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動態】 沈坤榮：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夯實中國經濟增長基礎

沈坤榮（1963-），江蘇吳江人，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學術委員，兼任數量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價格協會理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等學術職務。出版《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 《經濟的轉型與增長》《新增長理論與經濟增長論》等著作十餘種，在《社會科學》《經濟研究》《工業經濟》《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百餘篇，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江蘇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等榮譽。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增長質量正在發生本質性轉變。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下，目前「三去一降一補」改革舉措成效正在顯現，產業結構調整正在向縱深推進，經濟增長新動力正在醞釀與形成，宏觀經濟呈現出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提質的發展態勢，保持中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基礎越來越牢固。

■從經濟發展提質增效長期目標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依然艱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不協調、不到位、不配套等問題。

■「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一項任務「單兵突進」儘管能取得短期效果，但如果缺乏其他任務的協同推進，會產生新的市場扭曲和不適當市場預期，進而削弱長期增長的潛力。

■資源配置不優、創新能力不足，是阻礙經濟長期發展的主要障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有效地緩解資源配置上的扭曲程度，全要素生產率將增加一半以上。

■當前存在將「五大任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的傾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是這一改革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增長質量正在發生本質性轉變。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們要牢牢抓好改革這個最強勁的發展動力，不斷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步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新進展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國際發展大局作出的戰略抉擇，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下，目前「三去一降一補」改革舉措成效正在顯現，宏觀經濟呈現出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提質的發展態勢。儘管經濟增長速度近期有所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正在向縱深推進，經濟增長新動力正在醞釀與形成，保持中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基礎越來越牢固。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力度加大。一是去產能速度加快。2016年，粗鋼產量8.08億噸，同比增長1.2%，提前完成4500萬噸的去產能任務；煤炭產量33.64億噸，同比下降9.4%，超額完成2.5億噸的去產能目標。二是去庫存成效明顯。2016年12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為6.95億平方米，同比下降3.2%。工業企業庫存出現積極變化，2017年1—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周轉天數為14.5天，同比減少0.9天。三是去槓桿步伐加快。一方面，努力盤活不良貸款，提高銀行資產質量，大力發展股權融資，降低企業負債率。另一方面，通過債務置換，剝離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融資職能，積極推廣運用PPP、資產證券化等新型融資模式，消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降低了債務違約風險。

降成本成效明顯。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自2016年3月1日起，央行普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下調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進一步降低了社會融資成本。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16年上半年小微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平均年利息及費用率約為6.17%，是2012年開展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點。調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精簡歸併「五險一金」，全面實施「營改增」，有效降低了工業企業稅負。2016年，「營改增」新增試點行業全部實現總體稅負只減不增的預期目標，僅「營改增」一項改革全年預計減稅超過5000億元。地方政府也紛紛出台降成本措施，為企業減輕成本負擔。根據國家發改委估算，包括「營改增」、價格改革等在內的多項舉措，2016年為企業降低成本合計約1萬億元。

補短板穩步推進。重點是加大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投資，彌補民生短板。2016年，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17.4%，高出全部投資增速9.3個百分點，佔全部投資的比重達19.9%，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其中涉及短板領域的投資增速更高，全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水利管理、農林牧漁領域的投資分別同比增長39.9%、20.4%和19.5%，分別高於全部投資31.8、12.3、11.4個百分點。實體經濟獲得更多金融支持。2016年，實體經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7.8萬億元，同比增長15.5%；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量為12.44萬億元，同比增長9.9%，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67.4%，同比增加0.3個百分點。

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依然艱巨

儘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從經濟發展提質增效長期目標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不協調、不到位、不配套等問題，仍需要進一步深入推進。

不協調主要表現在旨在推進宏觀經濟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響了改革的整體效果。五大任務中，房地產去庫存成為地方政府的優先選項。但在地方投資衝動下，房地產去庫存容易演變為房地產熱，有可能導致新的結構性失衡。一是房地產過熱將對上游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產生短期刺激，延緩去產能步伐。據中鋼協數據，2017年1月上旬重點鋼企粗鋼日產170.91萬噸，比上期增產4.53萬噸，部分地條鋼生產企業有死灰復燃跡象。二是房地產投資比重過高將擠出製造業投資，加劇投資「脫實向虛」問題。2016年，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為負8.5%，而同期房地產累計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長8.1%。三是房地產開發企業與居民金融槓桿迅速提升，放大了資產泡沫和局部金融風險。2017年1月，「新增信貸即房貸」現象不再，但新增貸款中居民中長期貸款高達6293億元，同比增長31.6%，這將大大改變居民的儲蓄與消費傾向，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不容忽視。

