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獨立鬧上聯合國？歷史上是這樣它被吞併的……

一百多年前，東亞文明古國琉球被日本吞併，改置為沖繩縣。「二戰」后，美國佔領沖繩，建立的軍事基地使用至今。近日，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學會發起人之一、沖繩國際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友知政樹日前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表示：今年計劃去瑞士日內瓦，向聯合國遞交一份關於琉球獨立的報告。

我們認為，琉球問題是一個比較沉重、複雜和略微敏感的問題，但學術無禁區，應該正視它，撥開在這個問題上的重重迷霧。琉球擁有燦爛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這裡面既有與等國家友好交往、長期依存的歷史，也有英勇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自決權和自主權的歷史。只有尊重歷史，反省歷史，尊重各地區人民的自主權利，才能維護文化的多樣化和文明之間的和諧共存，才能建設一個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為了使讀者對日本吞併琉球的歷史問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我們選取發布北京大學歷史系宋成有教授的《再議「琉球處分」》一文。本文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因何吞併琉球，琉球君臣如何反應，如何對日展開交涉等基本問題。相信對讀者的認知會有所啟發。

所謂「琉球處分」

所謂「琉球處分」，是日本對明治政府吞併琉球王國的一般表述。日語漢字「處分」的含義主要有兩種：一是「遵照一定的規則加以處理」，即通常的「處分」、「處理」、「處置」等含義；二是「在公法上針對具體事實和行為，動用行政權或司法權」，分為「行政處分」、「行政命令」、「強制處分」、「保護處分」、「保全處分」等。在不經意之間，「處分」二字，將吞併琉球國說成是實施日本的「規則」或「法律」的過程，非法變為「合法」。換言之，吞併琉球國的侵略行為被淡化乃至美化為「琉球處分」，實際上是對明治政府強權政治的包庇和肯定。眾所周知，某些日本學者經常使用「西南群島」、「薩南群島」、「沖繩群島」等相關名詞來稱呼琉球群島，甚至將琉球視為日本人的族源產生地，以強調琉球「自古以來」歸屬日本，牽強附會以致於此，不禁令人啞然失笑。本文認為，「琉球處分」的正確表述應為「非法吞併琉球」。至於本文標題中出現「琉球處分」的稱謂，無非是子矛子盾，姑妄用之。

眾所周知，1867年12月明治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王政復古大號令》中亮明了「挽回國威」的旗號。1868年3月，又在《宣揚國威宸翰》中擺出了「雄飛海外」的擴張姿態。上行下效，1871年7月薩摩藩向外務省提出《琉球國事由取調書》，要求收回「古史記載屬於日本皇國」的「沖繩島」。1872年5月，大藏大輔井上馨為「擴張皇國之規模」，建議將琉球收歸日本所有，打破琉球沿襲數百年接受冊封、奉為正朔的對外關係框架。此後，日本政府大肆炒作琉球國為「日本屬國」的單屬論，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奉命赴首里，通告王政一新，要求琉球王派出王子和高官前去東京祝賀。同年9月，明治天皇睦仁向前來祝賀的琉球王子尚健、贊議官尚維新等下達發給琉球王詔書，內稱：「朕膺上天之景命，紹萬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臨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氣類相同而言文無殊，世代為薩摩附庸。爾尚泰能致勤誠，宜予顯爵，升琉球藩王，序列華族。咨爾尚泰重其藩屏之任，立於眾庶之上，切體朕意，永輔皇室，欽哉！」

這份妄自尊大的詔書，將日本的圖謀和盤托出：其一，自稱日本天皇「萬世一 系」、「奄有四海」、「君臨八荒」，為堪與皇帝比肩的另一個效忠對象。 其二，歪曲歷史，抹殺先於薩摩藩勢力入侵的200餘年前琉球加入明朝東亞封貢體制的事實，宣稱琉球「世代為薩摩附庸」。其三，在日本已完成廢藩置縣的政體改革之後，將琉球國王封為「藩王」，令其享受華族待遇，將琉球單屬論付諸行動，實現吞併琉球國的第一階段目標。日本外務省隨即在那霸設置辦事機構「出張所」，全權處理琉球國事務，應對清朝的詰難。1874年，日本借口台灣牡丹社事件，與清朝訂立《中日北京專約》。「專約」將被誤殺的琉球人稱為「日本國屬民」，日本兵犯台灣遂成「保民義舉」，由清朝發給撫恤金。以恭親王為首的軍機處諸大臣關注撫恤金的數額與性質，卻糊裡糊塗地承認了日本對琉球國的宗主權。此後，駐那霸的辦事機構由外務省改為內務省派出。兩個省廳名稱雖有一字之差，但由「外務省」改為「內務省」，卻表明琉球國的歸屬發生質變。

