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精緻的利已主義者，有問題嗎？

大學剛畢業時，我做過一個關於塵肺病人的報道。有一批來自湖南張家界和耒陽的建築工人，在深圳從事打基地的工作，患上塵肺病，他們選擇向深圳政府集體維權。

除了這些工人的悲慘遭遇，當時還接觸到了一批大學生志願者。他們成立了一個關注塵肺病人的小組，所做的，不僅僅是籌款送溫暖。他們到這些工人的老家做調查、寫報告，幫助他們聯繫媒體、律師，給我們這些記者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和翔實的數據。同時，也利用自媒體，做了一系列工人權利的倡導活動。

這讓我很有感觸。塵肺工人，大學生，看上去是兩個不同世界、不同階層、不同命運的群體，這些年輕人卻在無私又盡心的幫助工人。

做完報道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篇小文章，大意就是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公，面對他人的不幸，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可以做什麼。

▲ 北京一輛公共汽車上，乘客戴著口罩望著窗外霧霾天氣。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有個朋友當時就給我留言。問，我自己剛畢業，一個月工資勉強在北京租個房子，我們為什麼要去關注和我們的生活毫無關聯的塵肺病工人？

幾年過去，因為我工作性質和專業背景的緣故，大多數時候都過著地命海心的日子。周圍的朋友，做律師、金融居多，大多數都在私營部門工作。飯桌上經常的交集便是——你們老寫那些報道有什麼用？關注公共有什麼意義？日子不是越過越好了嗎，政府不是在改革嗎，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該發生的不就都會發生嗎。是，確實也有過的不那麼好的人——但是，他們跟我有什麼關係？

做一個精緻的利已主義者，有問題嗎？

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其實無非以下這麼幾個：

一、的發展

真的需要公共參與嗎？

討論的前提是，大家都承認，社會現在有很多問題。

小夥伴們會說，是呀，有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權利與發展不可兼得，為了發展就得犧牲一部分權利呀，這是任何國家的發展的必經之路。

接下來的邏輯是：對於這些問題，政府也知道呀，它在積極改革呀，你看這屆政府反腐反得多用力啊，你看改革信號不是不停地在釋放嘛。只是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階段搞什麼公民參與，瞎折騰，社會搞亂了，哪裡還有穩定發展的基礎呀？

▲ 北京，人群由隧道離開鐵路站。攝：Kevin Frayer/GETTY

說老實話，聽到自己身邊的好朋友發表這樣的言論，很多時候確實很有挫敗感。

誰都不會否認，政府有一個非常高效的技術官僚體系，也有著強有力的經濟發展意願。的經濟社會也確實在向好發展，宏觀指數有所波動，但身於其中的人們能切實感到市場的生機與活力。

人們也知道，30 年高速發展，代價深重。而這些代價累積至今，已不再在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對於那些在發展中被犧牲的個體——如失地農民、塵肺工人，他們被剝奪的不是「一部分」權利，而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全部。社會不公埋下的炸彈，也開始陸續炸響，從彌散性的霧霾，圍繞食品產品安全、生產安全的一系列突發事故，到那些獨狼式的報復性襲擊。

這些社會矛盾，並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解決。在社會領域，利益主體越發多元，公眾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進行博弈妥協的政治平台，進而產生更能衡平多方利益的公共政策；同樣，在經濟領域，諸多涉及既得利益階層的改革停滯不前，黨政系統之外卻沒有與之抗衡的政治壓力。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公民社會，需要公民實質地、有序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

中產階級，正是產生積極公民最重要的土壤。他們接受良好教育，有著基本政治常識和相應的能力——如分析研究、辯證思考、公共表達、衝突管理、合作協商，而這些素養又是那些因為直接利益受損而有著強烈公共參與和表達意願的中下階層所欠缺的。

