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香港新聞傳播學界的成名與想象（1927-2006）——專訪台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朱立

本期公眾號特別推出朱立教授專訪的完整版。讀者不僅可以從朱立教授的回憶和縱談中體味近八十年來香港新聞傳播學界的發展與變遷，還能憑藉更多細節以領略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兩岸三地新聞傳播學術、教育的交流與互動。

王彥

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電郵：[email protected]。

因1842年清朝政府落敗於鴉片戰爭而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彼時是一窮二白的小漁村，慢慢成為西方世界看和看西方世界的窗口。到1997年作為特別行政區回歸，香港早已發展成「全亞洲人均擁有最多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衛星電視、有限電視」的國際大都市(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應對社會變遷和媒介勃興，香港的新聞與傳播學術界「得風氣之先」，以活躍的研究和高質量的成果「受到全球學術界的承認和注目」(陳韜文,2008)。197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香港是絕大多數內地學者出國的第一站及最後一站。回歸二十年來，香港新聞傳播院校更被眾多內地學子視為出境留學熱選或出國深造的中轉站。從篳路藍縷到聲譽鵲起，香港新聞傳播學術界歷經何種教育與研究變革？走過怎樣的「成名」之路和 「想象」之旅？有何經驗值得大陸新聞傳播學術界參考？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前排左起朱立、艾爾文、宣偉伯、余也魯，後排右二李少男

參與並見證香港新聞傳播學科的茁壯與繁榮的朱立，用半生時間來回應上述命題。朱立現為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一位資深的華人傳播學者和教育者，祖籍湖北宜昌，生於1943年，六歲多遷入台灣，系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學士（1964）、台灣政治大學新聞學碩士（1969）、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學碩士（1974）和博士（1986）。研究專長和授課領域涵蓋傳播理論丶比較傳媒制度丶國際傳播丶大陸新聞傳播制度，尤為關注社會變遷中的大陸傳媒，近二十年也同時關注傳播教育研究，其著力深刻的研究影響了許多傳播學人的思考。

朱立曾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任見習研究員（1974-1975）及訪問研究員（1980與1990年代，約每隔一年二至四周不等），在香港中文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三地四校執教近四十年，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1986-1991）、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兼院長（1995-2002）。也曾任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會長（1994-1996），香港新聞評議會執行委員丶副主席（2001-2006）。2013年春自台灣政治大學退休前，朱立獲「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台灣地區）」，退休后受聘為政大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2016年春學季，朱立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講授「兩岸三地傳媒」和「學術英語溝通」課，同年六月下旬在嘉義的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召集主持「在大學開『大陸傳媒』課」專題座談，並在會後接受筆者專訪。九月初，朱立與夫人飛返澳洲布里斯本家中，筆者赴香港交換學習，有關訪問未竟問題的深入交流，則通過電郵繼續。

一

奠基：我親歷與未歷的香港新聞傳播學術界

王彥：朱老師，您好！謝謝您接受訪問。在您任教滿四十載之際，您教學生涯的起點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現為學院）也迎來五十周年院慶，該院和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簽訂學生交換計劃備忘錄也滿十周年。正因受惠於這項合作政策，我得以來到您的教學起點站交換學習。看起來我們現在是身處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展開合適的話題——香港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2016年，朱立與碩博士生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館

朱立：謝謝你提前了解各個時間點。沒錯，四十年前，也就是1975年，是我個人新聞傳播教學的起點，那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才成立十周年，剛從兩年制改成四年制。現在老東家已半百，我也年逾古稀。我感到非常榮幸，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的發展，也見證了這門學科的茁壯。

相對於源遠流長的香港新聞傳播教育史而言，我見證、我親歷的那部分遠非全部。在研究夥伴俞旭、朵志群和我（1999）的考證中，香港最早創辦的新聞教育機構是1927年黃天石創辦的「香港新聞學社」、1932年關楚璞和黃育根創辦的「生活新聞學院」、以及郭步陶和金仲華於1939年創辦的「新聞學院」。香港第一家官辦新聞機構是香港教育司於1951年開辦的「官立文商專科學校」，五年後因生源不足而停辦，次年即1956年由廣州遷來香港的文化大學接手復校。該校與當時香港的華僑、新僑、平正三間院校，組成聯合書院，開設新聞學。也是在1956年，香港大學在進修學院開設新聞與傳播的高級文憑課程，但這些公共關係證書課程、新聞學證書班、雜誌編輯、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等系職業培訓課程，嚴格來說並不能歸入香港專上新聞教育的主流。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逐步走上高度技術密集、高度資金密集的加速發展之路，從一個落後的亞洲城市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都市。經濟的繁榮，加上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引發歐美的一些國家通訊社、報社、電台的興趣。美聯社、合眾國際社等紛紛在香港設立亞洲分支機構，《時代周刊》《國際先鋒論壇報》和《華爾街日報》等英文報章也先後在香港印刷亞洲版。本土社會變遷對新聞事業的需求，以及外來媒介的刺激，促使香港傳媒業的快速發展，具體表現在紙媒採用彩色印刷、無線廣播電視開辦香港電台，積極籌辦有線電台。到六十年代末，香港已經成為亞洲通訊中心，傳媒業需要大量人才，儘快發展相應的新聞傳播教育事業因此迫在眉睫。

王彥：當時這些私人新聞學社和聯合書院都在教什麼？

朱立：那一時期的香港新聞教育實施學徒制（apprenticeship），多隻提供短期職業培訓，然而單一的職業訓練早已無法滿足社會和傳播科技發展的需求。理想的新聞與傳播教育應該透過對傳媒的研究、運作技術的了解及其內在力量與社會互動的分析，提供人文博雅教育，為年輕人未來發展打好基礎。

王彥：有些研究者直接將香港新聞傳播教育史等同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發展史。相比之下，您未親身經歷但在研究中考證到的這段「史前史」很不同。

朱立：我傾向於社會學取徑，認為新聞是社會的鏡子，傳播是社會的過程，教育為社會服務。由此不難理解，綜合新聞、傳播、教育三大要素的新聞傳播教育，總是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與傳媒業同步，兩者彼此倚賴、互動。香港這個地方也不例外，它的新聞傳播教育不是憑空「蹦」出來的，而是從社會中「生長」出來的，成績是與時俱進的結果，不是從天而降的。今天我們重新梳理「史前史」，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正史」的來龍去脈。

