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聖雄"甘地:"非暴力"運動中有沒有暴力?

  我想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最早知道甘地時，一定是個有特殊稱謂的名字——「聖雄」甘地，還有「非暴力之父」的聲名。後來我發現，大多數人對聖雄甘地其實耳熟但並不能「詳」。許多人宣揚了甘地很久，可能並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體是些什麼主張，也不清楚在印度獨立的歷史上，它究竟發揮過怎樣的作用。

  印度到迪拜的飛機上，播放著新電影《我的父親甘地》。雖然這不是精心製作的大片，可它是貨真價實的「印度電影」，通過講述甘地大兒子失敗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的另一面：在家裡的專制，剝奪孩子上學的機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極大困擾。雖然這無損聖雄光環，可對印度來說並不尋常。

  曾經­困擾我的是，在印度的非暴力運動中看到了暴力。這讓我想更多地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麼？甘地本人怎樣界定這個概念？它怎樣將印度引向獨立，又引出什麼後果？從印度回來我又讀了一遍甘地自傳，查閱不同的甘地傳記，還有一些印度歷史。

  甘地的人生從「糟糕」開始

  甘地自小是個極敏感和自卑的孩子，青少年時期的學業事業都不順利，打擊特別大的是進大學后第一年就讀不下去，只好輟學。同時，他卻有著三代小邦國總理所形成的家族壓力和自我期許。一個長輩告訴他，時代不同了，他已不可能按照過去的模式子承父業，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須接受現代教育。甘地因此在1887年離家赴英國。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師資格，卻似乎不是盡量擴展自己的知識。當時英國考律師非常容易，但規定必須上課3年。甘地也就在英國住了3年，他花了很多時間和興趣在素食協­會活動和對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順利取得律師資格，卻並沒有大學畢業。

  英國律師制度的特點是取得執照易，在法庭站得住腳、贏得顧客卻很難。它的淘汰­環節在後面。甘地取得執照后歸心如箭，馬上啟程回國。3年過去了，他拿著執照卻發現自己讀書不多，實際上並不具備執業的知識和能力，再加上個性羞怯，簡直困難重重。他一開始試著在孟買開業，遇到並不難的小案子，卻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後他在孟買的律師生涯徹底失敗，被迫回到故鄉。

  甘地的哥哥雖然沒有成為小邦國總理，卻一度在家鄉地位顯赫。邦國雖小，印人自治的上層卻是一潭渾水。此時邦國已經­有了英國人的政治聯絡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聯絡官那裡，說他涉嫌誤導政治上層。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國和這位官員相識，哥哥就要甘地去說情。甘地明知不妥還是去了。這名官員對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負面，認為他是個政治陰謀家，阻止甘地繼續說下去並請他離開。甘地不肯走並且繼續往下說，該官員一怒­之下令僕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覺自己受了奇恥大辱，立即寫信表示要告對方，對方回信表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對自尊心極強的甘地來說，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處境。

  甘地冷靜下來后細看家鄉，不僅政治糾葛複雜，而且要在當地開業，就難免要和那位官員見面。此時一個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財務糾紛需律師幫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紹得到了這個工作機會，就這樣出走南非。在南非，乘警因甘地是有色人種，不顧他擁有一等車廂車票，令他離開車廂。甘地拒絕後被拖下火車，行李也被扔下了車。歷史學家把這一事件看作「甘地開端」，是很有道理的……

  從自傳可以看到，甘地拿著英國律師執照，卻不是一個具備西方律師氣質的人。他更像個僧侶或者信徒。他沒有皈依某個宗教，但印度教顯然是他的精神基礎。看甘地的講話和文章，常有長篇大論的感性表達，推理及邏輯­敘述的部分卻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對於素食、禁食、禁醫藥、禁慾和其他禁忌等，有著非常專註的思考，常常反覆推敲體驗、不斷檢討自省。在婦女地位極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絕對順從者。甘地正當壯年時決定禁慾，妻子對他的決定大多言聽計從，包括病危時不顧醫生警告離開醫院、禁醫藥和營養等等。甘地對學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學也不行。而這些決定的背後，在甘地看來有很深奧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這些家庭中的問題看上去是「小事」，卻折射出耐人尋味的問題：個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是否應當局限在個人範圍內？若強加於人或以某種強勢向社會推行，終有隱患潛藏在其中。

