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東日本大地震六年：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下午5點，當我們抵達仙台機場時，也許是因為陰天，也許是因為這裡是世界的最東方，晚霞的最後一抹餘暉業已消失。但仙台機場大廈燈火通明，一架架國內國際航班此起彼伏，到達和出發的乘客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彷彿那場大地震不曾發生過。

2011年3月11日，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正與一位多年的摯友在一家酒店裡談代理央視廣告的業務。那天還是女兒14歲的生日，晚上準備全家人為即將進入高中學習的女兒慶生加油。北京時間3時許，手機里不斷出現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的簡訊，不斷有朋友向我詢問大地震發生的具體情況。我趕緊嘗試著與東京的多位朋友聯繫，但是國際長途的手機信號完全中斷。

下午5點鐘左右，自己的電話震動起來，老東家央視財經頻道的同仁們打電話要我立刻趕到央視14演播室，參加《直擊日本大地震》的直播。我放下合作夥伴，向女兒道歉，讓太太驅車一路違章開到復興路11號東門。當我坐在主持人姚振山身邊的時候，距離6點節目播出還有幾分鐘。我所看到的第一組畫面就是來自仙台機場。

那場里氏9級的大地震爆發后，最先遭遇海嘯襲擊的就是距離太平洋僅1千米，海拔僅12米高的仙台機場，飛機已全部被沖走，跑道被泥沙、樹木、房屋和汽車所淹沒，正在準備搭機的乘客和工作人員1600人，緊急跑到空港最高層三樓避難。

還沒定下神來，《直擊日本大地震》的片頭和充滿壓迫感的前奏曲就已開始播放，主持人姚振山簡短的開場白后，我發聲講的第一段話便是：觀眾朋友們，您現在看到的是位於日本東北地區的仙台機場，十米高的海嘯已經沖毀了機場的跑道，淹沒了空港的二層，近1600名乘客和工作人員全部緊急疏散到三層避難。

四年半后的這個晚上，我終於站在了仙台空港的一層大廳。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小林義之先生，一邊從事著中日兩國媒體的交流事業，一邊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外交史的博士學位，這使他有機會把書本與現實融合在一起。他為我的此次採訪做了大量功課，進入仙台空港后，他十分熟練地帶我去了一間為了恢複本地區觀光事業而設置的推廣交流室。在這裡，工作人員拿出了一盤時長13分鐘的DVD，為我們播放了2011年3月11日下午慘遭地震海嘯兩輪襲擊的仙台市和名取市的實況。

天空中黑雲滾滾，雨雪交加，大地上灰塵籠罩，房倒屋塌。海嘯裹挾著樹木、岩石、瓦礫、車輛、電線，吞噬著民宅、學校、醫院、村莊和城市。視頻的旁白是一個國小生的日記：

「我鑽到了桌子底下，發現媽媽不在，拚命喊著媽媽快來，媽媽終於撲了進來，和我一起躲在桌子下。我們開始擔心爸爸，不知此時他在哪裡。手機已經沒有信號。房子嘎嘎作響，好像就要倒塌了，媽媽拉著我剛跑了出來，我們的家就塌了下來。我們什麼也沒有拿出來，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瓦礫。我們只好走上公路，也許會碰到爸爸。走啊走，居然看到了爸爸，地震發生后，他拚命開車回家，可是公路也扭曲了，他只好下車往家跑。我們三人緊緊地抱在一起，久久都沒有分開。爸爸說咱們去爺爺奶奶家吧，那裡地勢高，也許很安全。我們走了26公里，當我們看到站在院子里期盼著我們的爺爺奶奶時，我覺得在世界末日到來的今天，我們是最幸福的一家人。」

看完這段錄像，小林先生和我久久沒有說話，和我們前後進入觀光推廣交流室的兩位著裝時尚的年輕女性，紅了眼眶，希望複製這盤DVD，「帶回去給更多的朋友看」。她們正說著，又有幾位二十幾歲的青年男女走進來，詢問實況錄像一事。看來沒有忘記四年半前3·11大地震的並非只有我們媒體人，這些看上去普通而又和善的年輕人，也在關心地震的發生與後來。

