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新香港人」20年：夢想與奮鬥

毫無疑問，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的人，長期以來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龍應台在一篇文章里寫道，因為是移民聚集地，這使得很多外來者「一不小心」就留了下來，很容易覺得「這是我的香港」。

歷史上，內地居民曾多次大規模移民香港，香港回歸后，越來越多的內地青年人來到香港求學和發展。數據顯示，自香港回歸后，從內地移居香港的總人數粗略計算約有100萬，約佔了香港近730萬總人口的13.6%，這當中的一部分，即所謂「港漂」。

在香港，這些新移民被稱為「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正成為補充香港人口與人才的重要來源。懷著對這個現代、浪漫的國際化大都市的憧憬與嚮往，人們來到香港學習、工作、生活。他們大部分人在這裡拼搏著，精神昂揚。

當然，這裡也並非全然是奶與蜜之地，固化的產業結構、高不可攀的房價、狹窄的居住環境、快節奏與高壓力的工作方式，諸如此類的美麗香港的另一面，使部分「新香港人」最後又退回內地，其中亦不乏主動離開者。

即便如此，甚至一直以來圍繞香港發展是否需要「新香港人」這一話題存在爭議，但是，仍不斷有內陸人湧入這個「東方明珠」，希望在這裡落地生根，最終融入香港社會。

出公屋記

2017年8月1日下午，許驥回了一趟曾經居住多年的大窩口邨公屋。

「公屋」即「公共屋邨」，是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屋協會興建的公共房屋，以低廉的價格租給低收入階層居住。大窩口邨公屋是修建較早的一批，1970年代就建起完成。

申請公屋需要一些條件，許驥當然不具備，這個公屋是他母親經商失敗之後申請下來的，許驥來港后，從2011年開始，他與母親以及同母異父的妹妹一起擠在這個只有16平方米的房間里，直到2016年上半年他搬走。搬離后的這一年多時間，他很少回到這裡。

出生於1985年的許驥是浙江麗水人。他的父母早年離婚，母親改嫁到香港，並且拿到了香港身份。在母親移民香港時，有一個帶孩子到港的名額，由於許驥歸父親撫養，就一直沒有動用這個名額。直到2004年，許驥17歲，「是最後的機會了，年滿18歲就不能再投靠母親」，經家人協商，「最後決定我來香港」，他改由母親撫養。

就這樣，許驥成了一個「新香港人」。許驥來港的方式是持所謂「單程證」。

據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介紹，1980年，經中、英兩國政府談判決定，每天可有75個內地居民經批准到香港定居，由內地相關部門開具《前往港澳通行證》，這些人都是香港居民在內地的配偶、子女等親屬，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每天增加到150人。

過去20餘年，從內地來港定居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通過此種方式。 有數字顯示，截至2014年底，回歸後來自內地的約100萬香港新移民中，其中約83萬是持單程證赴港人士。

另據香港入境處公布的數字，九成以上持單程證的新移民，都是基於家庭團聚的理由申請到港。

《香港歷年的單程證持有人移入數目（2006-2016）》，周永新教授提供。

來香港的那一年，許驥剛在內地讀完高二，與香港的課程難以銜接，無法參加聯考，於是只能走私立大學的途徑。他先讀了一年大學預科后，隨後升入一家美國私立大學在港分校。

許驥的理想是當個作家，對該校所設專業沒有興趣，很快就輟學了。輟學后，他重回內地，準備聯考。2005年，許驥以港生的身份考入了浙江工業大學中文系。

「個人的身份認同是被周遭的環境塑造出來的。我的香港人身份，其實就是在浙工大讀書的那四年當中建立起來的，」許驥感慨道，「雖然我也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身邊的人都會覺得這個人是港生。當周圍的人都認為你是個港生的時候，你是不是要表現得像一個港生呢？」

大學期間，許驥閱讀了大量有關香港的文學類、歷史類書籍，他還給馬家輝、梁文道等香港文化名人寫信探討問題，「香港的這幫文化人很謙虛，真的會回復。」

大學畢業后，許驥留在杭州工作。他先在一家書店工作，後進到一家出版社，2010下半年，主持香港一家報紙文化版的馬家輝給他打電話，邀請他去工作。

2011年5月，回到香港的許驥正式入職這家報紙，成為一名文化記者。

重回香港后，許驥與母親、妹妹就一起住在了大窩口邨的公屋裡。大窩口邨屬荃灣區，位處香港的西北隅，有捷運直通，交通還算方便。這是一片規模龐大的建築群，有近20棟高樓，容納了數十萬居民。