  「非暴力」運動中有沒有暴力

  甘地的非暴力理論要求人在遭遇暴力時，把熱情升溫轉化到幾近狂熱獻身的狀態，卻不轉化為暴力。這連甘地本人都很難做到。他曾寫道：「沒有自我純潔，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則也必然是一種夢想……然而自我純潔的路程是艱難崎嶇的。一個人要達到完全的純潔，就必須絕對擺脫思想、辯論和行動中的感情；超越於愛、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達到這三方面的純潔，雖然我在這方面一直進行著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的潛在問題其實很明顯：這就像做一個很難控制的易爆化學實驗一樣，怎麼可能使得情緒被煽動、相互感染的龐大非理性群體都能「純潔」到位，在強烈的刺激下保持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幹了」，轉為暴力？它當然與人的整體素質有關，與社會環境有關，與對方的反應有關。

  甘地說：「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裡所說的文明並不是指在這種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於敵人也有一種內在的善意的胸懷。這應該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可當時的印度，恰是一個缺乏理性傳統的國家，大眾教育水平極低，就是今天，還有一半印度人不會讀或者不會寫。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於字面理解，以為它絕對「沒有」暴力。其實事情不可能那麼簡單。作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假如不顧外部客觀條件、不分青紅皂白地盲目推行，出現暴力、悲劇結果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堅決認為，帶領人民進行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領導人，應當能夠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於他們的非暴力界限以內。」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點，言論語錄大多是無懈可擊的「真理」，可與當時的現實很可能是脫節的。在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中，一樣引發暴力連連。

  更何況，甘地的非暴力並不是「對方主動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謂「消極非暴力」，而是要積極挑起對方的暴力。他認為：「正像一個人在暴力的訓練中要學習殺戮的藝術一樣，一個人在非暴力的訓練中也必須學習死亡的藝術」。

  一個典型案例是著名的鹽稅抗爭。1930年5月21日，甘地的追隨者發動2500名志願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違法強行）進入鹽庫取鹽。面對數量十倍於自己、卻一排排十分冷靜的民眾，幾百個警察竹棍腿腳齊下。精心訓練挑選的「敢死隊」一排排上去，頭破血流不還手，直到倒地不起。他們實踐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結果是事先料到的，後面的醫療隊早就準備好包紮繃帶，等候在那裡，也事先通知了外國記者。這「苦難深重」是給政府看，也是給世界看，轉而又是對英國政府的壓力。這一非暴力行動的結果是警衛打傷320人，死亡兩人。（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警察依然是傳統裝備，一人一根粗竹棍。我親眼看見一個牛車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條，交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車水牛龍，沒有人抗議。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視無睹……）

  更多的情況是在非暴力運動中情緒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雙方失控，之後形成惡性循­環。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運動中，遊行民眾與警察發生衝突，混亂中警察開槍，大多史書稱並未有民眾死亡，但激怒­的民眾把20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鎖入警察局，放火全部燒死。最後甘地被迫中止這次「非暴力」運動。

  是否存在另一條道路

  暴力發生在警察一方時，世界輿論的反應當然是強烈譴責暴力。可是回顧歷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個問題：這樣的「非暴力」挑起可預見的必定要發生的「暴力」（不可預見者不算），是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鹽稅不合理，在政府稅收中的比例卻很低，是否可通過另外的方式，例如「議會道路」、修正立法來解決。印度的自治推進幅度相當大，1935年英國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參加普選的選民已達3500萬，其中包括600萬婦女和300萬「不可接觸者」，國大黨通過選舉獲得的議會議席高達70％。