走出觀光推廣交流室，我們的雙腿像灌了鉛一般地沉重。僥倖躲過地動山搖災害的市民，卻又被黑色的海嘯吞噬了生命和財產。在發怒的大自然面前，人類顯得如此渺小和脆弱。

晚飯時分，小林先生問我，想吃什麼？從北京起飛到仙台空港，我幾乎是粒米未進，但卻感受不到飢餓。小林先生指著一家快餐店說：「仙台的炭烤牛舌最有名，市裡的店也許會比這裡好吃。不過，在這裡開店很不容易，在這裡吃嗎？」是啊，被海嘯吞沒了的仙台空港，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修整，才全面恢復營業。而當年的商鋪則全部毀於一旦，只有這家炭烤牛舌作為仙台的門面，頑強地在這裡支撐著。我跟著小林先生走了進去，點了一套最貴的套餐。

仙台機場的碳烤牛舌套餐

大川國小因她身邊流淌著的河流而得名，環抱著大川國小的，不僅是青山綠水，更有著二百多戶世代居住在這裡的人家。大川國小有兩座橢圓形的教學樓，一座2層高的辦公樓，一座體育館，和一片看得到山巒、森林，聽得到潺潺流水聲，更看得到自己家園的開闊操場組成。這裡的人們世世代代都從這所國小起步，在這裡開始讀書的日子。祖孫是校友，父子是同學，大川國小是名副其實的故鄉國小。

2011年3月11日下午，除了4位請病假的同學和已回家的1位同學，和外出開會的校長，76位同學和11位教職員工像以往走過的千百個下午一樣，正在教室里上課，九級強震突發而至，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有序地疏散到操場。沒想到萬幸地躲過一劫的師生們，面對裹挾著房屋、樹木、汽車的滾滾黑浪，再也無處可逃。除了4位同學和1名教師以外，72名學生和10名教師職員悉數罹難，最小的孩子只有8歲，最大的孩子也不到13歲，他們的人生永遠定格在2011年3月11日。

三幢沒有門窗，沒有屋頂，沒有桌椅，更沒有琅琅讀書聲的校舍留在這裡，彷彿在訴說著我們儘力了，我們太小了，我們跑不過海嘯。在操場的東南角，一幅繪在斷壁殘垣上五彩斑斕的壁畫格外引人注目，《開拓未來》。

大川國小的壁畫：《開拓未來》

綠色的背景下，孩子們手拉手地歡笑著。兩位穿著和服的小朋友牽著一隻熊貓，還有一位穿著旗袍的小姑娘，她的身旁飄揚著一面五星紅旗。這是大川國小的同學們留給世人的夢想啊，和熊貓還有小朋友一起開拓未來！

在這幅壁畫的旁邊，留有一堆未及收拾的遺物，我看到了一隻鞋，一隻白色的運動鞋。它的主人也許只有8歲吧？慌亂中跑丟了鞋？這位同學是個男孩兒還是個女孩兒？喜歡唱歌還是喜歡打棒球？這位跑丟鞋子的同學不會就是那個把鄰國的國旗畫在牆壁上、畫進自己未來里的小美術家？作為有幸還活著的人，努力去實踐這些少年早逝的孩子們的夢想，也許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遺落在壁畫旁邊的一隻白色運動鞋

當我們的汽車開進一片空曠濕地的時候，一個正在搭建中的木質結構房屋闖入眼帘，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放下手中的扳手，從高高的房樑上下來，向我們一一脫帽問候。

高橋先生出身於名門望族，祖輩給他留下了兩座青山和一幢日本式的老宅。高橋先生並沒有因為家境闊綽而墮落成一個紈絝子弟，他憑著聰慧和勤奮考進日本首屈一指的醫學院——東北大學醫學部。這所學校有一位橫跨中日兩國而聞名遐邇的肄業校友——魯迅，魯迅先生當年就學的仙台醫專就是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高橋先生畢業后成為仙台一家公立醫院的放射科醫生，直到退休。孩子們長大成人，遠走高飛，留下他照顧90歲的母親和70歲的妻子。

2011年3月11日下午，當海嘯裹挾著樹木、泥沙、瓦礫順著河道撲面而來時，唯有72周歲的高橋先生爬上了房后小山的一棵樹上，而家人則不幸全部遇難。

半年以後，在數以百計的志願者的幫助下，海嘯留下的一切才被清理乾淨，原本精心修剪栽培的庭院，成了一片空蕩蕩的濕地。

兩年後，高橋先生拒絕了孩子和親戚們「搬走吧」的盛情邀約，一個人重新返回這個高橋世家住了200多年的領地，睡在一個小房車裡。在志願者們的幫助下，他畫出了祖宅的設計圖，並開始在自家的山林里甄選砍伐木料。然後，靠著志願者的幫助，逐漸搭起了與祖宅一模一樣的房屋架構。

