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冪、阿里影業都看好的藝人經紀，為何不會成為影視公司的藍色小藥丸？

楊冪公司嘉行傳媒投資的「三生三世」，不僅讓公司估值翻了20倍，也帶火了旗下數位簽約藝人，引來外界對其藝人策略的關注；3月14日，阿里影業合併合一影業，並宣布與優酷成立藝人經紀公司，擬投資網路大電影項目，受消息刺激，阿里影業次日股價有小幅上升。

「藝人經紀」概念在這兩天頗受關注，被外界看好。

究其邏輯，影視項目投資風險高，而藝人的收入不僅穩定，且越大牌越天價，不少影視公司將藝人經紀收入包裝成公司利潤，再通過現金分紅的形式返還給藝人——藝人滿意，公司賬目好看。

那麼，影視公司開設藝人經紀業務就能達到公司與藝人的收入雙贏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從TVB上個世紀90年代延續至今的「藝人出走潮」，到華誼兄弟70多位藝人出走，這兩家最具代表性影視公司都是以與藝人撕破臉收場。

而在娛樂工業更完善的好萊塢，卻有加州法律與演員工會加持，規定經紀人不得直接或間接涉及電影製作、發行工作，甚至傭金也被設定了10%的上限。

那麼好萊塢為何要這樣做？「東方家長式」的藝人經紀哪裡有問題？我們本文將對此做粗淺探討。

「東方家長式」的藝人經紀：藝人是僱員，僱員為公司打工，公司利益為大；

好萊塢模式的藝人經紀：藝人是客戶，經紀人為客戶服務，客戶利益為大；

再合理科學的制度也絕非完美，無法一勞永逸。

TVB培養了你，你只能賣命，因為別無選擇

上個世紀40年代，好萊塢出現了早期經紀人模式，主要負責幫助明星與製片商之間談判以獲取更大利益。當時製片廠普遍與明星簽訂七年合同，製片商讓明星拍幾部就拍幾部，只有少數頂尖明星有討價還價的權利，經紀人的出現讓藝人更有話語權。

而在華人圈，藝人經紀人、經紀公司的首要責任不是幫明星與製片商博弈，而是為公司管理好藝人，讓藝人更好地服務公司，這些都繞不開TVB奠定地藝人經紀模式。

1967年，邵逸夫聯合創立了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亦被稱作「香港無線電視台」），4年後，TVB開設了「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被稱為香港演藝圈的「黃埔軍校」，周潤發、梁朝偉、劉德華、周星馳、杜琪峰、關錦鵬等等大牌演員以及導演都出自此培訓班。

（中為邵逸夫）

TVB作為電視台，在內容製作上主要依靠自製，從劇本開發、拍攝到播放都依靠公司資源，訓練班的藝人們也是這套生產線上的一個「螺絲釘」，藝人成名後接的廣告、活動，TVB也可以分一杯羹。這種垂直式的行業發展，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控制風險，就是苦了藝人們。

前TVB電視製作部戲劇製作總監梁家樹曾這樣介紹TVB的拍戲流程：每天會有兩個組，一個外景一個內景，一線藝人可能白天出了外景，夜裡回來趕內景。與內地一線演員「軋戲」后收入頗豐不同，TVB演員連軸轉式的工作並不能換來相匹配的收入。

TVB的藝人經紀分為兩種：全約（即：戲約和經紀約都在TVB）、部頭約（只是戲約在TVB，經紀約在其他公司）。

其中全約合同一般為十年，藝人有基本月薪，但跟內地動輒數十萬上百萬一集的片酬相比，顯得不值一提。三四線藝人收入更低，月薪只有幾千港幣，在香港屬低收入人群。TVB「一姐」佘詩曼，為公司勞心勞力，創下過三天不合眼拍戲的紀錄，但片酬也不過兩三萬港元一集。

（佘詩曼）

而簽部頭約的藝人，雖不如全約藝人忙碌，但不會被TVB力捧，接外部戲時也要申請TVB，申請可能會失敗或因審批時間過長而導致藝人失去演出機會。

工作量大、收入少是TVB藝人的普遍狀態。之所以這種壓榨式藝人經紀約可以維持數十年，還是因為在香港演藝圈，TVB處於壟斷地位，絕對強勢。但隨著TVB逐漸式微、內地娛樂市場不斷發展，TVB藝人開始出現大規模離巢，轉戰有更多更好工作機會的內地。

此外，TVB高層內鬥也造成了人才出走。製作部門高層梁家樹、曾勵珍層在TVB各自為政，最終梁家樹在鬥爭中落敗出走，「梁派」藝人羅嘉良、陳慧珊也先後離開TVB。

內地藝人經紀狀態，影片第一，藝人第二

大陸的文娛產業起步較晚，藝人經紀的萌芽出現在上個世紀末。

上世紀80年代，不少藝人以個體的形式在各地演出，被稱為「走穴」，而為藝人提供演出機會並從中提取傭金的人被稱為「穴頭」，「穴頭」便是大陸第一批藝人經紀人的雛形。

1995年，第一次頒布有關「經紀人」的規章：《經紀人管理辦法》，「走穴」合法化，不少公司開始專門做藝人經紀業務。2002年，文化部頒布《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正式實施，第一次對經紀人有了明確定位，並第一次允許在公司名稱中使用「經紀」一詞。

2003年，華誼兄弟創建藝人經紀業務，當時簽約藝人數量位列全國藝人經紀公司首位，幾乎涵蓋了70-80%的國內一二線明星。那是華誼簽約藝人最輝煌的時期，同時擁有周迅、李冰冰、范冰冰、黃曉明、鄧超、張涵予等明星，外界常議論華誼「一哥」「一姐」之爭。