許驥與家人居住的那棟樓高18層，他們住在第10層，由於面積狹小，只能用書架隔出空間，擺下許驥的一張床。

社區里幼稚園、便利店、籃球場、跑步徑等設施場所一應俱全。在此居住期間，習慣於熬夜寫作的許驥經常會到樓下的7-ELEVE買咖啡或啤酒。

街坊間也充滿著濃厚的人情味。雖然自從搬走後很久沒有回來，但重回大窩口那天，7-ELEVE里的店員還能認出他來。

「如果沒有孩子，住在這裡還是蠻舒服的。」許驥說，「大量香港人都是這樣，先住公屋，解決一個基本住房問題，就可以存錢了，存到錢可以買居屋，就是經濟適用房，住進居屋繼續攢錢，居屋再換私屋。這是香港社會的一個流動常態。」

2015年1月，許驥的兒子出生。太太是在浙江工作期間認識的，2014年他們在香港結婚。孩子出生后，他與妻子、孩子還和母親一起在大窩口公屋裡生活了幾個月。

「後來孩子會爬了，空間實在太小，連爬的地方都沒有。」許驥也不想讓孩子繼續在這個環境下成長，「放眼望去都是老人家，甚至還有吸毒者，沒有上升空間，都是很消沉的狀態。」他們決定搬離大窩口邨。

2014年和2015年，許驥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兩年碩士。2015年他辭去了那家報紙的工作。2015年6月碩士畢業后，他去給家人買保險，認識了他的保險經紀人，這位保險經紀人原來是一家印書館的經理，二人很聊得來，在這位經紀人的影響下，他於同年9月起也正式投身保險行業。

由於人脈廣泛，轉行后的許驥業績突出，「四個月就做到了全球最頂尖的百分之五的保險人行列，」收入與他從事媒體時期的月收入一萬餘港元已是天差地別。

搬離大窩口邨后，現在許驥與他的太太、孩子租住在荃灣鬧市區一棟私人樓宇66樓一個房間里，月租金21000港幣。這是一個中產階級社區，樓下是寬敞明亮、冷氣襲人的購物商場，樓宇配備設施齊全的高檔會所。他們的小家面積約50平方米，分為一個主卧、一個次卧、一個客廳，有廚房、洗手間，有陽台。搬到這裡后，2016年10月，太太又生下一個女兒。他們雇了一個菲佣，負責家裡洗衣、做飯、收拾房間等雜務，以使太太騰出手來全力照顧女兒。

許驥的職責便是全力賺錢養家，包括房租、養車以及其他日常花費，「每個月硬性花銷就是五六萬塊錢。」許驥說，孩子成了他的動力來源。

許驥在香港荃灣街頭（劉向南攝）

港漂圈

自1998年，香港高校開始在內地招生。過去20年來，來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的內地學生愈來愈多。

為了吸引在港就讀的非香港學生留港工作及在海外就讀的香港學生回到香港就業，香港特區政府於2008年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該就業安排沒有配額限制，也不限行業，這就為在港就讀的內地學生畢業后在港尋找工作機會打開了方便之門。

趙磊便是上述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出生於黑龍江省的趙磊與許驥同齡，也是1985年出生。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大學部畢業后，趙磊於2008年到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碩士，畢業后順利留港工作，至今在港已九年時間。

趙磊最近剛剛經歷了一次創業失敗。

2015年初，趙磊與他的小夥伴們看中了一個跨境電商項目。當時，他們注意到，香港零售市場繁榮，每年有4000多萬人次自內地到港出境游，出境游者在港大量採購商品，而香港又雲集了國際上各類優質高端商品。