「我想趕快蓋好，可以多住兩年。」「孩子們不回來幫忙？」面對我的提問，他笑著搖了搖頭：「這是歷代祖先傳下來的，不能在我這一代沒了。」「地震和海嘯是不可抗拒的，您沒有責任啊！」我寬慰著他。「現在的人知道3·11大地震，以後的子孫就只知道2011年3月房子沒有了，而弄沒房子的這一代就是我，所以我必須把它蓋好。」高橋先生並不強壯，業已76周歲，他在與我交談的時候，自始至終面帶微笑，沒有愁苦，沒有眼淚，強大的心志全部含隱在那清秀開朗的臉龐上。

當我們的汽車開出一段路途的時候，回頭望去，高橋先生又爬上了房梁，一下一下擰著螺栓。「自己也住不了幾年」，後人也不打算返鄉，就是為了傳承祖先的遺產，不完結在自己手裡，不讓子孫後代說三道四，這位76歲的老人，一個人在深山老林里默默地勞作著。

海嘯來過，衝垮了高橋家族世代居住的祖宅，但海嘯淹沒不了山峰，沖斷不了森林。當海嘯退下，山峰和森林依然巍峨聳立，這也許就是高橋先生生命的動力和源泉。

當我們的汽車拐進長面浦的時候，我問同行的各位日本朋友「浦」在日語中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就是「灣」的意思，日本沿海有很多像內海一樣的港灣，讓藍色的海水九曲十八彎滲進了山巒，大約5平方公里的長面浦就是其中的一個港灣。

我們下車的時候，小川女士正在收拾漁網，小川家祖祖輩輩就住在長面浦的東岸，世代從事著鮭魚和牡蠣養殖的營生。

2011年3月11日下午，長面浦沒有成為沿岸漁民生命的港灣，裹挾著漁船、民宅、瓦礫的海嘯泥漿滾進了長面浦。僅僅一個下午，就把長面浦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場，經營了幾十年的鮭魚牡蠣養殖場毀壞殆盡。

「我坐在海邊不知哭了多久，這麼多瓦礫，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小川女士笑著對我說。比起沒有了收入來源，更令小川一家和漁民們傷心不已的是看不到未來。清理灣內的垃圾、瓦礫本應是政府的職責，漁民們如果幫助清理，政府允諾發放工資。但是政府派不出人手，清理只能由漁民自己動手，「這可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正當小川父女一籌莫展的時候，數以千計的志願者，從日本各地趕來，他們輪換著，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裡，幫著小川父女和長面浦的漁民打撈清理瓦礫和垃圾。當長面浦重新顯出藍色港灣本色的時候，政府卻停發了用於清理瓦礫的工資，小川一家成了沒有收入的人。而重新開始養殖直到銷售，卻需要假以時日。

我扭頭望見長面浦與外海只隔了一座山丘，有著兩個出海口，於是不解地問小川女士為什麼不去外海捕撈牡蠣，小川女士看著我笑了。卻原來，在日本，外海捕撈和內灣捕撈需要不同的營業執照，持有外海捕撈執照的漁民不可以進入內灣作業，反之，內灣漁民也不可以去外海捕撈。

震災之後不能算是特殊時期嗎？沒有收入的時候，去外海捕撈，維持生計，外海的漁民會諒解吧？「嗯，」小川女士搖了搖頭，「其實即使把船開到外海，也不會有人阻攔或驅趕。但是外海最先受到海嘯的衝擊，很多漁村都被捲走，漁船變成碎片，養殖場被毀壞，他們恢復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你說我們還能去外海嗎？」