1875年1月，內務大丞松田道之通告奉命來東京的琉球國官員，表示要用清朝的撫恤金購買撫恤米和蒸汽船發放給琉球；作為交換，「藩王」尚泰來東京致謝、藩制改革，並廢止與清朝的封貢關係、在那霸設置鎮台分營等。琉球國官員們接受撫恤米和蒸汽船，對上述交換條件表示留待王命批准。琉球國官員返回那霸后，對日本提出的條件遲遲不作答覆，而是忙於派出使節祝賀光緒皇帝即位大典。同年5月，焦灼不安的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向太政官提出取消中琉封貢關係，確保日本「國權」的5項意見：（1）琉球「每隔一年向清朝派遣朝貢使或慶賀清帝即位等所有慣例，今後概行廢止」；（2）「撤銷駐福州的琉球館，貿易業務由日本駐廈門領事館管理」；（3）「以往藩王更替，由清朝派遣官船，接受冊封的慣例今後予以廢除」；（4）「藩王為謝恩來京並派出藩制改革官員事宜，依據輕重緩急辦理」；（5）「今後琉球與清朝的交涉全由日本外務省管轄處理」。太政官據此發布多項指令，日本吞併琉球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1875年7月，松田道之來到那霸貫徹太政官的指令，切斷琉球國與的所有傳統聯繫渠道，強令使用日本年號、實施日本的刑法。琉球官廳不願中斷與的來往關係，在多次遣使來東京陳情，消極抵制日本的指令。與此同時，也在尋求駐東京歐美外交官的同情和支持，但得不到有利的回應。1876年5月，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在琉球強行推行司法、警察改革。日本內務少丞木梨精一郎奉命率領警部、巡查進駐琉球，實行「海外旅行券」制度，限制琉球人前往。

1877年4月，琉球王尚泰派遣密使紫巾官向德宏來福建，向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陳告日本阻貢事。6月，何璟、丁日昌聯名上奏朝廷。至此，清廷方知琉球王國停派貢船的真相。然而，清政府依舊以息事寧人為底線，責成即將赴日的首任公使何如璋相機妥善辦理。

同年11月，何如璋抵日履新。滯留東京的琉球官員前來會晤，要求採取措施來阻止日本人的吞併，給何如璋留下深刻印象。

1878年5月，何如璋致函李鴻章，認為「日人無情無理」，中日兩國「和好，終不可待」；預測日本「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並危及台灣的安全，因而「不得不爭」。為此，何如璋提出應對的三策，上策為「先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示日本以必爭」；中策為「據理與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為日本「若不聽命，或援萬國公法以相糾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要與必從而止。」李鴻章雖然同意何如璋對日本擴張的分析，但指斥其「必爭」的上策和「必救」的中策，「似皆小題大做，轉涉張皇」；認為迫使日本「必從」的下策「實為今日一定辦法」。總理衙門也認為前兩策「過於張皇，非不動聲色辦法」，支持「據理詰問」。實際上，總理衙門的「不動聲色」不過是不作為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1878年9月，何如璋拜會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就日本阻貢問題提出抗議。寺島狡辯琉球數百年來為「日本領土」，予以婉拒。10月，何如璋交給寺島一份措辭強硬的照會，強調琉球「從古至今，自成一國」，自洪武年間「封王進貢，列為藩屬；惟國中政令許其自治，至今不改」；琉球國與美法荷蘭締約皆用年號歷朔，「歐美各國無不知之」。照會譴責日本阻貢為「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違反了《中日修好條規》第一條不可侵越「所屬邦土」的規定，要求日本「待琉球以禮，俾琉球國政體一切率循舊章，並不准阻我貢事」，以「全友誼，固邦交」。11月，寺島照會何如璋，重彈數百年來琉球為「日本領土」的老調，為阻止琉球進貢尋找依據；指何如璋譴責日本「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為「暴言」，要求「道歉」。此後，何如璋又與日本內務卿伊藤博文、寺島交涉，均不得要領，對話陷入僵局。

伊藤等日本維新官僚在琉球國歸屬的問題上糾纏不休的同時，待穩定了國內局勢后，加緊吞併琉球國。1879年1月，松田再來首里，傳達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督責書和指令，要求琉球必須在2月3日之前作出答覆。琉球國王尚泰稱病不起，琉球國官廳要求延期執行類似最後通牒的督責和指令。3月8日，天皇睦仁下達敕諭，指責琉球國王尚泰「恃恩挾嫌，不恭使命，蓋為舟路遼遠，見聞有限所致。朕一視同仁，並不深究既往之罪」；宣布「茲廢琉球藩，尚泰移居東京府下，賜以府宅，且特將尚健、尚弼列入華族，俱為東京府貫屬。」睦仁的敕諭直接廢除了「琉球藩」，將琉球王室遷居東京，令其歸屬東京府管轄，是為日本吞併琉球的關鍵一步。

3月11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簽發命令書，強令琉球國王遷居東京，移交版籍連同官方文簿，所有財產一律充公，還要調查琉球國王的苛政並立即加以糾正。命令書恐嚇說，若拒絕聽從，則出動警察、軍隊，強制執行，琉球國居民「土人」若騷亂、反抗，則出動軍警鎮壓。3月31日，琉球國「處分官」、內務省大書記官松田道之與警視補園田安賢、益滿邦介大尉率領的160名警察和400名步兵接管了首里城。松田向琉球高員宣讀了三條簽發的命令，宣布廢琉球藩，設沖繩縣。至此，國祚長達500餘年的琉球國被日本吞併。4月4日，日本明治政府發表文告，正式宣布琉球廢藩置縣，吞併了琉球國。

