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流亡理想家：容閎、康有為和孫逸仙

撰文：黃宇和

翻譯：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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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清政府認為即便是在外流亡，容閎、康有為和孫逸仙這三個人都是危險分子。 然而，根據懸賞人頭的價格，人們也不能斷定他們「異常危險」。

首先，大多數人認為孫逸仙1895年在廣州的起義謀划是不切實際的。當時孫逸仙的目標是：讓廣州這個重要城市作為對清政府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基地。 但是，不論是他個人和同僚的領導力，還是他擁躉者們的水平和層次能否取得成功都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即便他成功成為了總統，由於完全缺乏軍事訓練和經驗，他能否在省級駐軍的反擊下生存，也是令人懷疑的。

一年後，孫逸仙在倫敦被綁架似乎並沒有減少他的幼稚和天真。相反，英國政府對他的憐憫更助長了他的理想，而這也是他發起廣州起義的基本前提之一。出於對英國政府不切實際的期待，他公開要求英國政府採取「善意的中立」。事實上他並沒有意識到，英國政府對待綁架案的憤怒僅僅是因為綁架案違反了倫敦的法律。當然這並不是要去否認公眾對東方專制政府受害者的關注。

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孫逸仙這期間只是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請求——回到香港的權利」，而這是1895年廣州起義之後他所不被允許的。然而，在英國首相索茲柏瑞正式將孫逸仙從使館營救出來后，他便向大使保證，英國政府將「依法阻止任何反對政府的人利用英國領土進行謀反」。另外，他還給港督寄去了說明，要求他「繼續密切關注任何嫌疑人士的謀反舉動，並在轄區內盡最大可能預見和挫敗任何反對政府的革命企圖。」

顯然，孫逸仙在1896年10月27日－1897年2月4日期間，頻繁去攝政公園阿爾伯特路12號訪問埃德溫·柯林斯先生、並與他起草請求「英國善意的中立」的舉動，只是為他在英國外交部贏得了「空想家」的名號。雖然在廣州起義中，這一空想成真了，但即便英國政策制定者認可了孫逸仙所宣稱的終極目的，他們也不會冒險支持這樣「一匹黑馬」。

如果說「請求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的發表帶來了事與願違的效果，那麼此前孫逸仙寫的另一部作品《倫敦蒙難記》則為他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群有影響力的日本人，當時正在尋求以為可以合作的「英雄」，共同為全亞洲的自由事業努力。甚至他還在倫敦期間，就和Marquis Tokugawa Yorinori的隨行人員，尤其是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比較熟悉了。顯然，這些日本人因倫敦綁架事件知道了孫逸仙。孫逸仙把《倫敦蒙難記》送給了這些朋友，而他們則寫信將孫逸仙介紹給了日本國內的高層。很難判斷這些信件多大程度上幫到了孫逸仙，因為在這些信件產生效果之前，他的好朋友陳少白就已經把《倫敦蒙難記》給前武士宮崎寅藏（Miyazaki Torazo）看了，後者被比做拜仁和拉法耶。因此，當孫逸仙1897年從倫敦經由加拿大抵達日本時，宮崎寅藏很快就去拜訪了他。兩位用紙筆交流，到最後宮崎寅藏完全「被征服」。因此，孫逸仙被提供了住處和各種所需，他也得以儘快學習了日文。

在日本，孫逸仙目睹了康有為1898年促成的「百日維新」。

很少人質疑變革的必要。當康有為在創辦三年的新聞報刊上系統闡述變革需要之時，即便是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Nicholas O』Conor）也表達了支持。毫無疑問，1898年康有為的建議中有一些「幻想」，然而大多數都不現實，連康有為自己都不一定認可。因為當北京發生政變后，康有為在抵達上海后仍然滿嘴的「無稽之談」，英國領事直接叫他「空想家」。另外，英國使館費盡周折幫助康有為逃亡香港，進一步助長了康有為並沒有保障的「自負」。因此，當一年前就和孫逸仙示好的宮崎寅藏在香港見到康有為，並有意促成康有為和孫逸仙建立聯盟時，康有為立刻拒絕了。

康有為和孫逸仙結盟產生的能量將是巨大的，日本高層決意「改變歷史進程」。康有為最得意的弟子梁啟超，正在天津的日本領館尋求庇護，沒多久他便乘坐日本炮艦抵達了日本。香港的日本領事隨即勸說康有為同赴日本。然而即便是在日本，康有為也拒絕與孫逸仙見面，也拒絕了孫逸仙的採訪請求。

