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後，人們如何講述俄國革命？| 政見CNPolitics

圖片來源：電影《再見列寧》劇照

摘要我們這個時代不喜歡革命的理念……在我看來，我們對於俄國革命和內戰了解越來越多的同時，在某些關鍵方面對於 1917 年革命理想的理解、更不用說共鳴的能力卻大大衰退了。

作者：

編輯：Catherine

美編：黃山

我們在緬懷什麼？

對於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來說，在他出生那年發生的俄國革命是 20 世紀的核心歷史事件。其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遠比一個世紀前的法國革命 「意義深遠，波及全球」：在列寧回到彼得格勒（聖彼得堡）的芬蘭火車站之後僅過了三、四十年，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已經生活在由革命直接衍生的政權和列寧式的組織模型——共產黨領導的政體下。在 1991 年前，即便不是在像霍布斯鮑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歷史學家中，這也是一個相當標準的觀點。但霍布斯鮑姆在 90 年代早期完成他的作品后解釋道：他所寫的歷史是從 1914 到 1991 年 「縮短」 的二十世紀歷史，那個由俄國革命所塑造的世界在 「20 世紀 80 年代已經分崩離析」 ，而取代它的后 20 世紀世界的輪廓仍不為人所知。俄國革命的歷史地位，20 年前的霍布斯鮑姆不清楚，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也沒有給出答案。1991 年前曾生活在蘇維埃體制下的 「世界人口三分之一」 現已大幅萎縮。到 2017 年革命一百周年，共產主義國家的數目已寥寥無幾，共產主義在的現狀模稜兩可，只有朝鮮依舊堅守著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教條。

《俄國革命》的作者 Sheila Fitzpatrick 在莫斯科，1969。圖片來源：The History Vault

失敗的滋味是苦澀的，一百年後，歷史學家們看待革命的眼光也難免因蘇聯解體而蒙上一層陰影，堅決維護革命現存意義的學者少之又少，大部分人持有的是惋惜的語氣。代表這種新共識的學者托尼·布倫頓（Tony Brenton）將十月革命稱為 「歷史上的一大死胡同，如同印加帝國」。此外，革命被剝去了過去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宏偉，露出了其作為偶然性的一面。誰還記得過去人們如何熱情地討論革命是不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如今工人已被推下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與帝國邊境的非俄羅斯族人。社會主義就更不要說了，那如同海市蜃樓般遙不可及。如果說俄國革命給人們上了一課，那便是革命往往會讓事情更糟，特別是走向斯大林主義的俄國革命。

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這種共識的一份子，但我並不願盲從。我在自己那部 1982 年初版，今年即將推出修訂版的《俄國革命》一書中，冷靜地看待了工人革命以及歷史必然性，書中也特別提出超越政治鬥爭的觀點（提醒你們，我作品初版時正值冷戰時期，政治鬥爭依然存在）。我並非一個熱衷革命的人，可不該有人熱衷於此嗎？

這個人就是柴納·米耶維（China Mieville），他是著名的支持左派的科幻作家，米耶維本人對自己作品的描述是 「怪異」。米耶維並非歷史學家出身，但無疑在歷史上下足了功夫。他筆下的十月革命絲毫不讓人感到怪異，反倒構思精緻，出奇地動人。他想為支持革命，特別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人們創作一個激動人心的 1917 年的故事，在這一點上他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米耶維與其他人一樣，不得不承認革命以淚水告終。由於當時各地革命的失敗以及俄國革命的早熟，歷史的結果就是 「斯大林主義——一個充滿妄想、殘忍、謀殺和低俗的警察國家」。但米耶維並未因此放棄對革命的希望，儘管他所表達的希望非常有限。他寫道，世界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值得慶祝，因為 「世界改變過一次，便可能有下次」。「自由的昏暗之光」 僅停留了片刻。 「期待的是日出，卻以日落收場」。但俄國革命本可以以另一種方式結束，「如果革命事業未竟，便有待我們來完成。」