在常常討論的是，具有公共參與的知識和能力的中產階級，卻往往沒有公共參與的意願。

這也是我和小夥伴們經常爭論的第二個問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什麼不對？

二、我覺得現在的生活挺好的，

為什麼要關心政治、關注他人？

我們經常談論的「公共事務」或者「公益」，其實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每個人的利益都牽涉其中的公共事務，最典型的，霧霾，食品安全。

第二類，則是僅涉及社會邊緣／弱勢／少數群體的議題，例如 LGBT 權益，塵肺勞工，殘障，罕見病，等等。

我們一層層說：

關於第一類事務：

比如霧霾、食品安全

要論證中產階級為什麼應該關注第一類公共事務，似乎不難——你自己的利益牽涉其中呀。

可是在，我們會看到面對這些公共問題時，中產階級的努力方向並非改變不公的現狀，而是逃離公共體制。

應試教育壓迫孩子天性，我的孩子進國際學校；醫療改革停滯不前，那我花錢進一對一的私立診所，我去美國看病；養老體系不可靠，那我自己投資掙錢養老；吃的東西不安全，那我買高價有機食品，我去草場包養一頭奶牛。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關心教育政策醫療改革食品監管體系怎麼調整。

▲ 攝 : Feng Li/GETTY

是呢，我那麼努力的讀書掙錢躋身精英階層，不就是為了過這樣的生活嗎。

這樣的逃離是有意義的。用腳投票，也是倒逼改革的壓力。但是，逃離的代價何其高昂——要付出如此之多的金錢和努力，我們才能在這裡體面而正常的活著。

而更重要的是，真的逃得掉嗎？教育體系不改革，私立學校哪裡有教學自由？醫療投資不開放，私立服務如何進場？金融監管不調整，私人養老金照樣逃不過股災。

其實這些年，我們會看到很多媒體報道都在刻意強化這樣一種邏輯。無論是高鐵追尾、天津爆炸，還是溺死在北京二環上的私家車主，中產階級無法從「公共」中逃離。所謂的公共事務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存在於我們呼吸的空氣，吃的食物喝的水，出門想要打的專車能不能招非京籍司機，想要的是兩個孩子還是三個孩子。

▲ 攝：Stringer/REUTERS

中產階級不會直接暴露於赤裸裸的暴力與歧視中，但他們卻時時刻刻為缺乏效率、喪失公平的公共政策左右和影響。

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但動員中產階級，很多時候需要一個好的事件，或者好的宣傳／啟蒙／教育。

例如 2015 年年初的「穹頂之下」。不管片子本身有多少爭議，至少在短短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它成功地觸動了中產階級。

或許觸動並不持久，但公共意識的培養與思想的啟蒙就是需要更多這樣的觸動去積累。

關於第二類事務：

比如 LGBT、塵肺勞工

第二類事務，關係到和自己並無直接關聯的他人。

准中產階級小夥伴們不關心，理由往往有兩個。

一是漠然。是呢，我自己的生活工作還有那麼多煩心事，哪裡有時間有精力做聖母關懷他人。

二是認為不應該。對於那些邊緣弱勢群體，我不關心，不是因為我沒有人性沒有同情心，而是從道德層面上，我不認為他們值得同情。

1

致「漠然」的人

為何我們要關注和我們無關的他者，我通常願意從三個層面去理解。

首先是自利的層面。

一種論證是，生活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無端的受害者——即便你今天是得利者。

正如人們會說，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工會成員天主教徒我都不說話，當最後追殺我時，也沒有人為我說話。

另一種論證，強調這個社會的有機平衡。在失衡的社會裡，他人的不幸總會如蝴蝶效應般波及己身。

中產階級為何要尤其關注貧富分化？因為貧富分化給弱勢一端帶來的被剝奪感，往往就是導致社會騷亂的根源，而在各種騷亂革命中，受到最大衝擊的就是這些中產階級。

▲ mehfew/Flickr.com

第二個層面，簡單來說，就叫做同情心，或者同理心。

「對殘忍的不可忍受」，是我好多年前在崔衛平老師的一堂講座里聽到的說法。她說，每個人都有一套價值體系與最低底線。發生於他人身上的不公與不幸，往往會觸及一個人之為人的底線，而讓人面對他人被否定的狀態時感同身受。