  這另一條道路是從制度本身切入，逐漸改善民生，進行政治改革、社會改善。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參政，在英國統治的區域爭取擴大自治權。他們很早就從立法切入，漸進改革。在甘地只有3歲的1872年，梵社領頭促使政府頒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許寡婦再婚以及種姓之間可以合法通婚。順便說說，雖然甘地不贊成對種姓之外「不可接觸者」的歧視，卻並不反對不同種姓不可通婚的制度。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種姓制度仍非常普遍。這不僅說明了印度的社會文化粘稠度——從立法到推行極為困難，更說明這個社會當時要進入現代社會，建立法治和民眾的法治觀念，是更重要的事情。

  民族覺醒和殖民後退之間，必然有時間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的推進，在暴力甚至戰爭以及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之外，也還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印度另一位政治領袖真納，就贊成另一條思路。真納的氣質風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極好的教育，思維敏捷，是成功的律師，也是憲政主義者和立法人。在歷史變化中的英國殖民政府，面對百年複雜局面，法治狀態也有過多次反覆。真納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時刻，憤而退出立法議會表示抗議。可他基本上是個法律人，始終反對甘地以群眾運動對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開批評甘地的群眾運動到哪裡，哪裡就開始混亂。他不贊成甘地經­常發動成萬成萬的民眾主動違法入獄的做法。他反對甘地的非暴力抵制，這些抵制包括拒絕納稅、拒絕服兵役、印度公務員全部退出公職、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製法庭、學生全部離開公立學校、焚燒洋貨和抵制英國紡織品等。在甘地的號召下，青年學生成為非暴力運動主力，紛紛退學，「殺向社會」，不但暴力衝突和死亡不斷，民眾連續挑戰法律、自動入獄，「以前被社會認為是不光彩的入獄，現在被看作是愛國主義的最高獎賞」。

  作為國大黨創始人，真納認為甘地來了之後，改變了國大黨成立的初衷。在獨立前逐步擴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務員、健全法制、發展現代教育，曾經是印度知識精英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號下，在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上倒行逆施，最終傷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長遠利益和民眾利益。後來的印度女總理、當時還是小女孩的英?甘地曾因此離開學校教育，由家裡聘請家庭教師讀書。可並非每個退學的印度孩子都能這樣做。

  長期、持續不斷的非暴力群眾運動，目標是快速的根本變革。在印度當時的情況下，這是以支付正在行進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設為代價的。印度民眾本來就薄弱的法治觀念也被毀壞殆盡。真納在給甘地的信中說：「你的方式已經在迄今為止你所接近的幾乎每個組織中，以及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國民眾都在鋌而走險，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徹底的無組織和無秩序，其後果如何，我焦慮地注視著。」

  在甘地、真納不同態度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古代社會如何應對現代化、全球化的問題。究竟是積極應對「轉型」，還是堅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納入近代化軌道，這是決定命運的選擇，也是甘地和真納們的分歧所在。問題在於：以印度當時的時間、條件、地點，究竟什麼是歷史的必然。甘地自己從此一身土布「拖地」，也要求全國民眾回歸土布手搖紡車時代，燒盡價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國大黨人必須以每日親自紡紗若干作為黨費交納。最後實在無法推行，不了了之。真納對這種勉強拖住歷史車輪的觀念和做法，不屑一顧。

  獨立前夕的印度社會為何充滿暴戾

  甘地當時能風靡全球，其歷史背景是：包含英國在內，強國對殖民歷史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譴責。甘地大量的反暴力的哲人格言，展現的對民眾的號召力，一身「拖地」紡紗和東方式神秘，不斷入獄絕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一個有著兩億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國，將類宗教追求轉化為與法治逆向的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時，包藏著怎樣的隱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在實踐中出現種種問題，在理論上也走向極端，邏輯­混亂，令人困擾。1936年8月，甘地曾接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表示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違背了非暴力主張。不久甘地接見世界基督教領袖，再次提到：「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人的奴隸。」