說罷，小川女士平靜地看著我，她的眸子顯得那樣清澈透明，就像長面浦的海水一樣，即使經歷了九級地震和海嘯的襲擊，依舊一塵不染。

抵達這家名叫佐藤水產的企業時，我們多少有一些出乎意料，一幢全新的乳白色正方形建築拔地而起，氣派、現代地屹立在女川海邊。

佐藤水產原本是一個只有三十幾名員工的小型企業，主要經營水產加工，它之所以成為我們追逐的目標，是因為這家企業與有著不解之緣。

由於日本社會日益老齡少子化，佐藤水產一度也陷入招工困難、難以為繼的境地。於是佐藤水產與的人才派遣公司合作，從安徽和遼寧僱用了20名籍員工。

佐藤水產由兄弟倆經營，哥哥佐藤仁出任社長，弟弟佐藤充出任副社長。2011年3月11日下午，劇烈的動蕩導致佐藤水產的廠房搖搖欲墜。毫無震災經驗的員工不知所措，幾位女性員工看到周圍民宅瞬間倒塌放聲大哭。這時弟弟佐藤充副社長帶著全體員工有條不紊地向著後山轉移。「快快！」佐藤充副社長聲嘶力竭地喊著。不明就裡的員工以為跑到戶外就安全了，「上山去！上山去！」他連拉帶拽連推帶扛，把20名員工全部送上了佐藤家祖輩留在山上的神社里。

當他們站在山上往下一看，才知道剛才轟隆隆的響聲不是打雷，而是海嘯！正當員工陷入巨大的恐懼之中時，佐藤充副社長叮囑大家：「絕對不要下山！一會兒約好的客戶要來，我擔心他們要去看看，我還要趕快回家去救老婆孩子。」員工哭著對他喊：「太危險了，您別去了！」佐藤副社長安慰大家：「放心！就在這裡別動，我會回來接你們！」說著他頭也不回下山了。

就這樣，20名員工待在佐藤神社里等著佐藤充副社長回來，可是一直等到天色將晚也沒看到佐藤充副社長的身影。傍晚時分哥哥佐藤仁社長紅著眼圈來到山上，員工立刻異口同聲地問道：「副社長呢？」哥哥呢喃了很久才顫抖地說：「不知道，也許和家人躲在別處了。你們不用擔心。」

佐藤水產的廠房有12米高，但裹挾著大量住房瓦礫的海嘯有14～15米高，所以佐藤水產被全部吞沒，弟弟左藤充副社長再也沒有回來。哥哥佐藤仁社長穿越被震垮的城市和沖毀的道路，把20名員工送到新潟機場，送上政府派來的專機。

一個月以後的4月10日，海嘯退去，在佐藤水產廠房的廢墟里，發現了佐藤充副社長的遺體。佐藤充副社長的家除了地基也已經被全部沖毀，但佐藤充副社長的妻子和兒子由於撤離及時而得救，並在距離家園較遠的市民避難中心被找到。唯有把20名員工救出，牽挂家人和訪客安危的佐藤充先生一人，長眠在被海嘯摧毀的瓦礫和泥漿之中。

我們大約是在2011年3月15日，在央視的演播室里，看到日本電視媒體的節目，採訪了一位來自大連的女工：「地震一開始，他如果就回家，那會兒還來得及救家人，可他先救了我們。如果他不下山去找客戶、救家人，他也不會死。可是他總是先想著救別人……」

從那以後，佐藤水產的命運總在我心裡揮之不去，他們是否恢復了生產？企業是否獲得了重生？

此次前往災區採訪之前，我委託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胡一平女士、小林義之先生，一定要找到佐藤水產，很想當面採訪和慰問佐藤仁先生，感謝佐藤充先生在危難之際救出了20名員工。抵達佐藤水產所在地女川町后我才被告知，佐藤先生一家已不願接受任何採訪。

佐藤仁社長告訴表彰弟弟的社會貢獻支援財團：「他已經去世了，經過再三思考，我們接受了對弟弟的表彰，但也希望以此作為一個結束。」據了解佐藤家屬的人士分析，也許佐藤一家不想一次又一次重述當時悲傷的場景，更不想永遠活在佐藤充先生被當做美談的光輝里。

然而對於佐藤水產我還是依依不捨，我們一行驅車找到了佐藤水產，不能面談，看看現在的佐藤水產也好啊，畢竟佐藤充搭救的是同胞。正是午休時間，佐藤水產的廠區里靜悄悄的。在廠房的后側，偶然遇到兩位正在聊天休息的女工，太巧了！她們都來自！我們熱烈地攀談起來，地震和海嘯過去一年半以後，在政府、漁業組合（協會）、銀行和志願者的幫助下，佐藤水產得以重建。

重建后的佐藤水產

隨後佐藤水產再次招募了17位員工，幾乎全部來自的東北地區。「一天工作8個小時，從不加班，一周休息兩天，（工資）給得不少，宿舍在山上，海嘯沖不到，可以洗澡，可以自己做飯，挺好的。」