康有為和孫逸仙在理念上存在根本的差異。例如，康有為雖然想廢黜慈禧太后，但他仍希望保留滿清王朝，而孫逸仙則希望徹底推翻清王朝。問題的關鍵在於康有為忠臣於皇帝，他寄希望於清帝能夠推動改革。然而這一希望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實權在慈禧太後手中。的確，年輕的光緒帝曾試圖以改革的名義從太後手中奪權。然而太后一反擊，光緒帝立刻被軟禁，而康有為則被迫逃走。康有為仍然把光緒帝當作手中王牌，前提是滿清王朝不被推翻。因此，歷史學家們認為，康有為和孫逸仙在推翻慈禧問題上是有可能形成同盟的。然而，康有為自始至終不想和孫逸仙有任何瓜葛。

康有為不計後果地支持光緒帝，他稱光緒帝曾給他一道秘旨命令他舉兵營救。當時只有一個人能證明這道秘旨的真實性，然而這個人也隨光緒帝被軟禁。後來這個人被日本人偷偷帶走，此人稱所謂的秘旨純屬偽造。康有為隨即又稱他在「逃離北京」時燒毀了秘旨，然而日本人不再相信這樣的說辭：因為秘旨根本無法改變一個犯有叛國罪的人的命運，秘旨的公開反倒能讓他成為英雄，至少成為烈士。此外， 如果康有為真的成功逃離，這道秘旨將在募集軍隊和資金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如何，康有為的說法也無法自圓其說。

然而海外的普通人則不會深入思考這些問題。康有為自帶「帝師」光環，海外華人對於他的募資需求有求必應，這使得孫逸仙及其擁護者的聲音被淹沒。孫逸仙的黨派在加拿大、新加坡、夏威夷等地失勢給了康有為。孫逸仙在夏威夷的長兄孫眉曾給予革命黨慷慨的資金支持，此時也轉向了康有為。一年半后的1900年5月，自滿的康有為對香港警察局長表示，「你可以告訴這裡的總統並轉告給英國首相索茲柏瑞，本月末會有大事發生。」他當時是指「唐才常起義」，然而事實上起義推遲到了當年8月才發起。

毫無疑問，康有為認為是自己一手啟發、領導、並募集資金，才使得以復闢為目的起義才得以成形。他的這種觀點受到了他追隨者的認同，至少一名現代歷史學家也這麼認為。孫逸仙也被認為參與了起義，但是多大程度上參與並無定論。另外，容閎被認為積极參与了此次起義。

此次起義的領袖唐才常是湖南人，堅定的維新派，和梁啟超、譚嗣同走的很近。1898年的戊戌政變對唐才常震動很大，他對譚嗣同的喋血深表同情。他跟隨那些逃離到日本的維新派腳步，和康有為共同謀划起義。他還見到了日本的政治家犬養毅（Inukai Ki）, 也就是孫逸仙好朋友宮崎寅藏的導師。

此外，唐才常被引薦給孫逸仙后，對孫逸仙的觀念印象深刻。唐才常欣喜地發現孫逸仙和長江地區秘密會黨有聯絡，而且他們打算積極響應自己推翻滿清王朝的起義。他也看到了孫逸仙和康有為結盟的潛在可能，並打算說服康有為。然而，此時康有為已經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唐才常得等到下一年也就是1899年康有為返回香港時才能見到。然而，和此前很多人一樣，他也無功而返。

唐才常之後又在日本見到了孫逸仙。兩人仔細謀劃了長江地區的起義，兩人此時也意識到孫逸仙與康有為的公開合作是不可能的。權宜之計是唐才常與康有為維持密切聯繫，和孫逸仙各自採取行動達到共同的目的。他們的計劃是，孫逸仙和革命黨在南部的惠州發動起義，與此同時，唐才常在中部的漢口發動起義。孫逸仙對兩人之間的秘密協議很有信心，他把在在漢口俄國順豐茶行任買辦的容星橋介紹給了唐才常，容星橋將對漢口起義提供巨大的物質支援。然而後來隨著起義失敗，容星橋不光丟了全部生意，差點性命不保。

孫逸仙還通過另外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信心。在唐才常回國籌備時，孫逸仙1900年7月去了新加坡，再次試圖與康有為合作，當時康有為在那裡政治避難。也有人指出，孫逸仙此次去新加坡是因為在贏得海外華僑支持上輸給了康有為。但這一說法經不起推敲，處在劣勢的孫逸仙怎麼會相信自己在與康有為的競爭中成功。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應該是，1900年春天義和團進軍北京，這使得唐才常和孫逸仙謀划的自立軍起義迫在眉睫，因此需要更好的合作。

然而康有為還是拒絕了孫逸仙。事後人們會說，孫逸仙應該心知肚明，但是這也從另一角度印證了孫逸仙為了自己的理想進行了不懈追求。

新加坡受阻之後，孫逸仙在日本進行短暫休息之後前往上海，他希望與唐才常更好地合作。然而當他1900年8月28日抵達上海之後，他發現唐才常的籌劃已經被告密，孫逸仙不得不迅速秘密撤離上海。