去年中大新傳院慶特刊曾將「中大新傳」比喻成一列小火車卡，走過的路軌有五十年這麼長，而1965年至2015年也是「香港號」這列火車的重要歲月，「中大新傳」火車卡和整列「香港號」火車，唇齒相依，互為影響。學院經歷不同時期的變遷和發展，在不同年代發生的事件，某種程度反映了香港的大環境，亦與香港社會同聲同氣。香港經歷六七暴動、中英會談、89政治風波、九七回歸、七一遊行、以及佔中事件等風雨，學院也伴隨成長。除了為社會培養傳媒人才之餘，也同時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傳媒專業操守。

王彥：除了前面您說到有研究取徑的區別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嗎？

朱立：不容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歷史最為悠久。1963年，香港政府出資，將聯合書院、崇基書院、新亞書院合併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三家書院不再是獨立辦學實體，聯合書院名下的新聞系也被撤銷、併入社會系。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辦新聞系，在第三和第四年提供兩年制報刊新聞專業課程，香港新聞傳播教育才從此逐步走上正軌。

香港中文大學外，新聞傳播教育可說是百花齊放。1968年，浸會學院傳理學系成立，在香港首先開設四年制傳播文憑課程，提出為香港以至亞洲的現代化進程培育報業、廣播、電視、公共關係及傳理專業人。同年，香港珠海書院（現名為「香港珠海學院」）開辦夜間新聞課程，第二年起轉為日間課程。1971年秋，香港樹仁學院（現名為「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正式成立，開設新聞專業。

教育正規化是轉折點，此後各校競相增設專業和課程，授予學位，提高教學質量和院系的級別。1974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擴展為四年大學部學制，並更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至此，香港開始有正規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社會科學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接著中文大學在1977年招研究式哲學碩士研究所，更於1993年開設傳播學哲學博士課程。1999年，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升格為學院，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則於1991年已擴展成為傳理學院，而香港浸會學院也於1994年升格為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於1989年在英文系名下開設專業英語傳意榮譽文學士課程，於1998年設立傳播與新媒體文學碩士學位課程；香港大學新聞與媒介研究中心於1999年開設新聞學碩士學位兼讀課程。我想，這些發展都是香港新聞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王彥：如今這些院校聲譽鵲起，成為載譽盛名的亞洲傳播學府，對內地學子尤有吸引力，是他們的出境留學熱選和出國深造中轉站。秘辛何在？

朱立：沒錯，由於香江得天獨厚的地址位置，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就是絕大多數內地學者出國的第一站及最後一站。在香港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社會裡，香港傳媒業的應變能力為世人有目共睹，亦同時向新聞傳播教育事業不斷提出新的命題和要求。香港新聞傳播教育業能在篳路藍縷中開創新天地，與開拓者的勤力和智慧以及屢次化危機為轉機的應變能力密不可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已很先進，大陸由於歷史和制度等原因而荒廢，台灣當時的高等教育則仍在成長時期，經費、師資、設施不足，但師生努力，目標鮮明。台港兩地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從實用出發，早期理論有限，學術著作和期刊都不多。八十年代后，兩地的教研都突飛猛進，理論和方法都大大地增強，研究經費增多，教學和研究的審評也日益規範化。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時段，大陸的高等教育也在追趕、擴充，更在九十年代邁步向前，重點大學所開設的新聞及傳播教育也不例外。在大陸，碩士、博士生的增長近年來頗為驚人，不論文科或理科，出現了一人帶二、三十名博士生的情形。我的博士論文導師艾爾文（L. Erwin Atwood）教授教了三十多年書，也不過才帶了三十多名博士生，平均一年才培養出一名博士。台灣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依循美製，和美國的研究所培養過程大致相同，要修課，要考試，要寫論文，至少要「浸」二年才能取得碩士學之高下是顯而易見的。2004年春，我在劍橋大學沃福森學院任訪問學者，發現英國的傳媒也已開始檢討這種博士養成教育模式。

早期的香港新聞與傳播教育，多以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美國新聞學院為模式，特點是側重實務技能與人文訓練。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大學院校，如密蘇里大學等都認識到，傳統的側重技術與人文訓練的新聞教育，已經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新聞與傳播教育必須加入大眾傳播理論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理論課程。香港的新聞與傳播教育學者在檢討自身學科發展后，提出人才培養目標的轉型策略：從過往注重編採和寫作基本功的職業教育，轉為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專業教育，培養畢業生成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及批判精神的新聞工作者。

在共同目標的指引下，香港的院校之間又因辦學定位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課程。其中，中文大學由香港政府資助，從開辦起即被確定為研究型大學，其新聞與傳播系課程向來「學」與「術」並重，以培養學術與思考能力為基礎，再磨練專業知識和技能，並以培養宏觀的通識及陶冶專業操守為己任。香港浸會大學從私立教會學院發展起來，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辦學初期以教學培訓為主，注重全人教育和知識探索，直到1979年開始得到政府資助后才逐步增添了學術研究的比重。位於香港島的樹仁大學屬於私立學校，踐行專業理論、實踐及技能等「三專系統」。珠海學院也是私立學校，新聞與傳播學系旨在培育適應海內外現代傳播業之需要的合格新聞工作者。此外，職業操守的培養也是共同強調的新聞教育根本責任。

除了我提到的教師因素外，學生優秀也很重要，能考進中大或浸會讀新聞傳播，幾乎都是名列前茅的優異生，報考研究型碩、博士的就更是精英了。畢業生在社會上闖出萬字，母校和老師想不沾光也難，於是，名聲就逐漸樹立了。當然，香港毗鄰大陸南端，社會文化和風俗習慣相近，大學的聲譽不錯，普遍用英語教學，但學雜費卻比到歐美留學低，有了這些因素和地緣的便利，吸引大陸年輕學子也就順理成章了。此外，香港和新加坡一樣，本身就有吸引力，都使用英語，易於和世界對話，而它們的大學水準又不錯，為西方英語文化認可，在全球學術界佔一席之地，似乎就不足為奇了。

王彥：您兜兜轉轉「三進三出」香港。「一進一出」是在1950年，您父親因對日抗戰而投筆從戎，隨國軍先去了台灣，六歲多的您千里尋父，途徑香港，和母親等長輩及兄妹共九人暫住在九龍黃大仙難民區。「二進」是在1975年，您三十二歲，拖家帶口，離美來港，任教於中文大學。「二出」是在1991年，您四十七歲移民到澳洲，任教於昆士蘭大學。「三進」是在1995年，您五十二歲，離澳返港，就任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兼院長。「三出」是在2006年，您自浸會大學退休返聘回您的碩士母校、台灣政治大學任專任教授，直到2013年您自母校退休獲聘為名譽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舉家移民到澳洲，在葉落歸根的退休時刻，遙望生於斯的湖北，回到長於斯的台北，您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2012年，朱立在會議中