趙磊覺得如果能夠通過互聯網平台把香港商品銷售到內地，應該會是一宗好生意。於是，他們以「香港范」為LOGO，開始了項目運營。

公司註冊在深圳，招兵買馬後，一個數十人的團隊開始忙碌起來，趙磊也不停地奔走於深、港兩地。

項目前期運營尚好，「最高一個月流水有150萬元，」2016年6月，他們進行了A輪融資。當時跨境電商項目已過風口期，融資不易，但是他們最終吸引了一家內地基金投資答應投資，融資規模千萬級別人民幣，這讓趙磊和團隊都很興奮，「覺得接下來一定會有錢，」在資金還未到賬的情況下，他們立即擴充辦公室，招聘更多員工，並在香港大量買貨。

但是，這家基金突然變卦不予投資，這令趙磊措手不及，無奈之下，公司只得關停。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回憶起來，趙磊非常感慨，「我本來是一個睡眠質量特別好的人，躺下就能睡著，那段時間我都睡不著覺，壓力很大。你吹了一堆牛，說干有夢想的事情，結果失敗了，是不是自己在別人眼裡就是一個LOSER啊，會有挫敗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

趙磊在他的位於香港觀塘的辦公室里（劉向南攝）

追溯起來，趙磊運作失敗的「香港范」跨境電商項目，其創意源頭，多少與由他運營的「港漂圈」網路社區有關。

「港漂圈」網路社區的起點是同名微博賬號，趙磊是該微博賬號博主。在內地來港青年圈子中，「港漂圈」有著一定知名度。趙磊註冊這個微博賬號是在他留港工作的早期，那時他還是港島灣仔的一位金融人士。很偶然地，他讀到《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有關「港漂」話題的文章，「覺得』港漂』這個詞有意思」，他就在新浪微博上註冊了名為「港漂圈」的賬號。

起初的用意只是玩兒，「比如發一些與香港相關的資訊，」趙磊說，沒想到越玩越投入，冬粉也慢慢集聚過來。趙磊開始有意發一些諸如租房、二手商品、工作就業等方面的實用性信息，幫助「港漂」解決實際問題。

2013年，趙磊辭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全力經營「港漂圈」。

經媒體廣為報道，現在「港漂」早已不再是一個新鮮概念。趙磊認為，「港漂」群體分為三類人：一是從內地來港讀書繼而留港工作的人群；一是拿到工作簽證，直接從內地來港工作的人群；還有一種，是從內地到國外讀書、進而從國外再來港工作，也就是經「一般就業計劃」來港的人群。

「這個群體有兩個典型特徵，一是年輕；二是在內地文化背景下長大。」趙磊說。

趙磊本人就是一名典型「港漂」，來港九年，生活與工作都尚處於一種不確定與不穩定狀態。他一直租房居住，對以地狹人多著稱的香港的一個強烈印象也是「房價很貴」。

來港讀書之初，他先住在學校宿舍里，與另外一個同學同住一個房間，根據學校規定，住滿一年後學校不再提供宿舍，他便與幾個同學一起在學校附近合租。畢業后，他先與其他五人一起租住在一個7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每人3000港幣。

現在趙磊已結婚，並有了一個孩子。他們租住在九龍灣一間5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約15000港幣。

在來香港讀書之前，趙磊對於香港的了解也只是「通過影視劇或者在網上查一些資料，就是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現代化與非常繁華的地方。」來港之後，才對這裡有了切實感知。

「香港是個自由競爭的環境，如果有足夠的能力、資源、金錢，就可以在這裡感受一切可能性。」趙磊覺得，香港「讓每一個人努力和奮鬥的意願都非常強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無限的可能性在你身邊，努力可以達到一種狀態，如果不努力，天上不會掉餡餅，這也讓香港變成了全世界最緊張和忙碌的地方。」

「港漂圈」的辦公室設在觀塘區一棟由原工廈新改建的辦公樓里。他的辦公室里最醒目的配飾是他的辦公桌背後牆上掛著的一塊寫有「港漂圈」三個大字的匾額，對面牆上懸挂的十數面小鏡框里，是他與梁振英、林鄭月娥、楊受成、成龍等香港顯要的合影。

