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36歲的醫生得了絕症之後

直面絕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假裝在紐約（mr-jiazhuang）

最近翻出去年在紐約買的一本書《當呼吸變成空氣》重新讀了一遍，和第一遍讀時一樣，深受感動、震動，因此很想把這本書介紹給更多的朋友。

書的作者保羅·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印度裔美國人，原本是斯坦福醫院的優秀神經外科醫生，前途無量，深受器重，得了很多全國性的研究獎項，還收到好幾所名校教職的Offer。

然而在2013年5月，36歲的他被確診患了肺癌。這個年齡的人，得肺癌的比例只有微小的0.0012%。

從那一刻起，他從救死扶傷的醫生成為了掙扎求生的病人。

脫下外科大夫的手術服，他換上了病號服，就住在他的病人們住過的病房裡。

在生命最後的22個月里，他拼盡全力寫下了這本《When Breath Becomes Air》。去世以後，書出版大賣，登上《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作者沒有花多少筆墨記錄自己日常的治療，也沒有借病痛做催人淚下的煽情，更沒有熬制熱愛生命的雞湯。

相反，他直視死亡的陰影，用冷靜又誠懇的文字寫下了他的思考——關於生命的目的，關於死亡的意義，關於人性、道德和哲學。

而這一切思考，因為他親身經歷了與死亡的搏鬥，也因為他曾經作為醫生目睹過許多生死，而顯得格外深入，格外有分量。

書一共分兩部分，其中後半部分講的是他患病後的生活和心路歷程。但我更喜歡的是第一部分，講的是他自己的成長和教育，以及在斯坦福醫院實習和擔任住院醫師六年多的經歷和感悟。

說一些書里讓我印象深刻的內容吧——雖然不可避免要劇透，但我相信看過我的簡要介紹以後，你只會更加想看原著。

而且雖然我這裡講了幾個故事，但書里還有更多我沒有講的故事值得你去細細品味。

1.

保羅從小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志向是成為一名作家。

他的父親、叔叔和哥哥都是醫生，但在斯坦福，他在四年的時間裡讀了英語文學學士、碩士和生物學學士三個學位，然後去牛津讀了醫學史碩士。

保羅接受的文學教育讓他一直苦苦思索道德、哲學、生命和死亡的意義，而他最終又棄文從醫去讀耶魯醫學院、並選擇做神經外科醫生的原因，是他意識到：

文學講述了生而為人的意義，而大腦，卻是構建所有這些意義的物理機制。

2.

醫生、尤其是神經外科醫生，是最忙最苦最累的工種。

醫學院的學生通常會在畢業后選擇那些掙錢多、輕鬆體面的科，對於神經外科，大多數學生都避之不及。

開始工作的頭兩天，保羅就沒有離開過醫院——因為太忙了。

後來的幾年，每天早上六點他就要到達醫院，周末也常常沒有休息。雖然按照法律規定每周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8個小時，但他實際的工作時間往往是100多個小時。

工作的時候，他努力保持精神抖擻，半夜時常常需要靠喝能量飲料提神。

可是一走出醫院大門，身體就鬆弛了下來。雖然從醫院開車到家裡只要15分鐘，但他常常連這15分鐘都堅持不了，好幾次走到停車場，就坐在車裡睡一會兒。

有時候回到家打開門，就躺在地板上睡著了。

3.

神外醫生不僅僅是每個醫院裡最好的外科醫生，而且是最好的醫生。

這句話，是保羅在書里寫的，充滿自豪。

神經外科大概是所有醫學門類里最難、對醫術醫德和完美主義要求最高的一科，因為神外醫生直接在病人的大腦上做手術，而人腦精密無比，每一個部位都有功能區分。

在保羅工作的斯坦福醫院，每一個神外醫生都被要求用左手吃飯，因為要保證雙手的熟練和靈巧。

手術刀偏離一兩毫米，病人就可能全身癱瘓，除了眨眼別的什麼動作都做不了。

保羅講到一個8歲患兒馬修的故事：下丘腦上長了腫瘤，不切除就意味著童年從此要生活在無盡的放射性治療之中，如果切除又有巨大的風險。

最後馬修的母親選擇了做切除手術。

四年以後，保羅又一次見到了馬修，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性情暴躁的小胖子，馬修母親的身上全是他抓出來的紫色抓痕。

原來，下丘腦掌管睡覺、飢餓、渴和性。在之前的腫瘤切除手術中，馬修的下丘腦受到了輕微的損傷，除了吃和發脾氣打人他別的什麼也不會了。

4.