「咱們人總來，就是慰問佐藤社長，感謝他弟弟救了咱們人。雖然見不著他本人，也總托我們給他捎好！」望著這兩位遠離故土依舊感到滿足的員工，我拜託道：「我從北京來，也請你們代我向佐藤仁社長問好！」

鈴木先生的家原本是一片美麗的白沙海灘，每到夏季，各地的人們扶老攜幼到這裡來戲水、沐浴。2011年3月11日下午，海嘯從這裡上岸，不幸中的萬幸，海嘯從鈴木先生家的兩側呼嘯而過，鈴木先生的家幸免於難。然而鈴木先生怎麼也想不到的是，這世上還有萬幸中的不幸。

他家的房屋雖然還巍然屹立，但是面牆和門窗卻早已是百孔千瘡。可政府的補償標準竟然是：全毀的房屋先期補償100萬日元（約為5萬人民幣），重建或購買新住宅時，再補償200萬日元（約為10萬人民幣）。而鈴木先生的房屋並未倒塌，主體結構依然健在，所以政府一分錢也不予賠償！

鈴木先生一家先搬進了政府免費提供的臨時木製住宅，但總住在那裡也不是個事兒啊！鈴木先生日夜盼望著能夠重建自己的家園。正當他一籌莫展時，全國各地的志願者會聚到了他的家前，收拾瓦礫，設計圖紙，購買建材，重建家園。半年之後，一幢與震前一模一樣的二層暖色小樓又屹立在碧海白沙的岸邊，鈴木先生一家搬回了闊別將近一年半的自宅。

我們見到鈴木先生的時候，他遞給我的名片上赫然寫著：波板地區會會長。紅撲撲的臉龐上，嵌著一雙格外出神的大眼睛：「感謝志願者，沒有志願者什麼也做不了！現在也無法回家！」

在波板地區從事硯台加工的鈴木先生

鈴木先生所在的宮城縣石卷市波板地區是一個傳統的硯台產地，原本就因無人接班而搖搖欲墜的硯台產業，3·11大地震后更是危在旦夕，因為很多中老年人也都搬離了這片被海嘯慘烈地吞噬過的土地。然而大地震后，留在波板地區的硯台匠人們，卻意外地收到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硯台訂單。「這是他們在幫助我們。」鈴木先生咧著嘴笑著說。不等我們離開，他就坐回自己的工位，一片一片地削起硯台的材料來。

宮城縣石卷市的女川町是一個漁業甚為發達的小鎮，因為有著優良的港灣和機動漁船製造業、水產加工業，這裡的世代居民日子過得頗為富裕。因此即使只是一個鎮，就擁有一座頗具規模的醫院。

2011年3月11日下午，當強震和海嘯先後襲擊了女川町之後，女川町立醫院一層全部被海嘯淹沒。他們不僅要照顧本來住院和剛巧來院就診的近百名患者，還要接納地震後房倒屋塌無家可歸前來投奔的災民們，他們在顛簸和泥漿中的奮戰，結果就是在該院就診的患者無一罹難。

女川町立醫院震后當天就率先發布信息，繼續門診，同時即使患者找不到醫療保險證和醫療門診證，女川町立醫院照樣免費接受門診並派發藥品，哪怕沒有床位只能提供一把座椅，也接收傷員和患者，為他們實施搶救和輸液。

本文作者在女川町醫療中心

第二天開始，女川町立醫院為附近災民免費提供餐食，他們把熱湯和飯糰拿到道路兩邊，發放給避難中的災民。

第三天開始，女川町立醫院派出流動門診，前往各避難點和尚未毀壞的居民家中，不僅送去了治療更送去了微笑。

海嘯退去重建開始后，本地區居民和全國各地的志願者，率先來到女川町立醫院，及時修復了被沖毀的醫院設施，使女川町立醫院最先以女川地區醫療中心的嶄新形象，恢復了正常門診和醫療服務。

名不見經傳的七十七銀行是一家本土的小銀行，離開了宮城縣幾乎聞所未聞。在地動山搖之後，七十七銀行率先宣布，即使找不到銀行卡或者存摺，只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儲戶都可以從這家銀行一次性領取10萬日元的個人存款。

