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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外星人有什麼義務和責任嗎?|城市

我們對外星人有什麼義務和責任嗎?|城市

Lizzie Wade 是一位科學作者。她是《科學》(Science)雜誌駐拉丁美洲記者,文章也見於《連線》(Wired)和《Slate》。她居住在墨西哥城。

本文AEON授權《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發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關注他們

火星人的星球已死亡,可這不是他們的錯。如果火星人曾經存在的話,那麼它們可能是以微生物的形式,生活在像我們這個星球一樣由大氣層保持溫暖、水道縱橫交錯的世界里。但隨後火星那個大氣層開始消失。這可能是由於某次小行星的撞擊,導致其地心引力不再強到足以留住它,也可能是大氣層就那麼被太陽風逐漸吹散了。原因雖仍未可知,結局卻已清晰:火星的液態水或乾涸、或結成了冰蓋,導致星球上的生命失去了最寶貴的資源。任何火星人都可能是某場席捲整個星球的自然災害的受害者,而他們既無法預見、也無力阻止它的發生。

對克里斯·麥凱伊(Chris McKay)而言,其中的一個道德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應該幫助自己的鄰居。麥凱是 NASA(美國宇航局)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行星科學家。在火星人成批死去時,地球人可能並沒有能力干預(我們自己那時也僅是微生物而已),但數十億年後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補償他們了。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一種為一顆行星升溫的有效途徑,那就是把溫室氣體注入大氣層。在麥凱伊的設想中,不遠的將來,我們停放在火星上的機器就能夠把火星土壤中的碳和氟轉化為含氯氟烴,並且將該物質噴入火星的大氣層,而它的作用就好比高蛋白飲品讓身體變得強壯一樣。麥凱伊在一次採訪中告訴我:「在地球上我們把它稱為污染,在火星上它卻是藥物。」根據他的計算,火星將變得足夠溫暖,從而能在 100 年內維持水中生物和微生物的存在。

把一個死寂的世界變為可居住的實踐,這個過程叫做地球化(terraforming)。在科幻小說中,地球人通常是在毀壞了地球之後,出於佔領其他星球的目的而對它們進行地球化。想想看,在 2002 年的電視劇《螢火蟲》(Firefly)里,人類就是以先行者的姿態對銀河系使用了地球化技術。但麥凱伊所想的和這不是一回事兒。在談及火星時他表示,「與其說是創造,不如說這是一種修復」。兩者間的區別不僅讓該項目變得可能,也讓其符合了倫理:「如果曾經有過火星人,而且他們依然能夠繁衍和存活,那麼在我看來,他們擁有那個星球。」

在地球上,科學家們已經成功復活了被凍結在冰層或掩埋在鹽晶體中長達數百萬年的細菌。因此,已經滅絕了的火星人有可能根本沒有滅絕。麥凱伊認為,能讓火星變暖的話,這顆紅色星球可能就將起死回生。但這必須在地球的干預下才會發生。正如麥凱伊對我解釋的一樣:「我們應該說:『我們能幫助你們。我們能讓水再次出現、能讓氣候變暖,隨後你們便能夠繁衍生息。』」

麥凱伊的地球化設想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我們遇到外星生物時,我們對對方負有怎樣的道德義務。NASA 的科學家們已經公開表示,我們將於 10 至 20 年內(或者只會更早)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發現生命。第一批跡象或許會來自正在火星探測有機化合物的好奇號,也有可能來自某次在木衛二進行的任務——這顆木星的衛星雖被冰雪海洋覆蓋,其中卻可能蘊含豐富的生態系統。此外,從系外行星的大氣層中也可能傳來生命跡象——只要其光譜攜帶只有行星表面的生命才能製造的化學信號(比如說大量氧氣)就行。不管最早發現的外星生命是什麼,我們都會很快和它見面。