朱立：1950年，我隨著長輩逃難經過香港，住過兩三個月才赴台灣，只是當時年幼而一無所知，現在只有一片模糊的記憶。1974年我碩士畢業，剛三十齣頭，長女剛過一歲，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檀香山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任「研究見習」。1974年底，我的見習導師朱謙（Godwin C. Chu）教授告訴我說余也魯教授由香港浸會學院到了中文大學，正在為新聞與傳播學系招兵買馬，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香港，我想都沒想，就應了聲「好」。這一聲「好」使我們一家和香江結下了「不了情」！這一聲「好」與我1950年第一次來香港距離整整廿五年！這一聲「好」應得這樣快，一方面出於我對香港充滿好奇和憧憬，有著幾分尋舊探勝的情懷；另一方面，中文大學的教職特別吸引我，穩定，有薪資，可養家糊口。何況我非常喜歡大學的環境，教書和寫作更是我所愛，新聞系可以滿足個人的興趣和需求，正是這樣的好去處。

但我一開始並未如願以償謀到新聞系的教職，我到中大時的職銜是「項目專家」（Project Specialist），隸屬傳播研究中心。第一份工作是主持一項基督教對大陸的福音廣播調查，訪問大陸到港的移民和難民，緊接著就是創辦英文的The Asian Messenger （《亞洲傳播季報》），報導亞洲各國的「新聞傳播動態」和出版概況（News Capsules）——之所以作「報導」而非「報道」，是因為在建構主義社會學視角中，任何新聞皆主觀的「導」，而非客觀的「道」。我認為這太單薄，又加了「專題報導」（Special Reports）。 The Asian Messenger的資料主要來自研究中心訂閱的十多份大陸、印度、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報章雜誌，我們閱讀及選取有關新聞傳媒的報導，再由我及助理改寫成「新聞傳播動態」。「專題報導」則多半我撰寫，有位Rita 董小姐也幫忙寫過稿，後來宣偉伯（Wilbur Schramm, 又譯「施拉姆」）、李金銓、徐東濱等也曾賜稿。我還曾將陸鏗老師《我所知道的中共報業》演講稿全文譯成英文，後來這篇譯文還收入美國一國際新聞教科書中，廣受注目。事實上， The Asian Messenger裡面90%的文章都是我改寫或撰寫的。

傳播研究中心的工作雖然忙碌不堪，我同時還在新傳系教課，曾先後教過「時事分析」「新聞翻譯」「國際傳播」及「中共的新聞傳播」，以及「傳播學概論」與「傳播與社會」兩門研究所和大學的入門課，並於1978年受聘為新傳系編製內的講師，但仍然負擔不少傳播研究中心的工作。

新聞系1965年創辦時，屬兩年制高年級課程——和當時不少美國大學一樣，前一二年級低班選修任何科系，三四年級高班修讀新聞，只有兩位老師和六名學生。我加盟時，只有五位老師和六十位左右大學部生。今天，新傳系早已升格成新傳院，也在去年迎來了五十華誕。院慶當日，《明報》有文稱院系立基建業半世紀來做到以「自然演進」反映「香港社會的變遷」(蘇鑰機,2015年10月31日)。

其一，在眾多變遷中，學生人數增加是最容易見到的。如今，中大新傳院的全職老師32人，兼任老師約69人，大學部生和研究所大概有800餘人。同樣成長的還有浸大傳理學院，從我1995加盟僅有一名哲學碩士生，到如今擁有20多種門類齊全的課程（programs），博士生30多人，授課式碩士生500多人，在讀大學部生約1,300人，全職教研人員70多人，兼職講師也達60多人，堪稱大中華地區專業最全的傳播影視學院。無論在中大還是浸大，香港回歸非但沒有嚇退年輕的學生，新聞傳播反而成了挑戰自我的「顯學」，若非名列前茅，根本進不了新聞傳播學院的大門。

其二是學研並重。教學和研究並非對立，向來是相輔相成的，這在研究型的中大是共識，但我初到浸大時，傳理學院具博士學位的教員還不到二分之一，如今沒有博士學位的已屈指可數。我初上任院長時，仍有同事懷疑研究的意義，現在則應絕無僅有了。

其三是交流活躍。近些年來，中大、浸大均召開不少地區性和國際性學術會議，並鼓勵教授與博士生出席學術和專業會議，這既為同事和各地同行交流切磋提供契機，又大大提升學院聲譽，可謂一舉兩得。如今，兩校的學術交流對象已跨出台灣和大陸，遍及歐美，來港就業或短期講學的學者亦越來越多。連樹仁和珠海雖系私立大學，都在有限的經費下努力做著同樣的事，這些活動和競爭對推動和提升學術自然有好處。

1989年春，大陸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改變了大陸，也改變了香港，每年都有數萬港人移民美、加、澳，我們也不例外。1990年秋，布里斯本的昆士蘭大學新聞系聘我為教授（Reader） ，而且給了我六年的聘書，翌年七月，一家五口依依不捨地移民了，而我們在澳大利亞可說「樂不思港」。

但長達十六年的香江情緣畢竟難斷。1994年春，香港浸會大學招聘傳理學院院長，廣告登到了The Australian（《澳大利亞人報》），觸動了我的驛馬星。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我寄出了應聘信和履歷，沒想到獲邀赴港。在與全院教師及校長等九位招聘委員會會面后的第二天，大學的學術副校長白智理（Jerry Barrett）教授便來電我住宿的旅館，約我面談，希望我能接任院長之職。就這樣，我與內子留下了已先後入讀昆士蘭大學的孩子們，告別了昆大美麗典雅的聖露西亞校園，兩人又迴流香江。

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后便赴美，接著先後在香港與澳大利亞工作，算算離家已快四十年了。在執掌浸會傳理學院八年後，我終於在2002年九月卸下院長職務，專任講座教授（2002-2006），更在2004年復活節學季休假期間赴英國劍橋大學沃福森學院擔任訪問學人。