讓七十七銀行沒有想到的是，在災后的第二天遇到了一群特殊客戶，滯留當地的籍員工。在這一地區，許多中小企業都僱用了員工，僅名取市、石卷市就達四百餘人。地震發生后，這些員工都在第一時間被安全撤離，無一傷亡。緊接著政府派出數架班機抵達距離震區最近的新潟機場，接送同胞回國。可是從災區通往新潟機場的交通工具全部被毀，駐日使館又派出多輛大巴開入災區，挨家挨戶尋找籍公民，運送他們前往機場。

然而幾乎所有員工遲遲不願上車，他們看到震后損毀的慘烈景象，知道震后恢復不知何年何月，他們此去也許不會再回來了。那麼存在銀行里的工資怎麼辦？不少人幾乎兩三年都未返家，很少動用存在銀行里的工錢，血汗錢不能就這樣隨著海嘯付諸東流！

七十七銀行得知員工的困境后，立刻組織專門團隊，在部分倒塌的銀行舊址接待員工，只要能夠說出就職企業名稱，本人姓名和存款數額，七十七銀行就立刻支付全部存款。每個人都是幾百萬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20日元）的數額啊！一家儲蓄所餘額不足，其他儲蓄所立刻支援。本銀行儲備不足，其他銀行出手相援。四百餘位員工一分不差地拿到了自己數年的心血，帶著對七十七銀行的信賴平安回到祖國。

在災區採訪的幾天里，人們最多提到的是志願者。我很幸運，黑澤先生，這位幾乎可以成為日本所有志願者團體的最高負責人，這次全程陪同了我的採訪。

日本志願者服務的起始，雖然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戰結束，但是真正參加災難救援，大概是在1995年1月的大阪神戶大地震。當時，黑澤先生就職於日本最大的公益團體日本財團，專門負責向發展家提供援助。阪神大地震時，他到了現場，第一次遭遇在本土死亡人數最多、財產損失最大的地震。他同時發現僅靠消防和自衛隊，遠遠無法滿足救災的需求。

大批的志願者蜂擁而至，但缺乏組織和經驗，不知從何下手。於是使命感點燃了黑澤先生的智慧，他與其他公益團體的負責人一起，迅速統計阪神各災區救援需求，再統計志願者擅長的技能，然後進行分配派遣，使得志願者們人盡其長，人盡其願！

目前，日本各企業、事業機構、政府機關都設立了「志願假期」，志願者可以根據在職機構的情況，外出參與志願活動1～2周。再加上年假、帶薪休假，有些志願者可以在災區救援達一個月。同時，黑澤先生和各大公益團體，還對志願者的技能長項進行登記，這樣一旦災情發生，就可以把經驗豐富的熟手派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黑澤先生率領著一支日本志願者救援隊來到四川都江堰，可是與日本或木質或輕型建築不同的是，的建築大多是鋼筋水泥或是磚瓦架構，沒有大型機械無法救援。但是給黑澤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人民解放軍的出動迅速和訓練有素，他至今會用中文說：「鐵軍來了！」這是他在都江堰的斷壁殘垣上看到的標語，他也深受鼓舞倍感安慰。

由於與體制不同，日本無法展開像那樣的大規模對口支援。1～2年之後，汶川、北川、都江堰的重建全部結束，災區居民在新的城市、新的街道、新的住宅里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而日本各級政府只能在災后制訂重建規劃和預算撥款，根本派不出人手去直接參与重建。消防隊、自衛隊也只能參與災后的搶救，而無法長期參與震后的重建。所以，即使過去四年半了，大部分災民依舊住在臨時板式住宅里，或者遠走他鄉投親靠友，上規模的基礎設施和住宅重建才剛剛開始。

這反倒給志願者團體帶來很大機會，每到節假日或者寒暑假，大批志願者從四面八方湧入災區，參與清掃瓦礫等重建活動。我們抵達名取災區時，沿海遭遇海嘯襲擊最嚴重的地區，已經土地平整坡面乾淨，很難想象這裡曾經有過2000餘座房屋的瓦礫。在唏噓地震海嘯兇猛的同時，我們也十分感佩志願者的巨大力量。不僅如此，志願者還調動各自的資源，幫助漁民恢復捕撈，恢復銷售，儘可能地恢復到以往那平和安逸富庶的日子。