很多人常常會嘲弄別人「聖母心」。其實無非是自己的底線太低。他自身對於公正，仁義，自由，愛這樣的價值毫無感覺，這樣的價值才根本不存於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才會對他人遭受的否定視而不見。

所謂的人道主義者，是他們本身對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認知，面對否定人性的事，才會不忍。

之前有和朋友聊到過，NGO公益圈、媒體圈裡，為何文藝青年泛濫。因為對這些文藝青年，只需要兩個詞，就能觸動他們的痛點和淚點：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

又例如周圍做了媽媽的小夥伴，都會對涉及兒童權益的事尤其關切，無論是兒童拐賣、兒童大病還是畢節悶死在垃圾桶或是自殺的留守兒童。因為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後，她們能夠更加真切的感受到那種喪失之痛。

第三個層面，就是一個字，善。

因為公正、仁義、自由、愛這些價值是對的，是好的，是善的。向善是對的，是好的。所以無論是否涉及我的自身利益，我都會去做、去關切。

一個人能否認可和達到第二和第三個層面，其實與我們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密切相關，它取決於我們受到了多少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浸潤。中產階級家庭，或許有著更好的條件，給孩子們更多的浸潤——正如滿足了人的基本需求，他們有會有更多精神層面的探索，更多對現有主流價值觀的反思和挑戰。

2

致認為沒有「道德義務」的人

比較有意思的，講完上面這些后，我這兩年聽到了一種新的駁斥。

我不是沒有同情心，不是不向善，對於一些弱勢群體我不同情，是因為我不認為他們值得同情——他們活該。

人們習慣性的將自己的弱勢或不幸都歸咎於體制，但事實上這些結果都是他們自己的無能、懶惰造成的。

說實話，剛聽到這個論點時，我非常吃驚。後來發現，有這種想法的人真不是少數。

例如這些年，動不動就會刷屏的各種雞湯。一類呢，是一開頭就跟大家講很多小故事。都是身處逆境，有的人為何能夠逆襲成為人生贏家？因為他足夠努力，因為他有積極樂觀向上的處事態度，他有高效能人士的多少個習慣，等等等等。總之，就是不要怨天尤人，要相信自我的充分努力。

另一類，則是反所謂的「聖母婊」，反所謂的政治正確，堅決抨擊「你弱你有理」——弱的人要更多的反思自己，是自身不夠努力，自身付出不足，沒有任何資格去綁架社會和他人，要求社會和他人的幫扶或者施捨。

很多認可這些雞湯的夥伴，本身家境一般，一路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廝殺打拚，拼進最好的大學，拿著獎學金出國念書，又繼續在極高勞動強度的金融圈非訴圈廝殺。我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才獲得今天的生活，我的一切都是應得的。而那些 loser，他們何時和我付出過同樣多的努力，他們又憑什麼在暗處抱怨是社會的不公造就了他們的今天？

這樣的歸因，正確嗎？

真的是因為窮人們不夠努力嗎？我們周圍有多少和我們一般努力的人，他們沒有獲得同樣的回報，是因為他們沒有和我們一樣的天分，或者是他們的天分恰好不是這個社會或當下的市場所重視的天分。

那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嗎？天分，是什麼決定的？除了先天的遺傳基因，後天的營養、健康等等，是否會影響一個人在智力方面的表現呢？正因為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兒童早期的營養干預，成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還有很多人，他們和我們有一樣的天分，卻沒有我們努力。而他們不努力，很可能是他們連努力的意識和意願都沒有。我們每天要讀到多少育兒養兒的文章叢書，從懷胎三月開始就生怕一句話一個舉動讓自己的孩子性格上出現任何偏差扭曲。社會學上常年討論兒童早期發展，家庭資本傳承。對於那些出生就見不到父母被散養在貧困社區的留守兒童，能否長出正常健康的三觀和拼搏努力的意志全靠個人造化和機緣巧合。他們中大多數所要面對的失意的人生，都不是簡單一句 活該 就能讓人泰然待之。