我們已經在流行文化中多次排練這一時刻。從《星際迷航》(Star Trek)到《阿凡達》(Avatar),我們對它的編排永遠是一個技術上更先進的文明和一個相對落後文明的相遇,前者會令後者臣服於其意志,而人類可以扮演其中任何一方。類似的故事往往在一個被異常簡化的歷史上描繪而來,不過是對新舊世界的人類相遇故事的一種改寫。當然,此類相遇及其所引發的衝突從來都不像我們今天所說的那樣實力懸殊。如果說西班牙征服者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就在你的面前,而且正在凝視著那一片組成湖城特諾奇提特蘭(Tenochtitlán,今墨西哥城)的人工島嶼,你不妨試試告訴他說,阿茲特克人在科技上是極其落後的。兩個星球的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會和此情形一樣微妙及混亂,對於征服者(或許並不會是我們)而言,在事後改寫事實也同樣輕而易舉。歷史上的種種相遇和交鋒,能讓我們學到很多該怎樣、或不該怎樣去對待「另一方」的經驗,不管是不是在地球上。只是在發現外星生命這一點上,事情的走向並不會如以前一樣。

現實中發現外星生命可能有兩種形式,但它們都不會是不同文明間的文化衝突。第一種是在系外行星的大氣層發現只有地表生命才能製造出的「生物特徵」,比如說氧氣。天文學家已經在掃描這樣的生物特徵,而這種遠距離的發現也是最有可能的接觸形式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需要前往任何地方,甚至不需要派出一個機器人。但其影響將是純理論性的。我們終於知道自己不是孤獨存在的,但也僅此而已。我們不會有能力與對方建立聯繫,更談不上相見了——不說永遠沒有能力,至少也是很長時間內不會有此能力。我們將會針對如何融入一個生物多樣性的宇宙而重啟科學、哲學和宗教的辯論,並讓自己的智力和道德立場以從前無法想象的方式變得更為複雜化。然而,任何倫理問題都只涉及我們自身和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第一次接觸不會是平等雙方間的禮尚往來,而會像是對一個自然資源的發現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太陽系中發現了微生物或其他無意識生命體,那麼相應的物流工作就是我們來承擔了。我們將能夠在一個合理時間範圍內對其進行拜訪(也就是星際旅行),而且我希望我們有此意願。假如我們發現的生命是像植物一樣,它的複雜性將會令我們刮目相看。而最有可能的是,我們發現的會是簡單的單細胞微生物或可能——只說可能——是像海綿動物(sponge,一種水生動物,譯註)和管蟲一樣的東西。那麼,如果見面的話,我們將單方面決定事情將如何發展。

這些都不會消除外星生命發現我們的可能性。但如果 NASA 目前的時間表站得住腳的話,僅僅再需幾十年,另一個文明就能抵達我們這裡,讓我們在自稱「發現者」之前就已經「被發現」了。隨著每一天的流逝,以下假設越來越可能成真:「第一次接觸」不會是平等的雙方在智力或道德上的禮尚往來。它會更像是對一個自然資源的發現,而且是我們或許有能力去開採的一個。它不會是一場相遇,更不會是征服,而會是一場淘金熱。

這就意味著,在付諸實踐之前,我們有必要來定義此類接觸的倫理問題。我們發現的外星生命或許會將我們對生命的定義延伸至極限。我們不會在它們中間看見自己。我們會掙扎著去理解它們的真實性(我們中有誰對深海熱液泉附近一塊岩石上勾著的一條管蟲抱有真切的同情心?)在地球上,人類早已成為主宰這些陌生生物命運的力量,儘管我們幾乎不會去想到它們,甚至直到近期才發現它們中很大一部分的存在。在附近的任何星球上,情況都將如出一轍。我們即將把人類最好和最壞的東西都輸出至太陽系的其他地方,因此,我們最好能在抵達前把自己的責任弄清楚。