跨境電商創業項目失敗后，除了繼續經營「港漂圈」網路社區，趙磊的團隊已轉型，他們仍然利用互聯網平台，瞄準香港醫療市場優勢，運作起一個跨境醫療項目。

另外一種「新移民」

年輕的金融白領楊田田儘管認為自己也算是一名「港漂」，但她「不會刻意用這些詞去描述自己」。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個詞，香港還有一部分人不是很喜歡從內地來的人，」楊田田說，「沒有必要把『港漂』這個標籤往自己身上貼」。

出生於1989年的楊田田是廣州人，大學讀的是「2+2」模式的會計專業，前兩年在遼寧瀋陽，后兩年在英國。畢業后，楊田田先在深圳一家公司財務部工作了兩年，2015年秋，她成功應聘於在港的一家內地企業，跨過深圳河到了香港。

楊田田能夠到香港，是通過另外一種「新移民」方式，即特區政府推出的「人才入境計劃」中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是在2003年推出，特區政府規定，具備香港特區所需要而本地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的內地居民，可根據該計劃要求申請來港工作。這個計劃同樣沒有配額限制，亦不限行業。

「說起新移民，以前主要是從每天150個『單程證』的配額過來的，現在情況改變了。」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介紹，「比如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一般就業政策』，內地很多優秀人才到了香港。」

《香港入境處簽發不同「人才入境計劃」簽證數目》，周永新教授提供。

周永新注意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到香港發展，比如來港IPO，「它們到了香港，員工不可能全從香港聘用，需要內地人來工作。公司要聘用內地人，只要出具證明說在香港找不到合適的人，就可以了。現在這個方面的『新移民』佔了每年來港人士的大部分。」

楊田田來港后換了一次工作，現在她仍服務於一家在港的內地企業。她負責基金募資與投資工作。公司辦公室位於港島金鐘，現在已是大廈林立的泛金融區。這裡距離香港傳統金融核心區中環很近。從楊田田的公司出來，步行十數分鐘，就是香港地標之一的中銀大廈。

比較內地和香港，楊田田說她更喜歡香港。她說，在生活方面，香港是一個更為成熟的社會，更為規範，「整個生活會比較舒暢。」

但工作方面， 香港的整個工作方式都比較固化，很成熟，很系統化，個人可以拓闊的空間較小，而深圳則是一個更加原生、向上的狀態，可突破口非常多，「從香港回深圳，常會發現新玩兒法，比如微信支付，共享腳踏車。」

來香港后，楊田田一直租住在港島西北端的堅尼地城，這裡毗鄰香港大學，離海不遠，在2014年末港鐵港島線也已通到這裡，交通方便。

像香港很多人一樣，在堅尼地城，楊田田租住的是「劏房」，「劏房」類似於內地房屋中介出租的隔斷房，房東會把一間房子劏成幾個小的單位來出租。楊田田與其他兩人合租，70多平方米的房間被劏成了三間。

像其他上班族一樣，每個工作日，楊田田都匆匆奔走於公司與住處之間。業餘安排得也很充實，來香港后，她忙著考各種證件，在深圳工作期間，她就已經考下了英國的註冊會計師資格，來港后，她考下了香港駕照、香港證券和期貨的從業資格證，現在她正在考香港特許秘書從業資格。

楊田田說，她本來就是一個喜歡考試的人，考試可以促人不斷學習；此外，香港是個「看證的社會，什麼都要證，做餐飲需要證，做按摩師需要證，去做救生員，也需要上崗證」。

楊田田有長期在香港待下去的打算，所以「趁早武裝自己」。

楊田田在香港金鐘街頭（劉向南攝）

業餘時間，楊田田會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比如香港青年聯會舉辦的活動，香港青年聯會是一個有20餘年歷史的社團組織，主要是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及各省市青聯的港區特邀委員為核心，由香港各界青年才俊、青年團體領袖及學界精英組成，它每周都會舉行一到兩次活動，楊田田會擇時參加。

「大概一個月參加一次」。通過參加社團活動，楊田田想多結交一些朋友，「不僅僅是內地朋友，也要結交香港本地朋友，」此外通過參加這些活動，她還可以突破自己的圈子範圍，增加對香港社會的深入認知。

來港兩年，楊田田還有一個更為顯著的變化，就是開始感興趣在媒體發聲，她開始撰寫一些時評類文章，發表在某些社團在《星島日報》等媒體開闢的專欄上。

近期她寫的一篇文章，是關於香港青年人對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住房、就業等方面的期望。