英國科幻作家 China Mieville 和他的新書《十月》

在革命主題寫作的作者中，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是唯一一位承認自己對革命仍有感情的歷史學專家。無可否認，革命理想主義以及向未知的大膽邁進通常會導致硬著陸，但斯坦伯格寫道，「我承認這令人難過。所以我敬佩那些依然邁出革命步伐的人。」 他對 1917 年 「真實經歷」 的研究是近期出版的最有新意的作品之一，書中大量採用當時大眾媒體材料以及第一人稱的報道。但即便是斯坦伯格，也放棄了早年對工人問題的興趣，轉向其他社會 「空間」 ：女性、農民、帝國以及 「街頭政治」 。

十月革命的必然與偶然

為了理解當今學界對俄國革命的共識，我們需要回顧一些曾經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特別是對 「必然性」 的爭論。對於斯坦伯格而言，「必然性」 並不是個難題，因為他自下而上的觀察讓作品充滿意料之外的元素。但其他作者想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們，結局絕非一成不變，事情的走向總有其他可能。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他清晰、紮實、全面的歷史著作中寫道：「要提前預見沙皇獨裁統治結束，甚至是臨時政府的倒台都是不可能的。」 肖恩·邁克米金（Sean McMeekin）贊同這一觀點，他強調， 「1917 年的一系列事件充滿了其他的可能和被錯過的機會。」 同時，他也向論敵表明：這些事件遠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誕生的充滿末世論意味的 「階級鬥爭」 所能解釋的。也就是說，西馬主義者和蘇聯馬克思主義者都錯了。

《歷史必然性？》是一部論文集，它用一系列對革命關鍵節點進行 「如果……，會怎麼樣」 式的研究來回答必然性的問題。序言中，托尼·布倫頓（Tony Brenton）問道：「事情的結局有可能不同嗎？如果某些決定變了，如果發生了某起偶然事件，如果某顆子彈打中了而非射偏了，這些事件是否會影響俄國，進而影響歐洲和世界的歷史進程呢？」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寫道：「相信歷史的進程具有必然性，這是一種致命的想法。」 他無疑代表了這部選集中大部分作者的觀點。當然，這些作者承認，偶然性在二月與十月的兩場革命中扮演了比之後俄國通往恐怖獨裁之路中更重要的角色。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那本被廣泛閱讀的《人民的悲劇》（1996）中用一篇生動的文章說明了，如果喬裝打扮的列寧沒能在 1917 年 10 月 24 日混入蘇維埃代表大會，「歷史將會被改寫。」

列寧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圖片來源：Alternate History Wiki

關於蘇聯歷史有許多充滿政治意味的爭論。首先，舊制度的滅亡及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否具有必然性？這箇舊蘇維埃的信條，在過去被西方，尤其是是流亡的蘇聯歷史學家們所激烈爭論。他們認為一戰打斷了沙皇俄國現代化和自由化的進程，使國家陷入混亂狀態，令之前不被看好的布爾什維克有了勝利的可能（列寧，在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認為這種對俄國在 1914 年處境的看法是 「非常明智的」）。在過去蘇聯問題學者爭論革命問題的語境下，提出必然性不僅會被解釋為認同馬克思主義，還會被視為支持蘇聯，因為歷史必然性意味著蘇聯政權的 「合法性」 。相反，冷戰語境下承認偶然性則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有一個令人疑惑的例外，那就是在革命催生斯大林主義的問題上，偶然性受到了質疑。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極權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菲格斯也持此觀點：雖然偶然性在 1917 年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 「從十月起義，到布爾什維克專政的建立，再到紅色恐怖和內戰，蘇維埃政權的演化是有歷史必然性可循的。」

作為 「如果……會怎麼樣？」 一派的反對者，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J. Evans）認為, 「現實中，反事實的假設算得上是右派的專利」，他們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攻擊的靶子。伊文思對於布倫頓編纂的論文集的批評未必準確。但不可否認，論文集的作者包括了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內的右翼歷史學家，卻沒有包括任何一位美國主流社會歷史學家——他們對於如何書寫上世紀 70 年代歷史有著尖銳的分歧。布倫頓自己曾出任外交官，他在《歷史的必然性？》一書的結尾寫道：「我們確實欠革命犧牲者一個交代，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是否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從中可以看出外交官試圖在真實世界中解決問題的習性，而不像歷史學家那樣習慣於分析問題。