這時我也在安排返台照顧父母的晚年，但沒想到就在一切就緒、準備回台定居前兩個月，父親卻等不及、先走了。那是2006年5月16日，我出差回到香港，內子告訴我父親已在先一天去世，於是立刻訂機票回台北奔喪。父親去世時，我正在湖北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應通識教育計劃之邀作《社會真實的重構與形象的建立》演講，並在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分享從事新聞傳播教育的體會。父母親都曾在老家宜昌從事教育工作，父親還擔任過當地霧渡河國小的校長，因抗戰而投筆從戎。他老人家過世，我不在身邊，而是在家鄉湖北講學，父親一生關心老家的教育，他應該會原諒我吧！

王彥：The Asian Messenger創於1975年，您到中大任教也是在1975年。而1975、76年正是大陸的大變動時期，香港有無受到影響？您的教學、研究、期刊編輯工作有無受到影響？

朱立：有，但那是間接、無形的。唐山大地震、周恩來去世、天安門四五事件、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一件比一件轟動，於是極左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開始鬆動了，當然新聞界也不例外。在香港從事新聞教育，我認為高校新聞對香港傳播媒體的影響主要在培養人才、從事傳播學術研究和扮演一個超然角色，對傳媒或當權者抱持獨立和批判的立場。1986年起，中大新傳系一些老師每星期輪流在《信報》發表一篇針對新聞傳播的分析文章，這可能令報館與政府覺得有壓力，但卻是我們參與社會所要扮演的超然角色，搖旗吶喊或喝采則自始至終想都沒想過。

The Asian Messenger的讀者最感興趣的便是大陸新聞界的變化，我曾寫過一篇「1984 in 1977」，報導了大陸媒體在毛澤東葬禮后從相片中塗改抹去四人幫的事件。我也依有限的資料寫過大陸新聞教育及新聞寫作的文章。四人幫倒台，大字報又鋪天蓋地捲土重來，我寫了篇「 Bombardment by Tatzepao」追溯大字報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情況，分析了它的特徵及在中共各種運動中的運用。第一屆哲學碩士生楊志剛研究大陸新聞如何為新上台的華國鋒造勢，強化他的認受性，他用了不少篇幅專談大字報在四人幫被捕時的內部傳播，我認為它和主題的關聯非常薄弱，但仍具價值，雖然應該自論文割愛刪除，我還是將它修改潤飾，在The AsianMessenger刊出。

王彥：您教過、指導過的學生都很懷念您。馮應謙教授就記得，他做學生時必修的第一門課Mass Media, Society and Men是您教的。追憶當時的上課情形時，他說：「朱立用不咸不淡的廣東話介紹自己，講完之後，就問我們為什麼要讀新聞系。大家都不作聲，不知誰先講了。我第二個說『我要改變世界』。朱立就說其實你們改變不了世界，不過你們可以繼續堅持」(馮應謙,2015)。

朱立：很感慨馮應謙還記得這些，他曾親口告訴我這一段，還說現在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了，「你問學生為什麼要讀創意媒體，他會說自己喜歡拍片。現在的學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使命，可能他們真的覺得很難改變社會，這個現實環境令讀新傳學院的人，不像從前那麼理想化」(馮應謙,2015)。我猜，這個結論是馮應謙後來自己悟出來的，但也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不過，不給結論，不提供答案，倒是我一貫的教書原則和風格。學生得思考，得犯錯，但之後獲得更多。給答案，學生是被動的，知識無法內化，而且思想給框住了。

王彥：「不咸不淡」的廣東話，實在令人莞爾。對於外地生來說，粵語課堂，恐怕是國際化樂章中的本土和弦，是超出想象的另一個香港？

朱立：香港的師資和生源都是一時之選，專業能力和語言能力都很強，很多人都能夠至少熟練掌握三種語言。「一口三語」應該是每個現代人的目標，既能用方言母語立足鄉土，也可用普通話面向全國，再用外語走向世界。香港政界、商界和大學界在用人方面相當開放，華洋共處早已習以為常。至於普通香港市民，最多人的母語是粵語，此外，南腔北調的人也有。直到1972年中文合法化前，英語都是官方語言，而且就連中文是普通話還是粵語都沒明確界定。至於普通話的流行，那是近二十年大陸居民到香港旅遊和自由行，香港人到大陸旅行或工作，兩地交往增多后的事。香港的二文三語文化是自1840年起的特殊殖民歷史和改革開放前對外封閉所造成的，這樣的語言環境，難免會超出外地生的想象，但這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大學不等於香港社會，課室更不是香港；以學生的組成而言，香港的大學國際化，是有問題的。大陸生是香港主要的外地生，真正的「國際生」還是太少，我想這和外籍生不懂中文有關，因為並非每門課都用英文講授，這樣的大學國際化的確是不足的。因此早就有人批評它是假國際化了。這樣的情況還比不上台灣，以我昔日任職的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為例，每年招二十名新生，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和台灣本地生是各佔一半的。另外，我們也別忘了，語言不是衡量國際化的唯一標準，多元文化的交往能力才是國際化的根本。在這方面，香港可說實至名歸，台灣和大陸是難望其項背的。

二

2010年，朱立與國際生在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王彥：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等畢業生後來都成為母院院長，再加上現任的馮應謙院長，您一共教過前後四任中大新傳學院院長，堪稱香港傳播學界當之無愧的「元老級人物」（On, 2013年1月7日）。除了「教」過院長，您自己也「當」過院長。在中大，余也魯教授把您「當作創建人來看待」，感激您在「系裡領導乏人」的情況下臨危受命，「帶著一顆愛心」來當系主任(1986-1991)，工作勤勞到「忙起來連家都不顧」，一干就是五年(余也魯,2015)。此外，您還是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作出過傑出貢獻的兩任院長(1995-2002)。所以我的問題是，「教」院長，「當」院長，分別是怎樣的體驗？先後在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研究的兩大重鎮——中文和浸會做行政管理工作，是怎樣的體驗？

朱立：我從不敢說「教過院長」，我在中文大學任教時，你提到的這幾位學者的確上過我的課，但他們的成就是個人的努力，我絕對不可以、更不應該掠美。韓愈早在《師說》就告訴我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他們都青出於藍，早就超越了我。我想，應該說，我沾了他們的光，不是說「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嗎？實事求是地說，余也魯不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創始人，而我就更不是，因為任何人不應抹殺學院前身新聞系的歷史角色和貢獻。我也不想當「元老」，因為「元老」是該送進「養老院」的，我只想當個普通的學者，優雅地、慢慢地在學術活動中謝幕告退。