楊田田說，她想紮根香港，「希望能夠在一個細分行業里成為專家，希望未來能買一套房。」她也知道這並非易事，「只有拼才能留下來。」

留下或離開

同為80后的黃芷淵是香港出生的「本土」，她現在香港一家電視台工作。這兩年，她注意到身邊一個明顯變化：很多從內地來港工作的人士，在港工作滿七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之後，便選擇回內地發展。有的甚至還沒有滿七年，自動放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重返內地。

黃芷淵問過他們為何會選擇回去，「朋友們對我說，來了香港以後才發現其實跟想象中不一樣，比如有些80后，從小是看TVB電視劇長大，覺得香港的房子都很大，海景很漂亮，生活很富裕，來了后才發現，很多人住劏房，生活環境各方面都很惡劣，房價和租金都很高，工資又不是特別高。」

黃芷淵祖籍上海，她的父母一輩移民香港。她回憶，小時候去上海，爸爸媽媽會帶一些香港的東西回去，「聽外婆或者我上海的朋友說：這是香港帶回來的！就感覺身為香港人有一種優越感。」

在她小時候，包括1990年代，內地人看香港還是一種仰視視角，但到近年，隨著內地發展越來越快，內地很多方面已經追上香港或者已經超越香港，香港的相對優勢變得越來越小。

今年7月下旬，黃芷淵剛去了一次上海探親，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跟朋友吃飯，飯後搶著埋單，結果她沒搶贏，因為她仍舊是掏出錢包用現金結賬，她的朋友則用手機微信或者支付寶迅速付了款。

「香港不進則退，我覺得很多地方內地已經超過了香港，所以我的很多內地朋友，到香港后就發現香港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好。」黃芷淵說。

香港女生黃芷淵（本人供圖）

在移民香港的各種方式中，來港就讀高校然後留港工作的群體，因為他們已經在港就讀多年，有的只要再工作幾年，就能滿足在港連續居住七年以上的條件並獲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據黃芷淵的觀察，以往這個群體極其渴望拿到這個身份，但近幾年事情開始出現變化。

黃芷淵的一位前同事是典型的80后「港漂」男生，廣州人，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畢業后留港工作，在香港發展很不錯，「他工作穩定，家境也不差，當時在這邊還有一個女朋友。」但是，在他留港工作已經踏入第七年，距離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僅一步之遙的時候，辭職回內地發展了。

他告訴黃芷淵，他之前一直在等這個第七年，等著拿到香港身份證，但是當他真的在香港已經待了五六年，才發現自己並不想放棄內地身份，原因是，他發現自己在香港這麼多年，要真正融入香港社會，還是很難。

在他看來，香港物價太高，生活質量很多方面不如內地。黃芷淵說：「一次，他內地的朋友看到他租的房子，挖苦他的房子太小。其實他自己已經覺得自己的居住環境不錯了。回到內地，回頭看在香港的那幾年，他覺得那真不是生活。」

「尤其是2015年前後，他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黃芷淵說，「他說內地那麼大，為什麼不回到自己的家鄉呢。」

2013年從內地到香港大學讀碩士也是畢業后留港工作的張小西（化名）也選擇了在2017年這個夏天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她說，這是她主動做出的選擇，因為她越來越感覺到，「以我的背景、所處的階層和我的年齡，很難在香港過上幸福指數很高的生活。」

當然，在「本土」女生黃芷淵身邊，選擇留在香港或者離開的「港漂」，都不乏其人。她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的室友，是一位來自山東的女生，後來就選擇留在了香港。這位女生就讀的專業是工商管理，現在做會計工作，她已經結婚，丈夫也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內地「港漂」，現在他們已經生了一個「香港寶寶」。

黃芷淵回憶她的這位女室友說，「很多人剛來香港，可能會害羞，或者自卑，不敢講廣東話，她很主動地講廣東話，很快融入香港人的圈子。」

在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看來，現在到港的「新移民」群體比較年輕，教育水平也高，他們對老齡化的香港人口結構有優化作用，也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幫助。

「說到底，香港永遠是移民組成的城市，香港的成功或失敗，新移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永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