上世紀 80 年代，派普斯曾在里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蘇聯問題專家，他在 90 年代的一部作品中強烈譴責了布爾什維克奪權的非正當性。他的觀點不僅針對蘇維埃，還有美國內外的修正主義學者們，特別是一群年輕的對於勞工歷史有著特殊興趣的社會歷史學家。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這群學者反對將十月革命歸類為 「政變」，在他們看來，在 1917 年 6 月到 10 月這段至關重要的日子裡，布爾什維克黨人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來自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支持。 1917 年修正主義學者們的研究是紮實嚴謹的，這得益於當時剛建立的官方性質的英美學生交流項目。這讓他們接觸到許多蘇聯檔案，做出受到學界高度認可的研究。但在派普斯眼裡，他們是被蘇聯利用的工具。派普斯對於這些學者的工作的厭惡，使他不顧學術常規，在參考文獻目錄中無視他們的存在。

20 世紀 70 年代，學者們對研究俄國的工人階級倍感興趣。這並不僅是因為當時社會歷史學以及作為其分支的勞工歷史正在學界盛行，也離不開這一研究對象背後的政治意涵：當時的布爾什維克是否真正得到了工人階級的支持，並像他們自稱的那樣代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派普斯所輕視的西方對於俄國社會及勞工歷史的修正主義研究，關注的正是工人們的階級意識，並考察其是否具有革命性，而研究者中不乏馬克思主義者。（我的寫作強調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而忽略了階級意識，卻也惹惱了非馬克思主義一翼的其他修正主義學者們。）

為革命一百周年撰文的學者們的個人學術史也值得一提。史密斯的第一部作品《紅色彼得格勒》（1983），研究角度正是勞工歷史。而作為一名英國學者，他並未受美國學界爭論的影響。他的著作充滿了審慎小心，沒有任何政治偏向之嫌。他後來寫了一部精彩的但未能得到足夠重視的著作《俄國和的革命和人民：一部比較歷史》（2008），書中繼續將工人與勞工運動作為中心主題。斯坦伯格是繼史密斯之後的新一代美國學者，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是關於工人階級的覺醒，名為《無產階級的想象》。在此書出版的 2012 年，社會歷史學界已完成 「文化轉向」，重心由社會經濟這類 「硬」 數據轉向對主觀性的強調。這部作品大概是是有關俄國革命的作品中致以工人階級的最後一次喝彩了。派普斯則完全否定階級意識的觀點，認為俄國革命只能從政治角度來解釋。菲格斯在他頗具影響力的《人民的悲劇》中更關注社會而非政治，他極力淡化了 「覺醒的」 工人階級的作用，更側重於對流氓無產階級在街頭的憤怒與破壞行為的描述。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新書中，一反常態地對工人問題保持了緘默，但街頭犯罪卻進入了他們的研究視線。

邁克米金是上述學者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決心寫一部反馬克思主義的 「新歷史」。書中效仿派普斯，但也不乏自己的特點。他開列了一份龐大的 「引用或有參考價值」 的參考書目，目錄中排除了除菲格斯以外的所有社會歷史學著作，包括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早期作品，以及我自己的《俄國革命》（倒是在目錄第 xii 頁，我的作品被引用為受馬克思主義及蘇維埃影響的作品的例子）。可以說邁克米金無需閱讀社會歷史學作品，因為他的《俄國革命》和早期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政治、外交、軍事以及國際經濟這些要素。他參閱了多國檔案資料，書中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內容，特別是經濟部分。邁克米金認為 「馬克思主義式的非妥協社會主義（Marxist-style maximalist socialism）」 對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真實威脅，則顯示出一股右翼的偏執。他雖未把整個革命——從 1917 年 4 月列寧登上德國開往俄國的火車到 1922 年與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稱作是一場德國人的陰謀，但他的文字中或多或少暗含此意。