（王中磊、范冰冰、馮小剛）

華誼兄弟的模式與TVB類似，傾向自製，從演員、導演到製片都是自己包辦，幾年內，華誼兄弟在演藝圈一時無兩。

2005年，「內地第一經紀人」、華誼兄弟經紀公司總經理王京花從華誼離職，旗下陳道明、劉嘉玲、梁家輝、夏雨等藝人跟隨王京花與公司解約。有業內人士爆料，王京花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從藝人抽走的提成不多，便以高薪跳槽至橙天娛樂。

半年後，華誼高層決議：推行藝人單獨成立工作室，並自負盈虧，工作室的大經紀人必須對公司負責，對收益負責，對投入產出以及增效負責。

但這一舉措終究難以解決公司與藝人的利益衝突問題，華誼製作電影，控制成本是關鍵，藝人的片酬在公司控制範圍內。王中磊曾在採訪中說過，公司會將創作放在首位。換句話說，電影利益對於華誼，勝過藝人利益。

有人統計，2004到2014年十年間，有近70名藝人與華誼解約，2014年時，藝人經紀已退出了華誼年報主營業務收入。曾被華誼辭退的經紀人郭紅波在他的《致王中軍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演員的大批流失，主要在於公司提供的演出機會不足。

這還是繞不開華誼的電影優先策略，先為電影考慮，藝人利益隨後。同時，作為華誼藝人，與其他製作公司及旗下藝人存在先天競爭關係，能得到外部演出機會也很有限。

最近以來，華誼兄弟先後收購馮小剛占股99%的浙江東陽美拉70%的股權，收購李晨、馮紹峰、Angelababy、鄭愷、杜淳、陳赫共同持股的東陽浩瀚70%股權，將明星和公司做利益捆綁。

好萊塢是怎麼做的？

說了這麼多，都在說明一個道理：「東方家長式」的藝人經紀走不通，公司與藝人利益間存在衝突——公司自製作品，為壓低成本而壓榨藝人；藝人名氣越大，公司所提供的越不能達到藝人應得的。

經紀人既要幫著公司省錢，又要幫藝人尋找賺錢機會，這不矛盾么？

好萊塢選擇用法律規避這一利益衝突。在好萊塢，藝人經紀與國內「三位一體（藝人經紀、製片、發行）」式的不同，經紀公司獨立於製片公司之外，將客戶（即明星）的利益放在首位。20世紀80年代，美國加州的《人才經紀法案》 和好萊塢的各行業工會對經紀人、經理人職責範圍進行明確劃分：

經紀人（agent）：為藝人取得工作，必須取得經紀人執照；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地享有任何一部影片的製片公司或發行公司的利益；不得從事或受雇於製作和發行電影，或擁有任何製片、發行公司任何利益的人或公司；傭金抽成不得超過10%；

經理人（manager）：為藝人做職業規劃，為客戶提供職業相關的諮詢；不得從事為藝人取得工作的活動，不得與經紀人產生利益衝突；

這樣一來，經紀人、經紀公司不得參與電影製片、發行，有效規避了利益衝突。經紀人、經紀公司與藝人的利益一致，經紀人需要做的是冷靜評估每份交易是否符合客戶的利益。

在法律和工會的制約下，經紀公司的模式得以有效建立，好萊塢的任何一個項目，都避不開經紀公司，即便這個項目是導演、演員自己找的，也要遵守行業規則，讓經紀人來操作推進，並支付10%的費用。

那麼，為何沒有走上類似好萊塢這樣用法律促進、規範行業發展的路子上？

文化奠基於以農業社會為主的親屬關係，費孝通認為，將人界定為自己人或外人是意識形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人講究「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教導人們要懷有感恩之心，以此觀點看曹（雲）金對待師父郭德綱，可以認為是「大逆不道」了。

人更重情義，這也是為何進入現代社會後，人們辦個什麼事情，也要講究「關係」。

關注藝人勞動及藝人與經紀人關係研究的林富美，曾在《藝人與經紀人派遣勞動關係初探》中提到，「機會」和「人情網路」是藝人獲得成功的「充分」條件。由於藝人的勞動生命周期能維持長期暢銷不多，加上工作機會「僧多周少」的情況下，必須依賴經紀公司提拔，這使得藝人對經紀人無由低產生敬畏和感激。

這種「人情債」意識使藝人對於不當剝削「視而不見」，相應地，無論是經紀公司還是製作公司，認為壓迫理所應當，「是我捧紅了你，不然你是誰」的想法普遍存在。

李春波、零點樂隊的經紀人陳梓秋曾對藝人成名后毀約的行為翻出頗深，「（藝人）毀約之後連官司都不必打，他們直接問，你們想要多少違約金，然後照付。這些違約金對他們而言，根本不算一回事。」

除了「三位一體」式的藝人經濟模式，國內也湧現了另外兩類：獨立經紀公司，如王京花的十捌娛樂；藝人成立工作室。

由於行業對製片、藝人經紀未做出明確區分，因此，利益衝突問題仍存在。且國內不像好萊塢已形成的行業規範——所有工作機會都避不開經紀公司，因此工作機會的不可預測性、模糊性存在，經紀人有空間謀取私利。

不過好萊塢傳統的藝人經紀模式也誕生了新的問題：經理人涉足經紀人、製片人工作；經紀人通過「打包交易（deal packager）」的方式要求抽取製片預算的10%，間接涉足製片行業。任何制度的建立都無法一勞永逸，需不斷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