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穎——神秘的文壇「何仙姑」

20世紀30年代，由林語堂所主辦的《論語》是一份口碑與市場效益俱佳的雜誌。為該雜誌撰稿的許多作家在當時及以後均對文壇產生重要影響，甚至形成了以「論語派」命名的文學流派。於是，曾有漫畫家汪子美創作漫畫《新八仙過海圖》。畫中描繪《論語》作者群中的八位代表人物：林語堂、周作人、老舍、俞平伯、豐子愷、郁達夫、姚穎、簡又文。關於「論語八仙」到底為哪些人，在當年還有其他版本。但在各個版本中均榜上有名，且為女性者，則僅姚穎一人。於是，時人贈之以「何仙姑」稱號。如林語堂在1935年9月新創《宇宙風》雜誌，在創刊號發表姚穎《改變作風》一文時，便在文末按語中稱其為「何仙姑」。然而，相比於她的作品，人們對這位文壇「何仙姑」本人的信息卻是知之甚少，使她被籠罩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何仙姑的秘密

一

緣結《論語》

文選雜誌《好文章》1937年第6期曾刊登姚穎的一首詞，錄寄者在詞后曾簡述姚在為《論語》撰稿前的經歷：「姚為武進奔牛人，今年26歲……在民國十八年曾肄業於金陵大學」。此時的她，由於無機會將個人意見發表，因此極少寫作。後有一朋友向她推薦了《論語》雜誌，讀後覺得雜誌的風格、主張等與自己頗為契合，有相見恨晚之感。加之有閑暇時間，便將一點私人看法寫成短評《居然中委出恩科》投寄，於1932年發表於雜誌第6期。此文刊於「雨花」專欄，版面不過一「豆腐塊」。然文章以幽默筆觸寫時事，與當時林語堂等人提倡幽默、關注現實的辦刊方針不謀而合，受到林語堂激賞，遂邀姚穎專門撰寫內容涉及首都南京的文章。而在當期的《編輯後記》中，林語堂還特別說明對稿件的要求為「只消以幽默輕快的筆調敘述得來，水到渠成，自然成趣」。

△《論語》雜誌書影

姚穎心領神會，開始連續為《論語》撰文。於是，至第7期時，雖仍有「雨花」專欄，但姚穎的《南京新聞》二則開始獨立出來。至第11期，其文章被冠以《南京通信》之名。自此，姚穎與《論語》雜誌結緣，開始文學創作。以此為起點，她的文學道路也頗為平順。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她的作品在多家報刊大量刊載，尤以《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等「論語派」雜誌為主。

二

名揚《京話》

△姚穎《京話》書影

姚穎之聲名鵲起，與《論語》雜誌密不可分。具體而言，則與其所開設的「京話」專欄直接相關。尚在寫作《南京通信》時，姚即以幽默輕鬆且不失鋒芒的風格使文章成為林語堂心中的範本。從《論語》第14期起，更為姚穎開設「京話」專欄，直至第48期而止，歷時兩年有餘。在此期間，她的文章雖然並非每篇都冠以「京話」之名，但所談之內容皆不出首都南京，看似是對當地新聞的報道，其實卻是以官場生態和社會世相為題材的雜談。此專欄所載之文章，往往自日常生活中的雞毛蒜皮入手（如酷暑天氣、植樹造林等），娓娓道來、閑扯一氣，逐漸過渡到政界官場動態（如華東水災、政界要人的避暑生活等），進而對政府決策或官場作風作議論與諷刺。而其中所蘊含的，則是對於時局、民生的關注與憂慮。

△《論語》兩周年特刊刊載的姚穎照片與墨跡

雖然主旨如一，但「京話」各篇的具體技法卻各有不同。如《請纓電報》一文述及熱衷內戰的所謂「革命武人」亦發電報要求救國時，便議論道「革命武人，不會救國，如發請纓電報，未發時是此等人，發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救」，於諧謔之中直抒觀點、暗藏鋒芒。而在談及法國佔領海域內九小島，政府官員卻不知小島位置時，則又正話反說，稱「我一向都恍惚，到現時才真感覺著土地之大，大得連版圖領土都不容易知道」，以普通百姓的口吻反諷職業官僚的不學無術。有時卻又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東打西、指桑罵槐。如在報道金陵女大免試招收短跑名將孫桂雲的新聞時，認為黨政要人亦可向孫學習跑步技巧，以便在緊急時刻夾起荷包開溜。並在文章最後稱「跑之功用，不僅意義偉大，而且在今日南京幾為運時良藥，金女大此舉，真可謂功不在禹下」，辛辣嘲諷了官場的惡劣風氣。有時更在正話反說之餘加以荒誕成分。如《我愛其禮》模擬孔子與記者的對話，以讚揚之口吻，諷刺政府以尊孔之名，大搞無用建設。