  就在二戰局勢最緊張的關頭，甘地「積二十二年鬥爭經­驗，動員所有的力量」，發動領導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印度政府以總督名義發表了一個國務會議的決議：「國大黨正在從事某種非法活動的準備，甚至已發生暴力事件，破壞通訊和公共事業，煽動罷工，妨礙公務，阻礙­政務，政府曾對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無效果。對此挑釁，政府被迫起而應對。」此時若「採納國大黨要求，印度會立即變成無政府狀態，使印度為人類自由之共同目標所作的努力，全部失敗」。隨後，甘地和他的秘書被逮捕軟禁，家屬可隨行照顧生活。7天後甘地秘書心臟病突發而死。他的死亡引發民眾猜忌，立即爆發全國性的流血暴動，攻打警局，暴亂中各地發生警察開槍事件，全國死亡超過900人。

  二戰結束，英國人開始履行撤出的承諾。甘地帶領的一次次「非暴力運動」，因其轟轟烈烈，成為獨立進程最搶眼的標誌。其實，這是由各種複雜因素共同推動的歷史結果。有雙方無數政治家的努力，也有英國本身的驚人變化——英國對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質的改變。

  甘地說過，「假定有一種人，決心不屈服於暴君的意志，暴君就會感覺自己的恐怖手段無效了。如果有足夠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終有一天他會感覺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開會，決定它們都不再怕貓，大家跑進貓嘴，那時老鼠就都能活命了」。這是甘地一個極端的說法。實際上，英國的政治和制度也在進步。英國人撤出印度的計劃，其實很早就基本定下來。只是具體怎麼做，需要雙方政治家反覆協­商。英國人曾經­多次警告，他們過早撤離，可能會出現騷亂和動蕩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們摩拳擦掌，恨不能馬上徹底接下這個國家。在外部壓力事實上已經­撤出的時候，內部宗教衝突激化，印度已經­像個火藥桶。

  在英國人離開之前的宗教和政治衝突，是印度已經­高度政治自治的結果。而甘地和國大黨都曾表現出對少數社群的忽略與不尊重……­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長時間裡，一直堅持要維持一個完整的印度，可終於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其斯坦國。政治談判不成，從穆斯林聯盟號召「直接行動」的抗議開始，直至後來分治期間的暴民互相殘殺，印度淪為自相殘殺的殺戮場。在甘地領導印度獨立運動的40多年裡，雙方失控，導致警民總共將近8000人死亡；在英國人撤離的一年之內，印人自相殘殺約達100萬人。最後，甘地以他的「聖雄」聲望，絕食平息騷亂，創造了最後一個奇迹。我想，一年如此殺下來，也該罷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刺殺，如求仁得仁，給一個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業，畫下圓滿的句點。

  此後，各國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勞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問：在一個非暴力的故鄉，在非暴力的理論和實踐盛行40多年後，英人撤離了，為什麼還會充滿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氣？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單方條件能夠決定的。挑戰一個有合理價值觀的政府會產生作用，對日本軍國政府、希特勒的納粹政府是無效的，更不要說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為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議不是個簡單的概念，號召者不能因為「非暴力」三個字就佔據永遠的道德高位並自詡「政治正確」，不能因此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預見對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導致大量民眾流血犧牲的時候，領導者是應該有所顧忌的。非暴力抗議和民眾的素質也有關。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國家，民眾對政府某個做法不滿意，進行有時間限制、有條件限制的抗議表達，這是一種非暴力抗議方式。而在一個條件不成熟、民眾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會，要進行大規模、無休無止、具有挑戰性、不達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運動，又是另外一回事。

  發生在印度的非暴力運動，已是不可變更的歷史事實。可是，事後如果我們沉醉於張揚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這段歷史及「非暴力」的概念，顯然是一種輕率的態度。後代政治家運用非暴力手段時，必須非常負責任地、謹慎地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