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斷交大戲：卡達不是第一出

2017年6月5日，埃及、沙烏地、阿聯酋、巴林四個阿拉伯國家同日宣布和卡達斷交，葉門、利比亞和馬爾地夫也被傳效仿（說法有爭議，因葉門、利比亞處於內戰狀態，馬爾地夫斷交程序「不標準」且不是阿拉伯國家），引起一片嘩然。

其實在中東，這種「扎堆斷交」的大戲已上演過不止一回，此次針對卡達的斷交潮也遠不是最大的一次。

儘管此次針對卡達的外交行動，公認的「盟主」是沙烏地阿拉伯，但率先發難的卻是地跨亞非兩洲的中東大國埃及。但在近40年前那場更大規模的「中東扎堆斷交大戲」中，埃及卻扮演了類似今天卡達的「被集體斷交」角色，而此次行動的「戰友」沙烏地、巴林、阿聯酋，以及「對手」卡達，彼時卻都是「扎堆斷交」的積極分子。

說到這近40年前的一幕，就得從阿以矛盾和中東戰爭說起了。

自二戰結束、尤其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上台以來，埃及一直扮演著阿拉伯世界政治、軍事盟主，和阿拉伯對以色列鬥爭帶頭人的角色，四次中東戰爭，阿方出力最多、犧牲最大的，幾乎一直是埃及。為了「阿拉伯事業」，埃及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原屬自己領地的加沙喪失，本就是自己領土的西奈半島被以色列佔領，既是交通命脈又是穩定財源的蘇伊士運河長期被迫關閉，幾次大規模戰爭不僅讓國土滿目瘡痍，還犧牲了大量國民，付出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沉重代價。

1970年，納賽爾突然逝世，副總統薩達特（Anwar El Sadat）繼任。和一心整合阿拉伯世界的納賽爾不同，薩達特更看重埃及一國的利益，對繼續充當吃力不討好的「阿拉伯反以急先鋒」並不熱衷，但在阿拉伯世界和本國反以勢力的影響、尤其蘇聯「積極援助」承諾的鼓勵下，他仍然率領埃及牽頭打響了被稱作「十月戰爭」的第四次中東戰爭。

應該說，這次戰爭中埃及的表現比前三次要好得多：達成了開戰的突然性，一舉渡過蘇伊士運河，突破以色列精心布置的巴列夫防線，一度收復西奈半島並攻入以占巴勒斯坦土地，更利用蘇聯援助的「薩格爾」反坦克導彈和「薩姆6」防空導彈，讓以色列坦克、飛機遭到慘痛損失。

但以色列在美國幫助下很快站穩腳跟，發動了大規模反擊，更偷越蘇伊士運河，切斷了埃及第三兵團的歸路，迫使阿拉伯世界再次屈辱地簽訂了承認失敗的和約。

這次戰爭讓埃及和美國/以色列都有了新的想法。

美國/以色列方面從十月戰爭中領教了埃及令人刮目相看的軍事潛力，認識到如果始終和埃及為敵，以色列就將永無寧日，美國的中東戰略也將無從著落，反之倘埃及和以色列和好，不但美國的「中東一盤棋」就此盤活，以色列也可在南翼獲得寶貴的穩定，從而心無旁騖地對付巴勒斯坦問題和應付黎巴嫩-敘利亞方向。

而埃及薩達特政府通過此役更透徹地認識到，想依靠武力收復西奈半島難度太大。不僅如此，此次戰爭再次暴露出阿拉伯世界不協調、不團結，尤其二三線的阿拉伯國家（比如沙烏地等六個海灣君主國）「君子動口不動手」、「埃及流血我流淚」的做派，這讓埃及和薩達特覺得「犯不著為渣隊友賣命」。不僅如此，對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薩達特的忍耐也到了極點，戰後重建的援助需要被莫斯科冷淡對待（當時蘇聯戰線太長，客觀上也實在無力填補埃及這個無底洞），對美國/以色列的暗送秋波，也不免心動。

美國卡特Jimmy Carter上台後，和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提出了《阿以和談三目標》（阿拉伯承認以色列，談判達成以色列從1967年開戰後佔領的土地撤軍，確保以色列安全不受威脅、以色列同時尊重耶路撒冷的完整不受分割），並得到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em Begin的贊同，萬斯和卡特先後試圖遊說約旦、敘利亞，但都無功而返，唯獨在埃及得到薩達特的積極回應——後者1977年11月9日在埃及議會公開表示，打算去耶路撒冷並公開發表講話，此言一出，舉世震驚。

1978年8月，萬斯秘密訪問中東，8月8日和埃及、以色列初步達成共識，同意在一個月內召開戴維營協議。

同年9月5-17日，埃及和以色列領導人進行了長達13天的秘密討價還價，幾度近乎崩盤，都被急於事功的卡特拉了回來。9月17日，合稱《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的中東和平框架（A Framework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和平與和解協定框架（A 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公諸於世，後者更是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約（Egypt–Israel Peace Treaty）的先聲。

《戴維營協議》促使埃及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埃及以承諾建立聯合國監督下緩衝區、承認以色列自由通過蒂朗海峽和蘇伊士運河權利等代價，換取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軍，此舉為薩達特贏得了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埃及也就此從蘇聯盟友搖身一變，成了美國盟友。

然而埃及的「叛變」令整個阿拉伯世界炸了鍋：儘管在四次中東戰爭期間，許多阿拉伯國家對埃及等前線國家的流血犧牲支持半心半意，但一旦埃及轉向，它們的怒火卻頃刻而起。同為前線國家的敘利亞和約旦都在歷次中東戰爭中損失慘重（敘利亞丟了戈蘭高地，約旦則丟掉了整個約旦河西岸），對埃及單方面和以色列達成交易十分不滿。在這種憤怒情緒驅使下，阿拉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扎堆斷交」發生了。

1978年11月，阿拉伯國家聯盟第九次首腦大會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召開，或許擔心被「群毆」，埃及並未派代表出席，結果會議成了聲討埃及、抨擊《戴維營協議》的「批鬥大會」，會議結果，當時出席會議的21個成員國（阿爾及利亞、巴林、葛摩、吉布地、伊拉克、約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亞、茅利塔尼亞、摩洛哥、阿曼、卡達、沙烏地、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突尼西亞、阿聯酋、南葉門、北葉門）和巴解組織中，只有蘇丹、阿曼、索馬利亞三國反對與埃及斷交，反對將埃及驅逐出阿拉伯國家聯盟（約旦當時猶豫不決，但抵不過巨大壓力最終妥協，是較晚和埃及斷交的阿拉伯國家），1979年3月26日，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國家聯盟，同年稍晚，非阿拉伯國家伊朗也宣布和埃及斷交，理由除了和阿拉伯國家一樣的「勾結以色列」，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恰逢伊朗伊斯蘭革命，而埃及卻收留了流亡的伊朗前國王巴列維（Mohammed Reza Pahlavi）。

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都為此次「扎堆斷交」付出重大代價：沒有了埃及的阿拉伯世界從此再難對以色列構成整體性威脅，而脫離了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則喪失了其在地緣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薩達特總統更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89年5月23日，阿拉伯國家聯盟恢復了埃及的會員資格，此後斷交諸國陸續和埃及復交，但不論埃及或阿拉伯國家聯盟，在政治、軍事和地緣政治領域，都再未回復昔日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