不到位主要表現在旨在激發增長活力的補短板用力缺乏針對性，遲滯了宏觀經濟全面復甦步伐。就目前各地出台的措施看，補短板用力缺乏針對性等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一般通用技術的重視程度不夠。一般通用技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增加具有決定性作用，由於這類技術具有較大的外溢效應，需要政策的引導和扶持。但從各地實踐看，投資政策偏重於應用型技術，對一般通用技術的扶持乏力。二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向城市傾斜加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儘管存在較強正外部性，但隨著投入增加會產生「擁擠」，出現投資的增長效應遞減。三是基本農產品供給滯後於需求增長。農業生產率的持續改善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持續深入的重要前提。2016年食品價格上漲4.6%，影響CPI上漲0.9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上漲過快反映了農產品供給滯後於需求增長，根子在於小農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率長期持續改善的制約。這種狀況如不儘快改變，會導致勞動力從二三產業迴流，從而出現過早去工業化趨勢。

不配套主要表現在重點領域改革不到位，制約改革紅利的有效釋放。部分領域改革不到位，不但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成效，而且增加改革的預期成本。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壟斷行業改革有待深化。近年來，企業的交易成本、運營成本總體偏高，加上用工成本持續上升，生產經營面臨不小壓力。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本行業的生產經營效率，以降低關聯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但交通、電信以及部分公用事業等行業收費情況說明，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任務十分艱巨。二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待突破。2016年，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降至8.6%，但就業比重仍接近30%，主要是農村土地制度制約了農業的集約化生產。全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總面積為66.9億畝，包括55.3億畝農用地和3.1億畝建設用地，市場潛力巨大。截至目前，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超過30%，但大部分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三、從四個方面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依然存在，鞏固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仍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度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正確處理好四個關係，從四個方面著力。

處理好短期穩增長與長期增潛力的關係，著力在去槓桿和補短板上見成效。「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一項任務「單兵突進」儘管能取得短期效果，但如果缺乏其他任務的協同推進，會產生新的市場扭曲和不適當市場預期，進而削弱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目前對房地產問題，要從長期眼光辨症施治，避免因政策過頭而導致「大起大落」現象。同時，要瞄準轉變發展方式和提高增長可持續性目標，兼顧短期宏觀穩定，加強政策協同，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體效應。要著力在去槓桿和補短板上下功夫，通過對「殭屍企業」的出清扭轉資源錯配，通過對劣質資產的重組兼并降低重點行業的資產負債水平，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企業產權結構，切實降低企業槓桿，穩定政府槓桿，改善居民槓桿。要充分考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的「擁擠」效應，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落後地區和農村，推動經濟協調發展。

處理好減少資源配置扭曲與創新驅動的關係，著力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資源配置不優、創新能力不足，是阻礙經濟長期發展的主要障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從理論上講，優化資源配置與推動創新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對矛盾，前者要求更好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推動創新客觀上又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來促進。但從實際看，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不清仍是妨礙資源優化配置的主要問題，不從根本上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旨在激勵創新的公共政策也難以取得應有效果。近幾年來，中央與地方在鼓勵創新方面出台的政策、投入的資源不可謂不多，但就經濟表現來看，政策效果與預期相距甚遠。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能有效地緩解資源配置上的扭曲程度，全要素生產率將增加一半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資源配置問題與實現創新驅動一樣，也是提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的重要途徑。

處理好「五大任務」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係，著力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當前存在將「五大任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的傾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是這一改革的目標。我們看到，由於認識上的一些偏差，推動「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存在過多地用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方法的問題，導致了新的市場扭曲。解決上述問題，關鍵在於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各項改革的協同推進來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的實現。要加快推進能源、交通、通訊等壟斷行業改革，以這些行業的減利讓利切實降低國民經濟運行成本，改善實體經濟發展條件。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尤其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時，要充分考慮非公企業的發展空間，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要穩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促進農業生產適度規模經營，將更多的農業生產從業人員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

處理好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的關係，著力拓展經濟增長的外部空間。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深度調整之中，外部需求持續疲軟。有鑒於此，需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造全面、深入、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要繼續放寬外商投資准入門檻，推進國內高水平、高標準的自貿區建設，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最大限度地釋放制度紅利。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協調合作，增進與周邊國家的合作，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對外投資已經實現連續13年快速增長，並於2015年首次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第二大國，當前「一帶一路」倡議正推動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新階段。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重點支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切實推進關鍵項目落地，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為更多優秀企業「走出去」創造條件；同時，要創新國際化融資模式，通過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新生多邊金融機構，撬動更多社會資本與國際資本，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

政治經濟學智庫 ∣ 長按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