當然，也常有奇迹。

有一個性情暴躁的中年男病人，腫瘤覆蓋了大腦控制語言的區域，保羅認為這樣的腫瘤鐵定無法在不損害語言能力的前提下完美切除。

但是，病人不依不饒，一定要做手術。醫院沒有辦法，只能答應。

一般做腦外科手術的時候，病人是保持清醒的，因為醫生需要病人的配合，不時試探各個部位看病人的反應。

在整個手術的過程中，這個中年男人一直催促保羅加快速度，甚至一直罵罵咧咧：快點，快點，把這個該死的腫瘤從我腦子裡摘出去！

到最後他發現保羅停了下來，更加生氣了：你這個白痴，停下來做什麼？我叫你快點把腫瘤摘掉！

保羅指指一旁已經摘下來放在培養皿里的腫瘤，說：手術已經做完了。

是的，手術很成功，病人已經切除腫瘤的大腦煥然一新，彷彿在閃閃發光。

只是唯一不能用醫學來解釋的是：為什麼在做了這樣一個手術之後，這個病人的語言能力一點都沒有受到影響？

保羅在書里幽默地寫道：也許大腦負責語言的區域和負責罵街的區域，是不一樣的吧。

5.

作為醫生，保羅日常需要面對許多生死時刻，承擔巨大的壓力和重負。

有一次，一個嬰兒出生時沒有大腦，保羅無奈地對嬰兒的母親宣布，這個孩子活不下來。

下班開車回家的路上，他打開電台，聽到新聞說加州大旱。那一瞬間，他的心底像被什麼觸動，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

保羅的妻子露西也是醫生。在他們還在實習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們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看一堆病人的心電圖，那是他們的培訓材料。

在看到其中一張圖的時候，露西哭了，因為從那些不規律的線條上能看出來病人心律失常，最後心搏停止。

也就是說，在他們看到那張心電圖的時候，那個病人早就已經離開了人世。

儘管那只是一張培訓用的心電圖，不知道屬於誰，但是一個生命的逝去，仍然讓露西感到痛惜。

6.

保羅說，他永遠記得自己第一個死去的病人。

那是一個82歲的老太太，看上去身體健康充滿活力，在後來的屍檢中發現，她的身體器官年輕得像是只有50多歲。

老太太是因為便秘而去的醫院，結果發現是腸梗阻。一個晚上，連續工作了十多個小時的保羅在確定老太太病情穩定以後離開了醫院。

結果半夜的時候電話響了，老太太病危，他匆匆忙忙趕回醫院，在緊急救治處理之後把老太太送進了重症監護室。

之後的十幾個小時，保羅一邊處理急診室里掙扎求生的另一個病人，一邊牽挂重症監護室里生命體征越來越弱的老太太，兩邊奔跑。

等到老太太的病情逐漸穩定下來，他終於能夠離開醫院回家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傍晚5點鐘了。

兩個小時以後，7點鐘，電話又響了：老太太又昏迷了過去，重症監護室正在給她做心肺復甦。保羅再次沖回醫院，看到老太太又被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這一次，他不敢再回家，在醫院外面隨便吃了點東西。到8點鐘，他再次接到電話：老太太最終沒有撐過去，走了。

保羅說，對醫生來說，死亡帶來的壓力和悲痛每時每刻都在瀰漫。

「有時候，你把它們當成空氣一樣呼吸了進去，根本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可是另外一些時候，重壓讓人窒息，我就像是被困在夏天的熱帶雨林里，淋濕我的除了汗水，還有家屬們傾瀉的眼淚。」

7.

但是，死亡見得多了，難免習以為常。

保羅在斯坦福醫院實習的時候，有一個女同學Mari。

有一次，Mari被安排協助做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手術，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在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之前，醫生通常會在病人的身體上開一個小口，觀察一下癌細胞是不是已經擴散。如果是，那手術就沒有意義了。

當時Mari已經長時間工作，精疲力盡，一想到一旦開始手術，就需要在手術室里再站上九個小時，所以她在心裡暗暗祈禱，希望病人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無可救治。

結果，如她所願。病人身上的刀口被重新縫上。

Mari先是如釋重負，她終於可以回家了。但是很快，深深的羞恥和自責湧上了她的心頭。

她衝出手術室，跑到醫院的走廊里，坐下來嚎啕大哭。

8.