我在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任內的體驗，可以用「革故鼎新，學與術並重」概括。我在學院過去於大學大學部重職業技能的傳統上，加強學和思，將課程從只重術變成「學與術並重」，在教學之外要做研究、還要研得好。另外，我也希望打破院內系與系之間的藩籬，不過我並不很成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信大學不可以只教不研，大學裡面能教能研又能服務的同事所在多有，他們得到獎勵，理所當然。只教不研或教優而研缺的同事，沒理由要求用不同或更低的評審標準，這不能叫公平，更非大學之道！

擔任中大系主任和浸大院長期間，我會聆聽專家同事的意見來定奪緩急，就算人力和財力資源許可，我還會堅守幾個原則：第一，科技日新月異，但教育的基本性質不變，做人的基本智能不變，這種不變不會因新媒傳播科技出現而改變；第二，時間有限，而該教的東西是無限的；第三，思辨與知識永遠是操作技能的基礎；第四，學生的素質決定教學的內涵與數量，學生的程度和教師的專長、人數等會決定要教什麼東西、教多少。這些都是設置新課和聘僱新人時我所考慮的因素。

我不是中文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科的創辦人，對當時的八卦卻略知一二。新聞系1965年創立時，喻德基教授（Friderick T .C. Yu）和克雷頓教授（Charles C.Clayton）都曾參與課程的規劃。喻德基具有艾奧瓦大學的博士學位，在美國當過日報記者，是位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學者，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任教。克雷頓教授則是科班記者出身，曾任聖路易市Global Democrat（《世界民主人報》）發行人、主筆，也是美國新聞記者協會的主席，後來是南伊利諾伊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喻教授曾於1968年秋在台北的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講學，介紹當時美國正「夯」的行為科學研究方法，我則是新研所的碩士生，赴美留學期間又曾在哥大新聞所及東西方中心見過他。克雷頓教授曾在政大擔任客座教授，他在南伊大非常照顧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我們便曾戲言他名字里的C代表Chinese。我沒上過他的課，也和他沒有什麼交往，見面倒是彼此認識的。有次我遇到喻教授，他問我是否認識克雷頓，我當然說認識，接著他就說「He knows nothing（他什麼也不懂）！」巧合的是，克雷頓教授也曾問我可曾認識喻德基，我當然也回答認識，而他的回答也居然是一模一樣的「He knows nothing！」

喻、克兩人對新聞教育的不同看法，正反映了學者與記者出身的差異，也是美國新聞院系常見的「卡方人（chi-square）」與「綠眼罩（green-eye shade）」之爭，「卡方人」指的是學院出身的教授，而「綠眼罩」則是實務出身的教授。因此，我常戲言，中大新傳學院有今日的成就得感謝二位「什麼都不懂」的人！其實，我向來深信新聞傳播教育必須學與術並重，大學生才20歲上下，必須要有學識和思辯能力做基礎，學習編採寫制的技巧，才會相得益彰。因此，我總是主張腦指揮手，兩者並用。換言之，學識和思辯能力是磨練實務技能的根本，而中大新傳學院的同事看法和我也頗為一致。

宣偉伯教授七十大壽時，冷納（Daniel Lerner） 和尼爾森（Lyle M. Nelson）編了本論文集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alf-Century Appraisal(1977)，伊利諾伊大學心理系奧斯古德（Charles C. Osgood）教授寫了篇文章，主張應方便大學生自由跨系選課，學系只應是行政上的分工，每個系的職責只負責安排課程和註冊、記錄學生的選課和成績而矣。他的理想在華人社會新聞傳播這門學科里尤其落實得不全面，許多大學的新聞傳播系擴充成了學院，學科內的藩籬反而築得更高大、更堅實。就算我們沒有日益匯流、融合的新科技，對學生的長遠發展也是不利的。此外，科技雖新，但價錢日廉，操作日易，許多中學都已購置許多的先進設備，如不以堅實的學識和理論思辨為基礎，只有技藝的培訓絕對不足，也無法幫助畢業生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或實務界生存、發展。

舉個例子。1978年第二屆碩士班的孫郁標同學是當年佳藝電視台剛剛卸任的總經理，也是香港第一代電視人，受教於正好駐足中大講學的宣偉伯教授。宣老在課上問：「Yvonne(孫的英文名), how much time do you think a person needs to master all TV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a TV station?（你認為在電視台里，一個人掌握所有的電視產制技能需要多長時間？）」Yvonne聳聳肩答道：「Two or three months.（兩個月或三個月）」宣老接著說，要掌握傳播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可不是兩三個月的事。言下之意，實務技術有何難，你們還是學好傳播學的知識為要。不久，學生也接觸並體會到Kurt Lewin的名言「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好理論最實用）」。我曾聽宣老提及這些，但卻沒放在心上，好在當時是碩士生的李少南教授記了下來(李少南, 2015)。

只有掌握內涵，才能夠用操作把主題表現出來。中大新傳學院和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全職教授主要負責理論和基本知識的傳授，一些實務課程則聘請業界的精英人士來教授，成效與口碑都不錯。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也是認為過早選系對大學學習未必好，一些基本學識和技能是跨學系的。新聞傳播的教研根本不應細分文字、廣播或新科技、廣告或公關，它應是「跨學門」或「跨學科」的。據我所知，在許多美國大學大一、大二也都是不分科的。

朱立：我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是：對教育有貢獻，對學術有興趣，但貢獻有限，藉口是：行政太忙！與十年、二十年前比，大學行政日趨繁瑣。以前大學同仁只要埋首教研，如今教研之餘，除了應付政府的各種評鑒，還要搞宣傳、公關。這些表面的虛功夫，固然是社會變遷及全球化的影響，但嚴重侵蝕教授教研和與同學交流切磋的時間，也予人評鑒好、多上報、大學就辦得好的假象與錯覺。各國政府高教決策當局，真該好好思索，重利輕義和只講短期成效的教育指導思想，不利大學的科研發展，也不利社會的整體發展！

回頭看，系主任和院長的頭銜是一時的，老師、學者和教授才是永恆的，真能令我心動的是「老師」和「教授」的身份，至於「系主任」和「院長」，那只是工作需要。學術更不是官大學問大，研究者的地位、年齡或學校只是參考，研究的品質才是真格的。行政乃必要之「惡」，操心、吃力、費時兼不討好，且妨礙個人的教研和學術發展。我如不管行政，書會讀得多些，學問可能會好些。無論如何，學術和行政的貢獻或負面影響都是無形的、長期的，不會立竿見影。