2015 年,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San Jose)舉行的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即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會議上,哲學家和科學家們的任務是考量和天體生物學息息相關的社會問題。圓桌上的議題就和這一新興領域一樣多樣。亞利桑那大學的天文學家克里斯·安佩(Chris Impey)談論了即將到來的商業化星際旅行熱潮,把有關企業的任務和 19 世紀美國領土擴張者「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論點聯繫了起來(「昭昭天命」認為美國被賦予了向西擴張至橫跨北美洲大陸的天命,最初為政治標語,后成歷史名詞,譯註。)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阿瑟夫·烏木爾·艾迪諾格魯(Arsev Umur Aydinoglu)則談到了諸如天體生物學等跨學科領域的科學家是怎樣想方設法和 NASA 合作的,而其中的困難在於 NASA 那臭名昭著的不透明性和官僚主義。在理解和我們具有不同歷史的生命這一點上,合成生物學和人工智慧作為類似議題也被多次提及。

但只有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 University)的哲學家莎拉·沃勒(Sara Waller)在發現、所有權和利用的問題上研究得最深,而這些正是我們在地球之外會遇到的問題。她建議聽眾去思考如何決定誰對一片土地擁有所有權:土地是屬於發現者呢,還是發現者所代表的政治或商業機構?還是說像 17 世紀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認為的那樣,屬於「具有生產力的」、將自己的勞動獻於了這片土地的移民?又或者說,屬於最「需要」它的那些物種?那我們又該如何決定此處「需要」一詞的含義呢?而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其宣布主權后,我們又是否能夠令人信賴地擔當起維護它的責任?

沃勒稱,我們在太陽系內遇見無意識生命體的倫理問題可被歸結為一個核心難題。「這是關乎對它的保管和保護呢,還是關乎我們的需要、訴求和慾望?」在地球上,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已經把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最壞的一面給徹底帶了出來。拿黃金來舉例。在尋找追逐黃金的過程中,征服者不是奴役他人去進行挖掘,就是整個兒滅絕了一個又一個社會。加利福尼亞的淘金者為了進入山中,用水炮將其炸開,也就永久性地改變了這個州的地質。今天,為了試圖獲得最後一點黃金並將其在市場回升時售出,南美洲的小規模掘金者正在破壞雨林,並用水銀污染河流。

我們有足夠多的理由相信,在其他星球上有著不計其數我們想要開採的資源,即使那裡的生命形式是微生物——或許,特別是當它們是微生物的情況下。

想想我們利用地球上的微生物做的一切吧:製造和保存食物、治療疾病、處理廢料,等等——這裡只是僅舉幾例。這些都還可以通過開發全新的生命樹而得到加強。試想一下,我們獲取了某種新型抗生素,地球上的細菌永遠無法演化出針對其的抗體;抑或有一些微生物,它們能夠分泌燒起來比石油溫度更高的可再生燃料;或者是我們能做出來的各種奇怪的乳酪!我們發現的外星生命樹越多,合成生物學家的工具包就越將呈指數增長。我們能否做到對毀掉另一個星球這事兒上心?尤其是在沒有任何其他知覺型生命體提出反對意見的時候?

或許資源掠奪留給我們最可怕的教訓是:當親身參與其中時,我們鮮少會往自己臉上貼罪惡的標籤,甚至於,我們都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將會帶來什麼問題。覺悟總是來得晚一些——非得等我們深陷不斷退化的環境中無法自拔時,才會幡然醒悟。而在此之前,不管從生態角度上看,還是從經濟角度上看,資源儼然是免費發放、見者有份的。安佩曾向美國科學促進會提出,眼下,私人企業也開始捲入各種「太空競賽」之中,其中實力強的那些能得到 NASA 的眷顧,直接為它(政府)出力。但是,一旦政府變身成為私人企業的幕後推手,那麼太空旅行——像組織什麼月球豪華假日游啦,舉辦什麼木衛二遠征巡迴賽啦,開採小行星上珍稀礦產啦,在外星球開墾微生物花園啦——就將打破保護和開發之間的平衡。如果嚴格的管控無法落實到位,那麼最終結局將會是一切由利潤說了算。這樣一來,眼下尚處於萌芽狀態的航天產業將搖身一變,成為下一個石油產業,靠著社會的默許、通過破壞環境大肆撈金。