大概是2011年3月12日，日本的電視媒體、網路媒體和紙質媒體開始報道隸屬於東京電力的福島第一核發電站，在經歷了9級大地震和海嘯的襲擊后，第一發電機組發生過爆炸？也許出現了核泄漏？但是報道得非常謹慎，字斟句酌。3月13日的電子媒體全面跟進，新浪、騰訊兩大門戶網站的微博更是口誅筆伐熱鬧非凡。上海、江蘇、浙江三地人民惶恐不安，強烈以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輻射物會漂洋過海率先來到華東地區。更有人宣稱碘鹽可以抵禦輻射，於是江浙一帶的碘鹽被搶購一空，混亂一觸即發。

那天晚上，第二天的央視特別節目《直擊日本大地震》的直播有條不紊地繼續進行著，時間進入《經濟半小時》的固有時段，插播「3·15保護消費者權益」節目時，製片人李彬彬找到我：「弘哥，咱們必須開始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了。」我說：「好啊，再不報道非出亂子不可！」李彬彬說：「不過迄今為止日本雖慘遭地震和海嘯的侵襲，但是人民的反應都還是比較正面的。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事故，不僅會有核泄漏，還可能會有政府的怠慢和大企業的掩蓋，負面的消息會越來越多。」我說：「實事求是，只要是事實都該報道。」

李彬彬和我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在一起打拚的老夥伴，在《經濟半小時》梅地亞辦公室里，我們的桌子緊挨著。他還是我第四任主編組長，算是我的頂頭上司。直播報道正在發生的災難，局勢瞬息萬變，製片人與主持人和評論員之間的互信尤為重要。

那天晚上的當班主持人是馬洪濤，洪濤是山東濰坊人，畢業於華東師大歷史系，1995年我們前後腳走進電視台，我的電視新聞處女作就是和洪濤搭檔，彼此親如兄弟。

當晚，為了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央視演播室里請來了一位國家核電安全委員。播放完福島第一核電站最新進展的短片后，主持人馬洪濤請國家核電安全委員先做點評。

安全委員：「我覺得你們的節目出了很大的問題，不可以隨意做這樣的報道！國際慣例是：如有核泄漏，福島第一核電站向東京電力報告，東京電力再向日本政府報告，日本政府覺得如果有必要再向政府通報，政府覺得有必要再通知你們媒體，你們媒體才可以報道！」安全委員望著滿臉驚詫的馬洪濤和我，放緩了語氣：「章弘，也許你的翻譯出了錯誤，你可以更正。」安全委員試圖通過把問題推給翻譯出錯，給我們一個台階下，把我們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主觀錯誤」，淡化為翻譯出錯的客觀問題。

主持人和我都被佩戴了耳機，隨時可以接受導播下達的指令，但是嘉賓一般都不佩戴耳機。就在此時，耳機里傳來製片人李彬彬冰冷刺骨的聲音：反駁他，央視的報道沒有錯！我看了一眼洪濤，洪濤示意由我反駁，因為安全委員畢竟點的是我的名字。於是我盡量耐著性子，和藹地對安全委員說：「您所介紹的國際慣例肯定沒錯，但那是發生在重大核泄漏事故而且會輻射時的規定，那種情況下肯定應該由政府相關部門統一發布信息。

現在並沒有出現可能會輻射的嚴重情況，而其他媒體已經在報道，甚至引發了搶購碘鹽的恐慌。所以此時我們的報道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正是因為有了我們的報道，才沒有引發進一步的恐慌。」

馬洪濤緊接著發問：「您認為如果福島第一核電站真的發生了核泄漏，核輻射會漂到來嗎？另外碘鹽真的會抗輻射嗎？」

安全委員原本陰雲密布的面孔逐漸轉晴，他開始根據福島所在位置的風向、氣候條件、日本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娓娓道來福島第一核電站即使出現核泄漏，也不會輻射到的科學結論。

耳機里傳來當班製片人溫暖如春的聲音：「哥兒倆，牛！」

第二天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暫停一切核電項目，重新探討安全問題。

華東地區亦無人再搶購碘鹽，武漢一名聰明絕頂的商人囤積了全市的碘鹽準備高價拋售，結果全部砸在手裡！

四年半以後的2015年11月11日中午，我們坐車進入了福島縣南相馬市，在即將進入雙葉町之前，陪同我採訪的黑澤先生和小林先生指著一家餐廳告訴我，這裡是最後一片人員可以居住和經營的地區，這是最後一家餐廳，再往前走，就要進入核污染無人區了。