唐才常的起義計劃如何泄露的？康有為怪罪於秦力山，認為他有違命令在所有人準備好之前率先在大通發動起義。

毫無疑問，康有為是自立軍起義的發起者。他和唐太常在日本商議過起義細節，並任命唐才常為現場指揮官。康有為承諾唐才常，他會把在海外募集的豐厚資金悉數捐贈給自立軍。唐才常非常賣力地招兵買馬，尤其是從長江地區的秘密會黨里招募到不少人員。唐才常兵分五路，打算在五個不同地點於1900年8月9日這天同時發動起義。然而隨著日期的臨近，康有為承諾的資金卻毫無蹤影，唐才常不得已只好將起義日期推遲到8月19日，進而又推遲到8月23日。推遲的決定在最後一秒達成，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通知到所有領導人物。秦力山按原計劃在8月9日發動起義，在苦戰六天之後被鎮壓。秦力山脫險，但是很多人被捕，並在嚴刑逼供下透露了起義的重要信息。在修改後的起義時間前48小時，也就是8月21日傍晚，張之洞逮捕了唐才常和其他幾個起義的重要領導人物，他們都被處決了。

如果康有為如約寄出了承諾的資金，五隊人馬將按照原計劃同時發動起義，就不會出現秦力山在條件不成熟情況下提前起義的情況。因此起義失敗的終極責任應該指向那個密謀起義卻不願把募集到的資金貢獻出來的康有為。

此外，康有為還通過在報紙上闡述保皇來「邀請官方介入」。他曾給督撫劉坤一等人發過電訊，鼓動他們參與起義，而劉坤一就是那個鎮壓秦力山起義的人。起義失敗三個月後，康有為又寫信給劉坤一，鼓動他做起義軍沒有做成的事業。

和康有為、孫逸仙一樣，容閎也參與了唐才常起義，或者說他因為距離現場更近而介入得更深。

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容閎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但他對此在自傳中並未提及。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之後，他在上海的租借尋求庇護，並組織了「議會」，討論當日最重要的問題，尤其是改革方面的。1899年他出於自身安全問題移居香港。他並沒有細說為什麼在上海租借討論時政變得不安全。然而從之後不久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推測出這和他從日本帶回唐才常起義密謀細節有關。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組織了類似於容閎的一個組織，用來募集起義資金。這兩個組織並沒有相互競爭，而是迅速結為同盟。康有為或者孫逸仙很有可能寫信將二者引薦給對方，支持他們合作。如果說在1899年底，容閎已經熟知唐才常的目的，也正因如此打算移居香港，避免起義失敗后受到連累。

這並不是說容閎對於起義不熱心。儘管只是短暫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容閎的英語幾乎完美，他很有可能就是給在上海的英國總領事寫信的人，暗示在皇帝重新掌權之前，全的秘密會黨都不會反對外國勢力介入。這一口吻和唐才常之後在漢口和其他地方發散的傳單類似。這一口吻也和之後康有為寫給北京的英國、德國外交部長的信件一致。

唐才常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在康有為和孫逸仙之間形成聯盟。他自己沒有說服康有為，於是想讓容閎再次勸說。容閎於1900年3月抵達新加坡，但是勸說康有為也沒有成功。但是，他和康有為都給新加坡的英國官員提及，5月底會有大事發生。容閎甚至說的更具體：「如果是起義，英國政府會不會支持？」新加坡英國官員的直接反應是給倫敦發去密電：據革命黨內部人士，近三個月會發生革命活動。前駐華盛頓官員容閎來到新加坡與維新派康有為接洽」。倫敦立即通知的英國代表，讓他們採取措施防止任何動亂導致英國利益受損。

如此看來，容閎和康有為一樣失策了，但容閎更狡猾一點。儘管英國給出了負面的回復，但他在卻宣稱起義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持。

為了贏得精英階層的支持，唐才常主張於1900年7月在上海英租界成立「國會」，這一倡議得到了積極的響應。數百名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國會」正式成立。容閎被選舉為會長，唐才常任總幹事。與此同時為了消除外國勢力的顧慮，他們還打算髮布英文的「宣言」，容閎自然而然被推選為對外宣言的負責人。起義的秘密僅在很小的內部圈子流傳。

容閎是內部人士之一。現代歷史學家研究英文「宣言」之後發現，唐才常和容閎的觀點非常相近。唐才常主要負責具體事務，容閎主要負責對外事務。如果起義成功，容閎將負責更多事情，與歐洲列強談判，為外國和當地媒體提供素材等，總之就是為起義軍隊擔任發言人的工作。然而自立軍最後被鎮壓，容閎也被清政府通緝。

因此，容閎比人們想象地更積極地參與了唐才常起義，也讓自己處於更危險的境地。其次是孫逸仙，如前所述，他冒著生命危險悄悄來到上海，竟不知起義之事已經敗露。至於康有為，根據上海《海外郵報》的報道，他當時也在上海——但這一報道立即被新加坡總統否認，後者稱採取了所有措施確保康有為的「安全和健康」。（本文為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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