△《上海灘》雜誌1946年第14期關於姚穎謀求赴上海任記者的報道

不過，雖然此專欄對當局頗為不敬，某些文章甚至近於尖酸刻薄。但整體格調卻與《論語》雜誌高度一致，不出「幽他一默」的範疇，並非意在造反。故雖然常有驚人內容與言論，卻也令被嘲諷者無從傾瀉其怒氣。如有一篇將矛頭指向當時的「黨國大員」、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因汪在談及東北失守以及與日本簽訂協定等事時打一比方，稱好比有歹人不講理闖進家中，將主人趕走，但主人並未失敗，因為房契還在他手上。姚穎便稱此比方絕妙，進而又講一笑話，謂某人藏寶箱被盜，他人安慰道，無事，鑰匙尚在手中。此種跡近插科打諢的描寫以輕鬆俏皮的方式將問題實質點破，既令民眾大出悶氣，被挖苦者亦惟有苦笑不得。而姚本人對尺度的拿捏也頗為到位。用她自己的話說，即「寫時雖然未經再三考慮，但大體有個範圍，即是以政治社會為背景，以幽默語氣為筆調，以『皆大歡喜』為原則，即不得已而諷刺，亦以『傷皮不傷肉』為最大限度」。此種做法，可令檢察官高抬貴手，亦使作品更加契合《論語》的幽默趣味。林語堂也為發掘出姚穎而大為得意，謂「《論語》之有此項通信，可遇而不可求也」。雜誌社同仁及讀者一見她的專欄，便眉飛色舞。當時南京的要人中也有頗為欣賞其作品者。

△《談風》半月刊以姚穎的墨跡為封面

若以特點而論，《京話》的長處明顯在於嬉笑怒罵、幽默詼諧的議論，且直中要害。然現代女作家中長於此道者亦大有人在。如張愛玲和蘇青，各以機智俏皮和痛快淋漓的議論而立足文壇。但二人所論者，多為家長里短、婚姻情感、飲食男女等私人話題；而姚穎所涉及的則多為公共生活、社會政治。這便令其在當時顯得獨樹一幟，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無怪乎有論者稱「真正專以雜文蜚聲文壇的女性，百年來或許只有姚穎了」，在當年亦有人稱其為「冰心、廬隱兩女士之後最成功的一位女作家」。同時，張愛玲、蘇青皆成名於20世紀40年代，姚穎以《京話》而名揚文壇遠早於此二人，故其特點便更加凸顯。1946年時，《東南風》雜誌稱當蘇青「還在寫著不關痛癢的少奶奶生活」與「學校教員時代回憶之類的文章」時，「《京話》作者姚穎女士之名，已名遍天下」。此時的姚穎已在文壇沉寂多年，而仍有人作如此評述，《京話》當年之流行由此可見一斑。至1936年，人間書屋將姚穎文章結集出版。其中文章除《京話》外，尚有在《宇宙風》、《人間世》等其他「論語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此舉令姚穎的聲名更加顯赫。除文學作品外，照片、題字等也頻頻見諸報刊，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人物，對讀者帶來的影響也持續了許久。如著名學者何兆武數十年後於《上學記》中回憶自己青年時代閱讀《論語》的經歷時，還特地提到「印象比較深的還有一位叫姚穎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寫的是『京話』，專門報道南京官場上的動向和見聞」。

△《唯美》雜誌1935年第2期刊出的姚穎照片

不過，在成名之前，即使是《論語》雜誌社中人士對姚穎也知之甚少。比如，根據現有資料，林語堂似乎未見過姚穎。因姚的文章都是從南京寄往上海的雜誌社發表，與社中人士並無直接接觸。林語堂與諸編輯長期以為姚穎為男性，曾在函件中稱其為「姚君」「姚穎先生」等。直到1934年《論語》第49期推出兩周年特刊，需刊出主要作者小影。姚穎向編輯寄來照片及娟秀的小楷墨跡，眾人方知其乃一女子也。而正是這個看似不經意的誤會，卻又牽扯出關於她身份的一樁公案。

三

身份之謎

還在《京話》專欄風靡的30年代，姚穎的真實身份即引起部分讀者的猜測。因在一般人看來，一位柔弱的家庭婦女似不太可能如此熟知官場內情，並寫出老道、辛辣的文字。當時曾有人致信《論語》雜誌詢問姚穎是男是女，雜誌社同人亦為此所惑。故在兩周年特刊刊出姚穎的照片，一定程度上是為回應這一疑問。但圍繞她身份的爭論並未平息。1938年，《娛樂》雜誌曾以轉述他人說法的方式稱《京話》的真正作者是當時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委員等職務的王漱芳。他在公餘之時寫作雜感，命夫人姚穎代抄，又以其之名發表。在此後的幾十年中，海戈（張海平）、林語堂、謝興堯、章克標、陳學勇、余斌、余王毛等當事人或研究者皆圍繞此問題各抒己見，力圖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