在地球上,規避生態災難於我們而言可謂利益攸關——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從未停止過對化石燃料的揮霍。所以,很難相信我們會對「毀掉另一個星球的生態環境」這事兒上心,尤其是在沒有任何其他知覺型生命體提出反對意見、而我們還能在某種程度上造福地球母星的情況下。

當對象是外星世界時,我們心中的道德天平未必會總是向「保護」的一方傾斜。讓我們再想想那些不會產生抗藥性的抗生素吧。試問,我們真的能按捺得住自己、任由我們的同胞忍受病痛折磨,只為保全遙遠太空里另一個星球的生態環境嗎?如果外星生命真是無知覺的,那我們首先考慮的很可能會是地球同胞的利益。誠然,在我們做道德博弈的時候,往「造福地球同胞」這一項多添一點籌碼似乎也無可厚非。但眼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何種境遇下我們將決定出手染指外星資源?因為如果不加節制,我們很可能會把整個太陽系的生態系統搞得一塌糊塗,最後無功而返。

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的薩拉·沃勒(Sara Waller)認為,在矯枉過正的保護和不加節制的開發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折衷立場。我們可以繼續對外星資源進行研究,看它們能如何應用於地球,但這背後的驅動力不應該是經濟利益,而應該是互相比對、觀照自身的意願。這個觀點與麥凱伊所期待的「火星崛起」(flourishing Mars)有異曲同工之處。「火星地球化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人類提供一個住處,」他解釋道,「而是為『生命』提供一個住處,然後我們人類去研究它、學習它,這才是火星地球化的真正含義。」

火星生物的某些表徵可能會近似於地球生物,它們的存在形式——比如阿米巴變形蟲、細菌,甚至水熊蟲——也很可能為我們所熟知,但它們的起源、進化過程卻很可能跟我們大相徑庭。雖然我們雙方或許都經歷過雷同的歷史演化過程,而且甚至能夠歸屬於同一個大類(電腦;生命體),但我們內在的「編程」始終是迥異的。火星生物的 DNA 中或許存在著跟我們不一樣的化學基礎,有可能它們只需要複製 RNA,甚至也許它們體內的氨基酸從結構上剛好跟我們的反過來。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拿來與我們自身進行比對的對象,誰敢說我們最後不會發現對方身上存在優於我們的地方呢?

從科學角度說,放過對一個全新的生物環境進行研究的機會不但顯得不負責任,而且也不合情理。但有個問題貫穿始終:我們真能相信自己能控制住自己嗎?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確實在地球上有過造福「搶佔」來的地盤的先例:南極。《南極條約》體系(Antarctic Treaty System)簽署於 1959 年,至今仍在發揮效力。它規定,各國有權在南極建立科研基地,數量不限;但任何國家不得對南極提出領土要求和資源佔有要求。(某些國家——如英國和阿根廷——在《南極條約》生效前就已宣告南極作為領土的一部分。該條約未承認亦未否認此類領土要求,但新的領土要求均被禁止。)此外,南極上不允許存在任何軍事行動,這一條款使得美蘇兩國的南極科研站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均得以保全。在前往南極的人員隊伍里,除了科研工作者,還有少數獲資助的藝術家。他們的任務是記錄下人類出征南極過程中的光榮和艱辛,以及展示南極大陸上各種令人震撼的真實。

南極常常被人比喻為外星世界。它所孕育的各種奇特而極端的生命形式,無疑為我們探索外星生命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大量天體生物學研究都是在南極進行的,無論從現實角度看,還是從某種富於詩意的角度分析,這片神秘大陸都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關於外星世界的信息和想象。我們正在前往它、接近它的路上。國際法規禁止任何人向南極「走私」入侵物種,這一原則已被科學家們沿用於外星探索領域:禁止一切地球微生物進入空間探測車或太空探測器。在我們放手探索其他星球上的陌生環境時,南極將成為我們的優秀「指南」。