朱立：對行政，我的基本態度是不求、不爭、不拒。機會沒來，不要爭；機會來了，也不拒絕。中大十六載的教學、研究和行政提升了我的學術和眼界，為我的大學事業奠基，接著我到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新聞學系任職，在那兒渡過了愉快的三年半，也補充了我原先只有北美教研經驗的國際視野。1995年1月，抱著理想兼返港會友的心理，我應聘出任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兼院長，沒想到一任就是七年又八個月，比我在中大任新聞傳播學系主任還多出了兩年八個月。其實人生就像登山，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風景，要緊的是，我們要不時停下腳步，欣賞不同高度的不同風景。

做行政，需要講究一點技巧。我的浸會大學前任傳理院長是美國人，換一個華人當院長，有教師不服我，我當然看得出來。但我故意裝傻，不動聲色，讓不稱職的人，無論華洋，都采自然淘汰法。有的聘約期滿了，不再聘他。還有的退休年齡到了，不再返聘。做行政需要技巧，但這不是為了辦壞事，而是為了把好事辦得更圓通。其實，我做得不好，現在所言都只能算是「事後諸葛」，我也很清楚，我做得不夠圓滿，得罪了一些同事。

做行政，該凶得凶。曾有一位任學院中層幹部的洋人教師無理取鬧，我怒不可遏，當即喝止「I』ll fire you.」（我要解僱你），他愣住了。因為我平時都嘻嘻哈哈輕鬆幽默，那次爆發顯然超出他的預料。我說到做到，立刻解除了他的行政職務。白智理副校長對我說，「Leonard, I support you.」（朱立，我支持你）。這位同事沒多久便主動辭職了，否則他會令我煩惱、頭痛。

在海外負責行政工作，權力是受到規範的。我從沒利用職權掠奪博士生或年輕同事的成果，在論文前加上我的名字。事實上，我連想都沒想過，問心無愧、睡得好，這最重要。如果某位教師很優秀，即便我不喜歡他，他也會升等，因為他優秀得誰都擋不住。如果一個教師業績遠遠不夠，即便我有多喜歡他，也沒辦法創造綠色通道給他升等，因為這對其他同事不公平，更會損害院長這個職位的威信。如果某位教師是可上可下的，只有這個時候，個人的好惡才會發揮點作用。決定同事是否升等，我總是很慎重，有位教師一直到我退休都沒升級，後來換了兩任院長，也都沒給他升等。前後三任院長都沒給他升等，就說明不給他升等是對的。香港的評審體制就是這樣，論文代表作全球匿名盲審，教學和品行校內外交叉評鑒，一個人在升等的時候要遭遇全方位的立體透視。你的教學、研究、服務和人緣，會直接決定你的前途，院長或系主任的個人好惡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三

2011年，朱立在《聯合早報》

王彥：回到您最青睞的角色，學者和教師，也回到我們共同的坐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您的想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新傳學人。三十五周年院慶時，校友回憶「教得最好、最令人難忘的教授」名單中，您位列第一，理由是「夠全面，傳播有料到（粵語中的「有料」指內容豐富），教學認真又風趣；有學問，欣賞學生；朱立的口水、襪令人難忘」(馬傑偉,2000年9月23日:4)。

朱立：（笑）我想，朱家姓氏筆畫少佔了點便宜，而且是個別人士之見，絕不可當真，因為任何成功的單位不可能只有少數個人有貢獻，團隊太重要了。不過，不論幹什麼，我總是全力以赴，褒貶由人。借用佛家的話，褒是增「順上緣」，貶是增「逆上緣」，兩者都會令當事人成長，這是我不管行政多年後悟出來的「后見之明」。

尋找傳播的道理與原則是一件艱巨的工作，需要長時間與多方的努力，絕非少數人的力量可以完成，何況教學和研究是永無止境的工作，需要許多人投入，前仆後繼，才能永續。中文大學以中英並重，以傳承中學與融會中西為使命，新聞與傳播也在自己的領域擔負起這個任務。我們和大陸及西方新聞傳播界的交往，也是在這個情況下開始的。

1970年後期，余也魯想推動新聞傳播研究，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辦了兩次研討會。中大的研討會在1977年召開，當時正在中大客座的宣偉伯也親自與會，鼓勵大家自歷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練理論。第二年四月，政大的研討會更提出了28個課題，後來成了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孫旭培教授編輯的《華夏傳播》之藍本。

1978年，李金銓兄加入新傳系，他是密歇根大學傳播學的新科博士，思慮和觀察都很周詳、尖銳，他啟發了我開始注意媒介帝國主義以及面世沒多久的Sage Communication Series。李金銓在中大服務了四年，后赴美加入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不過，李金銓因此和香江結了緣，後來曾多次在中文大學新傳系客座，最後更放下了在美的教職，再臨香江，以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係為據點，開創了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的另一片天地。

1990年，香港舉行初次立法局議員直選，中大新傳系特別辦了一次「選舉新聞研討會」，邀請新聞界的資深記者和香港主要政黨的負責人交流，同事也分享了看法。我們都認為，和社會及業界交往是新傳系的責任，但在一間以學術為重的大學是不夠的。

1994-1996年我擔任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會長期間，曾經想過創辦一份專註「Chinese」的優質英文期刊，加強學術聯繫紐帶，作為交流論壇和發表陣地。但未能在任內實現。多年後，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的李少南教授繼續推動這個構想，在2008年創辦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並於數年後為社會科學索引（SSCI）所收錄，這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1991年7月，我自行「下放」到澳大利亞，所在的布里斯本市離兩岸三地雖遠，但靠著現代科技互聯網，我和台港學者的聯繫從未間斷過，天涯若比鄰可說一點也不假。1993年，在昆士蘭大學新聞系，我靠著大學剛剛鋪好的光纖網路，聯繫分處地球東南西北的學者投稿或匿名評審，為國際傳播學會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了一期《傳媒改革》特刊（1994年秋季號）。在昆大期間，我還接待過到訪的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陳崇山與王怡紅兩位研究員。我曾在香港和吉隆坡召開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上演講，分別談新聞教育對社會的貢獻及中文報業人才培訓，2003年與2005年，我應邀出席在北京和上海的年會，提出中文報做大做強之外還要有非經濟思考，也要忠實報導。

