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造超級大國，卻被國人酷刑處死，無人同情

說到超級大國，同學們應該會想到美國，以及曾經的蘇聯。那麼，在古代群雄並立的時代，有沒有超級大國呢，當然有了，那就是戰國七雄時代武功蓋天下的秦國！雖然楚國和齊國也是超級大國，但他們最終都被秦國消滅。

秦國統一，功在誰呢？很多人會說是秦始皇贏政。沒錯，是贏政最終消滅六國，統一天下。不過，風流杜牧也說了：秦王（贏政）奮六世之餘烈，才成大功。從贏政往上追，昭襄王奠定了秦國統一的基礎，但再往上追，還有惠文王，以及開秦國風氣之先的秦孝公。

可以打住了，秦孝公贏渠梁時代，秦國真正開了天眼，從一個普通的西陲荒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為日後統一奠定堅實基礎。秦孝公多半是因人成事，是因為他用了一個人，才有超級大國的絕世輝煌，這個人就是商鞅。

沒有商鞅那次開天下之先的劃時代變法，就沒有秦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商鞅是秦國成為超級大國的真正開基者。

商鞅變法是古代政治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和王安石變法具有同等的影響力。但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因為反對者自私，絕不會為了讓普通百姓過上好生活，就犧牲自己通過特權獲得的巨額利益。他們弄出所謂《流民圖》，對王安石極力醜化攻擊，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北宋王朝不久也玩完了。而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秦國統治者不自私嗎？不是，他們同樣自私。但當時的秦國的國力正處在一個上升的階段，國家氣勢如日東升，所以心態更為開明，思想更為開放。

秦國為什麼能成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用六國的人才。不管是早期的百里奚（楚）、蹇叔（宋），還是商鞅（衛），范睢（魏），到統一時代的呂不韋（衛人）、李斯（楚）。而六國呢，宰輔皆是王族權貴，拒絕把蛋糕分給出身普通的人才，寧可把寶貴的人才推給敵國，也絕不重用。不要說普通人才，就是王族的旁支遠親也不受重用，束之高閣，自生自滅。

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衛國公子衛鞅同樣找不到未來的出路。從小就苦學法家形名之術的商鞅，滿懷著雄心壯志來到魏國，在有宰相公叔痤的強烈推薦下，魏惠王都不想用商鞅。魏國是當時天下第一大國，最被各界看好，可魏國不用，衛鞅只好西行，去偏遠小國秦國尋找機會。

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梁惠王，並非昏君，而是一代明主。但魏惠王當時已在爭霸天下，形勢看好，沒覺得商鞅是非用不可的。而秦國在位的孝公贏渠梁正有強秦之志，可初創大業的秦國地處偏遠，人才匱乏，急需外國高級人才。此時的秦國患有嚴重的人才饑渴症，只要稍有才華的人，孝公都會重用，更何況衛鞅這等天才呢。

孝公和商鞅，一個求變，一個能變，二人很自然的就「結合」在一起，如同劉備之遇諸葛亮，苻堅之遇王猛。

公元前356年，出任秦國左庶長的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拉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大幕。

變法就意味著要改變過去一成不變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須會遭到相關利益損害方的強烈反對。這些人不會從國家和百姓的角度看待變法，他們只有一條：國弱民窮可以，自己損益受損絕不可以！以甘龍為代表的保守派反對變法，理由是社會各階層對現有的政治行態已經習慣，再進行大的改變，他們未必能接受。甘龍打起「吏民習而安之」的旗號，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絕不是為了百姓著想。

不過，指望百姓一下子就擁有新法也不太現實，其實百姓和既得利益者一樣，都是自私的。他們同樣不會管國家興亡，哪個大王來了不一樣磕頭交稅？商鞅，以及歷代敢於變法者，都是參透了人性。人性貴私不貴公，統治者扔幾塊香噴噴的肉餅，就能讓百姓在歡呼聲中丟掉奮鬥的理想。

於是，那個著名的「立木為信」的故事發生了。商鞅在城南立了一根木頭，出十兩黃金讓百姓搬到北門，無人響應，賞金加到五十斤，才有人試著把木頭搬到了城北，果然得到重金。消息傳開，老百姓這才相信商鞅，願意聽從於商鞅的變法，因為他們能得到好處，而不是出於強國理想。僅從思想和教育上讓老百姓有高一層的見識，是不能成功的，老百姓只認利益。

