改道到河北似乎是一個有利的決策，比黃河往南衝進開封要好很多，但從長遠來看，這個環境解決方案自己又變成了一個問題。」張玲筆下的北宋政權，雖然在中世紀處於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但是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為北方地區的環境災害輸送了大量資源，北宋最終被黃河改道的決策拖垮。

受黃河影響的河北地區包括北方邊防線上的雄州，即現在的雄安。張玲表示，北宋政府花了很大精力把雄州改造成一個軍事重鎮以抵禦北方契丹遼朝的軍事力量，政府連通湖泊、挖掘壕溝水池，把水體聯繫起來，建立水長城以防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然而，大量水源的注入加上低洼的地勢導致長期積水、土地鹽鹼化、土壤質量下降等各種長期問題。

張玲認為，要完全理解今天的社會，必須要回到歷史進程去，不能只從過去十幾年裡找原因。

「如果你以人為中心來寫歷史，宋代的人早就不在了，可是從環境的角度，從幾百年來看事情，突然之間21世紀和宋朝距離就不是那麼遠了，這就是歷史環境學家給歷史研究帶來的貢獻。」

| 研究「小眾」古代史，終被主流認可

在環境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張玲目前在美國波士頓學院擔任副教授。除了教授環境史以外，她還開設有通史、食物史、秦始皇等課程。在波士頓學院歷史系的40名教授中，她是僅有的兩名來自的教授之一，也是唯一一名研究現代以前歷史的教授。

如何在講台上，同十八九歲、對亞洲文化幾乎沒有任何了解的美國學生交流，告訴他們古代史的意義，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張玲表示，這對於現當代歷史的教授來說相對容易，由於學生都知道21世紀是崛起的世紀，、亞洲很重要，「但是說明為什麼要學習古代的文化、歷史，唐宋明清歷史，這是有相當難度的，的確花了我很長時間。」

▼張玲

同美國高校畢業的博士們相比，在英國完成學業的張玲雖然在做學術研究上有著相當的經驗，但是在進入波士頓學院前從未有過教學助理和開課的經驗，這讓她一開始擔心當老師是一場「災難」。第一年學期期末，她得到的學生評估反饋是全系最糟糕的，於是她去學校的教學中心請教專家，學習活躍課堂、和學生建立感情，逐漸開始在教學上得心應手起來。在她的史課上，她針對學生的興趣為他們準備素材，比如，很多學生對古代女性的地位較低這個話題感興趣，她會讓學生閱讀詩經里的篇章，《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或者蒲松齡小說中聶小倩的故事，「當然，是英文的。」張玲說。

作為研究較為「小眾」的古代史，又是非英語母語的學者，張玲在聽說出版社投了美國環境史學會最佳圖書獎后並沒有很期待。「雖然說我對這本書花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覺得應該能夠更好，所以我並沒有覺得作為一個外國作家，我的第一本書能夠獲獎。」雖然已經用英文寫作了十幾年，但張玲坦言，完成這本書絕非易事，如何讓語言看起來像英語寫作、感覺自然，內在邏輯如何把握，辭彙是否精準，對於一個外國人非常困難。

張玲表示，非西方的學者、非西方的地域研究、非英語為主導的環境、非近現代的學者，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建樹和方法。此前獲得這一獎項的作者母語都是英語，寫作的主題基本以歐美為主，關注的時段以工業革命以來的近現代居多。張玲說：「能夠得到這個獎的確是個殊榮，以美國史為主導的環境史學界，能夠認可一個外國作家寫的中古時期的歷史，能夠願意接受我的研究，把我的研究引入主流，這是一件讓我深受鼓舞的事情。」

▼張玲

對 話

北青報：寫人的歷史是很容易理解的，人可以思考可以對話，河流為什麼可以被當做歷史的主體來描述？

張玲：這說到底是一些哲學問題，什麼是有生命的，什麼樣的思考是思考，是不是人的思考可以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思考方式。無機物，比如一條河流、一座山、一塊石頭，沒有人的智力和思考，它怎麼樣可以做事情，石頭似乎是就在那裡永遠不變的。但是我們在做研究寫文章時，如果我們的出發點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話，我們會把我們的意志我們對人、生命、行為的定義強加在別的物體上。

最近前沿的環境史最大的要求以及挑戰是我們怎麼樣寫未必是人為中心的環境史，因為無數個世紀以來，一直什麼事情就是以人為中心，所以我們會大量、無限制剝削其他生物，耗盡自然資源，導致環境惡化，這正是基於我們從哲學上的認知——人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如果不把人從世界中心的位置搬開的話，我們沒有辦法真正對過去歷史上以及現在的行為承擔責任，我們要做環境研究是必須要檢討我們以人為中心的這種世界觀以及價值觀。

北青報：美國環境史學會最佳環境史圖書獎的目的在於用歷史來提高人們對於當下問題的關注。您希望北宋黃河的「戲劇」能夠引起人們目前對哪些問題的關注？

張玲：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本書寫的是發生在幾乎1000年之前的時期，不能把過去的歷史上的事件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直接套用在現代，必須要批判性地看待。但是確實也有啟發和教訓，第一是我覺得人從個體人的人，到群體、人的機構，常常會有過度膨脹的自信心，比如說，在我書里寫的是通過改造自然環境來獲取經濟政治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社會以及人類機構有時候會作出一些決策，不僅是以環境的犧牲為代價，而且是以那些邊緣弱勢群體的犧牲為代價。

第二是歷史常常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我們經常覺得我們作出一個決定在當時看來對某些人是有利的，或者說對絕大部分的大眾是有利的，但是把它放在歷史上看，當時這些有理由的決策導致了不可預測的災難性的後果，這跟前面那一點也是相關的。我們自信心常常過度膨脹，認為只要我們的意圖是善良的，我們的科學技術是到了這個高水平的，我們作出了決策能夠控制，但是這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一個表徵。

北青報：得獎之後，您生活有什麼變化嗎？周圍的學生、同事怎麼說？

張玲：我覺得作為一個外國人來說，在一個異域生活，就算你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工作上相對成功，各個方面看起來相對完滿，但是畢竟大家很難了解你真正是誰，你有什麼價值，因為文化的差別，交流上總是有一些隔閡。所以我覺得獲這個獎帶來的影響是大家發現我有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貢獻給這個主流社會，我作為一個外國學者生活在美國，能夠把我自己表達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夠進行深入交流。

文/趙婧姝

編輯/張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