2006年暑假，我重回母校台灣政治大學，在新聞系與新成立的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講授比較傳媒制度、大陸傳媒、形象與國際傳播、中文及英文新聞寫作等課。教研之外，曾在羅文輝院長和陳憶寧教授領導下，參與籌備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2007），其中還組織了一場《中文傳播學術期刊現狀與展望》的專題，讓兩岸三地學術刊物的主編交流。

我舉這麼多經歷，無非想說明和強調，在教學與研究的路上，個人的力量實在很渺小，需要許多有心人幫忙和接力，同事、同行、同學都能有切磋和刺激思考的作用，在累集知識和升華理論的過程中，他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彥：您執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期間，曾開風氣之先，錄取了兩位復旦大學畢業生來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那是在1990年，比台灣2011年開放大陸招生政策整整提前了二十一年。這個大膽的嘗試是怎樣開始的？效果如何？

朱立：1988年秋，檀香山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和上海復旦大學舉辦「電視與文化價值觀變遷研討會」，主持人是東西方中心的研究員朱謙教授，老師的邀請，我當然應命。行前，我曾和同事閑聊，有無興趣招收復旦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他們表示支持。在復旦大學，我向新聞系系主任徐震教授提出構想，請他們推薦三名同學報考新傳哲學碩士課程的入學試。他們都非常優異，但當時的碩士班規模太小，我們只好忍痛刷掉了一位。1989年春，由於政治原因，出境留學更加變得難關重重，兩位同學差一點就來不了，好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的老師想方設法，嚴朝旭和朱儉國兩位同學終於在1990年秋季來了。他們和本地同學打成一片，表現非常傑出，交給我的學期報告都好到稍加修改潤飾即可發表的程度。取得碩士學位后，兩人都到美國深造。復旦和中大同事的心血得到了最好的回報，堅定了同事和大陸同行交流的信心，也開啟了香港招收內地大學部生攻讀新聞傳播學位的先河。隨著研究水平的提升，浸會大學也開始在香港與大陸招收碩士與博士研究所。

我指導過的研究所，除現在偶爾還與我有聯繫者外，已經多到無從記憶。在浸會大學，我帶過三名來自大陸的博士生。第一位是劉雙，原任教於黑龍江大學，專長是組織與跨文化傳播，已在澳洲昆士蘭大學任教多年，她今年年初升了教授（Reader）。第二位是金兼斌，專攻傳媒新科技與創新傳散，現已是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第三位是李小勤，原在暨南大學任教廣告，完成有關《南方周末》的論文後，一直在澳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

王彥：從1979屆的李少南、1981屆的陳韜文、1982屆的蘇鑰機、1990屆的馬傑偉到1999屆的李立峰和邱林川，中大傳播哲學碩士課程畢業生先後出國留學，后迴流母校任教的步伐可謂「前仆後繼」，這會有「近親繁殖」的顧慮嗎？

朱立：「近親繁殖」指任人唯親，僅聘僱自己培養出來的博士，排斥他校畢業生，這當然不可取。但據我所知，中大用人相當開放，沒什麼門戶之見，也很少用自己應屆畢業的博士，那表示「近親」只是手段，求賢才是目的。香港資源匱乏，傳播研究發展的制約性因素也是本地師資少。怎麼辦？開放和用人唯才肯定是各大學以及各行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策略和原因。除了「國際化」，招聘歐美、大陸及台灣的學者來港任教，鼓勵香港的傳播教育界「繼續參與國際性會議和學術交流」，另外的對策是「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譬如「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吸引他們迴流」(陳韜文,1992)。所以，李金銓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李金銓,2015)。

2001年，朱立在香港新界八仙嶺

朱立：早在1970年代後期，香港中大新傳系就接待了第一波大陸訪問團，成員主要是鄰近省市電化教育廳、處的負責人，增強了大陸推動電化教育加速恢復高等教育的信心。1979年，接待的第二波大陸訪問團是資深記者，記得《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和總編輯馬達都來過，兩位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在文革中都受過不少迫害，令我印象深刻。

1982年5月，余也魯擬召開新聞教育座談會，邀約大陸重點新聞院系主管出席，但正遇大陸推動「反西方精神文明污染」，而西方的新聞傳播觀點也在清污之列，這個會就流產了。之後，大陸逐漸開放，和學者的交流才多了起來。1986年底，香港大學研究中心舉辦大陸體制改革研討會，有個主題是「新聞改革」，我應邀在會上發表了論文《中共新聞改革的常與變》，並認識了當時任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 所副所長的孫旭培教授，他提出「以黨報為核心的多層次報業體系」主張，令我印象深刻，我乃邀這位篤實的學者訪問新傳系，介紹他和李少南、陳韜文等同事認識。這次會議開拓了我對大陸新聞改革的關注和研究，也是日後新傳系和大陸同行交流的起步。

1990年春，國務院教育部高教司在深圳大學召開全國新聞學科課程研討會，由高教司副司長主持，深大傳播系主辦，我和香港樹仁學院（現名為「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曾景安主任應邀赴會，分別報告各自的辦學理念和做法，讓我覺得大陸同行非常渴望和外界交流。翌年起便有好幾批大陸學者來做短期參訪。

1991年4月底，香港中大新傳系藉慶祝創系25周年之際，主辦了「傳播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開啟了香港與內地傳播學界的正式交流，也是海外、大陸、台灣與香港新聞傳播學者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對沒在海外參加過學術會議的人來說，那可是一次樹新風的研討會，與會者超越年齡，超越頭銜，對文不對人，學生批評老師，同事間互評，年輕的批評年長的，可以說毫無拘束，禮節在，爭論也有，但有分寸。後來我與陳韜文將論文結集出版，書名《大眾傳播與社會發展》，分贈各地華人傳播學者及世界重點大學圖書館，為兩岸三地的華人傳播學者的首次聚會留下記錄。李金銓還在《信報》寫了篇文章，評述陸台港三地傳播研究的狀況，認為大陸人力資源充沛，如能持續開放，假以時日，必有可觀。

1995年，我任職浸會大學傳理院長后，次年起的每一年都會由各系牽頭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也加強與海峽兩岸院校的學術交流。我在浸大期間，社會科學院、北大、清華、復旦、武大、川大、人大、暨大、深大、政大、淡江和美國羅得島等各地學者來學院講學或進修。我自己也曾獲浸會大學及香港王寬誠基金會贊助，在一九九五年秋赴復旦大學和人民大學參觀、講學。台灣和大陸傳播學界的交流始於1989年的教師互動，1992年政大傳播學院召開的學術研討會是關鍵性的里程碑，之後就慢慢成長而習以為常了。現在，兩岸三地新聞傳播學者在三地或國外學術會上碰面已非常普遍。