還有更多人，他們和我們有一樣的天分，一樣的努力，卻沒有辦法得到同樣的機會。可能只是因為聯考時你在北京他在河南。你在自習室晨讀時他們在摸著黑翻山上學。他們的父母只買得起三鹿奶粉，他們的村裡沒有幼稚園，他們的英語老師教不準音標，他們上不起課外補習班，他們在需要和你競爭的每一個環節，都輸在起跑線之前。

我們褒揚努力與奮鬥，前提是所有人都有公平的起點和機會。而不是眼睜睜地看著起點與機會的不公隨著財富的極化越演越烈，反而以不可一世的精英姿態對他們說一句，你活該。

三、那我們能做什麼？

還不是什麼都做不了？

是啊，你說的都對。這個社會不公義，我們有義務去關懷弱者、關注公益，然而——我們能做什麼？

嘿，你們能做的事太多了。即便是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政治管控之下，公民社會能走的事情依然有很多。

有時我會發現，小夥伴們一說到公共參與、公民運動，似乎就是要讓他們舉起牌子上街去。

公民行動有很多層面。

一個粗略的劃分，一個層面是表達，一個層面是行動。

▲ Davide Legnani/Flickr.com

在民主社會，表達，往往可以通過參政議政的制度性渠道，直接影響作用公共政策的變革。

在，表達則需要先凝聚成輿論壓力，才有可能影響到決策者的決策。

表達有很多渠道。

制度渠道之外的，社交媒體上的關注討論，聯署簽名，公開信，行為藝術，公開演講。在有限的言論空間里，其實還有大量的話題是我們可以討論的，也有太多的話題需要人們的討論才有可能脫敏。

制度渠道內，參與聽證，遊說人大代表，給公開徵集意見的政策法規提意見，等等等等。是的，這些參與，大多形式化，對公共政策也不會有多大直接作用——但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用它們，把它們當成一回事，那結果也就可能不同了。

▲ Enri Endrian/Flickr.com

這些年，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從乙肝反歧視，開放二胎，到食品安監勞工立法。等有空時，我一個個講給你們聽。

但很多時候，表達形成的壓力不夠大，或者意見分歧太大而拖延政策的制定修改時，還有很多積極公民選擇直接的行動，去解決問題。而行動本身，也是對公共政策的表達和倡導。

農村教育資源不足？捐錢修學校，配硬體，支教，辦鄉村圖書館，推廣創新性優質課程。

兒童大病得不到國家政策保障？救助貧困燒傷兒童，辦孤殘兒童救助中心，做網路救助平台。

霧霾問題就拖不決？舉報偷排企業，綠色出行，參加環評聽證。

動物保護立法太前衛？支持寵物救助站，抵制狗肉節，拒絕穿皮草。

……

這樣的案例根本無法窮盡。

我們會看到，總有些人，說他們是閑人馬大姐也好，利他／公益人格也好，會積極走在這些行動的最前面。當這樣一些人站出來，積極為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的時候，請支持他們，不要冷嘲熱諷，覺得尼瑪瞎折騰個啥能有啥用。

公益組織是個行業，NGO 是個社會部門，有很多人願意全身心投入地去做上面說到的這些事。有些人只有部分時間來做志願者，也很好。中產階級沒有時間，但你們有錢呢，有情懷和情操啊，你們可以成立基金會，可以資助更多的草根 NGO 去為了社會理想而努力呀。

關注自己感興趣的公共事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都是政治領袖，人人都是政治控，也不是個正常的社會。

所以……說了這麼多，這個社會需要我們的努力，我們應該努力，我們也可以努力。

嘿，我就是對你們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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