立國500餘年的琉球國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變成日本的一個縣，琉球君臣國人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至5月下旬，琉球國王尚泰父子仍以託病為由，拖延前往東京的時間。琉球國諸臣不服日本的佔領和強制改革，用琉球語咒罵執棒巡街的日本警察為「惡賊」，斥責尊奉三條命令的代理藩王尚弼為「國賊」。儀保村、當藏村的居民群起抗議，拒絕為藩王出航東京向神佛祈禱；遷居琉球久米村的三十六姓閩人的後代，表示「縱令死也不遵奉倭命」。5月27日，琉球國王尚泰登船北上之際，碼頭上冷冷清清，琉球國人以沉默抗議日本的非法吞併。

「改約分島」交涉

儘管日本非法吞併了琉球國，但畢竟心虛，對「同光中興」的猶抱疑慮。因此，在吞併琉球后，仍希冀清政府不至武力干涉。1879年3月，新任駐華公使宍戶璣來北京履新，就琉球問題與總理衙門展開周旋。5月，美國離任總統格蘭特走訪東亞，抵達天津、北京，會晤李鴻章和恭親王奕訢。李鴻章和奕訢苦於清朝尚無遠洋海軍，且因中俄伊犁交涉步履維艱，難下決心與日本對決。因此，在會晤格蘭特時，把解決中日琉球爭端的希望寄託於美國的調停。6月，格蘭特赴日，途徑天津期間，與李鴻章再次談及琉球爭端。格蘭特作出了取悅的表態，強調「琉球自為一國，日本乃欲吞滅以自廣，所爭者土地，不專為朝貢，此甚有理。」李鴻章答稱：「貴總統所見極大，拜託拜託！」寄希望於投機性的「以夷制夷」策略，註定「拜託」的必然落空。

同年7月，格蘭特抵達日本。日本內務卿伊藤博文、陸軍卿西鄉從道等出面接待，強調琉球數百年來為日本「屬國」，並以《北京專約》為承認琉球為日本所屬的「證據」；提出中日恢復協商的先決條件，即中方必須撤銷何如璋譴責日本的照會。格蘭特轉述了李鴻章對琉球戰略位置的看法，即「琉球是各國與通商要路，為台灣前面門戶」，建議日本與「另立章程，保住要路門戶」。這些話給伊藤留下深刻印象，謀划與瓜分琉球群島並修改《中日修好條規》。同月，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受琉球國王尚泰委派，抵天津向李鴻章求援，急盼興問罪之師，協助琉球復國。清朝面臨「復國」與「分島」的選擇。

8月，格蘭特自日本致函李鴻章，建議撤銷何如璋照會，「日人悅服，情願特派大員與特派大員妥商辦法」，從而「商定萬全之策，俾兩國永遠和睦」。格蘭特還表示，中方不必尋求多國調停，只與美國協商即可。總理衙門接受了格蘭特的建議，照會日本外務省，撤銷何如璋譴責日本的照會。寺島復照總理衙門，深表「欣慰」。依賴格蘭特調停，滿足日方的無理要求，使總理衙門在外交上再失一局。10月，曾任琉球進貢正使、耳目官毛精長與通事官蔡大鼎等薙髮改裝，密訪北京，至禮部呼救。但求助於專以息事寧人為職責的晚晴總理衙門，無疑緣木求魚。

1879年12月，受外務省委託，漢學家竹添進一郎來天津投石問路。在交涉中，竹添以1611年島津氏強迫琉球君臣宣誓效忠的「掟十五條」為據，強調琉球單屬日本，而非中日兩屬。李鴻章予以反駁，指出「當時系強逼擬稿照寫」，以此為屬日本之證，則「惑世誣民甚矣！」竹添隨即返回東京向政府彙報，日本政府看透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遂自行敲定「改約分島」的交涉方案。所謂「改約」，即修改《中日修好條規》，增加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分島」則是私相授受琉球國的領土。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分沾歐美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利益，乘機凌駕於之上；二是確保日本對琉球本島和北部諸島的實際佔領。

1880年3月，竹添再來天津拜訪李鴻章，提出日方交涉方案。方案奢談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視如一家」、「大局為念」、「永以為好」等漂亮辭令，要求修改《中日修好條規》，使日本「商民入內地，懋遷有無，一如西人」，自由通商；嗣後凡與歐美各國改訂條約、章程、稅則，日本也一體均沾其利益，享受最惠國待遇。作為交換，日本「可以琉球之宮古島、八重山定為所轄，以划兩國疆域」。方案謊稱此二島「度其員幅，殆琉球全部之半，實為東洋門戶」，公然實施欺騙。