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努力，兩岸三地的新傳教育和研究無論是質或量都取得了重大發展和進步。宣偉伯教授曾言，大學要讓「思想碰得吱吱叫」。舉辦研討或交流互訪，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傳承，何嘗不是在激蕩與碰撞的「吱吱聲」中延續與發展學術研究的途徑？！何嘗不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呢！

王彥：您總結，香港新聞傳播學界這棵「樹」由誰栽下？

朱立：如果香港新聞傳播學界是一棵樹，那麼栽種和灌溉這棵樹的人是複數，不是單數，那是一群有理想的學者無私奉獻、奮鬥的結果。當然，香港新聞傳播學界，還很榮幸地得到宣偉伯教授和其他傳播學大師的澆灌，宣老於1977年來港擔任中大新傳系首任「胡文虎講座教授」，並且攜來一千多本珍藏的圖書捐給系圖書館，也將他的「聲譽、學養、地位」全部投入新建的碩士研究課程中(余也魯,2015)。可惜，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宣老無從發揮，宣老只教了一年多便提早回檀香山了。1991年秋，來牽頭創辦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課程的康士達(George Comstock)也是國際上很知名的學者。

王彥：今天的中大新傳院還有宣老來過的痕迹，新亞書院人文館208教室就以他命名，叫做Schramm Seminar Room（宣偉伯研討室）。這在當時的世界傳播學界一定是個大新聞吧？同行人士一定猜測，小小彈丸之地香港，籍籍無名的中大新傳系，為何可以邀到宣氏來任教？你個人對他和其他大師又有什麼感受呢？

朱立：他為什麼來香港這問題該由他自己來回答，但已經不可能了。1987年12月27日，宣老晚餐后在檀香山家中客廳看電視，因心臟病突發以80高齡去世了。宣老夫人Miss Betty給朱謙教授打電話報喪：「Godwin, Wilbur has expired.（朱謙，偉伯已經到期了）」朱謙教授前一天才和夫人與宣老伉儷共餐，一下子沒會過意，連問：「Miss Betty, what do you mean by 『expired』?（貝蒂女士，您說「到期」是什麼意思啊？）」。

宣老已經仙游，我現在替他歸納作答不能保證全對。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對東方好奇，而且他從美國中西部而西部而檀香山一路開展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香港和大陸還是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的未開發地，他覺得值得奉獻、開拓。

宣老是我們這行的祖師爺，是學界公認的大師、大學者，我在東西方中心初識他時，他早已是美國大眾傳播教育和研究的奠基泰斗，先後創辦並主持艾奧瓦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史丹福大學和檀香山東西方研究中心的傳播研究所。而我只是個剛畢業的普通學生，剛參加工作的新人，與宣老工作上交集並不多。然而，他為人謙和，絲毫沒有架子，沒有疾言厲色，視學生和後起如子侄，只有鼓勵和幫助。我曾兩次應邀在他檀香山第26層的高樓家中餐敘，至今還記得那俯瞰太平洋的壯美波光。

我真正和宣老交往，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任教的那段時間。宣老親自指導新傳系的首屆碩士生，講授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我是旁聽生，後來還繼他之後講授這門課。班上學生李少南至今懷念宣老，說他「人很和善」，初次見面，即送大家每一人一部名貴的「德州儀器」計算機（註：當時的「計算機(calculator)」即現在的「計算器」），令我們驚嘆「原來師生關係可以是這樣的」(李少南,2015)。當時的李金銓和我不過是剛剛出道的講師，但宣老仍然諄諄教導，不斷鼓勵我們，內子和我及金銓伉儷還曾應邀到他在中文大學第一苑的家中晚餐。1986年夏，我出任系主任，宣老更在第一時間來函道賀鼓勵。

宣老還是寬宏謙沖的君子。1987年東西方傳播研究所舉辦「第三次傳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我提出了六、七十年代一些對大陸傳播研究與發展研究的不同看法，他沒有絲毫不快，只說了句「Godwin, I guess we were wrong.（朱謙，我想，我們是錯了。）」倒是錯得更離譜的羅傑斯(Everett Rogers)硬拗說「Did I say that?（我這麼說了嗎？）」不肯認錯。不過羅傑斯也有很大的長處，他文筆好而快，和宣偉伯一樣，能深入淺出地綜合及闡釋理論。

曾任華盛頓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八年之久的資深教授艾德斯坦（Alex Edelstein）也是位令我懷念的學者和長者，他1981年來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席一年，我第一次和他的電話交往便「話不投機半句多」，但他不以為忤，兩天後見面，抱著我、拍拍我背說：「Leonard, that』s why we are in communication.」（朱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學傳播了。）而我們倆從此成了忘年好友。艾德斯坦智商特高，思慮周嚴，還心直口快，在議題設定和problematic situations的研究上有獨到見解。他退休后寫的Total Propaganda: From Mass Culture to Popular Culture (1997) 一書，討論後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的宣傳現象，非常精彩。

總結一句，中大新傳課程有今天的成就，得歸功許多全職專任老師和幾位短期來訪大師的無私奉獻，不能、也不應歸功於某個個人。這些大師、教授和校友留下了許多的有形的資產或貢獻，而他們無形的拼搏精神則更為寶貴。

王彥：朱老師，訪談終於接近尾聲。感謝現代傳播科技發達，令我們在台北訪問現場不及深談的問題能分別在澳洲和香港兩地通過電郵繼續補遺和溝通，令我們的訪問得以從八月盛夏一直延續到十一月深秋。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豐富館藏，助我案頭工作一臂之力。我發現，大陸找不到的文獻台灣能找到，台灣找不到的文獻香港能找到，華語地區文獻數香港最全。所以我想問您的最後一個問題即是，為何香港的文獻能做到最全？

朱立：布里斯本現不在秋天裡，因為澳洲在南半球，現在正是春暖花開之季，已開始見到落花了（笑）。你的問題讓我有機會說出我推崇香港的原因：香港經濟發達，各部門經費夠充裕，各行各業的各級主管可以盡情發揮創意，做應該做的事。當然，香港的法制健全，門戶開放，用人唯賢，此外，信息暢通、學術自由、思想活躍，你提到的「文獻齊全」不過是眾多成效中的一項罷了。香港本身一無所有，但卻又無所不有，可說是華人和的「珍寶」和模範，我因此深受其益，也因此而深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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