《南極條約》聲名遠播,它可謂是體現合作與妥協如何共存的一則範例。而該條約之所以能夠實施,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南極大陸自身的特質:登陸南極可謂難上加難,而想在這片極寒大地上定居更是天方夜譚——這個地方實在沒有什麼可讓人青眼相加的。那些被吸引到這兒來的研究人員或旅行者(別說,南極還真是個旅行聖地)看中的無非是它的極端環境。從它身上,我們可以有幸一睹遙遠的木衛二、甚至一個經過改造的火星將會呈現的氣質:高冷而不可接近,只對某些被它的遺世獨立所吸引、自告奮勇前來一探究竟的科研工作者們和各路怪咖們揭下神秘面紗的一角——2007 年,德國導演沃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曾執導一部關於南極大陸的紀錄片,題目叫《在世界盡頭相遇》(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影片由某個藝術家基金會出資拍攝(真希望別的星球上也有這樣的基金會啊),展現的正是這些景象。然而,如果外星世界里到處充斥著讓我們趨之若鶩的好東西,那南極的魅力可能很快會煙消雲散。地球上的芸芸眾生從火星的現狀中並未獲得任何既得利益,別的星際友人也同樣——所以,姑且讓我們玩玩

不過,《南極條約》應該成為一個觸媒,引發國際社會去探討這個問題:在與外星生命接觸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有哪些道德約束?即便把火星、木衛二或者別的哪個生物資源豐富的星球指定為科學保護區、只對經過嚴格審查的科研行為開放,我們還是無從得知這些科學研究將把我們帶往何方,也無法預測它們會對這個星球造成何種影響。有時候,科學研究甚至會淪為一些險惡意圖的擋箭牌。《南極條約》里關於環境保護的條款將在 2048 年進行重審,和阿根廷已經蓄勢待發,準備從開放的南極洲獲利。如果不更新《南極條約》,我們很快將看到這片純潔的大陸被各種採礦業和捕魚業玷污。而即便我們都能嚴格遵守條約規定,結果也未必能時時為我們所控制。比方說,《南極條約》定得雖周全,也未能阻止人為攜帶的外來物種登陸南極,曾經有人把草種帶到了南極,導致現在南極許多區域都被這些草類「殖民」。

當然,科學向來是不可預測的。讓我們再次回到前面「火星地球化」的例子上。一旦我們熱火朝天地揮起斧頭開幹了,最終的結果將沒有人能夠預知。也許遠古火星祖先們會被我們從美夢中吵醒?也許新型生命會誕生?也許我們不小心帶上火星探測車裡的微生物會泛濫成災?也許根本什麼都不會發生——火星蕭索依舊,沉寂依舊?克里斯·麥凱伊認為,不管最終我們迎來的結局如何,它都值得被好好研究一番。地球人從火星的現狀中並未獲得任何既得利益,別的「星際友人」似乎也一樣——所以,姑且讓我們玩玩。畢竟科學實驗這回事說的就是:口袋裡揣上幾個假想,沖著未知一頭撞上去。

某種意義上說,發現外星生命這件事就像一個「奇點」,在它之後,我們周遭的一切都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使我們無法再認清未來。然而有一件事是能夠確信無疑的:我們還將繼續保有人類之軀和人類之心——好壞另計。我們將繼續自私下去、目光短淺下去,但我們體內卻深埋著能夠掀起巨變的能量;我們將在一些時候深思熟慮、謹而慎之,但這不保證我們不會在另一些時候悔得腸子青;我們將竭盡全力奮力前行,然後在走到一半時回心轉意;我們將繼續保持一貫的開拓者和實驗者身份,誓要把太陽系打造成我們的形象。屆時我們是否會對所看到的一切甘之如飴,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只有到那個時候才能揭曉了。

歸根到底,唯一值得深究的那些命題早在我們生而為人的最初就已被不斷地追問:我們自身的需求何時應讓位於旁人的需求?我們如何能讓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好一點兒?一旦發現自己踏上了一條錯路,我們應該怎麼為自己糾偏?如果我們想要搞清楚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到底希望自己何去何從——那麼正視上述問題,並且把外星生命一併考量在內,將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因為我們的決定——和我們的行動——將最終詮釋我們是誰。

翻譯:熊貓譯社 Ariel Yang 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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