對日本方案的真實意圖，清廷並非一無覺察。為避免在俄國之外再樹一敵日本，1880年7月，總理衙門與宍戶璣展開交涉。中方提出琉球北部各島歸日本、琉球本島及中部各島由琉球復國、南部各島歸的三分琉球方案。日方則堅持南北二分琉球、修改《修好條規》等既定方案。在反覆交涉中，總理衙門對日「息事寧人」的方針發酵，準備在日方所謂面積為「琉球全部之半」的兩島恢復琉球國。為此，中方提出：（1）「除沖繩本島以北屬大日本國管」，「宮古、八重山兩島屬大清國管轄，以清兩國疆界，各聽自治，彼此永遠不相干預」；（2）對《修好條規》的條款，新增「嗣後兩國與各國加有別項利益之處，兩國人民亦均沾其惠，不得較各國有彼厚此薄之偏」一款，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3）以上條款獲得御批后，在3個月內在北京互換新約的草案。以此為基礎，同年10月雙方初步達成共識並草簽了協議。

總理衙門與日方達成的協議引起在京琉球官員的抗議，清廷的封疆大吏莫衷一是。原來聽信日方所謂南二島幅員「殆琉球全部之半」的李鴻章，經詢問來津求救的琉球紫巾官向德宏，方知「中島物產較多，南島貧瘠僻隘，不能自立」，方知當初贊成分島改約是上當受騙。11月，李鴻章上奏光緒帝，引用「明代倭寇之興」的往事，認為日本人「貪利無恥」、「性又貪狡」，琉球王與世子被扣留住東京，宮古、八重山二島窄小，無法安置琉球王以復國；一體均沾必導致日人「紛至沓來，與吾民爭利」。鑒於日本方案「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一法最為相宜」。清廷接受了此一建議，中止簽署協議。

1881年1月，宍戶璣在離任回國前通告清政府，日本將「自由處置」琉球，堅持吞併的立場。1882年3月，竹添進一郎出任駐天津領事。在與李鴻章會面時，竹添聲稱宮古、八重山「二島歸於，自冊封琉王，以全體面；敝國則得均沾之約，以全體面耳。」李鴻章以為「南二島封琉王實不足以自存」，且「宗廟社稷均在首里都城」，「以存琉祀為重」的目標落空，「體面仍不能全」，結果「得復琉虛名，而貴國得均沾實惠，似欠平允」。李鴻章主張在南二島封琉球王，並附以首里王城，使其可歸故宮、祀宗社，日本佔據之地任由日本人為政，但須堅明約束，日後不得再佔一步。竹添對此表示拒絕，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利用清廷不作為的「延宕」，日本吞併了整個琉球群島。值得注意的是，因釣魚島列嶼為領土，故在中日琉球交涉過程中，從未提及此一問題。

「琉球處分」得逞的原因分析

（一）「琉球處分」得逞的表層原因

1.在「琉球處分」的整個交涉過程中，兩國政府的外交立場和外交類型不同。在整個「琉球處分」的過程中，清政府始終以「琉球自成一國」為前提，先因日本「阻貢」開始與之交涉，后則為琉球的復國多次與日本談判，以恢復琉球國作為封貢對象國而儘力，竭力維護搖搖欲墜的傳統的東亞封貢體制。上述目標決定清政府的外交只能在被動防守類型的框架內展開，息事寧人成了常態。指望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介入中日爭端，主持公道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針，無疑拱手出讓外交的主動權，陷入被動。

日本明治政府則在薩摩藩實施佔領的基礎上，將琉球國視為「宣揚國威於四方」的第一個下手的目標，追隨歐美列強，另建近代國際條約體系，以取代東亞封貢體制，進而主導東亞，充當霸主。此種立場決定了明治政府的東亞外交採取主動進攻類型，不斷挑起事端，逐步實現其預定目標。

2.外交情報和信息掌握程度差異明顯。外交談判過程中，能否掌握詳盡準確的情報是贏得主動的重要條件。在整個「琉球處分」的交涉過程中，清政府以天朝老大自居，缺乏放低身段詳細了解日本和琉球國的情報的興趣，以致疏漏百出。何如璋將西鄉隆盛與西鄉從道混為一談，李鴻章聽信竹添進一郎所謂謊稱宮古、八重山二島「度其員幅，殆琉球全部之半，實為東洋門戶」的謊言，接受了日本的改約、分島方案等，即為典型的事例。清政府之所以處處被動、窮於應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琉球國、日本國的的內政外交情報不能及時、準確地掌握，戳破日本奸詐的圖謀，作出有力的回應。

相形之下，日本對琉球君臣的動向和陷入對俄外交的困境均有了解。在掌握豐富外交情報和信息的基礎上，明治政府看透清政府對琉球政策的底線。日本外交配合對琉球國的軍事行動，彼此呼應，招招得手。

3.外交手段的差異。由於中日兩國的外交立場和類型不同，也由於兩國外交決策部門對情報的掌握程度不等，因此兩國在「琉球處分」的交涉過程中出現外交手段上的明顯差異，造成外交過程的異常化。在日本，精於謀划的明治政府首先以武力控制為基礎，將琉球國變成琉球藩，再將琉球藩變成了沖繩縣。其次，明治政府採用欺詐手段，致使介入中日爭端的前美國總統格蘭特在中日爭端中選邊日本，佔盡便宜。對華外交，則將奸詐的外交手段進行到最後一分鐘。最終，日本吞併琉球，掏走東亞封貢體制的一塊重要的基石。