列寧回國所乘的火車車頭。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俄國革命到底是什麼？

學者們對革命歷史結束點的選擇也體現了他們對於革命 「究竟是什麼」 的假定。對於邁克米金，革命結束點自然是《拉巴洛條約》的簽署。對於米耶維，結束點是 1917 年 10 月（革命大獲全勝）。對於斯坦伯格，結束點是 1921 年（如你們所猜想的，內戰的勝利不過是個開放式的結局，革命事業仍未完成）。對於史密斯，結束點則是 1928 年。史密斯的選擇從敘事來講有些尷尬，因為這意味著書中用了整整兩個章節描述 1920 新經濟政策下革命的停滯來作為結尾，而新經濟政策不過是內戰時期最終目標的倒退，乃當時經濟崩潰的形勢所迫。新經濟政策本可以成為俄國革命的最終成果，但斯大林的到來改變了這種可能性。儘管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兩章和書中其他部分一樣思考深刻、研究紮實，但以新經濟政策作為革命的結局，相比鏘然一聲帶給人更多的是感傷。

這也讓我們轉而思考關於蘇維埃歷史的另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俄國／列寧革命到斯大林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本質上的連續性，還是這二者在 1928 年左右就發生了根本上的斷裂。我的《俄國革命》中包括了 30 年代初斯大林 「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包括了 30 年代末的大清洗，但許多反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無法接受我的這種劃分（毫不奇怪，米耶維在文獻註釋中稱這種劃分 「有用……但執著於由列寧導致斯大林這一 '必然主義' 觀點並沒有說服力）。史密斯一派的社會歷史學家基本與米耶維同感，他們的出發點之一是維護革命純潔性，使其不受斯大林主義的玷污。但在書中，史密斯並沒有明確與斯大林劃清界限。他指出，斯大林顯然把自己看作是列寧主義者，但如果列寧還活著，一定不會像斯大林那樣殘暴。斯大林 1928 到 31 年的 「大轉向」 運動 「 完全當得起 『革命』 一詞，因為它比十月革命更深刻地改變了經濟、社會關係以及文化模式」。此外，這也顯示出 「革命的能量」 未盡。不過，按照史密斯的立場，這只是俄國革命的後記，而並非革命的內在組成部分。

列寧與斯大林。圖片來源：Historical Wallpapers

秉筆公正是史密斯這部力作的的特點，我依然擔心自己不能恰如其分的描述它許多其他的優點。這部作品（以及其他在俄國革命 100 周年出版的作品）唯一困擾我的是，除了出版社的委託之外，還有什麼原因驅使作者寫這本書。史密斯在最近的一場俄國革命專題研討會上指出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這個時代不喜歡革命的理念……在我看來，我們對於俄國革命和內戰了解越來越多的同時，在某些關鍵方面對於 1917 年革命理想的理解、更不用說共鳴的能力卻大大衰退了。」 其他與會者也表達了類似的失望，俄羅斯歷史學家鮑里斯·科洛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指出，回到 70 年代的列寧格勒，能夠發現俄國革命的真相對他來說無比重要，而現在，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沒什麼興趣了。 儘管史密斯在《革命中的俄國》一書中的第一頁就寫道 ：「1917 年 10 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這一革命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依然（儘管微弱的）存在。」 但斯坦伯格還是悲觀地問道：「我有時想，現在還有誰關心俄國革命呢？」

為什麼今天的我們還要思考俄國革命？

20 世紀 70 年代由冷戰激發了對 1917 年革命的激烈討論，並在隨後的幾十年內保持熱度。如今，俄國革命的話題已被學界冷落多時。帝國晚期曾被稱為 「革命前夜」，學界對於其興趣僅在於它引發了後來的革命。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這種情況開始轉變，俄羅斯的社會史與文化史學家們開始考察那些並非必然導向革命的有趣的話題，包括犯罪、大眾文學和教會。1991 年蘇聯解體，革命隨之枯萎為歷史話題，革命背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顯露其對俄國的影響，而此前與之相關研究少之又少。同時，非俄羅斯族的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也將帝國及其邊疆問題擺到了世人眼前（參見史密斯著作的副標題 「危機中的帝國」，以及斯坦伯格著作的章節名 「超越帝國」 ）。