工作的第一年，保羅羞愧地發現，自己對死亡這件事也逐漸習慣乃至麻木了起來。

很多時候，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地和病人一起親歷那些生死攸關的時刻，而只是像一個冷漠的旁觀者。

不是「in those moments」，而只是「at」。

有一次，他正在醫院餐廳吃午餐——一罐健怡可樂和一個冰淇淋三明治，一個騎機車遭遇交通事故的年輕人被送進了急診室。

他把冰淇淋三明治往電腦后一扔，就沖了過去。

在搶救了三十分鐘以後，那個年輕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生們沒有能夠挽救他的生命。

就在這個時候，保羅想起了他那塊冰淇淋三明治。在一個同事的掩護下，他悄悄溜回辦公室，把已經融化的冰淇淋放進冰箱速凍。

半個小時后，那個沒有被搶救回來的年輕人的家人來到手術室和遺體告別。

同一時刻，保羅打開冰箱，吃起了那塊被搶救回來的冰淇淋三明治。

「真好吃，」他這樣想，但同時在心裡深處的某一個角落他又悲哀地意識到，成為醫生短短几個月以後，他的道德水準並沒有提升，反而大大地退步了。

9.

幾天以後，他聽到一個噩耗，他在醫學院的好友同樣在交通事故中去世。

那一刻，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了，「交通意外去世」不再是一句沒有意義的話，而變成了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畫面浮現在他的眼前。

他意識到自己對病人失去了同情心（Failed Empathy），只是把一個個病人當成必須完成的工作，機械地給他們做治療，卻往往忽視了他們身體和心靈上所承受的痛。

「作為醫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畢竟人終有一死。我的最高理想，應該是引導病人和家屬去理解死亡和疾病。

一個頭部遭受重創而血流不止的病人被送到醫院后不治，家屬會怎麼想？

是覺得醫生已經儘力而平和地接受，還是覺得醫生沒有儘力而從此帶著痛苦和遺憾？

神經外科醫生和家人的第一次對話可能會永久地決定家屬態度的差異。

當手術刀無法施展的時候，語言是外科醫生唯一的工具。」

從此，他調整了自己面對病人時的態度和心境。

病人所要簽署的手術授權書，在他看來不再只是對風險的提示，而是醫生和病人所立下的契約：我們要並肩作戰，我承諾盡我所能，帶領你到達健康彼岸。

10.

每次在給病人的大腦動手術前，保羅會試著理解病人：

他的心裡是怎麼想的，他的身份，他的價值，是什麼讓他的人生有意義？

對病人用情太深，給了他沉重的情感負擔，一旦手術失敗帶來的負疚感難以迴避。

但他覺得是值得的，因為他從此不再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從事這份工作，也不再懷疑這份工作的價值。

而這些負擔，也正是醫學如此神聖的原因——醫生選擇背負起別人的十字架，不管不顧自己被十字架的重量壓垮。

很多醫生都會有同樣的負疚感和責任感。

有一次，保羅的一個醫生朋友Jeff，因為沒有能夠救活自己的病人而跳樓自殺身亡。

聽到這個消息，保羅覺得非常內疚。他說，他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在Jeff做完那次失敗的手術、走出醫院大門之後，陪在他的身邊，和他討論生和死的意義。

「病人的生命也許有賴於我們，但死亡總是會獲勝。即使你是完美的，但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

11.

得了肺癌后的保羅，同樣經歷了許多絕症病人會經歷的幾個典型階段：

從拒絕相信，到感到憤怒，到內心深處和命運討價還價，到不可避免地傷心絕望，再到無奈而平靜地接受。

在接受治療之後，他的腫瘤一度得到了控制。在醫生的允許下，想要重新尋找生命意義的他又穿上了外科手術服，回到斯坦福醫院繼續每天16小時的工作。

一個星期四的晚上，他帶著一堆CT掃描圖回到辦公室，裡面有病人的檢查結果，還有一張是他自己的。

8點，他看完病人的CT圖，攤開了自己的那張圖。那上面，顯示有一顆新的腫瘤長了出來。

這一次，他沒有害怕，也沒有憤怒，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第二天，他上完最後一天班，做完最後一個手術，揮揮手和同事們告別。

這一次，他在內心深處知道，自己將永遠地告別熱愛的手術台。

12.

作為一個醫生，保羅經常需要作出判斷——

哪些病人是可以救的，哪些是救不活的，還有哪些是不應該救的。

比如，有些病人的病情已經到了晚期，把他們送進手術室，即使能維持生命，他們也會變成植物人，再不能說話，生活無法自理，從此要靠導管生存。

像這種情況，保羅認為就是比讓病人死去更嚴重的過失。

當保羅自己的病情急劇惡化時，他同樣選擇了放棄治療，在妻子和家人的陪伴下，接受嗎啡注射告別了人世。

他爭分奪秒寫下的這本書，其實並沒有完結，就畫上了匆忙的句點。

書的最後，是保羅深愛的妻子露西寫的後記。

她這樣寫道：保羅帶著優雅面對疾病的每一個階段，但是這種優雅不是虛張聲勢，不

是對於自己能「克服」或「擊敗」癌症的虛假信念。

「直面絕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愛——袒露自己的脆弱，滿懷善良、慷慨與感恩。」