相形之下，反應遲緩且軟弱的清政府拒絕採納何如璋提出的以軍事為後盾的上策與中策，斥之為「小題大做」、驚慌失措；僅對提出外交抗議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的下策表態支持，將「不動聲色辦法」當成唯一可取的辦法。面對日本以武力為後盾的吞併琉球的行動，口水戰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當然，至1879年，的南洋海軍和北洋海軍尚在籌建之中，中俄伊犁交涉尚在進行中，清政府也有其難言的苦衷。清政府息事寧人的外交手段，反應被動、遲緩的交涉運作，遠非反應靈敏的日本奸詐外交的對手。

（二）「琉球處分」得逞的深層因素

1.兩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差異

自秦漢之初，漢帝國周邊民族歷經有周以來千餘年間繁衍發展，形成許多部落聯盟國家、城邦國家或區域國家。東亞形成以漢帝國為中心的區域性國際社會或曰東亞國際秩序。在這個國際體系中，漢族王朝皇帝貴為天子，依據五德終始的天命論君臨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邊國家或民族的君長須經過向皇帝稱臣、朝貢請封程序，接受冊封，取得正統地位。自漢朝至清季，除蒙元前期的征伐擄掠的短暫時期之外，2000年間，在進貢與冊封政治紐帶建立起來的東亞國際關係架構中，「華夏」對周邊「夷狄」國家通行的準則是在稱臣帝王的前提之下，對周邊國家實行「事大字小」、「薄來厚往」、「王者不治夷狄」、「和為貴」等通則，諸國內政外交任由自主，在大中華圈裡「共享太平之福」，互通有無，文化交流，形成自成一域的東亞封貢體制。

以中琉關係為例：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行人楊載詔告琉球中山國以即位建元、新王朝的建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入明貢方物，加入宗藩關係體系。1383年，朱元璋賜中山王鍍金銀印。1392年，朱元璋准許閩人36姓入居琉球，傳播文教之禮和舟楫之技。1416年、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山北國、山南國，統一琉球后，得到明帝賜予的冠服。自洪武朝至崇禎朝，有明一代，明朝多次派出使臣前往琉球冊封，琉球使節請封朝貢北京，雙方關係密切。明琉文化交流繁盛，琉球國得到明朝從人到物的全面關照，成為東亞國際貿易的「萬國津梁」。

清順治四年（1647年），琉球國使金思德進京拜見順治帝，福臨「賜其使衣帽布帛遣歸」。同年，琉球王尚賢之弟尚質襲位。1649年，順治帝派遣的招撫使謝必振一行抵達琉球國。尚質率領百官迎接，向順治帝上表稱臣，因未按照清順治帝敕諭的要求，交出明朝所賜王印和敕書，求封無果而終。1654年，尚質遣王舅馬宗毅為請封使抵達北京，至禮部，進獻方物，並將萬曆三十一年、崇禎二年頒給襲封王爵的詔書和敕諭，以及洪武十六年頒給的鍍金銀印交出，完成了臣屬請封的手續。清帝順治自然「允之」，賜左滿右篆、印文為「琉球國王之印」的鍍金駝紐銀印，冊封尚質為琉球王，給予大量賞賜。同時，福臨規定琉球的貢期為：「二年一貢，進貢人數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許正副使二員、從人十五名入京，餘俱留閩待命。」這樣，清琉封貢關係確定。康熙二年（1663），冊封使張學禮等奉詔印，自北京啟程，經福建出使琉球，禮成而歸。琉球王尚質遣王舅吳國用攜帶禮品，陪同張學禮一行赴北京謝恩，完成了冊封的全過程。同治四年（1865），清廷派出最後一任冊封琉球國正使趙新前往首里。200餘年間，琉球國未因明清更替，始終是清代東亞封貢體制和東亞國際貿易圈中活躍的一員。

琉球國的近鄰日本則是另外一副面孔。自平安時代武士登上歷史舞台以來，戰亂頻仍，不斷升級。武力催生了武士政權幕府，天皇朝廷靠邊站。在戰亂過程中，武士主導國家命運，武力決定成敗，刀劍殺出話語權。日本成了一個暴戾的「武國」，專以恃強凌弱為是。1609年3月，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奉江戶幕府之命，出動戰船百餘艘、士兵三千，佔領吐噶喇列島、奄美大島、喜界島、德之島和琉球本島，逼近首里城。4月，琉球國王尚寧開城投降。7月，德川家康將琉球統治權授予島津家久。1610年3月，島津家久在琉球丈量土地，確定貢賦標準。5月，將尚寧君臣帶往江戶，8月謁見德川家康及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9月，島津家久押送尚寧等返回鹿兒島，繼續拘押。1611年9月，島津氏發布15條規定（「掟十五條」），強迫琉球君臣宣誓效忠薩摩藩主，割讓奄美諸島等。12月，尚寧君臣重返故里。琉球國從此成為薩摩藩的米倉和糖罐，備受盤剝之苦。薩摩人控制了琉球國，但懾於明朝的威力，每逢明使使琉，駐琉人員都要藏匿起來，生怕被發現。琉球國對日交往不乏屈辱和壓榨，但享有外交自主權。19世紀50年代，琉球先後與美、法、荷蘭等國簽定通商條約，表明歐美國家承認琉球為一個主權國家。