20 世紀 60 年代，對於 E·H·卡爾和·他的論敵萊昂納多·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來說，俄國革命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對於夏皮羅來說，革命的重要性在於它給俄國帶來了另一個專制政權，這將對自由世界造成威脅；而對於卡爾來說，革命的重要性在於開創了中央集權的國家計劃經濟，它預示了未來的可能性。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我那時的結論是，雖然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有托洛斯基及其他眾多學者認為的 「背叛」，但蘇聯仍取得了許多經濟及文化領域的現代化成就，尤其是 30 年代由國家支持的快速工業化。霍布斯鮑姆以更寬廣的視角表達了相似的看法：「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基本上成了一種落後國家轉變為先進國家的計劃模式。」 我認為蘇聯實現了現代化這一觀點依然正確，儘管它在經濟方面的現代化早已不那麼「現代」。在一個注重保護環境的時代，還有誰會關心建設煙囪林立的工業呢？

蘇聯電影短片《鑄鐵》截圖

布倫頓對於俄國革命自信的總結有著類似於 「自由市場」 的那種洋洋自得，可能會像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樣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但他的結論卻反映出目前關於俄國革命的一種負面的裁決：

「俄國革命告訴我們哪些東西是行不通的。很難預見馬克思主義再有回歸之日。革命檢驗了作為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並發現它是錯的。無產階級專政帶來的不是共產主義烏托邦，而是更多的獨裁。馬克思主義給經濟治理開的處方同樣行不通。現今沒有哪位嚴肅的經濟學家會認為完全的國有化能帶來繁榮……俄國革命至少告訴我們，就經濟方面而言，市場遠比政府有效。 1991 之後，放棄社會主義成為大勢。」

布倫頓補充道，如果俄國革命留下了什麼成果的話，大概就是。史密斯更為謹慎地作出了類似的判斷：

「蘇聯模式有助於擴大工業生產，增強國防，但無力與資本主義抗衡，特別是當後者轉化為密集化生產模式和 『消費型資本主義』 之後 。從這個方面來說，在共產黨領導下，躋身為世界經濟與政治的領先勢力，是要遠比其廣泛效仿其模式的那個政權更令人敬佩的。隨著 21 世紀的推進，似乎革命才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革命。」

而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依然不清楚該如何看待這場革命，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紀念它。其需要思考的是：「俄國革命」 這個招牌已岌岌可危。也許革命第二個 100 年後，俄羅斯能找到一個挽救革命遺產的方法。畢竟，在 20 世紀世界歷史中丟失一章是對於任何一個愛國主義政權來說都是不容忽視的危險。對於西方世界（假設在下個世紀，「俄羅斯」 與 「西方」 這種不倒的區分依然存在）革命的意義也註定有所不同。無論我們多麼不願承認，歷史學家的判斷反映的總是當前，那麼歷史學家對俄國革命的歉意和貶低也僅僅反映了蘇聯解體短期內帶來的影響。到了 2117 年，誰知道人們會怎麼想呢？

原文鏈接：

https://www.lrb.co.uk/v39/n07/sheila-fitzpatrick/whats-left?nsukey=4R5cwuMFgbobtmRAMqOn3HSyFXSNJXxlwXuPCB4mk%2FnJ2np2iu2yBHxGzYQMYLzeIFVqHMxZa%2F%2B5VCWlaEMVxKeBun%2FGIZuv1LJ%2Bu7l5TSdM6JQSt2%2FK8k1QxZYXUfj0L3FV%2B7QxW1aNt8yikgPBfFl39Z4%2B7G%2F4uiXisDs9qAe2iYyxHhoCC6eUms2WIpah&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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