我們下車走進了那家日西合璧的餐廳，每個人都為自己點了一份超大規模的套餐，我的那份里就有兩塊拳頭大的牛肉餅，外加堆積如山的圓白菜絲和雪峰般的米飯。餐敘間，儘管大家還在談笑風生，但是都有一種壯士斷腕般的悲愴情懷！

福島縣富岡町車站附近的中餐廳「桃源」

2015年11月11日當地時間下午1時，我們的座駕開進了雙葉町，道路兩邊全部被柵欄封死，汽車只能前行，可以左右轉彎的路口均站有至今依然穿著雪白防化服的警衛，嚴禁進入居民住宅區。偶爾發出的響動，偶爾閃現的人影，那是機械鏟車在清除被核污染的土地表層。

雙葉町，是這一帶遭受地震和海嘯襲擊最為慘重的一個鎮，2011年3月11日以後，這裡的居民再也沒有被允許回過家生活，只能允許臨時走進去，因為這裡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最近，它是第一個先後遭受地震、海嘯和核輻射三重打擊的村落。在雙葉町車站前，我們看到一家叫做「桃園」的中餐館，昔日的風采早已被摧殘得破敗不堪，昔日主人試圖建造「世外桃源」的夢想，也早已灰飛煙滅了吧。

然而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的雙葉町、大熊町其他廣大地區，目測上去並沒有被地震和海嘯摧毀了一切。那裡依然會有一面面紅色的旗幟獵獵招展，但那上面寫著「正在清除污染垃圾」，會有一塊塊黑色的圓包被整齊地排放著，那就是被包好的核污染垃圾，包括地表的黃土。這些黑色垃圾圓包成為行政主管部門和當地人民的苦惱，埋在地下會污染水源，無論試圖運到哪裡都會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而黑色塑料膜的絕緣壽命期只有10年，10年後該怎麼辦？

空無一人的雙葉町商業街入口

儘管面對威脅生命的核污染廢料無計可施，但是每一個黑色圓形核污染垃圾包依然被碼放得整整齊齊，站在好比城牆一般的核垃圾包前，你不得不對把即使是廢物也要擺放整齊的那個人群萌生敬畏。

走出雙葉町，放眼望去，一幢幢寬大雅緻的民宅，一間間五彩繽紛的商鋪，一棟棟乳白色的眼科齒科醫院，一座座或橘黃或褐色的銀行，紅白相間的加油站，藍黃相間的學校，個個都完好無損，片片都婀娜多姿，巍峨聳立。可是那裡沒有了人間，沒有了炊煙，沒有了車鳴，更沒有了琅琅的讀書聲。

如果家園被地震晃動得垮塌了，如果街道被海嘯沖襲得損毀了，人們也許還可以理解和接受，因為那畢竟是天災。而核泄漏核輻射，無論有多少理由去辯解，都只能算是人禍。民宅也好，商鋪也好，蓋起來需要積累一生的財富吧，那是多少汗水的結晶呀？

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出生的歡笑，操場上的奔騰，課堂里的琴聲，放學路上的打鬧，走上社會的莊嚴，節日里的團聚，忽然有一個下午，一切的一切都被迫停止了，家園不再是家園，必須撤離，必須搬出，必須與自己的昨天咫尺天涯。雙葉町、大熊町居民們的心，將會是怎樣地破碎啊？！

就在書寫這些文字的時候，網路上正在流傳《核電毀掉美國》《核電毀掉日本》的文章，議論伊始就犀利地指出了儘管日本四十年核電無事故，但依然無法阻擋地震和海嘯的襲擊，脆弱不堪！是否應該繼續發展核電，的確應該探討。即使沒有核泄漏，單獨因為發電而產生的核廢料如何處理，也應該是探討的主題。

但是對於日本福島縣雙葉町、大熊町、浪江町等被迫遷移的近十六萬居民來說，這些討論也許來得太晚了，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家園。他們被允許回去拿過一些必備的用品，據報道這裡的居民們都把自家的相冊、記載著家庭生活的錄像帶和DVD重新帶在了身邊。那裡面有著每個家庭的過往，而今天的他們連同住宅、車輛、庭院、草坪、森林甚至河流都失去了，相冊里的回憶成為他們唯一的財富。他們離開了故有的家園，他們不得不重新上路。

面對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唯一的道路，只有開創新的生活。

（本文節選自《大家看日本》一書，屬作者原創作品。圖片均由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提供。轉載請留言獲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