2.深層精神因素：源自島國根性的自命不凡

島國日本地處東亞一隅，封閉的自然環境極易培育島國人狹隘的自我定位觀念，即通常所說的島國根性。在國力贏弱時，基於自存自立或向朝鮮半島擴張的需要，倭國王權向皇帝稱臣納貢，奉表請封。在高品位的文化面前，不得不執弟子禮、全盤接受。與此同時，也用自我誇大的偏執和臆想來掩飾強烈的自慚形穢，故作孤傲不群的姿態，減緩外來先進文化的衝擊和壓力，以唯我獨尊的虛榮，增強族群的凝聚力。一旦有所發展，則竭力趕超或試圖壓倒曾經的文化師從國。透過日本文化內含著既相互矛盾排斥，又彼此依存和補充的多元屬性，如開放性與封閉性、兼容性與排斥性、革新性與保守性、曖昧性與極端性、謙卑性與傲慢性，可以發現：以不變應萬變的強烈「自我優越」意識，是日本文化的基本內核。凡此種種，均難以脫離島國根性的干係。

由此不難理解，從秦漢之初的倭奴國到5世紀的倭五王的500年間，倭國加入以漢族王權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謹守外臣的禮法。自593年聖德太子攝政后，由臣從王權轉而追求地位對等，自我定位「日出處天子」或「東天皇」，與帝王分庭抗禮。《隋書》和《日本書紀》的記載，為解密這種現象提供了若干蛛絲馬跡。據載，開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一般認為，「阿每多利思北孤」是「天より垂下した彥」的音譯，意為自天而降尊貴男子；「阿輩雞彌」即アメキミ，意為「天君」，「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可見，日本建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天孫」、「天皇」等「神國論」要素已先於《日本書紀》成書而存在於倭國的政治生活之中。620年，聖德太子與大臣共議，「錄《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並公民等本紀》」，用「神國論」、「皇國論」史觀編纂《天皇記》、《國記》，並據此宣揚倭國的不群意識。672年，大海人皇子奪權，翌年在飛鳥凈御原即位，稱天武天皇。在其授意下，開始編製國史。720年，第一部官撰正史《日本書紀》編成，「神國論」-「皇國論」和「武國論」等三大史觀定型。「三論」構成日本人的精神支柱，集中展示了「自我優越」意識的核心價值觀。其中，「神國論」為後兩論的基礎，后兩論則是「神國論」的衍生物，三論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歸納起來看，（1）「神國論」強調日本是神國，神造日本國土，神佑日本國運，即神代七世神「伊奘諾尊」與「伊奘冉尊」立於高天原的天浮橋，「投戈求地」，用「天瓊矛」攪拌海水，矛尖滴水化為國土「磤馭慮嶼」，繼而創生了「大八洲」，因為神造日本國土。（2）「皇國論」強調國為「皇國」，君為「天皇」，子孫為「皇子皇孫」，軍隊為「皇軍」；太陽神「天照大神」為皇家祖神、天皇統治權的源泉，天皇統治「萬世一系」。即如《日本書紀》所言，天照大神神敕天孫瓊瓊杵尊：「豐葦原，是吾兒可王之地也。然慮有殘賊強暴橫惡之神者，故汝先往平之。」乃賜天鹿兒弓及真鹿兒矢，降於九州日向國高千穗之峰，肇基立國。（3）「武國論」強調以武立國的尚武精神。《日本書紀》描繪日本國土由「天瓊矛」划海化成島嶼國土，天孫之孫神日本磐余彥親率諸皇子皇軍登舟東征6年，戰勝各種敵對勢力，進入大和國。在傳說中的辛酉年（公元前660年）登基於畝旁山橿原宮，成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不僅以武力開國，而且熱衷「光宅天下」，以日本為「六合之中心」；下令「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寓意武力擴張。

《日本書紀》提供的「神國論」、「皇國論」和「武國論」等思想要素，在不同時期某種論調會被強調和發揮，但並不妨礙三者的互聯互動。平安時代（794-1192）「國風」漸盛，文化自誇、自我優越意識濫觴。武士階級興起，《斗戰經》應運而生。這部武士的經典，叫板《孫子兵法》，表達強烈的武國意識和尚武精神。其第一章《萬物根源》開宗明義，稱「我武者在天地初而一氣兩天地」，武道乃「萬物根元」；第二章《輪翼二而諦》以「天祖先以瓊鋒造磤馭」，神化「武國論」；第八章《漢詭倭真》貶斥《孫子兵法》的「漢文有詭譎」，自誇日本兵道德「倭教說真銳」；第九章稱日本「兵道能戰」；第十三章稱「孫子十三篇不免懼字也」；第十九章稱「儒術死」等。