商鞅變法下的第一個法令是《墾草令》，直白的說，有兩大特點：一是重農抑商。有人說商鞅這麼搞是破壞商品經濟，可要看到的是，當時的秦國根本不具體商品經濟的基礎，農業基礎都太薄弱，商品不豐富，拿什麼搞商品經濟？當然，《墾草令》也有強烈的愚民性質，用行政手段限制農產品的流通，保證國家能徵收到足夠的糧食，足食才能足兵。

《墾草令》第二大特點，就是抑制權貴。在很多變法中，權貴都可以通過特權而避免向國家輸入自己的利益。比如雍正要搞「士人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遭到了士大夫階層的激烈反抗，他們堅定認為「唯上智下愚不移」，老百姓愚蠢，必須交稅；士大夫聰明，可以不交。為什麼士大夫們喜歡北宋趙匡胤而不喜歡周世宗柴榮？就是因為柴榮下令孔子府地也要和百姓一樣交稅，讓士大夫在精神上覺得受辱，嚴重得罪了他們。

商鞅認為權貴們不交稅，還能享受特殊政策的照顧，這是極不公平的。商鞅下令，對權貴的產業課以重稅，老百姓交稅，你們也必須交！不但要交稅，還是服勞役。再大牌的權貴，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樣下地勞動，除了將來要繼位的嫡長子外，沒人可以例外。同時，商鞅還禁止權貴公開收養門客，以防止這些人搞出不聽命於朝廷的政治勢力。權貴們自然不想和泥腿子們一樣，紛紛抗議，但孝公堅定支持商鞅，反抗也沒有用，只能參加勞動。在這些權貴的心中，泥腿子是賤命，就該把勞動成果供他們花天酒地。稍有不順，他們就會聲淚俱下的控訴，說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實際上，所謂不公正的待遇，只不過是讓他們去體會一下老百姓的辛苦，他們就罵商鞅是酷吏。而這些養尊處優的士大夫階層欺凌底層百姓的時候，他們卻認為理所當然，賤民必須接受精英的統治。而當老百姓受苦受難時，他們反而認為賤命死不足惜。

商鞅的變法其實有兩次，還有一次是發生在公元前350年。這次變法是在孝公把國都遷到咸陽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主要變法措施較之前一次變法稍稍放開，即廢掉土地共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關於商鞅是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學術界看法截然相反。但即使沒有土地放權，也有「授田予民」的政策， 允許老百姓耕種土地。以前實行的是奴隸社會經濟制度，土地被朝廷和權貴高度集中，所得利益半點也不分給百姓。而現在允許普通百姓耕種土地，社會活力增強，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商鞅還制定了秦國統一的度量衡，這也是後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基礎。還有就是在行政區劃上聚小都鄉邑為縣，取消了貴族分封制，將全國納於朝廷的統一垂直管理。

秦國因商鞅的變法而受益，一躍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國勢有些像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但是，在變法中受到利益損害的權貴卻恨透了商鞅，比如將來要繼位為秦王的太子贏駟，因為觸犯了新法，而商鞅為了立威，準備處罰贏駟。不過他畢竟是太子，輕易不能動搖國本，商鞅就處罰了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

太子的受罰，讓贏駟等人懷恨在心，一直等待機會對商鞅進行報復。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贏駟即位，就是惠文王。惠文王其實也是個明君，他本人倒對變法也不排斥，他排斥的只是商鞅。而且，商鞅變法成果非常明顯，證明了變法是可持續的，至於商鞅本人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再說，贏駟身邊的權貴是他統治的基礎，不能因為商鞅一個人而得罪一大幫自己人。

在惠文王的授意下，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出逃。不過，商鞅之前制定了法律，禁止客棧收留沒有證明的客人。而商鞅因出逃匆忙也沒有證明，被拒絕入住。最終，商鞅逃無可逃，被抓回秦國。惠文王為報個人私怨，用車裂之刑處死了秦國強大的奠基人商鞅。秦國人並不同情商鞅，因為商鞅的變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損害了各階層的利益，只對秦國有好處。可不管是權貴，還是士大夫，或是普通百姓，都沒有從中得到太多的好處，他們自然討厭商鞅。至於國家強大，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權貴自私，士大夫自私，老百姓同樣自私。

商鞅雖死，商鞅之法未死。秦惠文王繼續實行商鞅的強國之策，歷經數代人的努力，最終由贏政完成了對六國的最後一擊。

《憑欄觀史》特約撰稿人：獨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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