△1936年版《京話》

其中，認為《京話》乃王漱芳代筆者主要自作品的內容、文風等入手加以論證。他們認為王漱芳早年參加北伐，於政治上積極進取，30多歲即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交際廣泛；而姚穎則脾氣古怪、喜食鴉片，故王更有可能寫出政治背景濃厚的《京話》。且文章文筆老練、充滿陽剛美，不似女性手筆；《論語》雜誌社人士起初將姚穎認作男性似更加證明此點。同時，亦有當事人稱王漱芳曾有借姚穎之名投稿《論語》並獲發表之事。而在當時的環境下，身擔要職的王漱芳若直接抨擊時政，實有諸多不便，故借其妻之名以便宜行事。此觀點得到許多人贊同，甚至當上海書店於2000年將《京話》列入「民國史料叢刊」重版時，在《序》中明確說「署名姚穎，實為王漱芳著」。

然反對此說者亦從相近角度入手。指出《京話》的文字固然無太多脂粉氣，但女性語言的蛛絲馬跡在《<京話>自序》等部分中仍有體現。而將《京話》與王漱芳本人的作品比較，則女性氣息更顯濃厚，差異明顯。同時，姚生於人傑地靈的江南，又受過高等教育，寫出上等文字並非難事。而由於身在官場之側，故可在近距離觀察官場的前提下以旁觀者心態做出一流的政治雜文。至於王漱芳為避禍而借姚穎之名撰文，邏輯上並無合理之處。因夫妻好比同林鳥，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故若為避禍完全可取其他名稱，而無必要借用妻子之名。

此兩種觀點論證方式類似，結論各有道理，反使姚穎的身份之謎更加難解，以致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一書中認為對此問題已無法查考。事情的真相或許已難以探究清楚，甚至不排除是夫妻二人合作完成了《京話》，並不存在一個唯一的作者。但無論如何，圍繞著姚穎身世之謎所產生的這段「公案」客觀上使這位文壇「何仙姑」平添了幾分魅力，也使世人更多地關注她的作品。

四

身歸何處

在姚穎以《京話》而蜚聲文壇之際，也是日本加緊實施侵華，民族危機日深的時刻。按照常理，關注時事的她必當在救亡的烽火中奉上更多的作品。然而，此時的她卻突然消失了。原因之一則是其丈夫離開南京，先後擔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主席、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兼民政廳廳長等職。自隨丈夫離京后，她的名字便很少出現在報刊上。而這也不僅僅是巧合。因此時遠離南京，已難以獲得首都的官場內幕，創作源泉已斷；加之地處西部偏遠之地，再向上海郵寄投稿亦有諸多不便。同時，對她而言，寫作無非是即興節目，若有合適素材自可撰述一番。若素材斷絕，則不妨收手。因她終究是一位官太太，並非職業女性，無須賣文為生。而自第83期開始，郁達夫、邵洵美接任《論語》主編，雖然依舊提倡幽默作風，然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卻減弱，改為對民間審美的認同。姚穎此時即使繼續創作，只怕也難以符合雜誌的要求。

△汪子美所作漫畫《新八仙過海圖》

只是，姚穎此後的去向竟也成為一個謎團，從而更增加了她的神秘色彩。離開南京后，在一些報刊上仍可偶爾見到署名「姚穎」的作品。除遊記、詩詞之外，亦有對社會問題的評論，如1943年第2期《甘肅婦女》雜誌載有《甘肅目前之婦女問題》。這也與其隨丈夫赴甘肅的經歷相一致。此後，王漱芳在1943年夏不幸墜馬辭世，姚穎便也如同人間蒸發一般。當然，有一些線索可尋。抗戰勝利后，有署名「老芝」「彗星」者繼續在《論語》雜誌續寫《京話》，內容及文風與姚穎相去不遠。至1946年，《上海灘》雜誌稱姚穎在內地曾以教書、寫文章等謀生，生活清苦。若此言屬實，當是其丈夫死後之事。同時又稱其已托親友在上海代謀記者職務。但上述線索多為隻言片語或側面信息，最終皆無下文。姚穎到底身歸何處，亦成為一個難解的謎團。

距離《京話》專欄完結已有八十多年，姚穎若健在，已過百歲高齡；圍繞著她的種種謎團卻依舊未解，甚至更加疑雲重重。但對於廣大讀者而言，更加值得關注與銘記的，則是這位文壇「何仙姑」所留下的那一篇篇精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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