「神國論」的歷史影響尤其久遠。1274年和1281年元軍兩次東征失敗，「神風」庇佑「神國」日本的觀念流行。1339年，公卿北畠親房著《神皇正統記》，開篇第一句即「大日本者乃神國也」，強調擁有「三件神器」的南朝繼承了神統。1587年豐臣秀吉征服九州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將「日本是神國，豈能接受天主教國家邪法」說成是最大的理由。

在德川幕府主政的江戶時代，日本人在鎖國的環境中將民族文化推行至最高峰。倡導復古、排佛斥儒，宣揚「日本中心論」的國學大倡其道。其先驅學者下河邊長流（1626-1686）和僧契沖（1640-1701），主張研讀《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古典，煥發弘揚「皇神之道」。下河邊長流認為「本朝乃神國也」，「上古之時，惟以神道治天下」；契沖強調探尋儒佛尚未傳入之前的日本「古人之心」。契沖的弟子神官荷田春滿（1669-1736）主張鑽研「神國」日本的固有精神，主張「國乃神國」，「道乃神道」，較早概括了「國體論」的基本框架。荷田的弟子賀茂真淵（1697-1769）提出「皇神之道」的概念，鼓吹「脫化」。賀茂將儒學崇尚的三代聖賢說得一無是處，認為堯將天下禪讓給歷山的農夫舜，是「過善為惡」；接受舜禪讓天下的禹是惡人之子；周文王誇口引來殺身之禍；周公滅殷商殺伐過重；儒學傳入日本導致君臣分離和動亂。賀茂還攻擊「人心險惡」，「朝聞教，夕已忘之」；日本才是「人心正直之國」，其「復古之道」堪與天地無窮，「唐國之道」瞬間即逝。。

賀茂的弟子本居宣長（1730-1801）堅信《日本書紀》所載的神代為信史，批判說易姓革命觀，頌揚以死報效皇室的忠臣楠木正成。因本居的提倡，國學日益向「皇國論」傾斜。對本居執弟子禮的平田篤胤（1776-1843）強調「皇國論」和「日本優越論」。他認為，「皇大御國」日本居於大地各國之首，「卓越於萬國」，「我天皇熟知君臨萬國大君之真理」，恣意誇讚「大倭心」。平田的「皇神之道」，以「清凈為本，避惡污穢，事君親以忠孝，惠妻子，多生子孫，家族和睦、取信於朋友，憐惜奴婢，光耀門庭」為宗旨；攻擊佛教是「神敵」，指責釋迦牟尼「拋君父」、「棄妻子」，不足為訓。荷田、賀茂、本居和平田等號稱「國學四大人」，他們所闡發的國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相對的積極意義。國學者對現狀不滿，嚮往「復古」，卻看不到未來，在「皇國」、「皇神」的極端自我誇大中，勾勒虛幻的憧憬。國學恣意宣揚日本文化的神秘性，鼓吹民族優越意識，為近代宣揚「神國」日本由「現人神」天皇世代統治的「國體論」的泛濫提供了思想依據，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

3.歐美要素激活日本

日本的戰國時代（1467-1573），世界進入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的傳教士、貿易商，為傳播天主教、追逐利潤和佔據海外領土，先後來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海難漂流到九州南部薩摩國的種子島，歐洲人首次來到日本。1546年，3艘葡萄牙商船開闢了日歐貿易航線。1549年，耶穌會傳教士方濟格·沙勿略來到薩摩國傳教，天主教開始進入日本人的精神生活。葡萄牙人利用日明「勘合貿易」中斷的良機，以澳門為據點，開展轉口貿易，獲取高額利潤。西班牙、荷蘭、英國人接踵而至，「南蠻貿易」興旺發展。「西學東漸」，西歐的火繩槍、火炮、望遠鏡、地球儀、鐘錶等西洋新制舶來品，與天主教、聖經聖像、天文地理、數理化、醫學、航海術、世界地圖等新宗教和新知識一時俱來，造成第一次文化衝擊。「南蠻文化」激活日本，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利用西洋火器，降服各地戰國大名，實現武力統一。1592-1598年，豐臣「借道伐明」，發動兩次侵朝戰爭，試圖顛覆東亞國際秩序，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萬曆朝鮮之役在所難免。「武國」日本一旦被激活，就意味著東亞進入動蕩時期。

1639年，德川幕府完成鎖國，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人退出日本，「南蠻文化」急劇衰落。鎖國時期，荷蘭貿易商人作為西歐國家的唯一代表，被限制在長崎出島的商館。通過荷蘭語研究歐洲醫學、自然科學和軍事學等新學問之「蘭學」在日本興起，代有傳人，漸次發展。由於日本並無科舉制，日本的文化人即武士競相學習研究蘭學，近代性的新興知識分子集團在緩慢的發育過程中。除兵侵琉球國之外，德川時代的日本未向東亞其他國家動武，對外總態勢處於戰略收縮階段。

19世紀40年代以來，為開拓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實現了產業革命的歐美列強對東亞發動第二次衝擊。以堅船利炮為基本手段的「西力東漸」，令日本朝野關注世界局勢。開港前，目睹鴉片戰爭進程的幕府做出反應，1841-1843年實行天保改革，試圖富國強兵，自保自強。至開港前的1852年，日本的外文書譯者多達117人，譯書500部，涉及醫學、天文、地理、生物、化學、植物等學科，近代人才隊伍已成規模。1854年開港后，幕藩領主以戰敗締約為鑒，採取避戰開放政策，與時俱進地展開安政、文久、慶應改革，《海國圖志》、《萬國公法》等為士人所不屑的著述，在日本受到追捧。幕府末期的歐風美雨為明治維新提供了政策思路、制度改革的參考和持續改革的人才梯隊。1862年，福澤諭吉在倫敦遇到人某某，雙方筆談及洋學，某人說稍解洋文者18人而已。福澤感嘆說：當時日本乃蘭學之世，讀英文書者甚少，但日本國內講洋文、熱心西洋事情者數以千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18人與數以千計的人才多寡差距，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化競賽的結局。

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與群臣在神前宣誓，發布了維新綱領《五條誓文》。「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官武一途」等前三條誓文強調建立舉國一致體制；「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公道」和「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等后兩條誓文，強調對外開放，加入國際社會。在《安撫億兆宸翰》中，提出內以「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天下」；外以「與萬國對立」，「光耀國威於海外」的安內競外施政綱要。日本再次被激活，國際觀念迅速轉換，朝野競相追逐「繼承列祖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的國家目標。「脫亞入歐」與以鄰為壑并行不悖，明治政府在挑戰東亞傳統國際秩序，另建近代條約體系的過程中，從吞併琉球國起步，繼而向朝鮮半島擴張，最終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摧毀東亞封貢體制，走上組建日本殖民帝國的不歸路。

鴉片戰爭以後，東亞封貢體制的終結與近代東亞條約體系的形成，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在前所未有的國際大變局面前，缺乏海權意識的清政府在應對日本吞併琉球國的過程中，難脫傳統宗藩關係的陳舊思維的羈絆，反應遲鈍，舉措失當，並非明治政府欺詐外交的對手。歪曲歷史、捏造事實是日本推行欺詐外交的慣用手法，無論是睦仁詔書的琉球「世代為薩摩附庸」的「單屬論」，還是大久保的琉球人「日本國屬民論」、伊藤博文的琉球國日本「屬國論」，或者竹添進一郎的宮古島、八重山島「殆琉球全部之半論」均屬此類謊言。在日本近現代史中，欺詐外交並非止於「琉球處分」，稱之為不勝枚舉，並非過言。

自近世以來，日本被歐洲大航海時代、歐美工業革命兩次激活，先後用北進朝鮮半島，引發萬曆朝鮮之役，或者南進琉球群島，公然實施吞併等重大侵略行動，展示這個信奉強權，習慣於弱肉強食的「武國」在較長時間的潛伏、收縮期之後，必然進入爆發、活躍時期，以巨大的衝擊力突破既有的東亞國際秩序，圖謀另建日本主導的東亞新秩序，但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在二戰結束、走過70年的和平道路之後，目前隨著安倍內閣解禁自衛權並修改相應法案，正進入新的歷史拐點。日本是否正進入新一輪的爆發、活躍時期，值得高度關注。

在日本1879年吞併琉球國、置縣沖繩31年之後，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又過了3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兵侵東南亞，組建了龐大的「大東亞共榮圈」，將日本殖民帝國膨脹到極限。1945年6月，沖繩之戰過後，日本國門洞開，「大日本帝國」搖搖欲墜。8月，在盟國聯合打擊下，宣布戰敗投降，殖民帝國崩潰。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日本帝國」自吞併琉球國起步，以兵敗琉球而無可奈何地走向戰敗投降，留下慘重的戰爭創傷，最終崩潰。

原文載於《戰略與管理》2016年第三輯，文中註釋和參考文獻略。

本期目錄

琉球問題

1關於琉球學研究的幾點思考

——徐 勇

20再議「琉球處分」

——宋成有

41十九世紀以前的琉球民族及其歷史文化

——徐建新

58中琉、台沖交流史——沖繩重要文獻與古迹的視角

——朱德蘭

經濟戰略

79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與土地制度改革

——黃小虎

105經濟增長前瞻及當前經濟形勢

——姚 洋

國際關係

122中東局勢走向及中阿關係前景

——安惠侯

135冷戰末期的核裁軍、西歐一體化進程與英德摩擦的緣起

——田少穎

法治論衡

161公益信託的眾籌化與公益眾籌的信託化

——陳 林 陳 媛

188李昌奎案的冷思考——兼論死刑適用的兩種方案

——鄒兵建

社會視野

218美麗鄉村建設應注重「五生」實現「六美」

——關銳捷

文化與哲學

235兩種「國學」觀——從中西之別到古今之爭

——陳壁生

國家治理

253安全化在氣候和能源政治中的應用

——倪約娜 曾敬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